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知識入門教程：第一講從胡適到雷震殷海光：自由主義在台灣的浮沉

導讀]殷海光說：「自由是許多人恐懼的烏雲，也是另外許多人欣喜的朝陽」，他不斷地闡揚自由主義思想，其言：「我們對於反對自由主義的人，至少有義務要促起他們，知道自由主義，是怎樣一回事。」

1958年11月，胡適參加自由中國社成立九周年紀念會，與殷海光(後排右二)、雷震(後排右四)、毛子水(後排左三)等合影。

殷海光

編者按：文中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限於篇幅，本文未刊出注釋部分，請讀者留意。

一、苦悶年代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討論，在二戰後的台灣現代史上，特別有其意義。因為它所涉及的，不只是重要的民主思想啟蒙、戰後西方各家重要思想家或其學說的介紹，更是親自在對抗蔣氏專制獨裁政權的第一線，提出強烈批判的尖兵鬥士，他們都是義無反顧地、準備實踐其理想的殉道者。這批標榜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有理想、眼界廣、實踐力也往往超越常人，以今日視野觀之，他們在戰後台灣社會上，均享有崇高地位和正面評價的文化人、知識領袖，或稱為引領風騷的偉大啟蒙者。因此，拙文在此特別提出幾位自由主義經典性的重要人物，簡述其生平事迹與思想，藉以讓今人理解其所作所為，及其能使後來者，有所深感之處。

眾所周知，二戰後的五○年代，是中國現代史上石破天驚大變動的時代，糾纏多年的國共內戰，在國府勘亂失敗後，神州易幟，倉皇撤退來到台灣。來台後，於風雨飄搖中，面對鞏固政權與生存威脅的考慮下，國府斷然採取更嚴厲的統治手段，此即開始實施爾後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以建立起獨裁政治的威權統治。

在此氛圍下，於大陸時期尚可標榜獨立自主、走「第三條道路」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台後，由於批評國共兩黨的議政空間益形緊縮，是以其所受到的箝制力量也愈大。但是他們秉持著自由主義的傳統與知識分子的良知血性，繼續堅毅勇敢的批判蔣氏父子的專制獨裁體制。當然，其最終之下場也就可以預期。然也因此，其所散發的人格光輝，才更難能可貴。

基本上，在1949年以前，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雖遭兩方夾擊，但他們尚可置身於或左或右的偏離或偏倚的有利條件。職系之故，當年國共兩黨對彼輩尚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尊重和禮遇，甚至企圖拉攏之。只是，此種情況在五○年代以後即已不再，原因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已不能擁有自由選擇偏離與偏倚的條件，因為擺在眼前的，只有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威權體制。所以在五○年代初期，跟隨國民黨政權到台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雖不情願，也不得不在現實上，接受這樣箝制思想的政治環境。

所幸，當時的國民黨政權，雖然是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威權體制，但因其政權的存在與立足，必須全面依附美國，在考慮美國觀感下，也曾給予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點點說話自由的權利。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獨裁政權，也曾把這一點自由的權利，作為一種象徵，來裝飾台灣，用當時的話來說，即是以所謂的「自由中國」，來對照極權國家，或用來討好美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只不過，像胡適、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只有那點微薄的力量，所以在「朝鮮戰爭」後，國際局勢改變了，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立穩腳跟後，蔣介石樂得馬上連這僅存的象徵物也不要了。以下即略敘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於五○年代初，與蔣和國府疏離及交惡之緣由。

二、威權體制之鞏固———自由主義分子的疏離與整肅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的爆發，使美國為圍堵共產主義，不得不重新重視台灣的戰略地理位置，而命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美國此舉，使瀕臨崩潰的國府政權及蔣介石起死回生，度過那危急存亡的關鍵年代。然國際形勢對蔣的愈趨有利，使蔣介石威權獨裁的本質又開始展現，仗著美國不可能棄他與台灣於不顧，蔣介石不再需要孫立人、吳國楨等來裝點門面，維繫美對台之支持。蔣經國與孫、吳等人之衝突，與其說是零星事故、事件之磨擦，不如視孫、吳之失勢，實為恰好證明蔣介石強人威權體制在台灣的建立與鞏固。

外交情勢的有利，美國的支持，使蔣對整肅黨內自由主義分子毫不手軟，先前「復行視事」時起用的具有自由主義色彩之人士，逐一遭到罷黜。1953年11月，王世傑因「陳納德民航隊欠款事」被蔣免去「總統府」秘書長職務。以王世傑在蔣和自由派互動間所扮演的角色來看，其被迫辭職之意義，不只是王世傑個人與蔣關係之惡化，究其實，它代表了擁蔣的自由派分子與蔣友好關係的畫下休止符。

至於雷震「國策顧問」遭除名，不單單只是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言論觸怒蔣而已，它其實是象徵蔣及國府加緊政治控制及箝制言論自由的進一步強化。當時政府對一些超過言論尺度的報章雜誌常給以停刊若干日處分，另外對新聞自由也加以限制。蔣經國對黨內標榜自由派、或傾向自由派份子，更是深惡痛絕，他在陽明山演講時公開抨擊「大陸是自由丟掉的，現在又來台灣自由」。

到了1953年底，國府執政當局對自由派的批評更加變本加厲，政治上與自由派分子的疏離愈來愈明顯，雷震之事最後更演變到《自由中國》事件及組黨風波，雷震為此更付出了牢獄之災。胡適雖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但是蔣對他也是尊而不親，只因其在海內外無人可及的崇高聲望，當局對他尚有若干顧忌和禮遇而已。總之，從五○年代起，黨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幾乎噤聲，台灣已是處於一個失去輿論批判和制衡力量的苦悶年代。

而早先爭取海外自由民主人士支持蔣介石，甚至組成「聯合陣線」以及召開「反共救國會議」之舉，也因美援恢復，台灣轉危為安，國府的態度轉趨強硬而流產。蔣對海外民主自由人士的疏離，導致張發奎、顧孟余、張君勱、左舜生、李璜等結合成一股「第三勢力」的力量，曾在五○年代以「反共反蔣」為訴求而活躍一時。

總的來說，蔣之所以能夠快速地建立以其個人為領導中心的威權體制，實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使然。「朝鮮戰爭」以後國際的大環境有利之，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蔣鬆綁憲法束縛其總統的權力、把「萬年國會」掌握在手中，如同御用「傳聲筒」和「表決部隊」；而「戒嚴法」之下達，使白色恐怖瀰漫台灣社會各個角落。兼以「2·28事件」後，台灣人的反抗力量基本上已遭瓦解。在這種種因素雜糅配合下，凡有礙於強人威權體制者，皆在排擠打壓之列，因此蔣氏父子輕易順利地掌控全盤，建立其不可搖撼的威權獨裁體制。

而此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蔣的關係如何呢？平情來說，胡適以其當時在海內外德高望重的地位，作為獨裁者的蔣介石，尚不能不在表面上，對其容忍或禮敬一番。但對於以胡適為精神領袖的《自由中國》雜誌社，雷震、殷海光等所謂「胡適自由主義文人集團」的活動，蔣介石就沒那麼禮遇了。尤其後來雷震的主張越走越激烈，欲組「中國民主黨」時，蔣介石的容忍顯然已到極限，因此設法羅織罪名將其入獄；並將殷海光台大教職停職等，最後，連最年輕的自由主義信仰奉行者———《文星》集團的李敖，也身陷囹圄。

因此，整個「胡適自由主義文人集團」，隨著1962年胡適的去世，死的死、抓的抓、關的關，幾乎被國民黨摧殘殆盡。而以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五○年代的台灣議政，雖掀起《自由中國》時代的高潮，但也隨即在國民黨的反撲下，緣起緣滅，倏忽地風流雲散矣！雖系如此，「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雷震、殷海光、甚至李敖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典範，撫今追昔，仍是值得吾人加以肯定效法的，茲簡介其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如下。

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雷震

雷震(1897-1979)字儆寰，浙江長興人，早歲留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習行政法學和憲法。民國22年至27年間，任職於王世傑主持的教育部，因王與胡適關係密切，因而也決定了胡、雷間的私交。抗戰勝利後，他先後出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制憲國民大會副秘書長等要職。長期周旋於各黨各派間，深獲蔣之信任倚重。雷震雖為一老牌國民黨黨員，但在多年與各黨派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交往過程中，使他深刻體察到國民黨「一黨專制」的弊端，兼以其早年留學日本的法政專業素養，使他對民主憲政有一份憧憬與理念的堅持。

據胡虛一在《讀〈愛荷華憶雷震〉書後》所言，雷震早在1947年即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表示不滿，曾在日記中寫下其曾向陳立夫進言情況：「余進言謂今日辦黨，應變更作風。過去為一黨專政，今後為多黨政治，不獨方法不能同，而一切作風，均應改變。」同年7月25日的日記又言，他與羅貢華、程希孟等人討論選舉問題，及今後對付政治辦法，雷震以為民主勢力不擴張，中國今後必無出路。

在1949年前夕，雷震與蔣廷黻等人，既不贊成共產黨的武裝暴力革命，也不滿青、民兩黨僅是國民黨的附庸，毫無在野黨制衡的力量。因此，蔣、雷希望國民黨內主張「民主憲政」人士，從中分離出來，另組一新政黨，和國民黨作公平而自由的政治競爭，以發揮監督和制衡的民主憲政功能。而蔣、雷心目中，最理想的「新黨」領袖，即為胡適，唯胡適並無意願。

有趣的是，當時蔣介石並不肯擔任憲法架構下，許可權並不大的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反而拱胡適出馬，但遭到國民黨內部的反彈。為此，蔣介石還特別約見胡適致歉，並希望胡適出面組黨，胡卻反而建議國民黨，最好自行分化為兩、三個政黨，來婉拒蔣之好意。由此可知，在國民黨自由分化產生新黨這點上，胡適、雷震、蔣廷黻的主張是一致的，這種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完全是「胡適派文人集團」一廂情願的幻想。

他們既不滿意國共兩黨的專制，也不滿民盟及青、民兩黨的依附性格，因此在國民黨慘敗來台後，雷震等為挽救敗局，從根做起，乃試圖發起一場「民主自由中國」運動。換言之，此時的雷震等，對國民黨尚存有希冀和幻想，因此才會在大陸局勢逆轉後，敦請胡適出面領導，欲組織「自由中國社」，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藉助輿論，一面宣傳民主反共，來鼓舞民心士氣。

《自由中國》雜誌於1949年11月20日創刊，雷震任主編，它群集許多在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於其上發表文章，試圖以評論政治或引介思想的方式，在台灣傳播自由民主思想的種子。而另一方面，雷震也有企圖以「自由中國社」為核心，聯合信仰民主憲政人士，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之用心，並希望藉此逐步發展成一新黨，也能夠監督制衡國民黨。然而，雷震當初欲以「自由中國社」所發起的組黨構想，卻因時局惡化太快而未能有進一步活動，但卻是爾後來台《自由中國》創刊，及蔣廷黻等在美擬成立「中國自由黨」的最初構想。

其實，當年雷震在台成立的「自由中國社」及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還曾得到蔣介石的首肯及支持。因國民黨欲藉此行動，來起死回生，使外界對其能耳目一新。只是當時蔣介石的支持，其後證明，仍是極有限度的。此即意味著，當時「自由中國社」所做的一切言論行為，必須、也只能在當局容忍的範圍內，才能有所開展。因而，這就決定了雷震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局限和歷史宿命，此一局面，當然亦導致胡適、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後無可避免被清算或遭整肅的悲劇下場。

五○年代初，蔣廷黻雖曾擬定在美成立「中國自由黨」，但因胡適婉拒出面領導，故很快無疾而終。反而雷震當時所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卻愈辦愈紅，影響力越來越大。此情況在蔣介石立穩腳跟後，就觸犯了當局的大忌。因蔣介石本人，一向把自由主義，視同如共產主義般，為毒蛇猛獸，所以長期以來，對其排斥不遺餘力。

試想，早在二○年代，蔣介石對胡適在《新月》時期的言論，尚不允許其批評國民黨、孫中山及政府，如今台灣處於風雨飄搖，大陸慘敗和台灣地方民主勢力抬頭，蔣早已心存餘悸之刻，又如何能聽得進胡適、雷震等「烏鴉」般的逆耳忠言呢？所以，蔣介石最後對雷震等，會毫不手軟地將其打壓入獄，也就不足為奇了。

或許有人會認為，雷震不能算是自由主義者，因為他曾做過國民黨的高官，和民、青兩黨人士往來密切，後來又搞反對黨，政治關係複雜，這就表示他不一定有一貫的自由主義思想。其實，雷震在其早年留學日本時，學校的課程，已奠定其民主法治的學理基礎。在京都大學時期，雷震主修行政法學，其師森口繁治教授，對於民主的堅定信仰，特別是對於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的重視，以及反對軍人干政的態度等，都大大影響了雷震日後從政的理念。

基本上，雷震不屬於理論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相反的，其可貴之處，是以實際行動，來實踐自由主義者的政治理念。觀諸雷震在大陸時期，對在野人士的尊重，對結束一黨訓政，和實現民主憲政，都曾做了許多推動的工作。來台後，他尤其能不顧強權，向國民黨提出改造意見，甚至要求軍中，不得設黨部，搞權力圈圈。因此，他常在《自由中國》雜誌上，撰述許多爭民主、爭自由、爭法治或爭人權的文章，均曾膾炙人口，流傳一時，而戰後台灣民主思想的啟蒙，諸多系由此逐漸發展出來的。

當時，雷震和許多自由主義朋友一樣，都認為國民黨那一套在大陸已失敗了，所以若要在台灣勵精圖治，就只有靠民主自由，而非以獨裁、專制來治理台灣。而雷震的同志殷海光也曾說到：「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至少必須具有獨自的批評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權威的自發見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勢力集體的氣象。」這段話，其實也就是殷海光本人對自己或對其同人之最基本界說和自律原則。

准此而論，雷震可以說完全符合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標準，因雷震的民主自由信念始終如一，例如他在批判國民黨蔣家父子的極權專制時，毫不畏懼，所以最後才會觸怒最高當局，除各項職務先後遭解職外，最後還遭到蔣家父子以「莫須有」罪名，羅織入獄長達十年之久。這種一肩扛起所有苦難擔當，見諸書生空議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十分罕見的。

而兩岸的現代史，有時也會有偶然的相似，例如1957年，大陸開始「鳴放」運動，也有不少知識分子，以為有了說真話的自由，結果卻導致不少知識分子，紛紛被打成「毒草」而系獄，或被清算、貼大字報和遊街示眾等羞辱行為的對待。正好台灣也於此年，掀起組織反對黨的高潮，所以雷震在《自由中國》上，一連寫了「七論」反對黨，直到被當局逮捕為止。

雷震是個不喜歡紙上談兵的人，他認為要談反對黨，不要空論，而是要真正付諸行動。所以才有1960年，蔣欲違憲競選第3屆「總統」之際，雷震聯合吳三連、楊金虎、高玉樹、成舍我、陶百川、殷海光、張佛泉、齊世英、李萬居、郭雨新、夏濤聲、許世賢、王地、傅正、夏道平等，緊鑼密鼓的籌組新黨之舉。但其為此，終於付出慘重的代價。

其後，不但雷震本人長期系獄，連李萬居《公論報》經營權也被奪，殷海光則遭解除台大教職。而在雷震等人入獄後，彼等的精神領袖胡適，在輿論抨擊、內疚不安中，度過其生命最痛苦的晚年，並於1962猝逝。胡適的殞落，也結束了「胡適派文人集團」，這一標榜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台灣從事民主自由憲政運動的緣起緣滅史。

四、自由主義領航者殷海光

殷海光（1919-1969），本名福生，湖北黃岡人，從1934年起，開始接觸邏輯，思想受當時清華大學邏輯學教授金岳霖的影響頗深。1938年進西南聯大，1942年入清華哲學研究所，為金岳霖入室弟子。金岳霖主張學生要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和見解，也要勇於發表意見，不要人云亦云。金岳霖這些看似淺顯的言論，對殷海光影響至巨，甚至鑄造成殷海光的性格和思想生命，他日後大力宣揚自由主義，多少受到金岳霖的教育影響。

1944年，殷海光響應政府青年從軍號召，投筆從戎參加青年軍，當時殷的思想有相當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支持國民黨與中共對抗。1945年，大戰結束後退伍，來年殷受聘於《中央日報》主筆，並任金陵大學教職。1949年，殷隨《中央日報》來台，併兼任《民族報》總主筆，同年殷獲傅斯年聘為台大哲學系講師，教授邏輯，其後且參與《自由中國》編務，任編輯委員。

殷海光是最早將西方科學哲學引進台灣的人，在台大任職期間，被譽為「台灣大學最賣座的教授」，深獲年輕人所擁戴，許多青年學者和學生，都視他為思想導師。在他影響下，台灣也逐漸出現一群信奉自由主義的學子，如李聲庭、陸嘯釗、居浩然、韋政通、陳鼓應、王曉波、趙天儀、李敖等。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那個孤絕的小島，殷海光即使在風雨飄搖中，仍不斷地掙扎、苦撐與堅持，使自由主義的嬰啼並未就此絕聲。

殷海光以自由主義學者暴得大名，是其來台後，在《自由中國》及《文星》等雜誌，發表一系列闡述宣揚民主自由的政論性文章之結果。殷海光是彼時國內最重要的邏輯研究先驅，他除了引進當時國外最先進的「邏輯實證論」思想外，對羅素、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亦相當注意。相對於彼時，台灣非常封閉的學術環境言，殷海光引進了西方思想，無疑是為當時的學術界，開啟了對外接觸的重要窗口。

當然，在殷海光一生中，於《自由中國》撰寫政論時間，是他一生最璀璨的歲月，也是他以自由主義大師，對台灣輿論界，影響最大的時期。平情論之，對於五六十年代的台灣人而言，自由主義思想，在當時是被統治當局刻意打壓，不鼓勵接觸的思潮。

但殷海光卻說：「自由是許多人恐懼的烏雲，也是另外許多人欣喜的朝陽」，他不斷地闡揚自由主義思想，其言：「我們對於反對自由主義的人，至少有義務要促起他們，知道自由主義，是怎樣一回事。」

為遂其宣傳自由主義的初衷，殷海光花費許多心血，他親自翻譯出版了哈耶克（F .A .H 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並透過報章雜誌，大量引介哈耶克、卡爾巴柏、羅素等哲學巨子的思想。此外，在《自由中國》論政時期，殷海光尚以專業「邏輯實證論」作為方法論的基礎，筆鋒犀利進行對政治主張及時局批判的工具外，他主要的政論文章，有兩個主軸：一為以原有「五四運動」以來的啟蒙思想，鼓吹現代化的建設；二是在事實的基礎上，立足民主反共的路線。另外，亦對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展開嚴厲的批判。

殷海光常自稱是「五四後期的人物」，是「五四的兒子」，源於對五四民主自由的濃厚情結，使殷海光對宣揚五四精神非常重視。《自由中國》雜誌上，有關五四的社論，大都是殷海光所寫的。由於他對五四的憧憬，及傾向西化的主張，所以到《文星》時期，爆發所謂的「中西文化論戰」之際，殷成為眾矢之的，被徐高阮、鄭學稼、胡秋原等，視為幕後的支持者。

「雷案」發生後，殷雖未遭到逮捕，但他卻以大無畏精神和夏道平、宋文明等人聯名發表公開信，強烈質疑國府當局，逮捕雷震之非法，並聲明言責自負，充分展現了知識分子的風骨。然也因為得罪國府當局，殷在台大教職遭到停職、給薪，但不能上課的痛苦。其後，欲申請赴美亦不可行，生活陷入絕境，靠哈佛大學的經費支撐。1969年，殷在極度精神苦悶與胃癌的蹂躪下，不治逝世，自由主義巨星又隕落一個。

其實，在當時政治統治高壓的情況下，很多知識分子失去脊樑，不敢和統治當局對抗，有的甚至噤聲依附充當打手。但殷海光，卻能不迎合當局，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敢怒敢言的風骨氣節，成為知識分子的典範。坦白說，殷海光在學術專業領域，並沒有了不起的創作；但在人格上，殷海光終身信奉自由主義，且試圖將自己活成心目中的自由主義者，並以此影響當時整個台灣的學術信仰和政治局勢。

殷海光以台大學術殿堂為傳道所，在教育上以自身的學養，為日後台灣培養一批篤信自由主義思想的生力軍。在言論鼓吹上，以《自由中國》為傳媒，向廣大的台灣知識青年，介紹自由主義思潮，即便在國民黨鋪天蓋地的迫害壓力下，亦不改初衷，永不放棄自己堅信不疑的自由主義信仰價值。

直到臨終前，他仍堅信：「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義、蒙昧主義、褊狹思想、獨斷教條作毫無保留的奮鬥。另方面，我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愛的積極價值，我堅信，這是人類生存的永久價值。」這不僅是殷海光臨終遺言，也是其一生奉行自由主義的最佳腳註。總之，殷海光到台灣後，成為台灣六○年代最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及最佳代言人，雖然有趣的是，他本身的氣質，既不民主，亦不寬容；甚至，在論戰場上，還顯得相當武斷。然而，這種一元價值的思想特色，在當時台灣封閉的思想環境中，反而使其主張別具另類價值意義；在宣揚民主和科學的工作上，作出重大的貢獻。無怪乎，他被譽為「五四之後，除了胡適，台灣唯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

五、文化頑童李敖

至今仍活躍於台灣的李敖，雖還未到蓋棺論定的時候，但其一生已足以含括政治家、政論家、思想家、文學家、批評家、史學家等聲名於一生的傳奇人物。

他素來批判國民黨，亦不滿於民進黨，他左右開攻，天生反骨，罵他的說他是「瘋狗」；捧他的譽其「特立獨行」，總之，沒有任何評價，可恰如其分地形容他。

這位有東北硬漢血統的李敖，與胡適一樣，在大學時，藉《文星》雜誌犀利的筆鋒，橫掃千軍，罵盡天下蒼生而暴得大名。他向國民黨威權挑戰，遭到國民黨的牢獄之災，出獄又入獄；他與影星胡茵夢結婚又離婚，遊戲人間，不改英雄本色。他開政論節目「笑傲江湖」，嘻笑怒罵台灣朝野兩黨的藍、綠政客。

2005年，他訪問了半世紀未曾踏上夢土故鄉的大陸，於北大、清華等大學講演，颳起一陣「李敖旋風」。

胡適絕對是李敖思想的啟蒙者，而這一點李敖亦不否認。事實上，他也一直是胡適自由主義的長期追隨者與信仰者。而《文星》一案，當是李敖一生的轉折點，此事件充分考驗李敖對自由主義信仰的堅持，亦形塑其人格個性的試金石。從此後，自由主義這頂桂冠，將牢牢地戴在李敖頭上，而閃閃發光，終其一生亦不悔。

李敖思想的啟迪，家庭因素是免不了的，其父李鼎彝，畢業於北大國文系，受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沈尹默、錢玄同等之教誨，所以李鼎彝的北大自由開放的民主精神，對李敖產生不小的影響。當然，李敖的博覽群書，及絕對是非價值觀，對他自由意志的發揮起了絕對的作用。在台大讀書期間，又認識了民國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胡適，兩者如伯樂與千里馬般，馬上激蕩出激烈的火花，兩代知識分子的薪火相傳，讓自由主義的棒子代代相承。

1957年蕭孟能夫婦創辦《文星》雜誌，原本是一本平淡無奇的刊物，直到後來李敖的加入，才為《文星》雜誌，掀起濤天巨浪。李敖在《文星》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為《老年人和棒子》，擲地有聲地批評當時甚多佔著毛坑不拉屎的學霸。此文一出，顯然驚動了許多重聽的老年人，而開始圍剿李敖，給他安上「文化太保」、「文化流氓」等許多罪名，此文亦是《文星》雜誌許多筆戰的導火線。

李敖後來又接連發表了《播種者胡適》和《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將文壇從「棒子戰」，轉為更高潮的「中西文化論戰」，該論戰使李敖成為眾矢之的。其後，他挖出一連串高等學府教授的弊端惡行，終於使這些老教授按捺不住而反撲，務必剷除李敖而後快。之後，李敖雖從此成了學術界的「過街老鼠」，但他卻意氣風發、不無得意地以自己能將《文星》帶領走向「自由、民主、開明、進步、戰鬥等鮮明色彩」而自豪。

1965年李敖在《文星》，發表《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以謝然之先生的作風為例》，嚴詞批評國民黨，也伏下《文星》雜誌停刊關門的命運。總計李敖在《文星》興風作浪，前後約有4年之久，其流彈所及，幾乎囊括所有黨政學界要人，因此國民黨開始羅織罪名，最後，以叛亂罪名判刑10年入獄。

對李敖來說，他從不諱言自己對胡適的尊崇，而胡適對李敖的影響，也是全面性的。所以李敖曾說：「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以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肯定他的穩健與睿智，和他對中國現代民主思想的貢獻。我們不得不說，這隻好唱『反調』的烏鴉，確實具有遠見。而這種遠見，就百年大計的建國事業來說，顯然是必需的。」

而李敖以上所說胡適「一以貫之」的思想，其實就是胡適終身標榜的自由主義，同時也是李敖亦步亦趨、堅信不疑的民主自由思潮。胡適影響李敖，使其成為理性的愛國主義和自由主義者，所以直到已近晚年的現在，李敖對胡適仍是敬佩有加。此由2005年，他親訪北大，獨捐巨資，要豎立胡適銅像於北大校園內，即知胡適在李敖心目中，其巨人形象，是如何的巨大。當然，李敖也不以胡適自由主義接班人為滿足，他時時刻刻站在這位思想巨人的肩膀上，並想超越他。

對於同志，李敖曾責備殷海光本人和其他門人弟子，不能散布並延續其自由主義的精神。確實如此。在殷海光眾多弟子中，的確是李敖比他人更努力地或更全心全意地，做著他追求自由民主的艱苦工作。所以，李敖的知己孟絕子曾說：殷海光的學生很多，可貴的不少，但最能代表殷海光全部精神的，就是李敖。此語連殷海光聽了，也點頭同意。而李敖本人，更曾經不客氣地對殷海光說：「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幾個自由主義者，一受軍訓，全都變成國民黨了。據我所知，他們有幾個還是自動的。憑這一點，你應該佩服我。」對於此語，殷海光本人也只能承認這是事實。

基本上，李敖在努力維護自由主義的過程中，確實付出很大的心力和代價。只不過，現在已是自由主義在台灣「落日照大旗」的時候了。因自由主義思潮，在當代台灣已趨沒落，即使勇者如李敖，縱然有心想要挽狂瀾於既倒，也只能慨嘆時局，已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落幕之時了。

六、結語———自由主義的落日餘暉

中國大陸研究胡適卓有成就的學者沈衛威，在評論「胡適派文人集團」在台灣的日暮黃昏時，有一段評語說得甚中肯。

他說：「在胡適『自由之旅』的蒼茫歲月，以他為核心的胡適派自由主義文人集團中，先後有兩個基本的群體結構：自由中國社和文星社。前者的代表人物為雷震、夏道平、殷海光；後者的代表人物為李敖。其中雷震作為《自由中國》社的主持人，他以自己的務實和堅韌，乃至屈原式的愚忠，即使胡適晚年，那近於蒼白的理想化的理性自由主義，得以張揚，也有所附麗；又使『胡適派文人集團』，在1949年大陸赤變易幟後，薪盡火傳，一部分力量，在台灣得以重新集結、調適，並再度介入政治。胡適、雷震、殷海光、李敖及《自由中國》、《文星》，成了台灣一個歷史時期內民主、自由的一個象徵性形象，也是一種社會化的民主、自由的力量。」

沈衛威評論得甚好，假如台灣的「自由中國」與當時的共產中國有所區隔的話，說實在話，雷震等人在五六十年代的台灣，所擎起民主自由的火炬，是相當有意義的。

此一自由民主運動，以胡適為精神領袖，雷震為中堅、殷海光為論述者，李敖為殿軍，薪火相傳。彼輩雖曾遭到當權者的打壓，組黨亦胎死腹中，但「寧鳴而生，不默而死」，其對爾後台灣民眾思想之啟蒙，與日後台灣之民主運動，影響可謂至深且巨。

另外，自由主義信仰者張忠棟教授也說得好：「胡適、雷震和殷海光，是三位不同的自由主義者。因胡適是繼續反對獨裁極權，反對守舊復古，並繼續主張民主與科學：而殷海光則繼承五四餘緒，在《自由中國》寫了最多闡揚民主自由理念的文章；至於雷震，他是在爭取民主自由的艱苦歷程中，不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所以下場也最悲涼和最值得後人的同情。以上三人，年齡雖不同，性情也各異，身份背景亦有別，也因此，各有表現，也各有不同遭遇；但是，他們都曾共同堅持了一些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於是才會因緣際會，成為同道，共同為戰後台灣的民主思想來啟蒙、來奉獻、並為其而受苦、受難。……如今，我們若能為過去如彼那樣等的人，設身處地地作想，則對於這三位不同典型的自由主義者，雖難免有不同的評斷，或有更嚴格的要求。但，平心而論，環顧今天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家的表現，又有幾人能夠超越當年的雷震、殷海光或胡適？」這是自由主義者張忠棟教授，晚年深刻的論斷和感慨。

張忠棟教授的論斷和感慨，並非無的放矢，觀之今日台灣諸多亂象，所謂標榜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還有幾人敢秉持道德勇氣，挺身而出？或有幾人不畏於特定政治立場而針砭時局？因此，在當代台灣日益向下沉淪之際，猶能作獅子吼；或在台灣道德逐漸錯亂淪喪的今天，猶能力挽狂瀾者，若較之當年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人，面對蔣家黨國機器的壓制，所表現的錚錚鐵骨作風，則其所標榜自由主義者知識分子角色，不知其心中是否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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