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倫克斯：文革給中國人留下的心理創傷

狄雨霏

1966年6月，北京。揮舞著《毛主席語錄》的紅衛兵在遊行。

文化大革命於1966年爆發之初，毛澤東和共產黨曾號召年輕人「打、砸、搶、燒」，造權威和傳統的反，導致幾百萬人喪生。50年後的今天，中國人仍生活在十年動亂遺留下來的心理創傷之中——法蘭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SigmundFreud Institute)心理學家托馬斯·普倫克斯(Tomas Pl?nkers)如是說。

這是因為，與二戰後的德國、或者柏林牆倒塌後的東歐不同，在中國仍不可能進行自由的公開辯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黨仍在繼續統治中國，許多人仍深深掩埋著他們的個人和代際創傷，他們仍保留著一個「內心的極權主義東西」，普倫克斯說。普倫克斯曾在20世紀90年代，與西方和中國同事一起，對文革的心理學後果進行過多年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之一，是由普倫克斯主編的文集《中國人的靈魂世界：持續存在的文革》。在訪談中，普倫克斯介紹了他的研究發現。

問：從文革開始到現在已有半個世紀了。許多當年的施暴者已是老人、或已死去。文革真的仍然很重要嗎？

答：的確，這個話題真的可以從個體記憶和公共討論中消失。但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它將繼續存在於無意識中。這些主題並不與時間緊密結合。就德國的大屠殺而言，已有很好的證據表明，其心理學後果並沒有在一代人後消失。這些後果在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延續。它們仍停留在文化的某些方面。

問：1981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承認了毛澤東和共產黨犯下的錯誤，這不是給問題作結論了嗎？

答：決議也給人提供了作辯護的機制。「不要繼續關注這個問題了。它結束了。讓我們展望未來吧。」決議稱文革為一場嚴重災難，但並沒有涉及產生災難的原因。但是，我們知道，放棄對公眾的有效控制，能使一小群人犯下暴行，這個認識不僅僅來自德國的歷史。

問：你在中國討論這個問題有何感受？

答：所有的文化都有應對這類事情的強烈的拒絕接受機制，這也是我們從德國的歷史了解來的。幸運的是，如今在德國，我們有非常充滿活力的知識文化，能說我們想說的事情，可以抵禦這種拒絕接受的情感時刻。但是，批判性知識分子的文化在中國並不活躍。這與政治局面有關。批判性的評論不受歡迎。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在說任何話前會三思。

問：中國心理學家也是這樣嗎？

答：去年我在上海向200名中國精神衛生專業人員介紹了有關米切利希夫婦的書（亞歷山大和瑪格麗特·米切利希，《無能力悲傷：集體行為的原則》[TheInability to Mourn: Principles of CollectiveBehavior]），書是關於二戰結束後德國對創傷的經歷。

我講的只是德國的事情，但報告結束後，發生了對中國情況的熱烈討論。雖然只是間接地討論這個話題，但所看到的反應仍令我大為驚奇。許多人對中國的媒體和政治表達了強烈的批評。於是，我問他們，「你們在自己家裡誠實地討論這個問題嗎？」全場一片寂靜。AD

這與我們在德國曾經出現的情況非常類似。二戰後的德國兒童不問他們的父母在納粹時期的經歷。他們能感覺到，那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沒問過我父親在軍隊里幹了什麼。但是，我們應該問這些問題，「你在家裡討論這個嗎？你知道些什麼？你有問題嗎？」

問：有哪些心理學後果呢？

答：（捷克精神分析學家）邁克爾·塞貝克討論過東歐共產主義社會存在的「內心的極權主義東西」。那是一種瀰漫的感覺，感覺有一種可以威脅自身的內心的極權主義力量，自己必須服從它。它製造了一種讓人們不敢提問題的學術氣氛。我覺得，中國存在著非常類似的情況。

問：這種情況有什麼結果？

答：你可以感覺到人們已經內化的苦惱。比如，人們有巨大的成功壓力。他們希望，通過獲得成功，他們可以保護自己不受統治者任意性的影響。他們努力奮鬥以避免成為無助的人。從本質上看，這種對成功的痴迷，是一種充滿擔憂的生活方式。

問：中國有希望改變嗎？

答：中國社會正在開始對心理學有更高的悟性。中國如今有一個心理學熱潮。人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到的是，研究內部的心靈狀況，也意味著研究社會狀況。但是，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在寂靜的海洋中降幾滴水而已。我們的書已經用德文和英文出版了，但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個中國的出版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