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新加坡總理你咋不上天啦？國際上發表演講句句戳中中國社會痛點新加坡經濟博士出品

新加坡副總理：住房、包容、社會平等的主題演講導讀：本文由新加坡經濟博士原創，參考了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尚達曼2015年在國際頂級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演講，中央編譯館和光明日報理論版。華盛頓大學教致辭：以前我們只關注種族平等、性別平等燈，但住房平等也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人權。如果你從小住在不合意的的房子里，你長大後很難跟別人平等，實現自己的潛能，很難融入社會。消除居住環境的隔離和社會階層的隔離，是全人類共同的目標，也是聯合國人權事業的目標。

此次主題演講由國際頂級智庫BrookingsInstitution組織，杜克大學、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教授參與。

美國貧困線標準：衣食住行支出占所有收入的1/3。經過稅收調節後，美國最高的1%的人收入，只是窮人平均收入的50倍，美國最富的3%的人的財富也只是窮人平均收入的六十多倍。

新加坡是一個面積只有7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0多萬的城市國家，歷史上也曾有過大部分國民「買不起房」的痛苦經歷，但他們通過修建組屋形式，實現了為絕大多數國民提供經濟適用住房的目標。演講全文1、社會包容，社會流動成為當今世界的嚴重問題。發展中國家在戰後經歷了經濟趕超和社會發展上趕超發達國家。但不幸的是，在有些國家問題變得越來越棘手。保持多元文化融合的社會，不僅僅是名義上或者形式上，而是精神內核上。我們是個獨特的國家，從我出生時，我們就是多元種族的移民社會。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國家，我們的宗教信仰非常多樣化。我們不僅要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也要改造它。社會中下層經過一代人後有多少能進入收入最高的20%，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形勢越來越不樂觀。新加坡也經歷過社會下層的停滯發展，但我們一直在努力，即使你沒受過多少教育，干著簡單的工作，我們也給你創造機會。當然，這是一個需要持續努力的過程。根據OECD的調查，社會弱勢群體的比例。收入社會地位最低的25%的家庭，他們的孩子（14歲時家庭所處階層）最後有多少成年後達到收入最高的20%階層?教育依然是促進社會流動的最好的手段。在新加坡，這個比例是15% out of 25%，即超過一半的社會地位不利的家庭的孩子，工作後收入達到最高的20%之列。2、新加坡的國策：居者有其屋public housing is the core同一個城市是如何安排不同的居住區的，例如不同的種族在某個社區的具體分布比例。美國的數據是公開的。雖然選擇居住的社區是個人和家庭的權利，但我們盡量限制這項權利。這是我們社會政策的核心，要限制不同種族的分割，促進種族的融合。我們把窮人和富人安排在共同的社區，大家共享公共區域，享受一樣的公共設施。每次有國外友人來訪，我都不帶他們去旅遊景點，而是直接帶到我居住的地方，讓他們看到，在我們的社區的小商店，既有窮人也有富人，有各種不同膚色的族群。新加坡的公園非常重要，我們保證每個社區附近十分鐘以內，也就是400米都有公園，不論貧富，大家共同享有。（註：新加坡國土狹小，不到中國的最小縣域面積的三分之一，沒有高山大河，公園是最寶貴的公共資源）我們的社區設計，就是為了促進不同種族、不同社會階層的融合。你的孩子玩耍的操場，上什麼學校，他們的同伴是誰，我們都保證平等。社區很重要，不管貧富，大家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成長。我們的社區文化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是我們精心設計和計劃的。只要你努力去促進不同階層的互動，正能量的事情就會發生。組屋政策（public housing），這項政策產生於我們國家窘迫的住房條件，最初我們的國民按照種族聚族而居。我們起初只是為了讓老百姓有個房子住而已，後來發展到成為我們促進社會整合的有力政策。我們先給低收入者提供組屋，接著是中等收入，然後擴展到全社會。組屋不是其他國家那種低質量的房子，而是高質量的公寓（apartment）。它由政府public sector提供，但是私人財產。我們的核心是，組屋的公共空間社會共同所有。組屋成為我們促進不同社會經濟階層，不同種族整合的工具。5%收入最低的人有政府提供特定的房源租住（public rental blocks），但距離他們居住的區域50米遠，就是社會中上收入階層居住的公寓。你都不需要過馬路！Proximitymatters!我們通過public budget讓最低收入的人群也買得起房子。我們給最低收入的人補貼，讓他們起碼買得起two-roomflat。這是新加坡最小的房子，但面積跟香港和東京的平均面積一樣大！面積雖然小，但他們仍不是體面地活著。對於收入最低的20%人群，這套房子房價的70%到75%都由政府補貼（public grant）.剩下的房款，政府以極低的利息給你提供貸款，並且有三十年的還款期。我們不允許一個種族在特定社區過於集中。不管你來自農村還是城市，我們的組屋計劃都是讓多種族盡量住在同一個社區。但我們發現，通過組屋的二手市場，又出現了同一個種族在同一個社區過渡集中的趨勢。比如哪個社區華族集中，那麼就有很多華族申請居住在這裡；哪個社區馬來族人集中，就有更多馬來族人申請居住在這裡。所以我們調整政策，每個社區按照人口比例開放申請，這樣保證多種族互相包容。這樣可以保證我們的民族融合，不同種族的互動交流，大家在一個屋檐下長大，就會自然而然同呼吸共命運。3.我們如何保證社會包容有吸引力？不同收入，不同種族的人願意住在一起呢？Public spaces are critical. 食閣、咖啡店、俱樂部、發達的共同交通等公共設施很關鍵！避免破窗效應很關鍵！我們的政府和公共部門提供高質量的服務。（brokenwindow）交通設施出故障了20分鐘恢復，電力故障70分鐘修好，自來水供應出了問題40分鐘修復（雖然極少發生）。現在科技越來越發達，你可以隨時發出自己的投訴，我們有大數據來立即給你答覆。我們的社區公共設施會經常翻修，我們的公園得到良好的保養，這些都是政府花錢來辦的。即使是您私人擁有的組屋，我們大約二十年一次由政府花錢給你翻新！所以不管你是低收入還是中高收入，沒有人覺得自己住的公寓比別人差。我們幾乎所有的好學校都是公立的（177所小學），學校之間的質量都得到公平保障。不管你在國家哪個地方，都能享受同等質量的教育。教師在不同的學校之間輪換，你如果在這個學校教得好，我們過幾年就調換你去另一間學校。Continuous learning and lifelonglearning.我們的社區充分考慮了持續學習和終身學習的需要。隨著社會趨向老齡化，居家養老、醫療也很重要，我們的社區設計也充分考慮了老有所養。Home nursing is very important direction.4.我們要自上而下的給社會制定規則，彌補社會自發導致的無效和不足Economic market and social market社會不會自發走向平衡和和諧。種族和宗教的包容也不會自然發生。金融市場經歷了混亂或蕭條也會走向正常軌道，但社會不一定。社會可能從中和走向極端，並且永遠也不會返回到和諧狀態，因此我們需要管制社會的有形之手！我們不僅需要有形之手來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也需要有形之手來彌補社會的自發、混亂狀態。當我們提到利用政策來調節經濟時，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並接受；但當我們提到利用政府來調節社會秩序，指定社會規則時，大家不太接受。（備註：西方民眾強調大社會、小國家，國家就是罪惡的，除了收稅保衛國防和基本的安全，老百姓要提防公權力過於強大從而破壞社會和諧）這不是說我們要干涉一切個人和家庭的自由。只是說，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多時候要比自下而上的改革有用。（you do it upstream, ordown stream）為了讓個人可以更加包容，一起上學，一起玩樂，共同享受公共設施，你需要某種程度上限制人的可選選項。選擇太多了，可能會亂成一鍋粥，反而不能激發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我們新加坡人以開放的心態，互相學習，把握機會。我們要讓社會充滿流動性，不要讓貧困從上一代傳遞到下一代。關於公平住房的影片體現了國際人權法聯合國人權高專辦最近幾天發布的一部新影片表現了適足住房為何不是一種奢侈品，而是一項權利。這部影片聚焦於塞爾哈亭·布爾佳奇（SeljatinBurgazi）和他家人的案例。十多年來，他們生活在貝爾格萊德的格爾梅克（Grmec）非正規定居點。在1999年，他和另一些羅姆人家庭在科索沃生活的省份遭遇種族清洗，於是逃往貝爾格萊德。

不過2015年6月，布爾佳奇和其他60個生活在格爾梅克的羅姆人家庭遭遇迫遷。根據一名城市建築檢察員的說法，這些住房為非法建造，即將被拆除。這些家庭提前一天才收到搬家和拆除的消息。這條消息對布爾佳奇是毀滅性的，他心臟病發作，不得不住院。「我就是無法拆掉自己的房子。」他說，「這是我用雙手建起來的。我沒有地方可去。我的孩子們現在要去哪，我們要睡在街上嗎？我很絕望。」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和非政府組織——律師人權委員會（Lawyers』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就此登場。宣傳在國家和國際層面展開，援引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約》列出了適足住房權。此舉獲得成功。一所塞爾維亞法院承認《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條款，停止了強迫遷離，直至找到適足住房解決辦法為止。「我不知道我有任何的人權。」布爾佳奇說，「現在我知道了，當我們離家的那天，我們不會流落街頭，而是享有配得上人格尊嚴的適當住房權利。」背景材料：新加坡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分析：尚達曼在獲新加坡醫學專科學院頒發醫學院名譽院士榮銜時發表演講時，在解釋當地社會收入不均問題為何會日益嚴重時，他以「教育對勞動隊伍本質的影響才是真正的戲劇性變革」，強調新加坡的教育在一代人之後有了很大的改變，導致勞動隊伍出現受教育程度懸殊的兩組員工。尚達曼對比今昔情況時指出，自己當初念小學時，同一屆學生當中，只有近乎一半的學生會升上中學，但大家最終都能在發展的經濟體系里找到工作，例如到工廠和船廠工作。這與現今年輕一代普遍接受高教育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轉眼30年間，目前55歲以上的員工有半數只完成小學教育，但在25歲至34歲的年輕人當中，只接受小學教育的卻僅有2％。「這表示曾經屬於發展中經濟一份子且大半輩子都倚賴低技能和低收入維持生計的老一輩員工，現在頓時發現自己得在年輕人普遍領取高收入的發達經濟中生存。」他說，自1990年以來，底層20％的新加坡家庭的平均月入顯著增加60％，新加坡中等家庭的生活水準也增加一倍。「收入差距擴大不代表我們的經濟政策失敗。」他在對比新加坡與美國、德國與其他亞洲經濟體的情況時更指出，若與一些城市家庭收入減少或出現緩增現象相比，新加坡中等家庭收入仍取得25％的顯著實際增長。新加坡的國情：新加坡土地面積狹小，自然資源匱乏，連淡水都需要進口。1959年自治，人口160萬，GDP只有幾億美元。當時新加坡全部住房為四萬間，只有9％的居民能夠住上像樣的公共住宅。1965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聯邦中獨立出來，面臨各方面的困難，亟需凝聚國民的向心力。何為立國之本﹖李光耀說，「我們最珍貴的資產就是獲得人民的信任。」「居者有其屋」，成為凝聚人心的紐帶。新加坡建屋發展局於1960年成立，取代英國殖民地時期的「改良信託局」。建屋局在頭三年就推出2.1萬套組屋，到1965年共推出5.4萬套。1964年，為加強人民對國家的歸屬感，政府通過建屋局公布「居者有其屋」計劃，向組屋買主提供低息貸款。1968年，為解決人民無力支付購買組屋首期款的問題，通過了使用中央公積金購買政府組屋的決定。到1975年，三個建房五年計划下來，已經有47％的居民住進組屋。因為提供林林總總的補貼﹑優惠，建屋局常年赤字經營，每年要接受政府提供的貸款和補貼。政府對建屋局的貸款主要分三類，專款專用：建屋發展貸款，用於建造組屋和建屋局營運開支；抵押融資貸款，資助由建屋局提供給符合條件的組屋買主之購房抵押貸款；翻新融資貸款，資助建屋局向組屋住戶提供分期貸款以翻新組屋。貸款要還本付息，而政府對建屋局的另一大資助，是以補貼形式平衡建屋局的赤字。再進一步推敲組屋的成本和售價，如果不計地價成本，政府補貼較多的只是解困型的一房﹑二房式組屋；三房式的補貼較少，要補貼百分之十幾；建造四房式組屋基本上是持平；造五房式則不但不用政府補貼，還有近兩成的毛利。新加坡人九成擁有自己的住房，逾八成居住在政府組屋中。當世界各大城市高昂的房價讓越來越多年輕人淪為依附父母的「啃老族」，新加坡大學畢業生卻能在參加工作的幾年內，輕鬆擁有一套寬敞的住房。如此成就的背後，是新加坡政府住房政策的理念核心——「居者有其屋」。在過去的50多年中，新加坡政府建造了近100萬套公共住房。2014年，新加坡GDP達2890.86億美元。在2007年自有住房率為90.7％，81％的人口居住在政府組屋中，人均居住面積約為30平方米。組合房屋，簡稱組屋，是由新加坡建屋發展局承擔建築的樓房，最小的是一房式，最大的是六房式。新加坡的組屋制度始於1960年，當時，新加坡剛剛從英殖民統治下脫離，整個社會發展比較落後，政府財力有限，民眾住房條件比較差。李光耀當時提出的口號是，要實現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經過40多年的努力，組屋覆蓋人群由1959年的8.8%提高到2010年的80%。2008年，新加坡「居者有其屋」計劃獲得聯合國公共服務獎。可以說，在解決居民住房問題上，新加坡堪稱全球範例。新加坡住房制度有如下幾個特點。1、以政府強有力的介入實現公共住房有效供給住房市場的特殊性既要求運用市場規律，又要求政府強力介入。經濟學原理中「市場失敗」的兩個條件是壟斷性和外部性，土地市場完全符合。城市住宅用地的價值完全取決於城市規劃和道路交通、學校、醫院等基礎設施建設的環境外部性，加上土地的不可再生與地理壟斷性，導致了在土地問題上單一依靠市場調控的失敗。因此，土地的開發和增值收益不能成為原土地產權人、開發商和囤房投資者的私利，而應由社會共同分享，因而，政策上必須堅持普通住宅用地開發的公益性和非盈利性。新加坡的成功在於管理層堅守居者有其屋的理念，把它作為基本國策貫徹始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認為，如果人人擁有自己的住房，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捍衛國家是自己的一份責任。他認為，人們購買住房和租賃組屋的態度形成強烈的對比，屋主為能購買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貼的廉價租賃組屋則被嚴重濫用，維修也差。擁有的感覺至為重要。政府組屋是新加坡政府提供給人民的一種福利，但並不是白白給予，要想擁有，還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新加坡建屋發展局1960年成立，最初目的是為工人們建造廉價住房。這一目的達成後，建屋發展局開始為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在內的所有買不起私宅的家庭提供經濟適用住房。為了確保這一計劃的實行，新加坡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政府頒布法令授權建屋發展局依法徵用土地，而土地徵用費和居民搬遷安排由政府負責；二是通過提供低息貸款，給予建屋局充足的資金支持；三是允許居民動用公積金繳付住房首付款。新加坡將組屋建設發展作為贏得選民的重要措施，政府十分重視組屋的物業管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他們上世紀60年代著重解決屋荒，70年代加強環境建設，80年代致力建築多元化和管理人性化，90年代強化社區整體布局，現在，新加坡又將完善的社區管理提升到建設文明國家、和諧社會的戰略高度。2、以嚴密的制度安排保證有限住宅資源優先滿足基本民生需求為了確保政府組屋真正分配到有需要的人手中，新加坡政府對購買者的資格有著嚴格的審查制度，規定了嚴格的准入條件。近年來由於收入增加，新加坡人希望他們的房子更新換代，面積更大，設計更好。組屋建造的重點也從一房式和二房式轉向了四房式和五房式，從以滿足普通居住要求的保障性住房需求為主向滿足多層次住房需求轉變。儘管組屋的供給發生了變化，但准入機制仍然十分嚴格，分配程序和等級制度確保了組屋分配的公開、公平與公正。這就使得任何一個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住者，很容易就能買到住房，同時大大抑制了投資投機性的住房需求。退出機制對於保障分配公平至關重要。新加坡政府規定，一個家庭只能擁有一套組屋，如果要再購買新房子，舊組屋必須退出來，以防有人投機佔有。對於弄虛作假騙購騙租者，當事人將面臨高達5000新元的罰款或6個月的監禁，或者兩者兼施。新加坡的組屋是可以出售的，怎樣出售有嚴格的規定。建屋局會定期對組屋進行維修，保障其居住的舒適性。3、政府控制土地無論是建組屋﹑完善小區配套﹑建工業園，都必須大量徵用土地。政府於1967年頒布了《土地徵用法》，授權政府為興建公共房屋或實施其他發展計劃而強制徵用私人土地。而且，當時政府徵用土地的補償標準遠低於市價。1973年修訂了《土地徵用法》，並規範了土地徵用的補償標準，根據幾個固定年份的地價來估值，使之越來越接近市價。1968年政府只擁有全國26.1％的土地，到1985年這一數字增加至75％。1995年，86％的新加坡人住進了組屋，政府開始規定要按市場價格徵用土地，建屋局建組屋時也必須用市場價格從土地局手中買地。公積金政策積極配合，為鼓勵僱主聘請55歲（後來放寬到50歲）以上的員工，這類僱員的企業和個人繳交公積金比例﹐比正常比例低；公積金內專作養老用途的特殊賬戶，要55歲以後才能領取。很多老人退休後，覺得每月領到的公積金有限，影響生活質量。於是住房政策也積極配合。1997年11月，新政府宣布樂齡公寓計劃，推出35平方米和45平方米兩種公寓，以30年的期限出售給樂齡人士。政府會幫助老年人先賣掉原來的大組屋，然後用所得買這種老年公寓。這樣，老人不但可以拿到一筆錢充實生活，還可以和很多同齡人生活在一起。政府嚴格控制土地資源，為組屋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土地、資金保障。土地是國家財富之源，也是組屋建設的基礎和命脈所在。新加坡土地分國家所有和個人所有兩種，其中國有土地佔土地總數的80%左右。新加坡政府將土地資源牢牢地掌握在手裡，確保土地供應。1966年，政府頒布了《土地徵用法令》，規定政府有權徵用私人土地用於國家建設，並有權調整被徵用土地的價格。根據該項法令，新加坡政府協助建屋發展局以遠低於市場價格的價格獲得開發土地，保證了大規模建設組屋所需的土地。4、出台法律嚴格限制炒賣組屋確保組屋政策的順利實施。新加坡於上世紀60年代制定並實施了《新加坡建屋與發展法》，同時還頒布了《建屋局法》和《特別物產法》等，從而逐步完善了住房法律體系。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嚴格限制炒賣組屋的行為。建屋發展局的政策定位是「以自住為主」，限制居民購買組屋的次數。規定新的組屋在購買5年之內不得轉售，也不能用於商業性經營。如果實在需要在5年內出售，必須到政府機構登記，不得自行在市場上出售。一個家庭只能擁有一套組屋，如果要再購買新組屋，舊組屋必須退出來，以防投機多佔，更不允許以投資為目的買房。所有申請租住組屋的人都需要持有有效期內的新加坡工作許可證或相關簽證；等等。由於嚴格執行了上述措施，新加坡政府有效地抑制了「炒房」行為，確保了組屋建設健康、有序地進行。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