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的正傳筆記——專訪光影詩人李屏賓
2014年07月08日 10:58來源:影視工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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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屏賓:一個既陌生又熟悉、彷彿很遙遠卻又如此貼近的名字,二十幾年來,總是如同光影閃爍般,在漆黑電影院中的大熒幕上浮現然後流逝,來去不留痕迹、卻又處處如影隨形,不知不覺地刻畫在電影觀眾的腦海里,同時也清晰烙印在電影史的扉頁上。的確,當代攝影大師的味道總是令人難以忘懷、歷久彌新。
七零年代從中影的攝影助理起家,李屏賓一邊吃苦耐勞穩紮穩打、一邊勇於挑戰冒險創新,不斷累積求進步的堅毅個性,很快就受到了名導演的賞識,進而擔任了王童導演美學代表作《策馬入林》以及侯孝賢導演早年的經典自傳作品《童年往事》的攝影師,展現了無限潛力。 八、九十年代的李屏賓,除了與侯孝賢導演持續密切合作,繼續拍攝了《戀戀風塵》、《戲夢人生》等多部獲獎電影,也轉往香港,致力於發展警匪、武打、喜劇等多種類型電影的攝影工作,擔任過王家衛、許鞍華、張之亮、劉鎮偉等風格鮮明卻迥異導演之攝影師,奠定了全方位的專業水平。當年的少年英雄李屏賓,如今已經是揚名國際的攝影大師,2000年後多遊走海外、積极參与跨國合作,包括日本行定勛《春之雪》、法國吉爾布都(Gilles Bourdos)《白色謀殺案》、越南導演陳英雄《夏天的滋味》、以及田壯壯《小城之春》等,豐富的作品量和經驗值更是吸引了李安、吳宇森等國際級導演的注意。
身為極具代表性的亞洲攝影師,李屏賓笑說自己生命最美的片刻是少年時身著新衣、昂首闊步地走在台北街頭的某日。光影大師的理想主義性格中,帶有那麼一些浪漫情懷,敏銳的觀察力與細膩心思每每不著言語,不但呈現於情感濃稠的電影影像中、塑造了獨特的古典美學觀點之外,更是貼切地展現於攝影師需要顧全大局、承擔重任的工作職責上;行事沉穩、言語幽默,李屏賓是整個工作團隊所深深信賴的對象,而名氣與人氣卻絲毫不減大師的親和力。
文:林譽如、黃怡玫來源地址: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125
您如何對電影產生興趣?怎麼成為攝影師進到電影這個行業?
李:我覺得不單是攝影,要進入電影這個行業本身就已經很難了;很多人都是因為鍥而不捨,想做這個事情、想進入這個行業,而把握住每個機會,堅持到最後就會進入。我也是如此,只是運氣比較好。我當初經過考試進入中影的技術人員訓練班,但其實考試的內容其實我全都不會,只好左看右看的,最後候補進了中影。要進入電影這行,不只是你讀書學到什麼,而是如果你真的想做這個行業的話,你必須要鍥而不捨,有一天你會達到你的夢想!這邊有幾個簡單的例子:我拍《咖啡時光》的時候,製片山本一郎告訴我,他還在念書的時候去看侯孝賢的電影,一場看完還想繼續再看第二場,他就躲進廁所,可是卻被戲院經理髮現了,經理覺得很奇怪,他明明已經買了票、看過了,為什麼還要躲起來看第二場,他說他很喜歡這個電影,經理就安排他掃廁所,掃完廁所就可以再看第二場;後來,山本一郎成為日本電影很有名的製片人。「喜歡電影」就是入這個行業的堅持。所以電影迷人之處在於,電影對你的影響一直存在,但是很多地方不是立刻就能看到的。
您與侯導的合作起源為何?為什麼可以維持那麼長的時間?
李:我跟其他同行一樣,入行從最小的助理一直做到攝影師,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就是侯孝賢導演。侯導可能不知道我受他那麼大的影響,因為我也很少跟他談這個,而且很多東西是累積之後才會發現。第一次跟他拍《童年往事》的時候,他常常跟我說一些他自己年輕時覺得很有感覺、很有味道的對白;電影有感覺,只是不容易掌握,但是,電影是沒有味道的。從那個時候我才發現,影像必須要有一個氣味,讓鏡頭能夠說什麼。我每天用很多的力氣來應付侯孝賢導演的《童年往事》,經驗里的感覺幾乎都用盡了!有味道的影像非常迷人,它對整個電影的結構、語言、故事內容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慢慢開始透過一些特寫、一個空鏡頭,或者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鏡頭去尋找。但是其實在拍攝過程里,不會有那麼多的好運氣,失敗的機會比較多,你們看到的只是成功的局部而已(笑)。
其實以前侯孝賢的電影是不動的,完全不能動,我覺得受不了,所以在拍《戲夢人生》的時候我就開始偷偷動、勉強動、努力的動(笑),但是他剪完的時候,全部都還是不動的!他每次把我帶到邊緣,然後一腳踢下去,大家自己想辦法;當然,他自己每次也都是在冒險,他的故事每次都不一樣,所以我覺得侯導真的是個很偉大的導演。拍《最好的時光》的時候,其實沒有什麼設計;我先知道導演希望怎麼呈現,然後把簡單的燈光打完,接著再看了一下它們應該有的位置,而所有的拍出來的東西都是在捕捉現場的感覺。《海上花》的時候,我不光是拍攝,我也常常需要遙控一些事情,因為導演不試戲,他只是在感覺鏡頭的走位對不對,所謂對不對,是指能不能掌握到那些現場的味道;所以,之後侯導也不能不動了,不動的話他也受不了(笑),而他的電影也就空間越來越大。
從《童年往事》開始,我就想,哎呀,我是侯孝賢肚子裡面的蛔蟲就好了,這樣一來就知道他在想什麼了!因為用盡了所有感覺,卻不知道這個人在想什麼,是非常痛苦、挫折的。 現在的情況當然會比較好了,因為他給我的空間更多,當然擁有更大的空間就有更大的責任要承擔,我必須要替代他、把他所想像的東西一次就抓到。從《千禧曼波》開始,他常常第一次拍不好,這個鏡頭就不要了,接下去拍第二個鏡頭。這其實很可怕,因為他可以很簡單的說:「那這場我們不要了,下一場!」可是所有人就會膽戰心驚,會有那種「誰做錯了阿?」的感覺、一種很可怕的氣氛,所以如果這場戲他不要的時候,對大家來說都是非常有挫折感的。他都是自己決定哪些東西要或是不要,所以在拍攝的過程,我如果做到讓侯導滿意,我覺得是某種情感-我跟侯孝賢之間某種情感或信任:他給我很多勇氣去做臨時的決定,他相信我了解他心裏面「影像的感覺」。他有時候很簡單地形容幾個字,例如在拍《海上花》時,他出的題目是:「油油的光、窄窄的衣服」-而這就是整個電影的主題、同時也是光色的表現。我做了一些實驗,用了一些簡單的光,但效果出來時太漂亮了,廖桑在剪接的時候就覺得太漂亮、完全不寫實。然後侯導在現場就把燈關了,說:「阿賓,現在這樣才是寫實的光色,有很多影子」,我那時候第一個念頭是,都拍一半了,怎麼一下子被否定了,我就跟導演說:「那並不是你跟我講的,你跟我講的是油油的、閃閃亮亮衣服的飄逸質感。」我說,第一個,光本身是真實的,而我這個光只是「華麗寫實"而已(笑),所以以後他就接受"華麗"兩個字放在他的"寫實"前面了; 以前他不接受,他只要很真實的,但是都是假的!因為所有的寫實都是再創的,偶爾才會真正拍到一些寫實的光影,所以寫實看起來好像很容易,其實很困難。
與多位導演合作過,您經驗相當豐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溝通方式?
,我卻說:」為什麼不拍,有錢都買不到!「我說這個是老天給你的,這裡的天氣要有所變化根本很難,等一年都不一定拍得到這場戲,從大陽光到下雪都有,這樣是好到不行阿,為什麼不拍呢?為什麼憂慮呢?他擔心不能連戲,我馬上就提供連戲的方法,所以就剩下怎麼轉場的劇情問題而已了。後來我們拍到大家嘴巴都是笑的。所以,有時候我覺得」改變「是必要的,不能太僵硬地固執在文字上,因為文字跟鏡頭分鏡都是紙上作業、紙上談兵,事實上到了現場,很多東西不一定能如意,如果全部都要照原樣進行的話,挫折跟失敗一定會經常發生的。所以應該讓自己脫離文字、甚至學校、基本教育的包袱,才容易達到目的,也才能在很少的經費裡面完成一件事情。我覺得聰明的導演,可以選擇一場戲用一個長鏡頭、也可以用三、四十個短鏡頭,一個導演不需要先想分鏡,而是要在現場觀察:跟這場戲焦點有關係的什麼東西?就拍他說話嗎?還是拍外面的風在吹、或是一個小東西?哪些可以幫助劇情?哪些可以一起襯托簡單的內容?-這比較難,但是也比較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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