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哲學的中國意義

在中國的文化、思想和學術背景下，加強宗教哲學研究及其學科建設有什麼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或者說，有何種「特殊的重要性」？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內地學術界的宗教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度中斷，直到改革開放後才得以恢復，並在短短的30多年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關於這30多年的研究狀況，不少海內外同行有這樣一種感受：中國內地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恢復正常的學術研究後，起初籌劃宗教學重建工作的專家學者大多「出身哲學」，統領宗教研究領域的學術前輩大多「出身哲學」，迄今出版的那些具有標誌性的研究成果也大多出自「哲學型的宗教專家」之手。從改革開放後宗教學教學與科研機構的創建情況來看，也可證實以上印象或感受。1982年，新中國大學史上的第一個宗教學本科專業，是由北京大學哲學系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聯合創辦的；此後國內重點大學陸續開辦的多個宗教學專業也都設在哲學院系；再往後數所國內重點高校相繼創建的宗教學系還是依託於哲學院系。

關於上述學術背景和學科建制狀況，似可滿足於這樣一種歷史的解釋：在新中國成立後制訂的學科分類目錄里，宗教研究（後稱宗教學）一直是作為二級學科而被列於哲學之下。近些年來雖有專家不斷提議，鑒於國際學術界已把宗教學看作一門新興的交叉性學科，我國學術研究主管部門也應該儘快將其升格為一級學科，但此種建議只是部分地被採納了，即在國家級和省部級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的評審工作中已把宗教學單列出來了，而仍未將其正式定為一級學科。同時鑒於宗教學具有顯著的交叉性或跨學科性，不少海內外中青年學者認為，中國內地宗教學界不應偏重於哲學和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尚需大力加強人文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的諸多宗教研究方向，像宗教社會學、宗教人類學、宗教心理學等。持此看法的學者，將這些研究方向統稱為「宗教社會科學研究」，甚至認為此類「實證性的宗教研究」較之「思辨性的宗教哲學」更為可行、更為先進。

在筆者看來，上述「歷史的解釋」和「時興的看法」自然都是不無道理的，但值得深思之處在於：前述「歷史的解釋」是否尚停留於「表面的史實」，而沒能深刻說明中國宗教學界何以長期重視宗教哲學的歷史原因呢？同樣，前述「時興的看法」是否也未曾沉思過這一歷史原因呢？按照筆者的切身體會，我國的宗教哲學研究之所以自改革開放以來顯得非常活躍、十分重要，的確是有其更久遠、更深刻，也更複雜的歷史原因的，即可以溯因於中國文化、思想及其學術傳統。讓我們先從關於中國文化和思想史的一個總體性判斷談起。

如果我們說中國文化史上那些最有影響的思想家歷來就十分重視宗教哲學思考，即一向致力於對宗教現象做出哲學的反思和理性的解釋，這個大體判斷想必不會失之偏頗，因為遠到孔子、墨子、老子、莊子和荀子等，近至章炳麟、譚嗣同、孫中山、梁啟超和康有為等，大多對宗教現象做過這樣或那樣的哲學沉思；而在20世紀20-3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的宗教研究里，像蔡元培、胡適、熊十力、湯用彤、梁漱溟等一批著名的哲學家，更是發揮了其他任何一門學科的研究者都無法取代的思想影響。由此來看，自中國內地改革開放、恢復正常的學術研究伊始，宗教學界里一批「出身哲學」的前輩學者，像任繼愈、黃心川、湯一介、卿希泰、呂大吉、方立天、樓宇烈、杜繼文、金宜久、牟鍾鑒等便傾力於宗教哲學研究，同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浙江大學等重點高校的哲學院系相繼創辦了宗教學專業和宗教學系，可以說是繼承發揚了中國文化和思想史的深厚學統，證實了在中國文化、思想及其學術背景下大力加強宗教哲學研究既有歷史的必然性，又有現實的重要性。

那麼，為什麼中國歷代思想家會十分重視宗教哲學思考呢？而承接中國文化和思想史之深厚學統的宗教哲學研究，為什麼自改革開放後又會形成中國內地宗教學界的鮮明特色，並發揮引領性的重要作用呢？這裡的問題要追究起來，顯然說來話長，難以詳細解答。所以，我們還是提綱挈領，接著「中國文化和思想史的深厚學統」這個關鍵話題，看看能否在研討思路上從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創建人之一馮友蘭先生那裡得到一些啟發。

哲學在中國文明裡所佔據的地位，一向可跟宗教在其他諸多文明裡的地位相比。在中國，哲學一向為每個受過教育的人所關注。從前，只要一個人接受教育，首先傳授給他的就是哲學。兒童一入學，首先要教他們念《四書》，即《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

這段話是馮友蘭先生的名著《中國哲學簡史》的開場白。該書原為英文版，是依照馮先生1946-1947學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課程的講稿整理而成的。從時間上推斷，該書可以說是中國學者首次應邀在西方大學系統地講授中國哲學史的記錄。從此學術背景來閱讀這部名著的話，我們可以體會到，當一位中國學者初次向西方聽眾來講解中國哲學史時，馮先生一開口想說的就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要源流的中國古典哲學，在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教育和學術傳統里佔有多麼重要的地位。這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馮先生闡明中國哲學的重要地位時，是相比於「宗教」在其他文明裡的重要地位而言的。

關於哲學在中國文明中的地位，馮先生一再強調，儒家思想並非宗教，而是一種哲學。他指出，西方人看到中國人的生活里充滿了儒家思想，就以為儒家思想也是一種宗教；其實，儒家思想並不比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的學說更像宗教；的確，《四書》曾是「中國人的聖經」，但《四書》里並沒有《創世記》，也沒有提到天堂或地獄。現在不少西方學者認識到了，與其他民族相比，中國人一向很少關心宗教。譬如，布德（DerkBodde）教授就撰文指出，對中國人來說，宗教觀念和宗教活動並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最吸引人的一部分；為中國文明奠定精神基礎的並非宗教，而是倫理，特別是儒家的倫理；這一切標誌著中國文明在根本上不同於其他大多數的主要文明，因為在那些文明裡都是由教會寺廟和教士僧侶來扮演統治角色的。

儘管馮先生的上述言論發表於半個多世紀以前，或許其中的有些說法，尤其是關於宗教的看法，已不能為當今學者所認同，但總的來看，他對於「中國哲學精神」的深刻把握和精闢闡釋，至今仍對我們理解中國文化、思想和學術傳統的主旨要義不失理論導向意義，並可繼續引導我們反省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學術傳統與西方世界的重大差異。

說到中國學術傳統與西方學術傳統的重大差異，我們可接著馮先生的前述思路來參照傅樂安先生的研究心得。傅樂安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托馬斯·阿奎那研究專家，在其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專著《托馬斯·阿奎那傳》里，他一下筆也發表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議論，不過跟馮先生的前述授課對象不一樣，他是對中國讀者來說的，是從西方的學術傳統說起的：

在基督教世界的學術領域裡，神學為學問之最，神學支配著包括哲學在內的一切學問，哲學融合於神學，哲學與神學常常渾然一體。基督教的學者因而常常把神學與哲學合併為一個學科，簡稱為「神哲學」，藉以顯示其與眾不同的特性。（傅樂安：《托馬斯·阿奎那傳》，第1頁）

如果將以上兩位先生的說法相互參照，恰好能起到互補的啟發作用。馮先生的精闢見解可把我們的思路引向「中國文化傳統的根本特點」、特別是「學術傳統的重中之重」，而傅先生的研究心得則可使我們由「西方傳統學術之最」想到「西方文化傳統的基本特徵」。綜合這兩位先生給我們的啟發，或許可以這麼來看：正因為在長達數千年的中國文化、思想和學術史上從未出現過某種宗教及其神學「一統天下」或「登峰造極」的局面，而以儒家思想為主要源流的中國傳統哲學又在整個文化、思想和學術活動中佔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哲學思維方式」才會成為中國學者認識世界上其他文化和宗教傳統，並與它們進行比較與對話的一條「深層渠道」或「根本途徑」；反之亦然，外來的文化或宗教要與中國的文化、思想和學術傳統進行交流與對話，也非得深入到哲學的層面，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宗教等傳入中國的歷史都可以印證這一點。

由此可見，宗教哲學之於中國的文化、思想和學術背景確有特殊的重要意義。那麼，我們在當今的國情下應當如何推進並深化宗教哲學研究呢？筆者以為，至少有這樣三方面的基礎性研究工作是不可忽視的：繼續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宗教哲學思想研究，批判借鑒國際宗教哲學界的先進學術成果，深入闡發中國文化傳統、包括宗教文化傳統的豐富思想資源；只有將這三方面的基礎性研究工作結合起來，我們才能立足中國國情，跨入國際學術前沿，創建有中國特色的宗教哲學體系。而關於中國宗教哲學研究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我們可引牟鍾鑒教授的觀點為證：

用跨文化的眼光和比較宗教學的視野來回顧和觀察中國宗教文化的歷程，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宗教文化有著與西方宗教文化很不相同的軌跡和特點，它的傳統在許多方面都是很可貴的。尤其是在當今國際上民族宗教衝突日益加劇，以基督教為背景的美國與以伊斯蘭教為背景的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對抗日趨激烈的今天，中國宗教文化的優良傳統更顯示出它特有的價值和長處，既值得我們自豪，更需要我們認真去繼承發揚，這對於推動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繁榮，對於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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