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精神

06-19

儒學文化已經浸潤至中國人的骨髓之中，尤其體現在中國文人的氣質、精神、境界、抱負、行為、舉止上面。雖然經過時代風雨的吹打、政治歷史的折磨，卻一代一代頑強地傳襲下來，並在各種社會處境中得以突出的展現。在一定意義上，儒家精神境界已經成為中華文化之魂，其思想要素亦以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潛意識」。我們今天開始理直氣壯地提出要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那麼就必然要解決正確分析、評價儒家文化在中華文化整體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其實，儘管儒家文化有某種歷史的局限，但從整個中華文化的歷史進程來看，可以說儒家文化在約兩千年的中國歷史發展中，起到了最主要的「潛在的精神力量」之作用，使中華文明得以自立於世界文明之林，讓中國歷史沒有中斷地延續之今。而在這種中華文化及中國社會持久而艱難的保存和延續中，中國知識分子忍辱負重、犧牲自我，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中國知識分子對己要求「修身養性」以達潔身自好，在外則強調「精忠報國」的政治責任和使命，為此而實現「舍小我」、「為大我」的價值理念和社會擔待，由此形成了中國「仁人志士」的使命、責任、義務，而且有著隨時準備為其精神理念和國家興盛付出「捨身成仁」之代價的氣魄。

儒家文化有著濃厚的現實關切情結，以「天下」大事為己任，從而使儒家本有的「敬天」這一超越精神落在實處、接上地氣。所謂儒教的這種「內在超越」如果沒有一種「超越自我」、「洞觀天地」的「天地境界」和博大情懷，則很難真正做到「內在超越」。因此，儒學文化的超越精神是內外打通的，在經歷複雜歷史變遷的現實社會中由中國知識分子以其精神、抱負、責任、使命及其身體力行而頑強展示出來。強調「內聖外王」的儒家精神一方面要求知識分子應有人格修養的功夫，這就使其注重內在的德性涵養和外在的琴棋書畫技能：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對政治忠誠的呼召則要求知識分子挺身而出，為國分憂，在治國安邦上有其作為。這樣就鑄就了以「士」為稱謂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及其人格特性。這種「士」乃以「天下」為己任，將堅持真理視為「替天行道」，以及「士為知己者死」的氣魄。由此，就有了中國知識分子「捨身成仁」、「精忠報國」這種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

在儒家對中國社會階層的理解中，中國社會之人是有其等級的，大致有「庸人、士、君子、賢、聖」這樣五等人，其中「士」有一種適中的定位，可以避免「庸人」之墮，守其「君子」之位，力爭「聖賢」之境。這基本上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因此，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讀懂其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乃至關重要．「士」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之具有一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積極有為的社會參與姿態；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其政治信仰和抱負；在「士」的踐行中會充滿政治熱情和激情，甚至可以捨棄一切，如孔子為「禮崩樂壞」而奔走呼號、不怕落得「喪家犬」的下場，屈原為國家破滅而投江殉國、因此浩氣永存。「士」的社會努力乃循序而為，注意其階段性和逐漸發展、提升，即有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先後秩序和循序漸進的步驟，亦有著「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的境界。不過，在錯綜複雜的中國政治氛圍中，「士」在政治上作「忠良」時亦形成了其「中庸」、穩健、淡定的氣質，強調「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冷靜，而且因吸納佛道思想故此也能有「水窮雲起」、「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自我解脫。「士」主張其內在功夫和外在功夫的有機結合，恰如孟子所言，只有「存其心，養其性」，才能「事天也」。以這種「事天」、達天下太平為政治追求，「士」對自身故有嚴格要求，不僅有著政治上的「克己復禮」，而且也在生活上追求「潔身自好」，注重修行養性。

這種中國知識分子在其政治傳統中舍「小我」、為「大我」的奉獻，進而體現為中國人的集體意識、團隊精神。這種政治理念與中國傳統的「家」、「國」觀念密切關聯，源自儒家傳統「克己復禮」的政治哲學和「忠貞孝悌」的道德哲學原則，由此形成在家孝順父母、為國忠於君王的「絕對命令」，並成為維繫中華社會秩序的政治信仰。

中國知識分子在其傳統的政治關註上一方面有著其「中國」觀和「天下」（世界）觀，為此旨在推行一種社會「大同」的信念；另一方面則有其社會秩序觀，為力挽「禮崩樂壞」的頹局而要「克己復禮」，旨在恢復禮儀之邦的「仁政」。為了這種使命，儒家文化「修、齊、治、平」的責任觀遂得以凸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士」則是這一責任及使命的主要擔待者，旨在「替天行道」、達天下太平。

「中國」與「天下」觀念是發展變化的，這反映出古代中國人對其國家與世界的自我認識之擴展。《孟子·藤文公章句上》記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此處「中國」乃指堯舜居住之地，而「天下」則為今日「中國」之意。由此，「中國」具有中土、中間、中央的寓意，因而亦作「京城」、「國都」之稱。《詩經，大雅，民勞》之「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論衡，刺孟》之「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等皆「京師」、「京城」之意。由於古代華夏族的核心地位，其所居中原地區及在此建立的政權亦有「中國」之稱。如《戰國策·秦策三》載，「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史記·孝武本紀》稱「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與「中國」的表達相對應，「天下」、「四海」則有現代意義上的「中國」蘊涵，因為當時的世界觀很難超出這一視域之外。前面所論及的「天下」和《書經·大禹謨》中「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所言之「天下」及「四海」，才是遠古真正的「中國觀」。故此方有《論語·顏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以及《史記·高祖本紀》「且夫天子以天下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之言。中國古代的政治信仰提倡一種「天下為公」的理念，視此為「大道」通行的標準。在此的「家」、「國」觀念亦極為鮮明，「家」為「小我」之「私」，而「國」方乃「大我」之「公」，形成中國自古至今一脈相承的強烈且獨特的「集體」意識。

這裡，只有「天下為公」才可實現社會「大同」，這種嚮往、追求「大同」的政治信仰也是要超越現實狀況的努力，其政治理想的實現乃朝向未來，儘管人類在此可能會以「懷舊」的方式來表達，如相信遠古社會曾有一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黃金時代」，而現在卻已失去，故而應努力將之恢復等，其實質卻仍然為一種「未來」觀。未來理想社會是對於現今社會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某種對現實的不滿、失望和否定。不過，中國政治理念也是中庸、溫和、不走極端的，因此並不會放棄對其現實處境的改進、提高。如作為「大同」思想之源的《禮記，禮運》如此對比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小康」基於「家」，而「大同」則為「公」，乃「天下」境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種「大同」社會的政治信仰對中國歷代統治者和知識精英都深有影響，尤其在近現代中國變革時期屢被人提及，如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天下為公」思想等，都是這種探究的明證。當形成以漢文化為主、涵括各少數民族文化的華夏文化之後，古代中國的概念就擴大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而天下則有了世界之蘊涵。

中國古代王權政治主張一種「禮」、「樂」文化，強調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中國要維繫一種「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的社會等級秩序。這種觀念是中國社會「忠」、「孝」思想的根基，「孝」為中國社會家庭關係之綱，故此而有今天中國的「孝文化」傳統；「忠」則是中國社會政治關係之綱，由此而有中國「忠君」、「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其中「孝道」乃「盡忠」的邏輯前提和認知基礎，只有在家打好盡孝的基礎，才會自覺實現對「國家」、「君王」的「忠誠」，二者所持守的基本原則即乃「誠信」原則。中國古代「家」與「國」的觀念有著密切聯繫，因此才會「國家」合稱。對於個人而言，「家」乃其「小家」，「國」則為其「大家」，所以形成了舍「小家」為「大家」的社會秩序，從「保家衛國」可以到「舍家為國」，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當「忠」、「孝」不能兩全時，也理應舍「孝」守「忠」。儒家傳統的「家」「國」觀念，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社會踐行時的重要參照和「絕對命令」。

不過，中國古代封建君王也容易以「國」為「家」，在「朕即國家」的觀念中或是以愛護家庭那樣來「治」國，但多為「據國為家」那樣腐化「敗」國；而當對「國」的忠誠轉為對君王個人的忠心之後，這種「忠」也可能會異化為「愚忠」。對此，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情則非常糾結、複雜，其行動的步伐也會舉步維艱、十分為難。一旦社會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國家就會陷入動亂之中，政權亦有可能發生更迭。在這種社會秩序的維繫中，大致有「禮」、「仁」兩維，其中「禮」乃客觀性的，針對社會，即人們比須遵循的社會規範，所以要用「法」來保障；而「仁」則是主觀性的，針對個人，基於人的教育訓練和道德修養。基於中國社會高於個人、集體重於私己的原則，「仁愛」、「仁政」必須為社會秩序之「禮」服務，所以才有「克己復禮為仁」之說。這也成為中國人政治文化的重要原則，並使中國人具有超強的自我剋制能力。這種特性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得以保留和延續，也成為我們今天重新認識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參考係數。要了解中國現實文化及社會精英的秉性，深入探究儒學文化及其鑄就的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當下或許也就有著極為獨特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