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迪倫：他也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冰川人物

鮑勃·迪倫的時代一去不返了，無上榮耀的諾貝爾文學獎更像是一次充滿理想情調的懷舊。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彷彿不引發一點爭議便不肯罷休，今年，承擔這一使命的角色從往年的和平獎轉到了文學獎。回歸文學的歌唱本源其實，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並非從事文學專業、甚至從沒有創作過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的人士，是有不少先例的。他們中包括德國歷史學家特奧多爾·蒙森（1902年）、德國哲學家魯道爾夫·歐肯（1908年）、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1927年）等，最著名的無疑當屬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1950年）以及英國政治家溫斯頓·丘吉爾（1953年）。甚至去年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的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嚴格意義上說也更像是一位記者，而非作家。不過，將這一獎項授予一位歌手，在它115年的歷史上卻還是頭一次。因此，當得知美國搖滾民謠歌手鮑勃·迪倫獲得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後，人們不禁驚呼：這下，文學評論家該下崗了，需要音樂評論家上場。我的一位做出版的同事則開玩笑說：聽到這個消息，賣書的哭了，賣唱片的笑了……

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這種開放性或許更加符合設立這個獎項的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本人的意願，他在遺囑中對文學獎的描述是這樣的：在文學方面曾創作出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傑出作品的人。因此，這個獎項更加看中的是獲獎者的「理想主義傾向」，而並非一定要局限在小說家、劇作家和詩人這些狹義理解中的「文學家」中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甚至認為，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有一些回歸文學本源的意味。縱觀中西歷史，文學最初無不起源於歌唱——西方文學的源頭荷馬便是一位游吟詩人，他的《荷馬史詩》是用來吟唱而非朗讀的；在中國，從詩經、楚辭、樂府一直到唐詩、宋詞、元曲……文學歷來都是歌唱性的。可以說，文學主流與歌唱分離僅有500年而已。1996年鮑勃·迪倫正式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傑出的作家艾倫·金斯伯格在推薦信中恰如其分地寫道：他的作品幫我們恢復了音樂與詩歌之間至關重要的聯繫。昨天，瑞典文學院宣布，之所以將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鮑勃·迪倫，理由在於：他用美國傳統歌曲創造了新的詩意表達。20世紀美國文化的符號實話說，作為一個搖滾樂的死忠粉，我算不上鮑勃·迪倫的擁躉。儘管他那幾首最著名的歌，像《Knockin" on Heaven"s Door》《Blowing" in the Wind》，我和我的小夥伴們在30年前能夠一字不差地唱下來。但我從未懷疑過鮑勃·迪倫的成就，事實上，這位偉大的搖滾民謠歌手就是20世紀美國文化的符號。由於鮑勃·迪倫的歌詞包含了政治抗議、社會評論和哲學思索等許多方面的內涵，他的音樂活動已經遠遠超越音樂本身，而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他本人也被公認為上世紀60年代西方「青年造反」文化的代言人。

鮑勃·迪倫那一代的反叛青年不僅通過自己的藝術活動，還直接參与到社會生活和政治行動中，並在美國結束種族隔離和越戰等重大歷史性事件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前面提到的《Blowing" in the Wind》這首歌也因此成為20世紀中下葉美國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的「聖歌」。

《Blowing" in the Wind》。

不僅如此，鮑勃·迪倫也直接影響了一大批同時代和後來的搖滾音樂家，沒有他，或許就沒有我一生的偶像——甲殼蟲樂隊和滾石樂隊。因此有人評論說，鮑勃·迪倫賦予了搖滾樂以靈魂。而在我看來，他那些簡單而優美的旋律、質樸而雋永的歌詞還強烈地影響了上世紀70年代興起的台灣校園民謠，並通過它在當代中國流行音樂的歷史上鐫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直到今天，當埃爾維斯·普雷斯列（「貓王」）和約翰·列儂（甲殼蟲樂隊主唱）幾乎已被遺忘，保羅·麥卡特尼（甲殼蟲樂隊主唱）和米克·賈格爾（滾石樂隊主唱）也就快銷聲匿跡時，鮑勃·迪倫依然是活躍在世界流行文化舞台上最受歡迎的藝人之一。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鮑勃·迪倫所代表的60年代文化激進主義，是一種包含了先鋒、實驗、乃至商業娛樂的青年理想，它們混合在一起，向當時偽善而死氣沉沉的主流文化發起強大的挑戰，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西方文化、乃至西方政治的價值版圖。但今天它們已經煙消雲散。鮑勃·迪倫的時代一去不返了，無上榮耀的諾貝爾文學獎更像是一次充滿理想情調的懷舊。這使我想起了20世紀前半期德國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文藝評論家瓦爾特·本雅明的一本書的書名：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它是本雅明論述法國著名詩人波德萊爾的專著。這句話用來形容鮑勃·迪倫可能更加合適，他自己也曾說過：「我覺得自己首先是一個詩人，然後才是個音樂家。我像一個詩人那樣活著，也將像一個詩人那樣死去。」

鮑勃·迪倫年輕時候的照片。以鮑勃·迪倫所具備的天賦，如果早出生50年，他一定會成為一個波德萊爾、韓波那樣的先鋒派詩人。當時代變遷使得詩歌不再成為可能時，搖滾和民謠就成了他的詩歌。50年後的今日世界的確有幾分當時的影子——到處充滿了混亂、撕裂、不滿和反抗，這可能也是諾貝爾評選當局終於決定將這個獎項授予早在20年前就已獲提名的鮑勃·迪倫的重要原因。然而，在迪倫的時代，人們抗議的是不平等、歧視、戰爭和殺戮，試圖擁抱一個人類大同的烏托邦；而今天，世界各地忿忿不平的民粹主義者們紛紛要求築起高牆，增設關卡，將牆內的「我們」和牆外的「他們」隔離得更徹底。回望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我們的確感受到了太強的諷刺意味。但不管怎麼說，在這個屬於特朗普、普京、勒龐、法拉吉、埃爾多安們的時代里，諾貝爾文學獎還是給我們帶來了些許美好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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