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明爭東北亞——清末啟示錄之四

圖為朝鮮國王李熙。當時朝鮮宮廷內部逐漸形成以李熙生父興宣大院君為主的親中派，力主閉關鎖國，阻止對外開放。另一派則以李熙的王妃閔妃為主，向往日本近代以來的政治改革，尋求朝鮮對外開放。

馬勇|文

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雄心勃勃，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踏上大陸，走向世界，要在全球範圍內與歐美諸強競爭，進而成為世界一流強國。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執意吞併琉球，既是其大戰略的一個步驟，也帶有測試當時「亞洲盟主」中國政策底線的意思。中國如果在琉球問題上態度強硬，日本或許依然會按照既定戰略進行，但其行動無疑會有所節制收斂，顧忌中國的態度。

「隱士王國」

　　在琉球問題上，中國政府的政策取向實在令人唏噓不已。一個原本依附於中國數百年的藩國被日本輕易吞併，意味著中國延續千年的宗藩體制全面解體。

　　日本強硬吞併琉球的政治舉動沒有遭到中國的反對，主要是因為中國此時正奉行孤立主義外交原則，只埋頭髮展自己，不願過多干預周邊事務，不願為琉球王國的獨立而得罪處於上升態勢的日本。

　　滿清中國的「綏靖主義政策」於日本無疑是一種激勵，使日本越來越明白只要不直接損害中國的利益，中國就不是日本走向世界的阻力。

　　琉球王國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個群島，可以成為日本領土一部分，但無助於日本實現走向世界的戰略目標。日本要踏上大陸，走向世界，必須以朝鮮半島或台灣島為跳板。這是一個純粹的地理環境問題。

　　朝鮮對於日本來說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價值。同時，朝鮮是中國最重要的朝貢國，其地理位置對於中國來說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質，是中國阻擋來自日本和俄羅斯威脅的天然屏障。因而在琉球被日本吞併之後，清政府突然意識到朝鮮問題的嚴重性。

　　當西方勢力東來後，朝鮮、日本和中國一樣，面臨著同樣的「西方化」問題，日本認同了西方價值，轉身向西，逐漸改變。中國半認同西方價值，中體西用，半改變。而朝鮮根本不願認同西方價值，根本不變。然而由於朝鮮為中國藩邦，對中國意義重大，所以中國在洋務新政開啟後，也不斷利用各種機會勸說朝鮮與西方國家盡量和解，戰略接觸，適度開放市場，適度走向近代化，並與東西洋各國建立適當的條約關係，維持各大國在遠東的戰略均衡。

　　對於中國的勸說，朝鮮統治者並沒有給予積極回應，它既不願意向西方開放，也不願意學習東洋，反而認為日本的維新變法是一條邪路，日本人所宣揚的什麼文明開化、脫亞入歐、與西方合作，其實是一種歷史倒退，是化文明為野蠻，棄文明而淪為夷狄。

　　朝鮮堅守不與日本交往的原則，宣布「與日本交際者處死刑」。這在實際行動上反對清政府的部分開放政策，中朝宗藩關係因此出現裂痕。

　　朝鮮的冷淡使日本甚為不滿，準備於1875年以武力敲開朝鮮的大門。循琉球故事前例，日本為此派遣專員前往試探清政府的反應。清政府此時正為朝鮮不太聽話而不太高興，於是告訴日本使者：朝鮮只是清國的一個藩邦，清國只具有宗主國道義上的責任，其內政、外交悉聽自為。

　　中國政府如此明白地暗示，鼓勵了日本對朝鮮的覬覦與蠶食，日本由此認為中國已經感到朝鮮問題是個包袱，以為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有其名而無其實，今後日朝關係不必事事處處同中國政府交涉了。

　　那時，日本已經準備揭開「隱士王國」朝鮮的神秘面紗，按照日本人的意願推動朝鮮對外開放。

乘機插足

　　日本對中國政府的朝鮮政策理解部分準確。中國政府確實基於孤立主義立場追求富強，無心無暇過問周邊藩邦，也確實一再告誡周邊藩邦像中國一樣對外開放，不要與歐美、日本正面對峙，接納東西洋文明。但日本錯誤理解了中國政府的立場，中國要維護朝鮮的藩邦地位並未動搖。

　　1875年5月，日本政府派遣「雲揚號」等幾艘軍艦到朝鮮海域耀武揚威，製造事端，尋求機會。9月20日，「雲揚號」駛入朝鮮首都漢城附近的江華灣，公然挑釁，雙方爆發了一場激戰。

　　「雲揚號事件」是朝鮮歷史的轉折點。對於這場衝突，中國政府勸告朝鮮息事寧人，這對朝鮮政府後來的決策影響重大。朝鮮政府內部主戰派和主和派爭論激烈，但稍後就因中國政府的態度而轉向主和。1876年1月30日，朝鮮政府與日本政府進行談判。這不僅是日朝關係緩和的開端，而且意味著朝鮮決心對外開放。

　　經過數次艱難談判，日朝雙方於1876年2月26日達成《日朝修好條規》，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江華條約》。

　　《江華條約》宣布朝鮮為「自主之邦」，擁有和日本國平等交往的權利。這項規定遭到了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因為這明顯否定了朝鮮為中國的藩邦，將中國的權利徹底排斥。這項規定既是中日爭執的開始，也是後來甲午戰爭爆發的直接根源。

　　從朝鮮方面說，《江華條約》意味著門戶開放，意味著朝鮮對外部世界打開市場，這個條約雖然潛藏著許多不平等的規定，比如自由貿易、免徵關銳、貨幣使用權、居留地及領事裁判權等，確實有日朝不對等的一面，有「炮艦外交」的強權遺痕。但是從朝鮮歷史走向說，作為一個「後發國家」，朝鮮終於開始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從原來一國的藩邦逐漸變成一個擁有對外自主交往權的政治實體。

　　對日本而言，《江華條約》是其實現「大陸政策」的關鍵一環，為日本的後續行動做了重要鋪墊。

　　隨後幾年，朝鮮的釜山、元山、仁川等港口相繼開放，日朝之間的貿易交往日趨緊密，政治上的聯繫和價值理念也逐漸趨同。朝鮮在日本的影響下逐步開始「去中國化」，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在日朝關係的影響下，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

　　對遠東和世界而言，《江華條約》使朝鮮半島成為全球資本角逐的新舞台，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俄國、義大利、奧匈帝國，甚至連小國丹麥、比利時等國資本，都很快相繼進入朝鮮半島。

　　1882年，朝鮮與美國達成《修好通商條約》，標誌著先前的「隱士王國」終於向世界撩開了神秘面紗，成為全球矚目的新希望。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在朝鮮的影響力日趨加大，中日遲早將因朝鮮問題爆發摩擦，這是當時國內外許多人都看出來的。

從暗奪到明爭

　　朝鮮與日本關係的緊密及與西方國家的直接交往，在某種程度上冷落了中國。中國雖然鼓勵朝鮮對外開放，但出於宗主國的面子和實際利益，絕對不希望朝鮮外交政策與中國脫節。這當然也會影響到朝鮮內部。因而在朝鮮宮廷內部逐漸形成以國王生父興宣大院君為主的親中派，力主尊王攘夷，閉關鎖國，阻止對外開放。另一派則以朝鮮國王李熙的閔妃為主，對清政府的朝鮮政策不太信任，對列強特別是日俄對朝鮮的覬覦心存疑慮，但是又向往日本近代以來的政治改革，尋求朝鮮對外開放。

　　1882年7月23日，駐紮在漢城的軍隊因經濟待遇發生嘩變，官兵沖入王宮殺死了幾個追隨閔妃的大臣；衝進日本公使館，殺害了幾個日本人；他們又將邊緣化的大院君迎接回來複辟，力主變革的閔妃化裝連夜潛逃出宮。

　　嘩變軍隊將目標指向閔妃和支持變革的日本人，主要是因為閔妃的政策確實造成了一些經濟問題。逃亡中的閔妃沒有指望日本出兵平息動亂，反而派員與中國方面聯絡，請求中國以宗主國身份出兵幫助朝鮮恢復秩序。

　　重新主導朝政的大院君全面廢除閔妃的改革措施，大幅度撤換閔妃時代的官員。這顯然是朝鮮歷史的大倒退，因而激起日本方面的不滿。日本政府以日本人被殺為借口興師問罪，兩千名士兵和數艘軍艦於1882年8月16日抵達漢城，威逼大院君擴大日本在朝鮮貿易許可權，允許日本在漢城駐軍。

　　中國對日本擴大在朝鮮的利益早就不滿了，一直尋找懲治日本的機會，閔妃的請求為清政府提供了一個絕妙理由。清政府迅即向朝鮮派兵，由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和統領水師提督丁汝昌率兵三千開進漢城，以宗主國身份問罪兵變，抓捕了大院君，並將其帶到天津受審，然後押至保定看管。

　　1882年「壬午兵變」為中國出手提供了一次契機，但是並沒有阻止日本在朝鮮勢力的擴大。同年8月30日，朝鮮與日本簽訂《濟物浦條約》，規定日本有權在朝鮮駐軍，這實際上是在分享中國作為宗主國的政治特權。

　　日本在朝鮮權利的擴大，直接損害了中國的利益；而日本又不知適可而止，反而在朝鮮日趨親日的同時，進一步鼓勵朝鮮完全脫離中國的控制，試圖驅趕中國在朝鮮的勢力。1884年日本在朝鮮策動了一場政變，密謀一舉將中國勢力趕出朝鮮。年輕有為、機靈沉著的袁世凱率領中國軍隊，粉碎了這次政變。

　　袁世凱的作為並沒有扭轉朝鮮發展的基本趨勢。中國政府正陷入南部邊陲外交危機，在朝鮮政變事件中不得不與日本妥協，雙方達成《天津會議專條》，規定中日兩國同時從朝鮮撤兵，但又有一條重要約定，假如將來朝鮮再發生動蕩需要外部力量，那麼中日兩國任何一個國家需要向朝鮮用兵的話，都應該相互通報。中國先前專享的宗主權被一分為二，由此種下十年後甲午戰爭的種子。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