劉 榮：當好新時代民族團結的踐行者 促進者 守護者：中國民族工作的新趨勢

作者簡介：劉榮，雲南民族大學黨委副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刊發：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18.2

由於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中國共產黨秉持土地革命時期形成的與少數民族結成政治統一戰線的傳統，堅定不移地堅持民族平等、團結和各民族共同奮鬥的原則，實現了動員、團結、領導一切追求進步的愛國力量，開闢了中國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新時代，確定了處理民族關係的原則——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並載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和法律中。始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中國共產黨不斷地強化、豐富並發展著這彌足珍貴的平等、團結、互助和共同發展繁榮的理念。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如何更加科學、高效地做好民族工作，更好地服務於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是亟待從理論到方法論方面做進一步的思考、闡釋並密切聯繫實際，加以實踐的重大課題。

理論源於人類在生存實踐中的不斷觀察、思考與歸納抽象，實踐又總是在特定的理論指導下開展。理論的意義就在於具有指導對客觀現實問題形成正確的認識、在實踐中對所存在問題形成行之有效的解決的功效。理論經實踐檢驗不能很好地實現這一功能，只能說明這所謂的理論不成立。時空不斷變化的特點，決定了實踐、理論始終處於發展進程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工作是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指導下開展的，一代代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密切結合中國實際，指導中國民族理論研究者不斷豐富和發展民族理論，根據時空變化的特性創新著民族工作的具體指導思想和方式方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民族工作關乎大局，做好民族工作，頂層設計要縝密，政策統籌要到位，工作部署要穩妥」的思想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理論和方法創新指明主方向。筆者認為做好民族工作創新化，實現治理經驗政策化、實施團結進步示範化、推進中國智慧國際化的新發展，就能切實做到「將各民族一家親的信念播撒到更多人的心上，當好新時代民族團結的踐行者、促進者、守護者」。

一、民族工作創新化

伴隨科學研究不斷向深度拓展的是學科專門化程度呈現出越來越細的趨勢，與之相伴的是日漸突出且無法迴避的知識碎片化現象，而且這一趨勢與社會分工的發展呈現較強的一致性，以致要達成對某一特定自然／社會現象或問題的全面認識必須仰仗於多學科之間的合作。為此，建立學術共同體就成為一種必然的要求——需要多學科學者共同協作，完成對特定問題形成全面、深刻的研究。遺憾的是，現實中結成親密無間的學術共同體並未能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更多地表現為眾多學者個體欲通過努力突破單一學科知識、理論的局限以實現跨學科研究的努力。然而，學者個體為跨學科或可謂之跨界的研究在理論上可以獲得成功，但是在實踐中卻難以如願，因為很少有人能夠完全掌握多個學科的知識、理論並在具體研究中加以精準地運用。具體表現為：其一，在從單一視角觀察和剖析某一特定客觀現象或問題越深刻的同時，卻愈發限制了對相關性的揭示，導致難於形成有效解釋／闡釋現象或問題產生、存在的原因和準確解決問題之道；其二，多學科共同參與對同一現象或問題的觀察和剖析的過程中，由於視角、理論、方法論等方面的學術傳統差異制約了彼此認識形成有機整合，更多的時候表現為各持己見，易於傳導出人文社會科學對現象或問題的認識無標準的模糊信息，加大了對所存在問題形成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的難度。因此，從根本上說，很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顯然存在著多種理論學說爭鋒下不能有效指導對客觀現象形成統一認識、更難以形成有效解決客觀問題之道的窘境，普遍存在著理論與現實兩張皮，各吹各擂、各吹各打、自說自話這種現象。現實中，關於民族、民族問題的研究以及為科學處理民族問題、民族關係而開展的民族工作顯然是受到深刻影響的。

中國的民族工作是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涉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各個領域。黨的十九大報告中 「民族宗教工作創新推進」的要求，準確反映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要從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高度認識習近平新時代民族工作思想創新發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入研究、系統闡述習近平新時代民族工作思想的創新發展的精神實質，推動形成新時代的民族理論體系。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各個歷史時期的實踐中，形成了既一脈相承、又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目前學術界佔主導地位的民族理論體系主要是各個歷史時期 （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前30年）民族工作實踐成果的總結和概括，對推進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民族工作創新理論實踐的總結提煉，形成與習近平新時代思想精髓相適應的話語體系，釐清本領域實際存在的不少理論觀點和話語體系依舊陳舊、理論與現實脫節現象十分嚴重、學術話語跟不上實踐創新，既不能準確反映中國民族工作所取得的新成就新進展，也不能有效指導下一步的民族工作實踐的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基礎。時代要求以深入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為契機，儘快形成與習近平新時代民族工作思想相適應的理論體系、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

中國民族工作內涵豐富、外延較廣，其對象、內容涵蓋方方面面，分別涉及民族學、人類學、政治學、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眾多學科。究其本質，就是指正確認識民族和民族問題、處理民族關係和解決民族問題等治理事務的一切工作。中國的民族工作是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指導下開展的，既涉及民族理論與政策的學術研究、工作實踐、宣傳教育，還涉及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維護和促進民族團結，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權益，幫助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更好地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等。但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方法開展民族工作，取決於有什麼樣的民族觀和民族理論，因此，必須從學理上、方法論上釐清各種關係，實現民族工作理論的創新發展，增強民族工作方法論的實效性，切實履行好新時代民族工作所肩負的使命。

自1840年中國封建王朝閉關鎖國策略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以後，中國的學術、科技研究逐漸地、被動地被引入全球視野，面對深重的民族、國家危機，洋務派以自己的實踐試圖改變不利局面，睜開眼看世界以期尋求拯救困難中國的人們開始走出國門、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人文思想以及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科學、技術的無國界性這一突出特點，使得簡單借用西方的成果在中國的實踐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但是，植根於特定文化生態環境、成型於不盡相同的歷史的人文思想、社會理論和方法則無法迴避於各自所處文化生態環境的制約和直接影響。人文社會科學對於文化生態環境具有較為特殊的要求的特點未被深刻地認識到，導致諸多簡單借用到中國以指導實踐的嘗試雖然取得了一定成功 （如古典進化論的借用等），但更多的是未能取得如願的效果 （如政體、國體的形式學習和借用等）。社會學最初在中國的實踐，作為先驅人物的老一輩學者們為尋得改變中國悲慘命運之利器，在西方各種社會理論中反覆比較後選擇了功能主義，儘管在功能主義的引導下加深了對彼時中國社會現象和問題的認識，但最終還是沒能成功地實現對舊中國的改造，直到費孝通先生用中國人的眼光發現了傳統中國社會結構之突出特點，並有效指導了對中國人際關係現狀所體現出來的中國社會結構和運行的認識，才有效地指導了對中國農村的局部改造。遺憾的是，費孝通先生開創性的探討模式或精神沒有得到最大的繼承。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西方學術思潮湧入，大有亂花漸欲迷人眼之勢，學術界中形成了以引用或借用西方理論說明中國問題、中國現象的習氣、俗氣與時髦，而且其中不少人貌似成為學術話語的主導者，以致於產生很多不接中國地氣的觀點，影響、干擾到對中國問題的正確處理。這種現象在民族問題研究領域較為突出，一方面使得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的確獲得了積極發展，而另一方面中國風格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卻鮮有問津。在西方民族、國家學術思想影響下產生的一些民族問題研究成果並未能深刻地反映中國民族問題的實在，在這類思想和理論影響下開展的一些民族工作也因水土不服難以真正產生顯著效果。立足於中國實際，用中國文化眼光、中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觀察和分析、闡釋中國民族、中國民族問題，才能形成有效指導中國民族工作實踐的理論，才能步入建構中國話語體系的正確軌道，探索出正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民族關係、民族及民族地區健康發展之道，時代呼喚中國民族理論研究和中國民族工作方式方法的創新化。

促進民族工作科學化的發展勢在必行，必須在民族工作的方式方法上形成創新。新時代中國民族工作必須要向專業化方向創新發展。「專業化」就要求有專門的研究和分析工具，缺少專業化工具的研究人，更多的不過是運用一般價值知識泛泛而論。從 「結構性」的層次即 「政治正確性的確定性不確定性」來看，確定性好理解，不確定性除了絕對對立外，還大量存在著對 「政治確定性不感冒」，但實際上恰恰反映了中國民族關係的一些社會變化。並非否定政治正確，而是需要重新認識、重新建構、重新定義中國民族工作的政治確定性，進一步完善之前的政治正確以建立新的政治正確。政治正確性之爭的背後是中國社會的變化，在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後現代社會結構性變化的背景下，社會的生產方式、經濟結構以及生活方式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地區之間、人群之間的差異化程度不斷加深，地處邊疆的少數民族地區更因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速度差距而不斷被東部、中部發達地區拉大了。為了能夠實現同步進入小康社會的預期目標，必須從發展制度設計，以及方式方法上加以完善。

從技術層面上看，人們的行為變化可以通過適當的技術手段加以控制，政治在人類社會中發揮著控制人的思想和行為，進而控制整個社會的功能。在科學意義上，對人的執政思想意識和執政行為進行正確的設計和規範，就能夠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對人的政治思想和行為進行符合科學精神的干預、施加正確的影響併產生正向的引導是可行的。在信息化時代，充分合理地利用大數據、互聯網是可以對人的政治行為產生成功的預測、研判、干預和引導、促進的，在中國民族工作中可以運用大數據建構起科學的指數指標系統，以衡量並促進中國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事業：一是要把執政意識、執政心理意義上的心理和行為轉化成可測算數據，精準地測出執政行為的社會價值以及政治觀念，執政行為方面的偏好與質量效益；二是把執政意識、執政心理、政治心理測試，從理論環境轉化為通過社會行為，網路行為，數據行為並完成測試。藉助大數據以及移動終端等進行大規模的相關省區市、地州市盟、縣市區旗工作實踐效能測試，把執政結果、政治心理測試進行全樣本的調查與測試，能產生出前所未有的中國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工作決策過程、結果監測系統，並大範圍地預測和評估執政的行為和成效；三是在大範圍執政行為結果政治測試的基礎上，透過指數指標第三方公開排序，對執政區域執政行為實施 「一地一事一策」 式的精準影響，可改變過去那種 「媒體轟炸」「大水漫灌」式的工作方式，變 「大眾傳播」 為 「小眾精準指導傳送」。這樣一種新的革命性的技術工作手段，是一種對人類社會、政治、智力產生深遠影響的方式。民族團結進步科學評價指標指數體系的建立，有助於更好地踐行 「當好新時代民族團結的踐行者、促進者、守護者」。

新時代要更進一步地協調好民族關係，必須加強關於民族工作的科學研究，大力培養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接班人和促進者。要在包括民族院校在內的全國高等院校開設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政策課程（包括理論知識學習和實踐教育）；要以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單位為載體，建立全國範圍內的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人才培養教學基地；有條件的地方要建設民族團結進步的實踐教育基地，要在有條件的高等院校招收習近平新時代民族工作理論、民族團結進步理論與實踐的碩、博士研究生；要按照《教育部和國家民委關於民族團結進步指導綱要》要求，讓民族團結進步示範教育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各級各類學校要上好民族團結進步示範課、民族理論政策課。雲南民族大學在民族工作創新方面先行先試，不僅率先成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而且於2018年在全國高等院校第一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位點招收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方向碩士研究生，公共事務管理學位點招收 「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方向碩士研究生。

二、治理經驗政策化

經過長期的科學探索與實踐，中國的民族工作水平和質量與時俱進，不僅真正取得了實現了民族平等這一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成就，凝聚了全國各族人民熱愛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心與力，而且前所未有地促進了各民族地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建成並不斷鞏固和發展著各民族一家親的和諧民族、社會關係。回顧歷史，不忘初心，認真總結民族工作的得與失，把行之有效的治理經驗政策化，有助於促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更好發展。民族工作政策不是設定目標去論證，也不是按現成既有模型去索驥，而是在科學民族理論指導下對工作實踐的歷史進程、歷史經驗進行概括，並從其中獲得邏輯性的工作解決方案，形成客觀存在且可驗證的政策工作體系和實踐成果。治理經驗與治理政策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是民族工作發展的兩條基本線索在同一條發展道路上的顯現，兩者是時近時遠、在實踐中相互交叉、並行不悖的理論認識與政策工作線。

現實中，往往忽視治理經驗與治理政策間的差異，由此造成治理經驗與治理政策方法難以形成有機統一體，兩者之間難免出現相互排斥與干擾的現象。事實上，治理經驗與治理政策分別適應不同的時段，新時代需要民族工作研究者致力於實現治理經驗化向政策化的轉移。一旦理論價值政治哲學的理論認識確定後，就要沿著既定的方向探索前進，當面對各種現實問題時，必須依靠實際工作經驗、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問題，在此基礎上揭示問題的各種相關性並形成凝練和歸納總結，以期為解決不斷出現的其他各種問題形成可資借鑒的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工作之道。兩者在實踐、經驗總結的進程中不斷相互促進，最後形成反映客觀存在變化的認知與實踐模式——治理經驗，並從管理學、政治學的層面加以固化，實現經驗向政策的轉變，更好地指導進一步的實踐。

歷史證明，正是由於各民族間不斷地交往交流交融，才形成了我國各民族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脈和文化聯繫，共建了中華各民族的共有家園——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時代民族工作就要從治理經驗上研究、總結促進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功之道，積極研究構建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的相關理論與方法，探索推進民族團結進步示範教育人文化、大眾化、實體化的治理政策改革，探索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在全國形成省區市、州地市盟、縣市區旗、鄉鎮及以下的多級聯動政策格局，不斷改善各民族共居、共學、共事、共樂的共生共榮條件與環境，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完善的政策，使各族人民在全中國更好地共同創造美好幸福生活。

治理經驗政策化是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社會價值體現，是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外化，堅持治理經驗政策化體現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意義。治理經驗政策化需要從人類優秀文明治理傳統中尋找新時代的突破口，促進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治理經驗政策化是民族事務治理的前提，是優秀文明治理傳統的經驗核心，治理傳統所提供的思想資源，是任何一個現代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載體，是一切發展中理論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

治理經驗政策化所展現的態度和格局，是政治、經濟、文化的複雜結合，是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相互作用的結果，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對民族關係制度、民族社會發展等方面具有決定性作用，塑造著民族經濟社會生態和民族文化生態。如果認識不到民族治理經驗政策化的政治邏輯，不把它作為民族團結的示範方式，當做問題的目標去抓，就往往會無意間觸動民族發展的和諧結構，導致民族內部的動亂。

民族事務治理能力建設是實現民族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民族事務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和落實。治理的的經驗政策化體系的構建必須始終緊緊圍繞 「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實現治理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法治建設是建設現代化的民族事務治理體系、治理經驗政策化的出發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抓手和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治理民族地區，光有治理體系，沒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體系也難以發揮作用。」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提升，需要治理經驗因地制宜向政策化轉變和提升。

治理經驗政策化是黨的十八大以來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民族事務管理中的具體化和科學化，是根植於中國大地、世界視野，作用於新時代、迎接新挑戰的中國民族事務管理的新思想，是中國共產黨新時代民族工作的新理論、新命題、新高度，是民族工作的重大政治主題和重大理論議程。治理經驗政策化是以民族團結為理論核心，以民族經濟進步發展為主要手段，通過文化基因、歷史淵源、政治制度等多元方式，促進中國各民族通過交往交流交融，實現平等、團結、公平、公正，最終使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生活的制度化構建。治理經驗政策化既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又是民族區域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新里程，也為國際民族治理提供經驗和借鑒。實現治理經驗政策化，一方面，要研究中國共產黨民族事務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不僅要將關注點放在民族地區的經濟、人才、資源上，更加要重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民族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不僅要充分發揮傳統研究方法的價值和經驗，更要避免缺乏實證分析和數據論證，避免出發點與實際結果的出入。要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著手，注重民族事務治理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通過民族工作治理經驗政策化的深入實踐，實現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新時代面對新形勢新任務，要運用人類學民族學研究專業化水平的提升，提高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提升民族工作政策的政策化、方法論能力，把屬於民族工作治理經驗的認識政策化，從對方向道路、意識形態、價值觀的一般性論述，轉化為應用人類學民族學形成政策，找出方法，解決具體的問題。民族的問題、人的問題需要具體地運用民族工作治理經驗政策化的方法加以具體解決。更多的不是停留在敘事講理，而要通過適當的政策去辦、去引導，去解決問題，只說對與不對是遠遠不夠的，需要民族工作治理經驗政策化去解決事成不成的問題。治理經驗政策化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選擇，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貫徹 「八個堅持」的重要部署，落實做好民族工作的政治方向、制度設計、工作主題、精神紐帶和目標任務，尊重這一符合歷史規律、符合國情、順應人心的正確選擇，做好這一體現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反映各民族人民的共同願望的工作。要進一步完善黨關於民族工作的具體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不斷推進民族事務治理體系的規範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加強民族工作研究、治理經驗政策化、方法論的價值取向，把治理經驗政策化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在解決現實人的問題、民族問題中，發出治理經驗政策化的主張，用民族工作治理經驗政策體系創新，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事業的發展。

三、團結進步示範化

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偉大創舉，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題中應有之義，是民族工作理論的重要內容。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是全中國範圍內的共同事業，並非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獨有事業。民族團結進步不僅是團結進步本身，還是各個地域、區域競相示範，你追我趕，共同彼此示範的事業，不僅是中國特定區域示範的事業，更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以團結進步示範的態勢呈現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事業。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化理論不僅包括「存在空間、核心、基礎、主體與主導群體、物質保障」等，還包括工作準則、共同方向、根本保障、主要載體、關鍵內容、重要方式、優秀傳統，尤其是有力保證理論政策正確實施的有效手段和措施。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存在空間。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裡，各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需要，主要通過國家來滿足，國家在社會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代表各民族發展前進的方向、未來和保障。它把分散的各民族成員聚集為整體，組織各民族在共同目標的旗幟下團結奮進，國家的統一團結是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原動力。國家發揮整體作用是把各民族團結起來的合理性、規範性和科學性的必要條件。各民族生存、經濟生活、心理和精神文化的差別，形成了各個民族，在統一多民族國家範圍內結成相互關聯的人的社會網路，國家據此構成相互關聯的體系，有序穩定地協調各民族成員之間的相互關係 （各民族內部和外部之間的人與人、民族與民族、民族與社會、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各民族團結進步的平台，各民族成員彙集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通過良性互動、友好相處、密切聯繫，為共同的目標努力獲得平衡，各民族之間的團結進步得到保證。也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眾多的民族行動不斷得到協調和整合，使目標得到集中和統一，各民族成員的人力資源和其它資源發展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滿足。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作為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存在空間時，各民族成員「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的關係得到強化，各民族通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斷實現交往交流交融，實現團結進步，避免族際內耗、民族行為失常破壞國家的整體效率。

中國共產黨是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領導核心。堅持黨的領導是實現民族團結進步示範成功的根本保證，也是各民族大團結的根本保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線。做好民族工作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黨的各級組織和政府要把民族工作擺上重要的議程，堅持從政治上把握民族關係、看待民族問題。各民族幹部都要以黨和國家的事業為重，以造福各族人民為念，齊心協力做好工作。」

憲法和法律是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根本保障。新時代需要深刻總結處理民族問題的經驗教訓，依法堅持治理民族事務的方法和制度，全面推進並執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是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事業的根本要求。

堅持並貫徹落實好民族政策是做好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事業的工作準則。民族團結進步示範是一項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很強的工作，民族政策是認真貫徹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理論和路線方針。大力推進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事業，促進中國和諧的民族關係，總結、提煉、形成。運用中國民族工作的成功經驗、示範榜樣的工作準則、工作原則，民族政策具有增強、增進各民族人民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

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標是實現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共同方向。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標構成了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共同方向，使作為主體性存在的民族，通過族際聯繫與交往，通過合作的方式創造出各自所需的物質利益，保障各民族的生產和發展。共同利益、共同富裕使各民族共同和諧發展，既處理好了 「大家庭」內的民族關係，又促進了 「大家庭」的鞏固發展，把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進一步凝聚，形成同心實現中國夢的強大正能量。

全國全域各族人民是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主體力量。全國全域各族人民群眾構成中華民族的主體，代表中華民族，各族人民群眾的利益就是中華民族的利益，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主體是全國全域全體中國各民族人民群眾。在民族的基層社會生活中，民族代表人士是民族團結示範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社會整合、造就社會自我組織，自我形成秩序的重要社會力量。要建立並加強領導幹部直接聯繫少數民族代表人士制度，各級政府和部門要加強協同配合，不斷鞏固和發展業已成成的全域、全國、全民族、全社會通力合作抓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事業的格局。

滿足各族人民對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前提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實現小康，少數民族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掉隊」，要進一步協調好中央與地方、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資源配置，建立有效的幫扶關係，讓先進者的示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馬克思指出：「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繫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作協作。」「這裡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也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生產力的發展在推動協作發展的同時，協作也反過來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演進與分工協作緊密相關，分工導致交換的產生，交換又進一步推動分工的發展，交換過程中產品的供給與需求的匹配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協作的結果。分工與協作把一定地域的民族聯繫起來，各民族在分工與協作的過程中，構成了或大或小的經濟聯合體，各民族在分工與協作的過程中，構建了生存與發展的基本矛盾，這個基本矛盾——各族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實現的前提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不斷豐富完善差別化支持政策，把民族八省區納入「一帶一路」建設並給予重要定位，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對 「推動民族地區健康發展」「推進邊疆地區開發開放」單列成節、系統部署，實施 《「十三五」促進民族地區和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興邊富民行動 「十三五」規劃》，特別是優化財政轉移支付和對口支援機制，把對口支援、頂崗扶貧、東西協助作為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工程。據統計，「十二五」時期民族八省區減少貧困人口1712萬，減貧率437％；經濟總量達747萬億元，增長78％；地方公共財政收入達8886億元，翻了一番。

創建示範區和示範單位是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主要載體。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創建工作是黨的民族理論、政策、法規在中國大地的偉大生動實踐，極大地增強了各族人民珍惜和維護民族團結的自覺性、堅定性。「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的思想要更加深入人心，「五個認同」觀念要紮根中華大地，自覺維護民族團結的意識要融入 ５６個民族大家庭中，更加要總結好、運用好、發展好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創建工作的成功經驗，深入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民族團結，使各民族心連心、手拉手的好傳統代代相傳。要創新宣傳教育理念和方式，強化思想陣地建設，採用少數民族語言和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引導各族群眾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真正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畫出最美同心圓。要立足實際，採取適合本地區的方式方法，選擇合適的載體，實行分區聯創，往基層傾斜。創建經驗和規律要擴大覆蓋面，突出幹部、青少年、知識分子、信教群眾群體、宗教場所、重點行業、窗口單位、新型經濟社會組織。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創建要進景區、進企業、進園區、進市場、進新型經濟社會組織、進民營企業。把創建工作和就業結合起來。機關創建主要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和法律。示範區和示範單位建設要努力解決差別化的問題，因地制宜的開展工作。要把創建的經驗集成化推廣，菜單化、項目化、品牌化推廣。創建工作除工作經費外要有項目經費投入，要整合項目，建設國家、省區、州市地盟、縣市區旗國家項目庫。要研究跨區域、跨行業的協同創建，創建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帶，開展州地市盟、縣市區旗間、鄉鎮間聯通、聯動創建示範帶，創建工作要融入到國家的重大戰略 「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京津冀經濟帶」等協同發展國家區域性戰略中。

建設共有精神家園是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關鍵內容。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推動民族地區文化事業及產業的大發展、大繁榮，充分汲取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養分，創造性地使其積極的精粹部分轉化為唱響 「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築中國夢」的主旋律，凝心聚力，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建設各民族共享的優秀中華文化，通過文化建設促進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抓好青少年群體，把民族團結、愛我中華的種子播撒到每個孩子的心靈深處，使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觀念紮根千家萬戶，紮實構築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重要方式。中華民族是一個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符合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只有堅定地推動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才能保障國家長治久安和繁榮發展。要修訂 《示範區和示範單位管理條例》，把新時代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以後形成的交往交流交融、建設共有精神家園、民族事務治理的新要求、新內容補充進來，以結構為導向，強調分類指導，創新指標設置、特色指標設置、調節性的指標設置，建立動態的示範區和示範單位管理機制。交往交流交融不能停留在微觀層面上，要在中觀的、微觀的、宏觀層面上對交往交流交融進行理論上、實踐上的探索，進一步研究交往交流交融的方式方法。暢通各民族交流發展的渠道，做到基礎設施聯通，民心相通，政策貫通，打破各民族發展、民族融合中要素的壁壘，促進要素的流通，發揮經濟、文化、社會、心理的潛能，縮小差距問題、營造貢獻共事環節。把網路建設成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平台，加強健康內容生產與主流信息的傳播，利用「互聯網 ＋」做好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品牌，打造「中華民族一家親」豐富多彩的品牌活動，開展包括民族參觀團、民族體育運動會、多彩民族旅遊活動，民族聯誼活動等，以好的方式、載體進一步規範提升建設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民族家園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堅持團結——進步——示範這一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優秀傳統。各個歷史時期，革命和建設任務不同，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基礎也就不同。在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共同基礎是進一步鞏固祖國統一，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各個歷史時期，中國民族呈現有不同的特點，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經歷了從 「直過民族」——「跨界民族」——「一帶一路」的國際民族發展研究的歷程。自馬曜先生提出 「直過民族理論」以來，「直過民族」與各民族相互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從未間斷，「直過民族理論」重點針對「直過民族」貧困面大、貧困層度深、人口數量少的特點，主要是解決團結——進步以 「團結」為重點的問題。 「跨界民族」是中國民族的又一特徵，「跨界民族」有流動性和選擇性的特點，存在地緣認同高於民族認同，家族認同、血緣認同高於地緣認同，民族認同高於國家認同等特點，針對「跨界民族」的特徵解決民族問題的重點是解決團結——進步以 「進步」為重點的問題，特別要通過團結——進步——示範的有序推進，努力增進「跨界民族」血緣認同、家族認同向——地緣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前進的速度與程度。當前中國的 「直過民族」、 「跨界民族」生活有所改變，但跟周邊國家相比是否一直保有優勢，是否一直保有團結——進步——示範的顯著特徵要引起足夠重視。在推進 「一帶一路」願景過程中處理國際民族關係時，新時代更要高度重視 「直過民族」與「跨界民族」在社會政治經濟發展進步的特殊價值，把 「直過民族」「跨界民族」作為民族地區團結——進 步——示範以「進步」為重點，以「示範」為目標的重要群體，解決好 「直過民族」和「跨界民族」的核心問題，使人心相通、民心相通，通過心通、法通、話通、字通、文通、路通、電通、水通、網通等工作，促進 「直過民族」「跨界民族」的大發展，通過 「直過民族」 「跨界民族」的大團結、大進步、大示範，促進並保障邊疆的穩定，「一帶一路」願景的順利實現。要整合資源，聚焦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工作主題，優勢互補，合作共贏，把國內的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事業延伸擴展到國際間的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合作。

「五位一體」綜合評價指數第三方公開排序是推進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的有效手段。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事業一是要展示民族地區的富強。民族地區的生活要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產業方式也要由單一走向多元。二是要給各民族一個相互交流的平台、互相學習的平台。通過平台的交流、發展促進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化建設的進程。三是要體現民族地區的進步。進步的核心就是公平、民主、正義，要通過制度創新安排，保證民族地區人民的平等參與權利和平等發展權利，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民族地區人民的根本利益。四是要體現民族地區的文明。民族地區是多元文化的匯聚地，是新時代建設發展的重點，是 「一帶一路」 建設的重要節點，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都在發生著深刻變化，要滿足立體式民族發展繁榮新的思路和方向。五是要體現民族地區的和諧。只有全社會實現了和諧發展才能促進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和諧發展，民族地區的和諧就是要實現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使人與環境之間建立起協調穩定的關係。六是要以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解決好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構建民族地區的和諧穩定發展。七是要體現民族地區的美麗健康。構建起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化倫理形態，實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內在價值理念，把民族地區的生態文明實踐作為民族地區人們的思維方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八是要體現全新的制度發展。通過制度設計對民族地區、對全域、全社會系統重構，以制度建設提綱挈領，通過頂層設計和局部突破，完善和創新相關法律制度，保障民族地區建設持續、有序、健康地向前推進。雲南民族大學構建了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考核評價指標體系」，與社科院民族所、社科文獻出版社合作，擬出版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示範藍皮書》系列叢書，擬出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發展研究 （1978－2018）》，《中國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七十年 （1949－2019）》《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發展 （2012－2018）》《中國民族理論研究發展報告 （1949－2018）》 《民族學與人類學的中國智慧、經驗、方案 （英文版，日文版，東南亞、南亞各國系列文版）》 《中國民族自治州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事業發展報告 （2012－2018）》 《中國民族自治縣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事業發展報告 （2012－2018）（上、中、下）》《中國市、盟、地區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事業發展報告（2012－2018）》《中國縣市區旗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事業發展報告（2012－2018）》 《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回訪調查》。對 8個民族省份、30個民族自治州、117個民族自治縣做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年度發展報告。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 「五個維度」，建構包括團結和諧指數、繁榮富強指數、美麗健康指數、幸福滿意指數、民生福祉指數等在內的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示範綜合評價指數系統」，建立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第三方評估機構」，將全國 304個市、盟、地區、2862個縣域按一、二、三類地區劃分後，對所有地州市縣都進行指數第三方公開排序，先做自治地方，然後制定全國的標準指數，鞭策和激勵各級地方黨委、政府全力做好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工作。

四、中國智慧國際化

民族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其實也是研究和解決國家、人類、民族的學問，國家、人類、民族並非完全可以被分割為彼此獨立互不關聯的一個國家、一個種族、一個民族，人類共建的世界是一個彼此相關的整體，只研究一個國家實際上無異於沒有研究過國家。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中國在世界中發展，中國的發展也離不開世界，也不能離開世界。任何實行閉關鎖國、與世界相隔離的國家都曾經有過或必將經歷刻骨銘心的慘痛教訓。因此，加強相互的聯繫和交往、增進彼此的了解，增進彼此的互信，是實現共贏的必經之路。為了增進世界各國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互動，促進各個國家實現共同發展、繁榮和全人類的共同富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心懷天下、謀求全人類共同進步的寬廣胸懷。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已為世界所公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樂於與全世界共享成功的經驗，願意為世界的和平發展與繁榮貢獻自己的智慧和正能量。其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真正實現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成功經驗，完全可以為飽受信仰之爭、權利之爭而造成不安的動蕩中的國家和人們提供有益的重要借鑒。中國民族事務治理所走的道路，所建立的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固然有自身的性質和特色，但也具有普遍性價值，中國的民族事業發展進程既遵循世界各國民族事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也能為世界各國治理本國民族事務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他國道路、他國經驗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中國的經驗、中國的智慧、中國的方案也值得向世界推介。

世界各國在處理各自民族事務過程中，總體上是成功的少，失敗的多，這不僅是世界各國民族事務本身的歷史、社會、文化複雜性所致，還有相當一部分原因是所遵循的人類學民族學理論存在局限性。中國處理民族事務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經驗相對於他國是成功的多，失敗的少，中國有56個民族，國內有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三大世界性宗教，問題的複雜性並不低於其他國家，中國的成功經驗無疑可為和諧世界的建構提供積極的借鑒。中國的智慧、經驗、方案無疑是一種新發展理論，更具潛力的發展理論，更有效的發展能力或者是以有效治理能力為核心的國家治理體系。中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獨具中國特色的民族工作理論體系的成功運用，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事業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經驗的國際化有利於更好的推介中國的成功理論體系，為世界各國民族事務治理提供新的理論參考，有助於世界各國的民族團結進步。

歷史上，外國政黨組織、政府首腦、政要祝賀中國，一般只是禮節性的祝賀。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政黨、政要也一般主要祝賀中國共產黨執政在物質經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新時代則更多地開始讚揚、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制度的成就，強烈表達希望借鑒中國的道路和發展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九次代表大會開幕以來，有165個國家452個主要政黨發來855份賀電賀信。其中，有814份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政黨和重要組織機構領導人發來的」。數字充分說明了世界對於中國的高度關注，仔細研究這些賀電函後，一個突出感受是，過去外國政黨一般主要祝賀中共執政在物質經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現在則更多地開始讚揚、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制度的成就，表示希望借鑒中國的道路和發展經驗。在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發展中所起的領導作用之外，「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認可，中國沒有私利，追求的是互利共贏，願意和國際社會一道，共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正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現在在世界上朋友越來越多的原因之一。」

自嚴復開西學譯事以來，早起於新文化運動期間，近興於20世紀80年代，有過數次系統化、規模化譯介西方文獻至中國，綿延至今，餘音未絕。中西文化交流在總體趨勢上呈現為 「西學東漸」，是西學向東方輸入。國內學者向以西學之分類系統、概念系統、脈絡演進等作為學科探究的已成背景，對西學表示出顯明的亦步亦趨。「西學東漸」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其積極意義不言而喻，近世以來現代學科體系的建構、學思范型的轉換等，無一不是以已有之西學框架作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憑識，形成中國的知識分類體系。對於業已形成的學科門類，無論是具有中華獨有特徵之傳統國學，亦或是有著豐富多樣之內涵的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都處處浸染著西學體系的型構印記。

就西方漢學的研究而言，自17－18世紀啟蒙時代以來，一批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典籍也進入到西方學者的視野之中，從伏爾泰、萊布尼茨再到黑格爾、馬克思，以至於列文森、費正清等，為數眾多的西方學者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文明價值深有體悟，並相繼做出卓有成效的成果。儘管西方學者對於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譯介多有致力，但他們的譯介事宜主要還是根據自己的研究論題而隨宜選取，缺乏應有的系統性。中國人類學民族學依然有為數眾多的佳作優品未能翻譯，善本翻譯，諸多的中國人類學民族學論著還未能進入國際研究的視野之中。這樣的西方漢學研究，偏頗之論也就無可避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在西方學科體系中，往往就只能發揮文獻學的價值，尚不足以進展至概念凝成、話語重塑、體系重構的層面之上。

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日益走進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正在關注中華民族為全人類作出的更大貢獻，世界正在關注中華民族為解決全人類問題貢獻出的中國智慧、中國經驗、中國方案，世界正在關注中華文明對促進人類的相互理解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候，無論是中國人自身還是西方學者，越來越多地意識到中國人類學民族學論著的譯就、研讀、交流與碰撞，會使得原有的西學知識體系、學科範式得到相應的拓展。在人類知識範式的進步過程中，具有豐厚的中華文明內涵的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無論如何都不能離場、缺位。鑒於人類文明交融與知識學科的進步，中國人類學民族學論著的翻譯、推介，自然就有了重大的世界文明史意義。這個意義不僅表現在對傳統的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充分的學科體認和價值自覺，而且還表現在如何積極地向世界推介和傳播中國優秀的近現代、當代、現代的中國人類學民族學論著。有著數千年歷史的中華文明在其傳承過程中，形成了迥異於西方現代知識體系的文明形態，文明之間的異質性並不意味著必須要做出非此即彼的二元選擇，而是意味著文明的推進需要相互之間的充分交流和平等對話，相互深入的了解和認肯，才是形成文明不斷前行的動力之源。 「東學西漸」並不是向西方進行價值觀的強制性輸出，當然更無意於重新構建人類文明秩序，而是向西方展現原先知識體系、學科框架所未能適時納入的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內涵，展現東方文明形態的獨特性、系統性、自洽性。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因其引導著人們復返人類生活的原初場景，這種對原初本土民族生活全景式的記錄，理應置於中西不同學者、不同的專業視野中，把其所具有的人類學民族學的學術價值和人類價值深度剖析出來，以資知識體系的擴充和匯通，以利世界文明的交融與再造。中國人類學民族學是對中國境內民族生活場景的全方位描述，不僅包含著政治生活、軍事事件、經濟生活的忠實記錄，還包含著民族獨特文化、風俗物產的呈現。自20世紀初，中國人類學民族學論著就已開始陸續譯介至歐美諸國，並且成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民族重要的人類學民族學文獻，但因文化差異、版本校勘、戰亂擾斷等，雖有諸多西方學者數次翻譯，迄今為數尚少有全譯的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系列善本。還有更多的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呈現著中華各個民族原初的生活場景，都有著世界人類學民族學的價值，表達著全人類生活諸多的可能性，展示著全人類生活所具有的多元維度。

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推進，離不開一大批具有學術獻身精神的譯者和組織者的貼己翻譯與推介，主動積極地向具有異質性的西方學界傳播和表達來自古老東方的智慧，這是中國今人理所應當的學術擔當。西方學界對中國的認知和了解有限，甚至還存有誤解，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對自己所有的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在翻譯上、推介不足上存在著直接的關聯，這需要為數更多的譯者和學者積极參与，把這些中國人類學民族學以善本形式轉換成不同的語言形式，打破以往被相互視為異質性的文明隔閡與知識壁壘。中國人類學民族學交迭，文獻豐厚，但向外譯介不足，致使國際學者知曉範圍有限，甚或存有不少的誤讀與誤解，以致以訛傳訛。今之學者要擔負起優秀民族文化的傳播之責，使得不同文明形態之間能夠超越文明表象的差異衝突，在文明的根基之處交匯對話，通過文化的交融匯通，煥發出人類文明的新生，使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發出其學術傳播的價值、文明匯通的意義，成為向西方學界傳播中華文明、推廣中華優秀人類學民族學論著的晶瑩浪花，貢獻中國智慧、中國經驗、中國方案於世界的浩蕩潮流。雲南民族大學計劃從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名著中選譯 《中國民族學人類學文庫》英文版，將中國優秀的人類學民族學著作推介到世界，並使之全部進入世界著名的施普林格出版系統。並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開展學術合作，與中國社科文獻社合作建設 「民族學人類學資料庫」，為貢獻中國智慧、中國經驗、中國方案提供技術平台基礎支持。

中國民族工作的中國智慧、中國經驗、中國方案已經可以作為世界可選擇的、成功的、合適的參照理論。自有中國歷史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民族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中國也取得了各民族發展的巨大進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模式，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民族共同發展的道路，中國民族事務治理體系不斷健全完善，民族地區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斷提高，已形成可貢獻與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正確解決世界民族問題的中國智慧、中國經驗、中國方案。研究中國、理解中國，把視野局限於中國之外無法真正認識中國，中國已打開眼界走出去，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研究世界各國處理民族事務的道路與制度、經驗與教訓，幫助中國在與他國的差異性比較中發現自己的問題，在歷史規律的重複性中尋找新規律，幫助中國更好地認識、理解、發展中國，中國智慧、中國經驗、中國方案的國際化可為世界各國提供新視野。中國民族團結進步示範事業正是以世界為方法、以中國為目的，優化中國民族政策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推進中國各民族的共同發展繁榮。

世界需要中國提供民族工作的中國智慧、中國經驗、中國方案。為了更好地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建構中國的話語體系，基於區位的特殊性，雲南民族大學雲南省民族研究所等創立的「民族學與人類學 （Anthropology）微電子雜誌」設置 「問學尖端」「田野回聲」「學術快遞」三個板塊。「問學尖端」包括「高層發聲」發布黨和國家民族政策及解讀；「給力熱點」關注當下熱點；「共有家園」聚焦全國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和諧邊疆」分享邊疆治理方略；「寫民族志」反思民族志書寫的理論實踐；「族際和諧」探索族際政治和諧治理之道。「田野回聲」包括 「西部民族」關注中國西部民族事務； 「跨境民族」聚焦 「一帶一路」倡議實踐進程中跨境民族研究的價值；「魁閣學社」延續研究傳統，並擴展到海外；「民族考古」呈現民族地區考古前沿；「小蝦走起」致力於為青年學子提供其展示田野感悟和學術研究的機會；「新新人類」則從 「人」的視角解讀社會關注。「學術快遞」包括 「馬曜講座」發布高端學術講座、主要內容；「輻射接力」致力於用東南亞、南亞語言將民族學與人類學服務「一帶一路」倡議的成果傳播出去；「會議資訊」推介學術會議、暑期學校；「學術鏈接」彙集電子學術資源；「新著速讀」推薦學術專著；「回溯聯繫」提供本微電子雜誌過文查詢，服務廣大專家、學者、社會大眾互動。 「民族學與人類學微電子雜誌 （Anthropology）」影響日益擴大，著手用英文版式與國際人類學民族學界網站鏈接，已經與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正式簽約，將把在 「民族學與人類學微電子雜誌」已發成果的基礎上編輯出版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示範藍皮書：民族學人類學的中國智慧、經驗與方案》英文版、日文版、東南亞語版、南亞語版系列叢書，進入世界著名的施普林格出版系統，讓世界分享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界貢獻於世界的中國智慧、中國經驗與中國方案。通過這些新平台，讓世界共同關注中國人類學民族學進步的新田野，向世界共同講出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中國新故事，為世界共同發出中國人類學民族學響亮的新聲音！與世界共同圓好中國人類學民族學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五、結語

作為世界舞台上龐大的多民族個體，稍有變動不僅會對世界發展格局帶來深遠的影響變化，對國內民族團結進步也會帶來根本性變革。國際安全形勢的深刻變化，國內時有發生的暴力恐怖案件表明，民族地區是境內外分裂分子、宗教極端勢力破壞民族團結、破壞祖國統一的重點區域，是反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暴力恐怖鬥爭的主戰場。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正顯現裂痕，以民主標榜的西方

國家在惡意撕裂世界各民族中展現著霸權、強權對民主的凌辱，「雙重標準」歷來是西方列強堅守節操的防線。從南斯拉夫、蘇聯的分裂到克里米亞脫烏，加泰羅尼亞脫西，非洲、中東、中亞、西亞民族分裂導致的民族間的屠戮中，完全可看出西方民主不過是維護自身利益和價值的籌碼。隨著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話語權不斷擴大，以中國為政治中心、政策中心、經濟中心的現實與論斷，正刺痛著西方國家脆弱的玻璃心。中國民族地區作為歷來是西方國家培育分裂和敵對勢力、策動民族動亂、進行意識形態輸入等手段阻礙中國發展進程的重要區域，一方面，中國民族政策正以全球化思維，正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民族發展的成果和進步，是中國國際地位不斷上升的點睛之筆；另一方面，民族政策是民族地區多元成分最複雜的糅合劑，由其衍生的民族關係治理政策參雜了民族、宗教、利益、個人的綜合體，實現平等和諧的民族政策環境，能促進民族生態、民族關係的健康發展，實現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民族地區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發展點和增長點，民族政策的正確實施意味著民族地區大發展對中國的發展具有的重要的特殊意義。同時，隨著中國發展的不斷延伸，中國民族政策將在世界多邊發展、「一帶一路」發展願景中發揮更多、更大的主導性和話語權。隨著經濟發展 「新常態」的展開，必然在原有經濟生態基礎上實現經濟結構、生產方式的躍升，最終整體實現轉型升級，新時代中國民族工作的創新化，治理經驗政策化，團結進步示範化、中國智慧國際化必然成為中國民族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穩定劑、催化劑、粘合劑。

時代需要創新，唯有創新才能發展。新時代之中國，迫切需要理論研究人員和具體工作者緊密合作，切實承擔統一全社會思想認識、凝心聚力，形成親密無間的學術——實務共同體，實現民族理論研究、治理政策和工作實踐的創新，科學引領中國民族工作創新化，以治理經驗政策化和團結進步示範化，推進中國智慧國際化轉型發展，「將各民族一家親的信念播撒到更多人心上，當好新時代民族團結的踐行者、促進者、守護者」。

天下邊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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