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根本在政治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與前此中國政治的急劇變化密切相關，是20世紀初中國人精神探索的繼續。

　　辛亥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上的劇烈變動，造成國人信仰的空前危機與混亂，中國向何處去？又一次成為中國人的難題。魯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憶："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辛亥革命以後的一系列復辟事件導致新知識分子對政治失望，進而頹唐，他們覺得中國問題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體制，而在於改造傳統文化。舊的文化傳統是帝制復辟的社會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體制，就必須徹底打碎舊的文化傳統。　　然而問題在於，舊的文化傳統從何而來？以儒家倫理為中心的帝王意識為什麼不能隨著民主共和體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　　辛亥革命通過暴力手段推翻了統治中國長達兩千餘年的帝王專制體制，但並沒有迅速改變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後立即提出，民主、民族兩大問題已經解決，中國必須儘快轉入和平的建設階段，著手解決民生問題。　　孫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義，在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之後，中國確曾出現過一段時間的經濟建設熱潮，孫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於鐵路的建設與開發，黃興也有解甲歸田從事實業的考慮，就連只知紙上功夫的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國初年放棄書齋生涯，致力於東三省的實業建設和邊疆開發。如果不發生重大意外的話，中國的經濟建設在民國年間必將進入一個黃金時期，中國的綜合國力在民主共和政體的框架內將得到迅速恢復，中國的社會結構和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將很快得到改變。到那時，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也必將隨之而改變，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也就自然會隨著人們生存方式的改變而改變。　　良好的期待並沒有成為現實。袁世凱在其執政的第一年，受《臨時約法》內閣制的束縛，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內處理問題。然而宋教仁血案爆發之後，不僅袁世凱開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軌，就連南方的共和黨人也不願繼續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則去解決問題，他們寄希望於武力。從此，中國政治離民主憲政體制越來越遠，武人專制、軍閥割據的局面由此形成，他們動輒進行武力較量，中國政治淪為軍閥操縱的工具。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但他們把原因歸結到文化實在過於天真，並沒有找到根治此種痼疾的良藥。　　事實上，不必用文化為政治家們脫離民主的軌道尋找借口，而應該從政治本身尋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後建立的民主共和體制實質上是和平的議會政治、政黨政治，各政黨都可以在議會進行合法的遊說、辯論，以爭取議會多數和社會層面的多數。　　議會政治的關鍵在於絕對排斥武力，只要參加了和平的議會政治，任何政黨都應交出手中的軍隊，使軍隊成為國家政權的工具，而不應該成為政治家手中的籌碼。孫中山等革命黨的領袖們為民國制定了民主憲法，但他們在宋教仁案發生之後的本能反映不是藉助法律的武器解決問題，而是訴諸於武力，進行所謂的"反袁"鬥爭，由此開啟20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凱作為合法的總統，事實上也沒有遵守民主憲法所賦予的義務和權力，他期望從肉體上消滅政治上的對手，並利用合法總統的身份命令屬於國家的軍隊為其個人政治利益服務。民初的政治家們都沒有遵守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這既是民國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之所以會從文化上解決中國問題的直接背景。　　政治問題是一切問題的根本，只有首先解決政治問題，其他一切問題才會有轉機。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來一次革命，徹底否定傳統，實行全盤西化，也無法解決問題。文化問題、經濟問題附麗於政治，反過來說，經濟的發展與繁榮，能促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與壯大，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與壯大，反過來就會影響中國的政治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期望二十年不談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時間為政治的良性發展打下一個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可能是找錯了方向。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發生嚴重分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批激進的思想家熱衷於組建政黨，從事政治鬥爭，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可能和他們已經認識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方向選擇並不正確有著某種程度的關聯。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原載《社會科學報》第819期，2002年5月 分享到：QQ空間新浪微博騰訊微博人人網微信豆瓣網FacebookTwitter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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