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禮治」的當代意義

2014年10月24日 15:56:54來源：《紅旗文稿》2014/20 作者：姜義華禮治，被混同於舊禮教，在倡導新文化而同舊禮教決裂時，一併被拋棄，差不多已經一個世紀了。在謀求建立近代法治國家時，德治、禮治，都曾被當成和法治截然不相容的東西，而遭到全盤否定。其實，這既是對德治與禮治的誤解，也是對法治的誤解。要了解禮治的當代意義，必須正確認識禮與禮治的根本性質，正確認識禮治與德治、禮治與法治的內在聯繫,正確認識禮和禮治在維繫當代各倫理性實體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一、責任倫理在百年三大挑戰的浴火中重生1. 中國傳統禮治，傳統責任倫理，近百年來接受了前所未有的三大挑戰，在浴火中經受了涅槃與重生。上世紀前半個世紀，中國經歷了長時間的戰爭與革命的洗禮；隨後，在50—70年代，中國又經歷了一段以階級鬥爭為綱、突出政治或全方位政治挂帥的日子。《論語·為政》中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戰爭與革命，階級鬥爭為綱、突出政治，當然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敵我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最終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並有效地使新生的共和國政權得以鞏固。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對傳統價值、道德、禮儀、信仰及文化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並摧毀了長期有效地維繫著這一切的各種傳統社會自組織，進行了空前廣泛深入的社會動員，使政治權力一直深入到社會最底層。以往長時間的分裂割據局面基本結束，實現了祖國大陸的統一和國內各民族的團結。但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實際上是以高度強化與擴大了的社會二元化或裂分化為前提。道之以政，是以政治信念、政治信仰、政治信任作為凝聚民眾、動員民眾的唯一手段，而政治信念、政治信仰、政治信任一旦在實踐中被證實背離生活實際，就會導致嚴重的信念危機、信仰危機、信任危機，從而喪失其凝聚力、動員力。齊之以刑，如果依靠政治高壓和不受法律約束的專政，雖能在短時間內奏效，但是，因為它必然會導致「民免而無恥」，便不可能真正解決社會矛盾與社會衝突，引導社會走向和諧，反而會一再激化這些矛盾與衝突。上世紀80年代以來，整個國家轉向集中全力發展經濟，一段時間實際工作中甚至由GDP挂帥，形成了「道之以利，齊之以律，民多欲而上下交征」的局面。道之以利，發揮物質利益的刺激作用，激發了人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但又不免導致「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們擺脫了普遍的貧困，實現了小康，但是，理想、道德、信仰、禮儀、責任、高尚的情操，卻在這一過程中被拋到一邊。物質慾望被激發、被釋放、被縱容，而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結果，自我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縱慾主義、拜金主義以及對生態環境肆無忌憚的破壞泛濫起來，並將越來越多的人席捲進去。為了獲取更多更大利益，上下之間交征，相互之間交征，不同地域之間、不同利益集團之間、不同族群之間都交相爭奪，憤懣情緒常常壓倒了應有的理性思考，引發一系列新的社會矛盾與社會衝突。這些問題，依靠「道之以利，齊之以律」自身，顯然很難有效解決。網路時代迅捷到來，它代表了中國在還沒有完全走出前現代，正在努力跨入現代的時候，相當大一個社會群體已經驟不及防地突然進入了後現代。這對原先的倫理性實體帶來了更大的挑戰，使後現代以下一些最主要的特徵凸顯於當代中國社會：其一，後現代是去中心化，人人成為自主體。網路使人人在虛擬世界中成為自主體，同時又使人們在虛擬世界中高度世界化。在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由於已實現了社會普遍中產化，形成了相當穩定的社會重心，宗教信仰和理性的思維有著穩固的基礎，它們有效地制約了人們後現代的高度自我化、主觀化影響的範圍。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尚未實現社會普遍中產化，理性思維存在的缺位問題遠未根本解決，又沒有西方那樣的宗教傳統，情緒化的感性思維在人們思想和行為中常常上升到支配地位。人們的意識高度自我化、主觀化，缺少理性乃至知性的應有制約，缺少社會普遍中產化調節各種矛盾與衝突的雄厚力量。於是，去中心常常是形式上拒絕了外在權威、既有中心、事物的實在性、公認的合法性，實際上變成不能清醒地面對現實，而遊離於客觀實際之外；自以為高度自我，其實，自覺或不自覺地為世界範圍內各式各樣真實的、虛假的、半真半假的海量信息所左右。其二，後現代致力於消解整體性、穩定性、確定性，而代之以個別性、臨時性、變動性。網路以其信息的量大、快捷、紛繁複雜，對整體性、穩定性、確定性進行了全面衝擊。當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城鄉之間發展很不平衡，區域之間發展很不平衡，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發展很不平衡，而教育的過度急功近利化、實用化，人文教育嚴重缺失，社會人文建設嚴重缺位，市場經濟的利益導向又空前助長了人們的自利心理與物化欲求，貧富差距拉大，利益格局固化，特權階層產生，致使社會矛盾、社會衝突在眾多方面反而加劇。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這些問題使人們在認識與應對外界事物和內在心性時，對整體性、穩定性、確定性的信仰，很容易轉變為被利益個別性、臨時性、變動性所主宰，由此而導致社會自身碎片化。其三，後現代致力於解構本質主義，由此走向對於客觀真理、核心價值體系、道德倫理體系及終極目標的全面懷疑和不斷顛覆。網路由於已成為社會公眾表達自己利益訴求、文化心理和政治意願越來越普遍、越來越主要的平台與載體，而社會公眾本身又處於高度分化及不斷流動之中，利益訴求、文化心理和政治意願千差萬別，便使這一解構本質主義的傾向急速膨脹起來，極大地普及於社會各個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職業、不同的理念、不同的年齡層，一直滲透到人們的觀念形態、立身處世的態度與方式，以及日常生活和習慣性思維中。網路從根本上動搖了社會意識單一化時代以傳播者為主導的觀念傳播方式，越來越為交互性的意見傳播、實時動態性的意見反饋、高度個性化的交互傳播所取代，由此構成一種全新的網路「輿論場」，而這一網路「輿論場」則為種種非歷史的、非邏輯的、非理性的、爆髮式的、情緒化的欲求廣泛地蔓延，以及個人情緒化發泄和集體超理性狂歡的交匯，提供了異常廣闊的空間。百年來，在 「道之以政」與「道之以利」和網路時代這三大挑戰的浴火中，中國的責任倫理經歷了一場真正的涅槃與重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捨生取義」等傳統責任倫理激勵人們奮勇前行，而傳統的道德、理想、信仰、情操體系乃至整個社會價值體系、人生價值體系紛紛分崩離析，新的道德、理想、信仰、情操體系乃至整個社會價值體系、人生價值體系在社會多元發展中則常常取向各異。這就使全面建設新的三位一體的德治、禮治、法治體系，成為今日中國刻不容緩的任務。2. 加強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的道德建設的重要性，已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知。要使社會主義道德、理想、信仰、情操體系乃至整個社會價值體系、人生價值體系深入人心，變成人們日常生活準則，在今日之中國，同樣決不能忽視禮治。《論語·為政》中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禮記·曲禮》中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對於道德、信仰而言，禮可以使它們具象化、制度化、俗世化、持久化，因為禮伴隨著人從胎兒到死亡的生命全過程，滲透或融合在人們日常生活、民間習俗、普遍性的行為方式中，它可以起到給人們以崇高理想和終極關懷的作用。同時，禮又可以有效地防止道德與信仰走向偏執與極端。《論語·泰伯》中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像恭、慎、勇、直這樣一些優良的品德，如果沒有禮的制衡，也會走向自己的反面。當道德一旦變成狂熱，信仰一旦變成迷信， 就可能引發激烈的無休止的社會衝突。對於加強法治建設而言，禮可以起到防患於未然的重要作用。《禮記·經解》中說：「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而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漢初賈誼總結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訓時指出，秦王朝統一全國後，未能及時適應形勢變化而調整自己的政策，一味信賴嚴刑峻法，而「違禮義、棄倫理」，「滅四維（禮、義、廉、恥）而不張」，遂使「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僭而無差，父子六親殃戮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他認為，禮與法不能偏廢，而應相輔相成：「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禮雲禮雲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治安策》）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關係，而是互相接續的關係。事實表明，單純依靠法治，要引導人們理性地認識與處理自我與他者、個人與群體、局部與全局、當前與長遠等等關係，在全新的基礎上重新構建人們思想的統一、意志的統一、行動的統一，重新構建全社會的整體性、穩定性、確定性，困難重重。面對網路時代的新挑戰，禮治有助於重建個人、家庭、社會、國家這些倫理性實體的整體性、穩定性、確定性。因為禮作為責任倫理，在維護家庭、社會、國家這些倫理性實體，持續不斷地給它們以活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當代中國，保持了歷史上一貫的政教分離傳統，雖然有眾多宗教同時存在，佔據支配地位的仍然是關注此岸世界的現實的實踐精神，仍然是個人、家庭、社會自組織、國家這些倫理實體的責任倫理。百年來，禮治雖然迭遭否定、衝擊和破壞，但在廣大基層社會中，在眾多家庭和社會團體中，特別是在和古代相比變化不是很大的鄉土社會中，公共秩序的維持仍然依靠「對傳統規則的服膺」，即所謂禮治。表現為鄉土社會中的禮俗、人情、鄉規、家訓、族約等等，它們在民間一直保持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因此，今日中國，禮治建設並非沒有基礎，它其實有著深厚與肥沃的土壤。二、禮的歷史傳承與當代革新從古至今，禮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空間的變遷而發生變化。隨著人們的生產方式及生活方式的變化，尤其是人們倫理性實體內部關係的變化，風俗習慣的變化，禮的內涵與形式都產生了變化。但禮作為責任倫理的體現者這一根本精神，在禮的沿革過程中應當說一直在堅守著。禮所凸顯的責任倫理，一是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和愛護，二是對家庭的珍惜和盡責，三是對社會交往和各社會自組織的關心和擔當，四是對國家及天下的守護和忠貞。對個體生命珍惜、尊重和精心愛護的禮，集中於對人的主觀意志及其與社會的聯繫的各種預期。嬰兒出生後，有三朝、滿月、周歲等禮儀慶賀新生命的誕生。周歲時有 「抓周」儀式。以後每年都要在生日那天慶生。男子的成人禮是冠禮，女子的成人禮是笄禮。成人禮在人生中非常重要，它標誌著自此就要承擔起一個人所應承擔的全部職責。人到了老年，辛勞了幾十年，要受到各種優待和禮遇。人去世時，必須舉行喪禮，表達對死者的哀思。凡此，都凸顯了人的生命具有崇高價值，而個體生命的價值則和他們在社會聯繫與社會實踐中承擔了或盡到了什麼樣的責任緊密結合在一起。家庭是社會由以存在的基礎。每個人的個體生命誕生於家庭之中，最初的教育、成長，也是在家庭之中。家庭中的禮儀，用以規範父子、夫婦、兄弟等家庭各成員之間的關係。包括晨昏定省之禮、祖先祭祀之禮、飲食之禮、婚冠之禮、 饗燕之禮、慶賀之禮、居喪之禮等等，目的在於保持家庭和睦穩定及不斷傳承，如《禮記·禮運》所說：「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包括親朋故舊在內的各種社會交往，尤其是對於各類社會自組織的聯繫、關心和擔當, 是由共同的信仰、彼此的需要而形成的複雜的聯絡體系。親四方賓客之禮，為的是建立起可以使人們在眾多方面相互依賴的聯絡方式。「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荀子·非十二子》）目的是形成和維護社會共同利益、使人們各得其所的社會秩序。在中國，國家從來被視為一個倫理性的實體。在近代西方霍布斯和洛克所倡導的自然主義的契約國家，盧梭、康德、費希特所倡導的道德主義的契約國家中，國家都沒有積極的功能。國家只是一個警察，唯一的職責是維持秩序；它不是一個導師，不負有引導人們向善之職，那是宗教所管的事。中國人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天下，在倫理關係上環環相扣，連為一體。「民惟邦本」，國家作為倫理性的實體，除去負責保障民眾的個人權利、督促民眾履行個人義務之外，還負責教化民眾尤其是從君主到各級官吏，「孝、悌、忠、信」，「仁、愛、誠、敬」，「禮、義、廉、恥」，作為國家倫理的基本觀念，規定了一個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行動，應該禁止哪些行為。正因為如此，國家不僅要保護從個人到家庭、再到社會的責任倫理，而且自身要率先履行自己的責任倫理，成為履行責任倫理的示範者。孔子說：「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禮記·哀公問》）又說：「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禮記·禮運》）說明了禮治在倫理型國家中為何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對國家而言，包括吉禮、嘉禮、賓禮、軍禮、凶禮在內的各項禮儀，不僅是宣示價值觀、增強人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教化人民特別是掌控權力的各級官吏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維護國家主權與尊嚴、積極推進國際交往的重要手段。歷史早已證明，只要家庭、社會、國家這些倫理性實體繼續存在，禮所表達的這些責任倫理就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傳統禮儀有不少部分過於繁瑣，人們在實踐中早已將它們簡化。傳統禮儀中有不少規定造成一部分人片面性的屈從，如臣民對君主、子女對父母、妻子對丈夫、下級對上級的片面性的屈從，它們的產生，在歷史上曾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隨著歷史的演進，早已一一為人們所淘汰。這是因為禮一貫所強調的是人們相互的責任，「來而不往，非禮也」，這才是禮的本質。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禮自身也一直在發展變化之中。禮根植於人們的生活實踐，根植於人們的日常的習俗，因時間、空間條件不一樣，它們會產生許多差異。今日之中國，現代、前現代、後現代並存，而基本取向則是每個人一方面自主性、獨立性越來越強，另一方面又越來越為世界性聯繫中的巨量信息所左右；以父家長為中心的傳統家庭已普遍瓦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為主流，在市場化、契約關係衝擊下，婚姻與家庭變數激增；人們的社會交往範圍，在實際領域和虛擬領域都空前擴大也更加不確定，各類新型的社會自組織影響已大大超過傳統的社會自組織；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都面臨全新的挑戰。所有這些倫理性實體歷史性的變化都要求禮和禮治全面的革新。倫理與道德、倫理與法理、法理與道德之間的歧義乃至衝突，現今超過以往任何時代，這就要求禮與禮治必須進行再創造。革新及再創造，則應當從人們的生活實踐中，從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間習俗中，吸取豐富的營養。要對現今既有的各種禮儀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和總結，在已有的基礎上加以提升，並使之更加系統化、完善化。讓禮和禮治成為現代國家德治與法治的得力輔弼，是當代中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作者：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歷史系教授）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