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為何禁止子孫對日動武？

明朝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也一度想東征日本，但是他並沒有和元世祖忽必烈那樣採取行動，只是虛張聲勢而已。他為什麼想要東征日本？又為什麼不僅不採取行動，而且最終在臨死前立下遺囑，禁止他的子孫進攻日本等島國及邊遠小國？　　朱元璋立國未穩就遭遇倭寇的侵犯　　整個明代的中日關係主要是圍繞倭寇、朝貢和抗倭援朝這三件大事展開的。其中，倭寇最讓明朝政府和百姓頭疼，從朱元璋（1328—1398）建立明朝開始，倭寇就來騷擾，幾乎與明朝的存亡相始終。實際上它不僅是中日之間的問題，而是整個東亞、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問題。　　洪武元年（1368年）農曆正月，朱元璋在金陵登基稱帝建立明朝，東亞呈現一超多強的局勢。躊躇滿志的洪武皇帝作為超級大國的元首像所有歷代開國君主一樣，不僅要做中華之君，而且要做天下之主，追求萬邦來朝的榮耀，希望重建華夷秩序，然而一開始只有少數東南亞小國「朝貢如故」。朱元璋感覺有必要通知日本、朝鮮等「四夷的君長」趕快來向自己朝貢，尊重他的威望。按照慣例朱元璋當年十一月就派楊載等為使節出使日本，但日本人沒有理睬他，反而在第二年（1369年）一月，就有倭寇到中國的山東等地區騷擾，越來越傲慢起來的朱元璋對此非常惱火。實際上，倭寇早在朱元璋登基以前就和東南沿海的元末起義軍方國珍、張士誠余部相勾結，等於是公開與朱元璋皇帝為敵了，此時的朱元璋如何能忍？忍氣吞聲豈不是示弱？　　「日本國王」殺了朱元璋的招撫使節　　雖然接到倭寇侵犯的報告後，朱元璋怒髮衝冠，為杜絕倭害，有派兵征討日本的打算，但由於明朝剛剛建立需要休養生息，而且北方元朝勢力還比較強大，他感覺還是通過外交途徑，不戰而屈人之兵為上策，於是按捺住了怒火。　　朱元璋認為倭寇侵犯中國沿海各地至少是得到日本政府（應該說是九州島的地方政府）的支持或默許，所以決定遣使直接和日本國王交涉，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明使楊載等七人終於出發，直指日本，「詰以入寇之故」，要求日本政府約束倭寇。實際上，倭寇在東亞的出現，日本政府（包括將軍幕府和地方大名各級政權）是有責任的，日本海盜船隊之所以像歐洲英國的海盜船隊一樣，自13世紀末以來一直在中國東南沿海、朝鮮東西海岸等東亞海域橫行，原因之一就是當時的日本政府對倭寇採取了縱容的態度，對於中朝的追究矢口否認，避免承擔責任，甚至以鄰為壑，轉移禍水。　　歷史進入14世紀，日本人在與中國明朝的交往中也不時表現出超乎尋常的自信和自強，甚至有些狂妄自大。明使一開始到達的是日本九州島，當時懷良親王（《明史·日本傳》寫作「良懷」）割據九州島，多疑的親王把他們當做元朝人，以為蒙古人又要來入侵。以為先下國書，不過是先禮後兵，因為國書中所看到的又多是一些具有威脅性的言辭，如：　　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兼論倭兵入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盜，朕當命舟師揚幡（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　　朱元璋作為中華帝王口氣很大，而懷良親王的膽子也不小，不僅沒有被這些話嚇唬住，而且拒絕接受國書，將楊載一行七人斬首五人，只留下楊載、吳文華兩人，拘留3個月後才釋放。不久，倭寇「復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此舉讓朱元璋感覺非常生氣，不過他依然能保持冷靜，沒有放棄外交手段，對於「招撫」日本沒有死心，不相信日本人會繼續對抗下去。　　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朱元璋再派萊州府同知趙秩等前往日本遞送詔書，通知日本來朝貢並責備其約束倭寇的侵擾，這次國書的口氣更強硬。明言日本「倘必為寇盜，即命將徂征爾」。　　明朝使者這次還是先到了九州島，守關的拒絕他們登岸，但征西府懷良親王還是想看看詔書，最後接納了，親王打開國書一看，送來詔書的是連名字也沒有聽說過的明朝，使者又是姓趙（如同元朝）；國書一開始就是「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爾未聞，故茲昭示」等傲慢的詞句，這一切都讓他難以接受，還想殺明朝使者。　　明使趙秩見此情景也豁出去了，於是泰然自若的對懷良親王說：「我大明天子神聖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後。能兵，兵我。」此舉反讓親王冷靜下來，以禮相待，才弄明白原來元明兩朝早已更替。　　朱元璋這次遣使可謂是恩威並施，雖然這次國書的火藥味更濃了，但使節來日本時，送還了明朝俘虜的日本海盜、僧侶等15人。親王因此不得不考慮改變態度，在明朝使節回國時派僧侶祖來等隨歸國的明使到明朝回復，但趙秩卻被日本人扣押了。日本派來答禮的都是些「和尚大使」　　「重譯海外國，貢獻日貲委；　　維彼日本王，獨遣沙門至。」　　日本親王派僧侶來明朝回復是日本自中唐以來逐漸膨脹的政治自尊心的結果，儒家文化重視「禮」在政治中的作用。據《明史·日本傳》記載，日使祖來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到達金陵，「奉表稱臣，獻馬及方物」，並送還倭寇在明州和台州劫掠的明朝人七十餘人。滿足了明朝對日本入貢和禁寇的兩項要求。不過日本有研究者對此次上表稱臣提出異議，認為最多是起草公文的僧侶（或者明朝使節）做的手腳。從日本懷良親王的一貫態度以及此後在給朱元璋的複信中來看，可以說是不可能的。本人也認為《明史》如此記載，是給朱元璋拍馬屁，往自己的臉上貼金。　　在日本祖來到達明朝當時的國都金陵以前，朱元璋一直以為自己是在和「日本國王」打交道，把日本九州島征西府當做日本朝廷。在召見祖來後，方知與自己打交道的原來是南朝的親王。後來，他又在奉天殿召見了當時掛錫在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入元僧椿庭海壽，進一步了解到懷良不是「日本國王」，所代表的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地方政府，真正掌握實權的卻是北朝。這一情報讓朱元璋大為不滿，感覺受到玩弄了。　　於是在日本使節祖來回國時，明太祖便派嘉興府天寧禪寺的住持祖闡和金陵瓦官教寺的住持無逸克勤同行赴日，並召見二人說：「朕三遣使於日本，意在見其持明天皇，今關西之來（使者），非朕本意。以其關禁非僧不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即要求他們一定要會見日本天皇。日本懷良親王不派正式官員為使節來交涉，同樣，朱元璋也採取「以民促官」的方式打開中日關係的僵局，因「彼尚佛乘，亦以僧為使」。朱元璋還特別指示二人：「旨彼佛放光，倭民大歡喜。行止必端方，毋失經之理。」開導日本人並注意自身形象。　　由於明使一行都是些和尚，或由於懷良親王不在他們登陸的博多，祖闡、克勤二人果真到了京都，回國途中才訪謁征西府贈送大統歷及禮物。　　此時日本政處於南北對立之中，祖闡、克勤二人的此舉引起了懷良及南朝反感，結果兩人被扣留了二年，1374年才得以回國，此舉令朱元璋大為惱火。1376年，懷良親王派僧人廷用文圭使明，目的不詳，但可以確信讓朱元璋收到了措辭不敬的難以接受的書信。　　不過也有讓朱元璋感到高興的事，那就是許多日本僧人來中國朝拜他。朱元璋曾經接見過一些人，他們對朱元璋很尊敬，朱元璋曾經做過和尚，與他們有「法緣」，有共同語言，歡喜之餘還和日僧們有詩詞酬答。在來明日僧中絕海中津和汝霖良佐較早。朱元璋在英武樓召請他們，並談到徐福為尋求長生不老之葯漂洋過海、留日不歸的傳說，興之所致，要和日本禪師絕海中津等以此話題詩歌唱和，「絕海詩早成，太祖乃和」，自然也得到很多物質獎賞，這卻惹得同來的汝霖良佐嫉妒成恨，因為「霖心欲制川八」（川八乃一種詩歌體裁），卻一時難就，絕海很快呈詩了，他自然不能以此向明朝皇帝邀寵了，等到他們歸國的時候，汝霖良佐羨慕絕海中津的榮耀，「乞太祖宸筆，棄之海中」，以發泄不滿。　　僧侶成為外交使節的一個更重要原因是，當時華夷外交通用語言是漢語，東亞地區的外交文書（國書及條約等）使用的是漢文，周邊各國的僧侶尤其是日本五山僧人的漢語水平很高，日本政府的外交文書必須依仗他們的文筆，他們自然也成為外交官的最佳人選。　　給朱元璋「朝貢」的全是日本「海盜商人」　　強大的明朝不僅被小股海盜所騷擾，而且被小國朝廷所輕視，佔據地方的懷良親王拒絕接受皇帝的詔書，更不用說朝貢了，這對朱元璋來說，可謂大跌眼鏡了。　　不過，《明史》卻多次記載說日本來朝貢了。例如，洪武七年（1374）七月，有日本人來貢；「未幾，其別島守臣氏久遣僧奉表來貢」。接著洪武九年（1376年）四月、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都有所謂的日本使節來，幾乎是年年入「貢」，歲歲來「朝」，但因他們幾乎都沒有表文、國書，如此無禮！朱元璋拒絕接納。　　有時來朝的「日本使節」縱攜帶有「書」、「表」卻言「詞不誠」。　　所謂的「日本使者」不帶表文的原因是，真使者不帶表文是不想在稱呼上為難（即稱臣與否，不帶，可以迴避稱臣），「倭寇」冒充的假使者自然沒有。據《明史·日本傳》記載：　　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東南海濱患之。　　可見那些朝貢者多是一些「不得間」日本「海盜商人」。他們經常到中國或朝鮮進行貿易，往往很不景氣，日本那時沒有什麼可以輸出的，倒是他們想購買的東西太多，當自己的貨物沒有出售而無錢購進的時候，他們一旦發現沿海官府和中國百姓沒有防備，就搖身一變成為海盜，搶劫沿岸中國居民。如果看到沿海中國百姓有所防備時就貿易，一旦遇到官兵就說他們是來朝貢的，「戎器」竟成了貢品。狡猾的倭寇和一些日本商人知道，明朝政府像中國歷代專制政府一樣甘心做賠本生意「朝貢貿易」，於是，他們就利用了中國帝王的自大心理，在不便搶劫的時候就冒充是日本政府的使節入貢，所謂「不得，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是也。在明朝史書中有許多關於日本使者來明朝的記載，其中幾乎有不少是所謂「貪商冒名之徒」一時的急變，根本沒有攜帶國書、表文。他們是冒牌貨，哪裡有表文？　　縱觀整個明代的中日交流史，日本朝貢使節和海盜之間的身份總是很曖昧，或者表現得很曖昧，這也不僅僅是朱元璋一朝的事。　　當時的日本正處在「下克上」，即以下犯上，盜賊流行的時代，即使是那些看似儒僧的或打扮成儒僧的使節，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強盜習氣，在一些明人的眼裡日本大使與倭寇往往沒有分別。如寧波爭貢時的日本使節，搖身一變就是海盜。　　中國正史中就不乏日本貢使「變身」為海盜的記載，如《續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七就有如下記載：　　明景帝景泰四年，日本「貢使至臨清，掠居民貨」。　　天順初，「其王源義政移書朝鮮王，令轉請遣使謝罪，廷議使臣不得仍前肆擾」。　　成化四年十一月，「倭使傷人於市，曲赦之」。　　明孝宗弘治九年三月，日本國王「源義高遣使來京，還至濟寧，其下仍持刀殺人，詔嚴防禁」。　　以上史實可見，明朝防日本貢使亦如防盜一般。日本親王竟然敢和朱元璋針鋒相對　　朱元璋希望日本政府來朝貢並約束海盜對中國的騷擾，可惜日本親王總不給面子，給他面子的全是日本海盜和商人。即使派遣使節去日本恐嚇，誰知他們也不買賬，而且倭寇也不見被約束，在此期間時時來中國騷擾，這是朱元璋想進攻日本的原因。更有甚者，1381年，懷良親王派日僧如瑤擔任使者赴明時，在帶給朱元璋這樣的一封複信（算不上是進貢的表文）中對明太祖朱元璋動輒以兵戎相威脅的國書反戈一擊說：　　臣（？可能被中國人改寫，下同）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　　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弘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州，自有其備，豈肯跪於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　　此回書可謂神氣十足。這封回信中的「臣」字可能是中國史家改寫的，此外自稱「夷狄」、「小邦」，和「中華」、「天朝」相對，反映了懷良的自卑或者謹慎，說他自卑是他在信中默認了「夷狄」的地位，說他謹慎是信中稱中國為「中華」，曖昧地承認明朝的大國地位。對於懷良來說也只能做到這一地步，該國書表明懷良雖願意交往，但不接受並加入以中華為中心的華夷「冊封體系」，派遣和尚大使就是要突出「國交」的「非正式」性。　　可想而知，明太祖看到此信後，非常氣憤，「並命禮官致書懷良親王及將軍義滿，表示將出兵討伐」。說歸說，朱元璋畢竟是朱元璋，他的理智終於制止感情用事，他的耐心使他不輕易放棄外交手段，雖然想進攻日本一展威風，畢竟外有海阻之無奈，內有休養和平之需要，而且元朝已是前車之鑒。沒有立即派兵進攻日本，避免可能重蹈的蒙古覆轍。　　朱元璋終未出兵日本，而是不顧國使被殺害的危險，不斷派使節去日本與懷良親王交涉。　　日本親王竟然設「木馬計」刺殺朱元璋　　儘管朱元璋耐著性子和懷良親王交涉，而日本親王不僅態度強硬，而且據說還要謀殺朱元璋。　　明朝的史書記載說，明朝左丞相胡惟庸為了篡位曾尋求日本國王的支持，「厚結寧波衛指揮林賢」，假奏林賢有罪，把他貶謫到日本，令他和日本的君臣勾通，然後又奏請恢復林賢的職位，遣使召還，暗中致書「日本國王」（朱元璋是這麼認為的，可能是指懷良親王）借兵。「日本國王」競然也接受了請求。洪武十四年（1381年）七月林賢回國時，「日本國王」懷良竟派遣「如瑤率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其中」。等如瑤到達時，胡惟庸陰謀剛好已經敗露，這一東方之「木馬計」未能施行，不過明太祖也未察覺。上面的日本國王的國書當是此時帶來的。因為覺得日本的國書太猖狂，朱元璋拒絕接受懷良的朝貢，命令負責外交的禮部下書斥責：　　大明禮部尚書致書日本國王：王居滄海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本分，但知環海為險，限山為固，肆侮鄰邦，縱民為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於王，王若不審其微，並觀蠡測，自以為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更「日本」，歷朝皆遣使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數年後的洪武二十年（1387）這件謀殺事件才暴露，朱元璋因此「怒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為務」，並宣布斷絕日本來貢，與日本絕交，同時還下令封海，禁止任何人出海。關於朱元璋想要進攻日本是想懲罰日本支持胡惟庸叛亂之舉的說法存在爭議，有不少學者是明朝御用文人依照朱元璋的意思強加給胡惟庸的罪名，實屬於莫須有。儘管在《皇明實錄》和當時的日本書籍中都有胡惟庸事件的具體記載作為佐證。　　本人認為，從懷良親王的所為看，他暗殺朱元璋的想法可能是有的，這也是日本武士奉行的武士道行為，肯定有武士或浪人樂意供親王驅使。元璋臨終開列了「十五不征之國」　　朱元璋雖然心中惱恨日本卻不敢輕易發兵攻打日本，因既沒有能夠武力征服日本而留下倭寇的「後患」，也沒有能夠在華夷秩序之下、在傳統國際關係觀念基礎之上通過招撫等外交手段不戰而屈日本之兵，使日本向自己稱臣，此可謂是朱元璋終生的遺憾！令他死不瞑目。　　1396年，朱元璋臨死時卻在遺詔中特把日本列為十五不征之國之列。朱元璋所開列「十五不征之國」是指下列國家：　　東北，朝鮮；　　正東偏北，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正南偏東，大琉球國、小琉球國；　　西南，安南國、真蠟國、暹羅國、占城國、蘇門答剌國、西洋國、爪哇國、湓亨國、白花國、三佛齊國、渤泥國。　　其中「東北朝鮮」是明朝的屬國。1387年，明朝降服了中國東北地區的元朝殘餘勢力，打亂了高麗政府擬定的乘元朝勢力衰退之際向中國遼東擴張的計劃，但是高麗政府內部的主戰派在1388年依然派兵，要從明朝手中奪取遼東，李成桂被任命為右軍都統使。明智的李成桂極力反對，在他的意見遭到否定之後，他斷然率大軍從鴨綠江回撤併進攻開京，發動政變，掌握了高麗的軍政大權。1392年李成桂正式廢黜自己所立的恭讓王，自己即國王位，並將國號改為「朝鮮」，定都漢陽（不久改稱「漢城」）。朝鮮建立不久，立即派遣使團來明朝朝貢，明太祖當即承認朝鮮，可以說朝鮮因此成為明朝的保護國，自然不在征伐之列。　　不征日本的原因，也並非「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這麼簡單。　　朱元璋為什麼禁止他的「後世子孫」對這些國家動武呢？首先是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帝國主義者，更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一開始嚴厲要求「萬邦來朝」的衝動出於登上「九五之尊」的一時得意和士大夫們浪漫主義情懷的鼓動。其次是因為朱元璋終究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不可能總是像御用文人們那樣憑著理念行事，他不得不現實地考慮問題，不得不落實在得失的計算和權衡上，所以朱元璋得出結論，這些國家「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最後大概是因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原因吧，所以要他的子孫不要「倚中國富強，貪一時之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　　在朱元璋的子孫中果然除了敢於不尊重他遺囑的明成祖朱棣曾一度「倚中國富強」，派鄭和七下西洋，以及明後期不得不抗倭援朝之外，再沒有皇帝派商隊或軍隊跨出過國門，或開闢商業網路或建立海外殖民地，有明一朝以「自保」為重。　　朱元璋不僅不許他的子孫對這些國家動武，還下令要他的「子民」——中國老百姓私下「片板不許入海」。這對明朝以後中國作為一個海洋國家海洋事業的發展、太平洋地區海權的保護可謂貽害無窮。其思想根源乃因朱元璋不過是一個時勢造就的英雄，一度淪為乞丐（做過三年的「游食」和尚）的他不過是一個有機遇趕上造反的時代，1352年從皇覺寺還俗參軍，他這個偶然間當了皇帝的農民自然受小農經濟思想支配，自然知足而保本沒有什麼開拓大志氣了。朱元璋既不能通過日本政府來控制海盜內犯，又不能使日本政府來進貢，反而引來一些貪商冒名之徒使倭寇侵擾事態擴大，於是，只好自掃門前雪了，那就是實行邊境封鎖。朱元璋在位期間，有關海禁的詔令每過一二年就重申一遍，軍政大臣也不時到沿海巡視，結果海禁政策不僅使中日兩國民間貿易受到阻礙，而且是越禁越亂。隨著日本南朝的滅亡，更多的武士成為如「喪家之犬」的「浪人」，加入了海盜的隊伍，散兵游勇的倭寇一時形成規模。好在朱元璋死之後，明朝還有一位鐵血皇帝——成祖出現。為了禁止貪商冒名之徒和倭寇侵擾沿海的事態擴大，明成祖除了實行海禁之外，並開始了勘合貿易，即明代中國與日本政府間的朝貢貿易。　　-----作者：郝祥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