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遼:理智對待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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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遼先生是江蘇省社科院國家最高級別的研究員、原文學研究所所長,我國著名文學評論家,也是我的恩師。我1982年的大學畢業論文《倔強的靈魂——談丁玲小說中幾個女性形象的塑造》,無論選題還是修改,都是在他的親自指導下完成的。後來承蒙他看中,推薦到《中國現代文學叢刊》上發表。30年前,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小小本科生的畢業論文,能夠在國家最高級別的學術叢刊上發表、並做文學新人介紹,十分罕見。陳遼先生說,現在即便就是由他推薦的博士論文,也是不可能刊登的,因為論文網上抄襲太多,沒什麼學術性。文學風氣已經壞了,編輯們都在用自己的「一畝二分地」互相交換,發表自己小圈子內的東西,質量難以保證。近日前去看望這位82歲高齡的恩師,得知他寶刀不老,依然作文影響文學界,尤其在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一片讚揚聲中,他依舊秉承獨立意志,在上海文學報和香港文藝報上發表了重磅評論——《理智對待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唱起了不協調的反對調子。此文發表的第二天,各大新聞媒體爭相採訪,家中電話打爆。陳遼老先生說:「莫言糊弄誰呢?文學是人學不錯,但人都是社會的人,誰都擺脫不了政治,文學怎麼可能脫離政治而存在?這點就連西方、他的獲獎推薦人都不能同意。莫言在國外的獲獎發言,不顧歷史事實的把自己祖國醜化成那個樣子,徹底暴露出真相,政府卻還不明真相的引以為榮。所以我義憤填膺的寫下了這篇評論,和輿論唱了反調。從小說《豐乳肥臀》開始,莫言的創作就已經走上了邪路。」陳遼老先生不會使用電腦,所寫評論每一個字都是從浩瀚的書海中查實,並一個字一個字的用鋼筆寫出,再交由助手打字。陳遼先生要求助手將此稿電子版發郵件給我,但我遲遲沒有收到。今天在網上查閱到了文章,與陳遼先生交給我的文字稿進行對照,確定無誤,所以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刊登,以饗讀者。】 有人說,莫言獲獎,「表明中國當代文學具有世界意義」。那是任意撥高,過於自戀。《詩經》、楚辭、《史記》等,中國文學早就具有世界意義,但要說中國當代文學因為莫言得了「諾獎」就具有了世界意義,那就是誇大其辭了。 對於「諾獎」評委會把政治因素置於授獎與否的重要位置的做法,世界作家們是很有意見的。自然,作為文學獎,「諾獎」評委會不可能不考慮作品的文學因素。但實踐表明,他們的文學觀是很成問題的,用他們的文學觀挑選出來的作家作品,很多都經不起實踐的檢驗。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學院宣布中國作家莫言因其作品「以魔幻現實主義融合民間故事、歷史和現實」而獲得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以下簡稱「諾獎」)。這一消息發布後,各種媒體報道、播放了「諾獎」授予莫言事,可謂盛況空前。我因在2000年2月17日《光明日報》上發表過《諾貝爾文學獎有所「偏向」》一文,一些讀者打電話問我:「諾獎」因何授給莫言?莫言被授「諾獎」的意義在哪?現就這兩個問題在這裡談談我的看法。 一、 自1901年頒發「諾獎」至今,112年間,除1935年和二次世界大戰的1940-1943的四年間未評外,1966年、1977年各評出兩人獲獎,共有109人被授予「諾獎」。我審視109名獲得「諾獎」所屬國籍後發現,原來,地理因素、親緣因素、政治因素和「諾獎」的授予密切地聯繫著。 先說地理因素。授獎國瑞典近水樓台,國家雖小,卻獲「諾獎」8次。與它為鄰的丹麥,獲「諾獎」3次;與瑞典為鄰的挪威,獲「諾獎」3次,而挪威的人口比丹麥還少。小國芬蘭,因與瑞典為鄰,也獲獎1次;甚至冰島國也獲獎1次。瑞典與瑞典鄰國共獲「諾獎」16次。總之,北歐國家全都獲「諾獎」了。我們尊重這些國家的文學及其作家,但他們獲獎次數如此之多,能說「諾獎」的授予和地理因素無關嗎?在109名獲獎作家中,西歐、東歐國家佔了67人,它們都因是歐洲國家而得「諾獎」獨厚。這是地理因素在「諾獎」評獎取向中的明顯表現。 再說親緣因素。美國作家獲「諾獎」者10人,澳洲作家1人。這兩國都是歐洲移民佔了絕大多數的國家。中南美作家獲「諾獎」者共5個國家6人。他們都是印歐混血種人,與歐洲也有親緣關係。非洲有3個國家4人獲獎;南非2人,南非的官方語言為英語和南非荷蘭語。奈及利亞1人,奈及利亞的官方語言為英語。只有埃及(獲獎作家為馬哈福茲)的官方語言為阿拉伯語。除埃及外,上述國家都和歐洲國家有親緣關係。 再談「諾獎」授獎中的政治因素。人所共知,俄羅斯文學出了許多文學大師,他們對歐洲文學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諾獎」只評活著的作家,在托爾斯泰之前的那些文學大師不在評獎範圍之內,可以理解。之所以未評托爾斯泰,根本原因是,瑞典曾經是北歐霸主,十二世紀初曾征服芬蘭。十六、十七世紀向外擴張,後來逐漸衰落。1809年將芬蘭割讓給沙俄。它把俄國視為宿敵。加之,在當時「諾獎」評委會眼中,俄國是個落後國家,所以儘管托爾斯泰(1828-1910)在「諾獎」評獎後的第九年,仍然健在,然而,「諾獎」評委會連提名托爾斯泰都不曾有過。直到1933年,才給流亡國外的布寧(一譯蒲寧)評了「諾獎」。亞洲國家作家第一個被評上「諾獎」的是印度的泰戈爾(1913年),那時印度還是英國的殖民地。給泰戈爾評獎也有政治因素在。至於1966年為以色列作家阿格農評獎時,雖然以色列立國時間不長,以色列文學的影響有限,但因為以色列在反對阿拉伯國家的歷次戰爭中都取得了勝利,「諾獎」評委會把以色列視為強國,於是阿格農獲獎。日本從1960年代後崛起,成了世界經濟強國、大國,「諾獎」評委會乃兩次授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諾獎」評委會不可能不知道中國歷史悠久,古代經典作家輩出。「五四」新文化運動勃興後的二十多年間,出現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多位文學大師,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其文學成就、學養、造詣,對廣大讀者的深遠影響力,都足以獲得「諾獎」。但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被授予「諾獎」,因為那時中國還是弱國、窮國,「諾獎」評委會根本不把這些中國新文學的大師放在眼裡。新時期到來後,中國作家思想解放,文筆放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優秀作家像竹筍一樣破土而出,一流作品更是群星燦爛,但整整十多年間,「諾獎」評委會仍不予中國作家評獎。在他們看來,中國還是窮國、弱國,出不了大作家大作品。對於「諾獎」評委會把政治因素置於授獎與否的重要位置的做法,世界作家們是很有意見的。1964年,「諾獎」評委會授予法國作家薩特「諾獎」,但被薩特斷然拒絕。他宣稱:他「一向拒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但「實際原因是薩特不贊成諾貝爾獎自冷戰局勢以後有意偏向西方的文化界或東方陣營的叛逆者,人為地造成東西方文化鴻溝」。 這次莫言被授「諾獎」,是因為中國強盛起來了,開始富起來了;加之中國本來是文學大國,再不給中國作家授「諾獎」,瑞典「諾獎」評委會已無法向世界文學讀者交代了。這才給莫言評了獎。 二、 自然,作為文學獎,「諾獎」評委會不可能不考慮作品的文學因素。但實踐表明,他們的文學觀是很成問題的,用他們的文學觀挑選出來的作家作品,很多都經不起實踐的檢驗。且不談丘吉爾的戰時演說作為散文被評為「諾獎」後成了國際文壇的笑柄,即以「諾獎」評委會對與中國有關的作家授予「諾獎」為例,他們也看走了眼。1938年,賽珍珠(布克夫人)以寫舊中國的《大地》獲「諾獎」。但是,早在1933年魯迅即在致姚克的信中說:「……布克夫人(按:即賽珍珠),上海曾大歡迎,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究是一位生長在中國的女教士的立場而已,……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所以,《大地》獲「諾獎」後,中國媒體界並未掀起賽珍珠熱。新時期到來後,賽珍珠曾經在中國工作過的地方和單位,一時出現過「賽珍珠熱」。但是,還是魯迅對賽珍珠《大地》的評價正確,《大地》從根本上並沒有寫出中國「真相」的本質方面。她所提供給讀者的只是一幅捏造的、可笑的軍閥形成過程的拙劣漫畫。賽珍珠對中國歷史更是缺乏了解和研究,因此《大地》出現了一系列經不起推敲的錯誤。如今,除了中國還有人提起《大地》這部作品外,在國際文壇上,《大地》早就被人們遺忘了。 這次,莫言獲「諾獎」,依然是因為莫言是「諾獎」評委會中意的作家。這次「諾獎」評委會有沒有看走眼呢?時間和讀者是最偉大的批評家,我不予置論。就我個人對莫言作品的意見而言,莫言的《紅高粱》是他小說創作中的上品。《紅高粱》寫了抗日戰爭時期農民的自發抗日鬥爭,將民間習俗、民間傳說溶化其中,的確是一篇優秀作品。《紅高粱》由張藝謀執導、改編為電影《紅高粱》後,在柏林國際電影節上獲金熊獎。隨著電影《紅高粱》的走紅,莫言在國內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他在國外也有了一點名氣。其後,他的小說《白狗鞦韆架》(據此小說改編的電影《暖》獲第1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金麒麟大獎)、《酒國》、《師傅愈來愈幽默》,也都獲得了一定成功。在我看來,莫言的創作才能主要表現在短篇、中篇小說方面。據他自己說,他從1987年起,學習馬爾克斯和福克納的魔幻現實主義,「毫無疑問這兩位大師的創作對我產生了影響,讓我開竅,讓我意識到文學可以這樣寫」。「諾獎」評委會看中莫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作品中的所謂「魔幻現實主義」。然而,莫言對「魔幻現實主義」的理解是不正確的,運用是不成功的。他不是弘揚「魔幻現實主義」的精華,而是拾取「魔幻現實主義」的糟粕:「帶有濃重的神秘主義的、宿命論的、悲觀主義的思想傾向」;「流露出作者對人的原始情慾、性本能的崇拜,用唯心史觀去解釋社會和人生。」在《紅高粱》那篇優秀小說里並無這樣的「魔幻現實主義」,而從長篇小說《豐乳肥臀》開始,莫言大量運用他所理解的「魔幻現實主義」了。在《豐乳肥臀》里,性本能的描寫已經到了醜惡的地步。龍青萍在用匣子槍自殺快死之前,書中主人翁之一的上官金童竟和她性交:他「緊緊地抱著她,在她的身體喪失感覺之前,滿足了她的願望」。「他精疲力盡地離開她的身體後,她的雙眼迸出幾顆火花,隨即熄滅了,眼皮也慢慢合攏。」文學評論家李建軍批評莫言的《檀香刑》語法錯誤、文理不通、修辭不當,比比皆是。在《檀香刑》這部小說中,「莫言對酷虐心理和施暴行為的誇張的敘寫,在不自覺中表現出欣賞的態度」。莫言搬用「魔幻現實主義」的「瞬間轉換」,隨意性太大,「可以寫出任何他想寫的情景、動作、心理衝突和事件」;「這種簡單而虛假的『瞬間轉換』敘事模式,被莫言頻繁地用於」人物的描寫,以致「人物形像顯得矛盾而費解」。最後,李建軍總結說:「《檀香刑》也只不過是一隻『甲蟲』,雖然它有色彩斑斕的『外衣』,但這隻能讓我們稱它為一隻華麗的『甲蟲』,而不能稱它為『大象』。」莫言的《蛙》雖然得了第8屆茅盾文學獎,但它也是茅盾文學獎頒布以後爭議最大的一部小說,拖沓、累贅、冗長、乏味。莫言所理解的「魔幻現實主義」,就是利用一些民俗文化,講一些民間故事,在此基礎上想像力可以無限擴張,性本能可以隨心膨脹,可以不顧歷史,不顧真實,不顧人物形象。他得意地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我曾經提出了一個口號,在80年代初期的時候。我說要把好人當壞人寫,要把壞人當好人寫,要把所有的人當作人來寫。」「諾獎」評委會看中了莫言創作上的這一套,稱之為「以魔幻現實主義融合民間故事、歷史和現實」,於是,莫言得了「諾獎」。這是莫言獲獎的第二個原因。但是,正如魯迅說過的,賽珍珠寫中國,「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對中國作家作品的評價,也只有中國讀者、中國作家、中國評論家最有發言權。 三、 莫言獲「諾獎」的意義何在呢?有人說,莫言獲獎,「表明中國當代文學具有世界意義」。那是任意拔高,過於自戀。從《詩經》、楚辭、《史記》一直到魯迅,中國文學早就具有世界意義,但要說中國當代文學因為莫言得了「諾獎」就具有了世界意義,那就是誇大其辭了。莫言獲了「諾獎」便說中國當代文學有了世界意義,那麼,瑞典現代文學得過8次「諾獎」,瑞典現代文學的世界意義是不是為我國當代文學的8倍呢?早在1955年,冰島作家拉克斯內斯就得過「諾獎」,是不是冰島文學在1955年就具有世界意義了呢?這是一。在我這篇文章里提到的這些「諾獎」得主,僅僅過去了幾十年,有的僅僅只有幾年,還有幾個人、幾部作品能被如今的作家、讀者記住呢?這是二。說到底,「諾獎」只是因為獎金額奇高而為世界知名。其評委會僅為5人,其中懂中文的只有馬悅然一人。這個由五人組成的僅有一人懂中文的評委會能夠決定一個國家的當代文學是否具有世界意義嗎?這是三。《揚子晚報》的記者馮秋紅說得好:「就因為得了諾獎,於是眾人蜂擁追捧?反過來,這是不是文化自卑的一種表示?切莫因為一個諾獎,就儼然中國文學可以獨步世界文壇;也切莫因為人家肯定了,才去讀中國作家的作品。」 當然,莫言獲「諾獎」也有其意義在。第一,國際文壇從此可能更加關注中國當代文學。第二,世界文學讀者可能由此引起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更大興趣。第三,可能激勵中國當代作家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優秀作品。有此三個意義,莫言獲「諾獎」的意義已經夠大了。時間和讀者是最偉大的批評家,我祝願中國的當代作家,能夠有更多的作品通過這個最偉大批評家的檢驗。
來源:文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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