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作為 「聖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提到中東，動亂、戰爭、石油、穆斯林，宗族衝突等等的辭彙接踵而來，似乎那裡是當今世界所有不安定因素的聚集地。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今天的微信，正是意在打破這些我們爛熟於心、更確切來說，是耳濡目染的結論。

微信選自《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當中梁文道寫的一篇導讀，我們不妨追溯到歷史的上游去，重新審視一些問題：

伊斯蘭的入侵真的是歐洲幾百年來動蕩的原因嗎？

所謂的「聖戰」，參戰的雙方都是為了信仰而戰嗎？

一戰的幕後推手究竟是誰？是奧斯曼土耳其？還是一個德國「東方學者」的構想？

……

一千五百萬人死了，一個帝國消亡了，三百多年過去了，但戰爭停止了么？

作為 「聖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文 | 梁文道

9月11日確實是個特別的日子，世界歷史的轉捩點。1683年9月11日，奧斯曼帝國大軍最後一次圍困維也納。自那一天起，歐洲人就再也不必害怕這個曾經使得他們心驚膽戰、夜半無眠的老對手了；他們的王室終於可以停止進貢割地，不必討好自稱是「地平線之主」的奧斯曼蘇丹。自那一天起，奧斯曼帝國就停止了它在歐洲的擴張，並且開始逐漸失去它在這塊大陸上的屬地；曾經戰無不勝的征服者幾乎自此就沒有打過一場值得稱道的勝仗，等著他們的，是長達三個世紀的緩緩衰敗。可是維也納的主人哈布斯堡家族當時還不曉得歷史的走向，所以慌亂緊張；而統率奧斯曼軍團的「大維齊爾」（Grand Vizier，帝國宰相）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也不知道自己和對手之間的差距原來在過去數十年間已經不知不覺地縮小，所以他好整以暇地命令屬下搭帳篷。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軍隊就算再不濟，可他們搭帳篷的能力也還是舉世第一流的。憑著他們幾百年來積累的經驗，以及高超的組織能力，僅僅兩天，他們就在維也納這座古老的城市外頭用布料和繩索建起了一座規模比維也納還大、街道秩序也要比維也納整齊的營帳城市，使得城內守軍與居民在城牆上頭看得大驚失色。大維齊爾的帳篷尤其顯眼，四處懸掛絲綢，地上是圖紋華美的地毯，這個帳篷包含了會客間、卧室、廁所，以及大會議廳，簡直是座宮殿。可是9月11號之後，這裡卻只剩下一片頹倒的木杆和尚未燃盡的碎布。有史以來第一次，奧斯曼帝國的帳篷城市在歐洲淪陷了。

就和我們今天熟悉的「9·11」相似，發生在三百多年前的這場「9·11」事件也在後來的大眾文化當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例如維也納鄉郊特別響亮的教堂鐘聲，那曾是奧斯曼軍隊來襲的警報。又如「貝果」（bagel），據說是維也納人送給遠來援救的波蘭國王「約翰三世索別斯基」（John III Sobieski）的禮物。當然還有牛角包，是大夥為了慶祝擊退奧斯曼的特製麵包，它的造型來自對手旗幟上的一彎新月。甚至托爾金在《魔戒》裡頭寫到「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遭到圍攻那一段時，他參考的原型就是1683年9月11日的「維也納之役」，小說里城內的「西方人」是當年歷史上的維也納人，城外邪惡的「半獸人大軍」則是奧斯曼土耳其人；而那些勇武剽悍的「洛汗人」，自是約翰三世索別斯基所率領的波蘭「飛翼騎兵」。

9.11

2012年，又有一部叫做《1683年9月11日》的波蘭和義大利合拍的電影描繪這場戰爭。這是部十足的爛片，在影評網站「IMDb」上只得到了兩星，另一個網站「爛番茄」上頭則沒有任何一個專業影評人注意到它。對這部電影反應最熱烈的，反而是一些歐洲各地的社群網站，那些網站全都帶著濃厚的右翼色彩，經常揭露穆斯林移民在歐洲的「不文明表現」，抨擊各國政府和歐洲一大部分人的「多元價值觀」，他們攻擊伊斯蘭，他們捍衛西方人的基督信仰傳統。這部電影則很符合這些網站的世界觀，把伊斯蘭入侵描繪成歐洲人幾百年來的夢魘，將兩個信仰兩種文明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看成是西方世界最根本的問題。

對這部電影的編劇和導演，以及深受這部電影鼓舞的觀眾而言，三百多年前的那場「9·11」戰役簡直就是2001年「9·11」事件的前身，說明了穆斯林從來沒有放棄過對西方文明發動「聖戰」的企圖，而今日與往昔的最大分別就是現在沒有人敢義正詞嚴地站出來統合整個西方，以奮戰至死的壯烈態度去對伊斯蘭說不。難怪最近又有一些人開始在網上社群之間推介和發送這部片子，在他們看來，正在湧進歐洲的難民正是三個世紀前那場入侵的迴響和遺緒。

歷史的確是這樣子被記住的，從17世紀的民間傳說和歌謠，到20世紀的《魔戒》，再到21世紀的爛片和一群歷史迷的討論，「維也納之役」總是被描述為一場兩大文明兩大宗教之間的「聖戰」。這有錯嗎？沒錯。因為當時哈布斯堡家族對外求援，打的就是基督徒聯盟的旗號，號召全歐洲的基督徒（不管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都要擔起抵抗異教徒侵略的責任。參戰各國裡頭，無論是在威尼斯共和國、巴伐利亞選侯國、托斯卡尼公國，還是在神聖羅馬帝國幾個侯國的土地上，也真的看不到一座清真寺的尖塔。這是個非常乾淨非常純粹、容不下任何基督信仰之外一切宗教的歐洲。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它還真是一場「聖戰」，最起碼戰爭的這一方全都有著可以共通的信仰。

只不過歷史沒有故事這麼整齊，因為戰線後方居然有另一個基督徒王國拖住了大家的後腿，那就是法國了。彼時法國最大的敵手並非被隔在德語世界之外的奧斯曼，卻是近在身旁的哈布斯堡王朝。所以它和奧斯曼帝國互通款曲，自己不派兵援助教友也就罷了，居然還積極收買神聖羅馬帝國底下的貴族，勸他們別管維也納。要是用今天那些右派的觀點來說，這自是十足的「歐奸」做派。由於這段插曲太不光彩，無法順妥地整合進「聖戰」的大敘事裡頭，於是現在西方那些「聖戰」論者多半會略過不提，就像他們略過其他很多複雜的國際地緣政治與現實社會環境一樣。要緊的，始終是那個正邪不可兩立的絕對二元世界觀，畢竟那才是簡單的、好理解的、容易激動人心的好故事。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戰場的另一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那邊，他們是否也認為自己正在發動一場「聖戰」呢？他們真的是為了信仰的擴張而戰嗎？甚至，他們是否全是「東方人」？全部都是穆斯林？

滿街都是動物

今天的遊人若是來到伊斯坦布爾，他們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抬頭，好仰望那鋪展在山丘與海灣之間的一座座穹頂，以及高高低低、錯落有致的呼拜塔，從而忘記腳下石子路旁的老房子有時也會透露出這座城市，乃至於整個早已消失了的帝國的另一重面目。就拿那些老舊木頭房子門外常見的一種石塊來說好了，它們多半是方形的，邊角不甚整齊，經過年月洗刷，表面凹凸不平。當初這些石頭的主要作用是放置每一戶人家吃剩的飯菜，好讓街上流浪的狗不必為了爭奪食物而打架。

土耳其街貓，來自：環球網

是的，一般穆斯林是比較喜歡貓，傳說先知曾經拿刀割下自己的袍角，因為他不願吵醒正在上面酣睡的一隻小貓。所以直到現在，穆斯林城市的街上還總是有很多小貓散步，毫不懼人。但穆斯林也不應該歧視狗，因為先知也曾說過這樣一則故事：很久以前，一個邪惡的女人居然進了天國，而一個公認良善的女人卻下了地獄。為什麼？因為那個邪惡的女子曾經倒水給一頭街上的老狗解渴，而那個大家都說她是好人的女子卻活生生地餓死了一隻小貓。這一則故事背後的意思是，你對人做錯了事，你尚可以祈求對方原諒，以為補償；可是你對動物犯下的錯卻是難以彌補的，因為它們沒有理性，因此也沒有寬恕你的能力。

奧斯曼土耳其人非常認真地執行這條教誨，他們善待流浪貓狗，弄得滿街都是動物。19世紀末20世紀初，所有西方人寫的伊斯坦布爾遊記都必然提到城裡的街狗，似乎那是僅次於聖索菲亞大教堂與藍色清真寺的另一名勝。後來土耳其獨立，西化了，「現代化」了，他們才開始收拾街上成群結隊亂逛的流浪狗。

土耳其人當然不是素食者，他們殺生，可是他們就像所有好穆斯林一樣，用最快的刀，最短的時間，讓註定要被吃的羊別受到多餘的痛苦。除此之外，一切無謂殘害動物的行為都是罪過。他們甚至會出錢成立基金會，常以清真寺為中心，照顧有需要的動物。最早的記錄是1307年，伊斯坦布爾一座清真寺被指定為幼鸛養育中心。

藍色土耳其

1558年，一位「帕夏」（奧斯曼高官的頭銜）甚至捐出一塊草場，以供野外牛驢生養。這種風氣更延伸至帝國的所有重要城市，今日因戰火受損的大馬士革大學，前身是一所老馬看護中心，因為受傷或年老而退役的馬匹，不會被人「人道毀滅」；相反地，老夥伴會被送到這裡接受專業照顧，頤養天年。更別提伊斯坦布爾那許多兼做醫院的清真寺了，他們收容翅膀受了傷的水鳥。就算到了帝國風燭殘年的時刻，伊斯坦布爾人還特地眾籌募捐，成立了一個專門組織，好解決冬天大雪人們喂不了鴿子的問題。

難道帝國子民全都這麼慈悲，就沒有人殘害無辜小動物嗎？有的。根據記載，曾經有一個在市場上開金鋪的威尼斯工匠，純粹為了好玩，把一隻活生生的麻雀釘在門上，看它痛苦掙扎，結果他被附近憤怒的群眾暴打，這件事向土耳其大眾證明了「西方人」都很野蠻的傳聞。可是，這個威尼斯人到底也是帝國的臣民呀。那時候，歐洲各國派駐伊斯坦布爾的使館最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外交人員叛逃，因為大家都想投靠這個更加文明更加強盛的世界帝國。禁衛軍裡頭有些人的母語是德文，歷年來，帝國海軍的總司令也不乏說義大利文的威尼斯人和熱內亞人，城裡一些售賣古希臘文手稿的書商講的則是法語。

說了這麼半天，不是為了美化終將腐朽、日漸狹隘的奧斯曼帝國，而是想要稍稍解釋，1683年9月11日那天清晨，圍在維也納城外那支部隊的來歷。那個百年來威脅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帝國，並不是一群野蠻的化外游牧民族，更不是托爾金筆下那些形貌可怖、茹毛飲血的「半獸人」。他們甚至並不都是穆斯林。

誰的「聖戰」？

當伊比利亞半島最後一片穆斯林統治的角落也被西班牙的天主教王朝「光復」之後，那裡的猶太人就開始逃難了。奧斯曼帝國接納他們，不用他們改宗伊斯蘭，讓他們在遼闊的轄土內自由集會，自在經商。有些特別念舊的家族保留著格拉納達故居的鑰匙，預備萬一有天還能回家，19世紀一些西班牙人來到伊斯坦布爾獵奇，很驚訝地發現這裡居然有人和他們說家鄉話。

蘇丹要是有事和君士坦丁堡的東正教牧首商量，一定只在教堂後門外頭，就和他們從不踏入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一樣，他們生怕後人會以「哈里發」也曾來過的借口強行把教堂改為清真寺。所有在維也納以西找不到容身之地的異端邪說，全都能在東方的新月旗下得到庇護，例如敘利亞和埃及流行的「一性論」基督徒、黎巴嫩的馬龍派基督徒、巴格達的景教、亞美尼亞牧首統率的亞美尼亞正教、波斯邊境上的祆教，當然還有巴爾幹半島上的東正教，甚至匈牙利地區的新教徒。後來流行文化裡頭所描述的「穆斯林大軍」，其實是從帝國各個角落徵召而來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所構成的聯合部隊。所謂「聖戰」，其實只有在守衛維也納的這一方才說得通，因為這邊才有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King John III Sobieski and the Battle of Vienna (1683.9.12)

切莫誤會，奧斯曼帝國絕非政教分離的「現代國家」，它奉行的也不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宗教寬容」政策。比如說曾經令人聞風喪膽的「禁衛軍」（Janissaries），其最早的成員皆來自被征服的巴爾幹半島，政府每隔幾年就會去那些地方的家庭徵召資質優異的男童，把他們帶回土耳其訓練，教他們改宗伊斯蘭教的蘇菲派，退伍之前不得結婚，養成一支如狼似虎、只忠於蘇丹一人的悍旅。

打從拜倫那個年代開始，這就是土耳其人殘暴的鐵證，強搶希臘基督徒人家的孩子，讓他們回過頭來對付基督文明，滅教滅種，用心歹毒至極。然而，土耳其人利用這項政策，其實是要在另一個層面上羞辱巴爾幹基督徒；因為當時想要皈依伊斯蘭的人實在太多，而穆斯林的身份又是如此高貴，所以他們必須拒絕許多家庭一口氣送上好幾個孩子，甚至拒絕他們全家改信，於是他們只會定期挑人，每家最多只取一子，選剩的小孩則留下來繼承家業，當個地位低下的基督徒農民。

說了這麼半天，是為了給出一個背景，讓大家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牛津大學史學家尤金·羅根（Eugene Rogan）的這本傑作：《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1914—1920）。根據這部引用了大量以前為人忽略的史料和文檔（特別是阿拉伯世界的材料）的戰爭史，在現代世界裡面，原來第一個提出要團結全球穆斯林、發動「聖戰」來共同打擊敵人的傢伙，並非伊斯蘭信徒，反而是個德國人。

誰是幕後推手？

他的名字叫做馬克思·馮·奧本海姆，是個出生在銀行世家的男爵。1892年他從德國移居開羅，一住就十幾年，並以當地為中心，四齣旅行探索中東地區，乃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人實地考察阿拉伯世界浪潮的先驅。他的四卷本巨著《貝都因人》是這個領域的經典，啟發了無數對沙漠和駱駝抱著浪漫想像的後輩探險家。

早在1906年，奧本海姆就已經預言了：「未來伊斯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伊斯蘭力量之大、地域之廣，終會給歐洲各國帶來重要影響。」具體點說，他的計劃就是要激發穆斯林「尚武的天性」，重新喚醒最初伊斯蘭信仰擴張時那種人人視死如歸的狂熱，讓他們「一手持劍，一手《可蘭經》」，響應一位偉大導師甚或先知後裔的呼召，趕走騎在他們頭上的歐洲殖民勢力，對付那些瞧不起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的西方異教徒。他這套想法非常激進，就連當年絕大部分的穆斯林自己也沒有想過，偏偏德皇威廉二世十分重視，聘請他當「首席法律顧問」，專門在御前彙報穆斯林世界的狀況。於是這套主張開始流傳，在德國成了廣為人知的「伊斯蘭政治」（Islampolitik），贏得許多人的信服。

奧塔科伊清真寺，土耳其

為什麼一位德國「東方學者」會構想出這麼古怪的論述？而且還要受到官方支持，想要把它變成實際可行的策略呢？那是因為這些德國人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是全球穆斯林「聖戰」的敵人；相反地，英國人、法國人，以及俄羅斯人才是伊斯蘭世界的真正仇人，是他們佔據了穆斯林的土地，將它們納進龐大殖民帝國的管轄範圍。比如說英國，它控制的地方從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到埃及；又例如法國，它將北非地中海沿岸當成是自己兵源和糧食的儲存庫。恰好這兩個國家皆是德國的對手，而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在敵後策動謀反當然是個好主意了。只不過主意雖好，實行起來卻還是少了最重要的一環；儘管德國也可以派出龐大的間諜隊伍，深入敵後策動陰謀，可他們也是西方異教徒，未免師出無名。於是他們便將目光投向早已淪為「歐洲病夫」的奧斯曼，極力拉攏這個正被列強割據蠶食的老朽帝國，畢竟它的蘇丹依然擁有「哈里發」的頭銜，大可名正言順地號召「聖戰」。

被人遺忘的歷史側影

接下來的就都是歷史了，德國果然順利地和土耳其結盟，發動起一場針對英、法、俄等其他強國的「聖戰」。這場戰爭，我們今天管它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華人這裡），比起二戰，它卻更像是一場屬於歐洲人的戰爭，與我們其他地方沒有太大關係。好在從兩年前一戰爆發一百周年的種種紀念活動開始，各式各樣的學術研究的成果終於漸漸進入主流媒體，更新了大眾對這場戰爭的認識。

便以中國人的角度而言，當年身為參戰國，豈不也有數以萬計的華工遠赴歐陸？而在中國的領土上面，日本與德國不也展開過一場激烈的競逐？進而言之，要是沒有一戰以及隨後的「巴黎和會」，又哪來改變了現代中國的五四運動呢？

尤金·羅根從另一個幾乎被人遺忘的側面，真正補全了這場大戰在世界史上的意義。書一開頭，他就明言：

「現在是時候恢復奧斯曼帝國在一戰和現代中東歷史上應有的地位了。因為奧斯曼帝國的介入是使這場歐洲紛爭演變成世界大戰的最重要原因。與遠東和東非地區的小範圍衝突不同，在一戰的四年里，中東一直是主戰場之一，在此作戰的軍隊也最國際化。澳大利亞人和紐西蘭人，南亞，北非，塞內加爾和蘇丹的所有民族，與來自法國、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士兵在中東戰場並肩作戰；而他們所對抗的奧斯曼帝國及其德國和奧地利盟軍中又，分別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和切爾卡西亞人。奧斯曼戰線就是名副其實的巴別塔，這是一場兩支多國軍隊間前所未有的鬥爭。」

不僅如此，這場戰爭還對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包括巴基斯坦與孟加拉）等地日後的完全獨立起到了關鍵作用。它在中東造成的影響更是延續至今，例如以色列的建國，與伊拉克等幾個阿拉伯國家的劃界爭議，都可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產物。

我們不妨大膽地說，恰恰是奧斯曼帝國在它這場最後「聖戰」之後的瓦解，造成了現今世界其中幾種最激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衝突。往昔，奧斯曼人習慣把它管轄的地方叫做「和平之土」，在其統治之外的世界則是「戰爭之土」。這個劃分看起來非常可笑，因為它控制的地方几乎全是依靠戰爭征服得來的。不過，這個想法背後卻有一個相當久遠的歷史基礎，可以上溯至古羅馬人所說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甚至波斯居魯士大帝所締造的寬容和平，那就是在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國之下，所有臣民都不應該為了信仰以及族裔的差別而拔刀相向。

果然，奧斯曼崩潰的結局，就是中東和巴爾幹地區此後幾乎從不休止的血腥戰爭。不斷變形又不斷自我分裂的民族認同運動，和幽靈一般不停回歸的宗教認同政治，正是這一切爭端的最大催化劑。

不過話說回來，奧斯曼帝國在當年最後一次圍困維也納時都沒有祭出「聖戰」大旗，到了它的末日卻要乞靈於這個德國人所啟發的戰略，這是否也說明了某些歷史的趨勢已經到了不可逆轉的地步呢？從來不把宗教當成治國意識形態的土耳其人，此時忽然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聖戰，亮起久已遭人忘懷的「哈里發」身份，是因為古老帝國遇到了它不曾見過的新對手—民族主義。

在20世紀的初始，帝國、宗教以及民族這三者之間的繁雜角斗，正是尤金·羅根這本書最叫人嘆為觀止的地方。

駱駝背上的英雄

1908年8月1日，迫於全國各省士紳甚至封疆大吏要求速開國會的壓力，當時的清廷終於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訂出9年計劃，逐步籌備憲政。然而這份大綱同時又規定了未來憲法必須以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大權。一切對外宣戰、和談和訂約等事項也都由皇帝裁決，議會不得參預。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當然不得人心，於是日後的革命再也不能避免，大清帝國的日子也就只剩下3年了。恰好是這一天的一個禮拜之前，7月23日，當年中國人分外關注的奧斯曼帝國也發生了一件大事。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面對著兵變的壓力，答應「青年土耳其黨」的要求，恢復了早在1876年就已經頒定但後來卻又被蘇丹本人中止掉的憲法。

第二天，整個帝國各大行省的廣場都聚滿了歡慶的人群，大街小巷都是印著「自由、平等、博愛」的紅白革命標語。事後回看，這次憲法革命可說是奧斯曼帝國的最後機會，究竟一個前現代的不以民族或宗教為立國主導原則的古老帝國，有沒有可能轉型為一個同樣不講究民族與宗教但又以君主憲政為依歸的現代帝國呢？

尤金·羅根指出，這次「憲法革命所帶來的期望把不同背景的奧斯曼人民團結起來，同仇敵愾。奧斯曼社會中有許多不同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阿爾巴尼亞人、阿拉伯人、庫爾德人，還有眾多宗教團體—占多數的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十幾個不同的基督教派和規模不小的猶太教群體……這次憲法革命的到來，正如一位政治激進分子寫道，阿拉伯人『對土耳其人敞開懷抱，他們相信這個國家裡已沒有什麼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之分，大家都是奧斯曼人，享有平等的權利，承擔平等的責任』」。

可惜的是，這一切不過是幻想。因為如今掌權的「青年土耳其黨」根本沒有兌現當初那充滿自由主義色彩的承諾，他們老早就被過去幾十年來的經驗嚇怕了。一直以來，歐洲列強對付和肢解奧斯曼帝國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鼓動民族主義，不止在宣傳上支援它廣大轄土內各個有心謀求自治的民族主義者，甚至乾脆動手出兵。

最早的案例是有名的希臘獨立戰爭（拜倫便是死在這場戰爭之中，當然浪漫的他從沒想過自己是帝國遊戲的小小棋子），接下來則是一個又一個的其他巴爾幹半島小國，以及此時正在蠢蠢欲動的亞美尼亞。「青年土耳其黨」猶如驚弓之鳥，每當聽說底下行省想要更大的自治權，聽說有些民族要求更加平等的對待，他們第一個聯想到的字眼就是「分裂」。

Eugene Rogan，《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作者

於是他們不止沒有像好些阿拉伯人所期望的那樣，不再和他們區分你我；反而反其道而行，加緊控制他們的自治許可權，更在文化上壓迫他們。例如派土耳其人出任所有政府高位，只留下低級公務員工作給阿拉伯人。又如規定在阿拉伯地區學校、法庭和政府機構裡面只准使用土耳其語，把阿拉伯語趕出官方語言的行列。這全是過去幾百年帝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現在卻都在自命革新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治下出現了。看來，「青年土耳其黨」最現代化的地方，可能就是它也學懂了一點民族主義，覺得應對風起雲湧的各種民族覺醒的好辦法就是把所有人強行「土耳其化」。

這當然不會是個好辦法。別的地方不說，就拿阿拉伯地區來講好了。一開始，這裡還有一些只想要求平等待遇與文化權利的溫和派。比如「青年阿拉伯協會」，他們反對「土耳其化」，為的不是民族獨立，而是「效仿奧匈帝國，將現有的奧斯曼帝國重構成一個土耳其—阿拉伯雙民族國家」。還有一個組織叫做「奧斯曼反中央集權黨」，他們的期望是像瑞士那樣，將政府權力下放各州，因為「像奧斯曼帝國這樣一個民族和種族眾多的國家，只能用行省自治的聯邦體系管理」。只不過，他們依然擁護蘇丹的統治，「並在主張保留各行省當地語言的同時，也倡導使用土耳其語」。「青年土耳其黨」政府回應這些訴求的方式卻是更強烈的打壓，因為它認為這全是獨立運動的先兆。到了這步田地，不用想也曉得結局會是如何了。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強國開始在中東重施故技，鼓勵阿拉伯人民反抗帝國的奴役（雖然英國自己就是世上頭號帝國）。然後就有了我們熟悉的「阿拉伯的勞倫斯」，他英姿勃發，騎在駱駝背上解放被壓迫的阿拉伯百姓……

終於，現代世界的第一場「聖戰」失敗了，宗教認同暫時輸給了民族認同。可是在接下來的一百年，我們還會看到宗教意識形態的屢次回歸，和民族身份的認同政治展開偶爾接合、偶爾斷裂的纏繞戲劇。特別是在今天，全球向右迴轉，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一再鼓動起西方世界的民粹潮流，我們現在讀《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或許會有歷史幽靈始終不散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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