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周作人的一次編輯合作

06-18

郁達夫周作人的一次編輯合作

　　1935年，一部「聲勢浩大」（茅盾語）的《中國新文學大系》開始問世。當年5月，隨著《小說一集》出版，第一炮打響，7月，又是兩種問世；8月出版三種；最後一種《史料·索引》遇見麻煩，可也於次年（1936

年）2月面世，這樣，「不失是一部空前巨著，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茅盾語）的十大卷，反映1917——1927十年間文學成就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以下簡稱《大系》）全部出齊。

　　這部不僅當時產生極大反響，幾十年後又重新影印精裝出版的《大系》，是由一位剛從大學畢業兩三年，年紀不過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主編成功的。這位年輕人，就是後來成為著名出版家的趙家璧。這部《文學大系》，分建設理論，文學論爭集，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史料索引等七部分。其中小說分三集，散文分二集，其餘各一集，總共十集。這十集的分卷主編皆為當時重要的文化名人，例如胡適、魯迅、鄭振鐸、茅盾、鄭伯奇、周作人、郁達夫、朱自清、洪深、阿英……除去分卷主編人為每集寫一長篇導言（要求2萬字），還請德高望重的蔡元培撰一總序。難怪後來茅盾稱此項工程「聲勢浩大」。

　　這部《大系》的分集主編人，幾乎全是當時的不二之選。（亡命日本的郭沫若亦在被邀之列，主編詩歌卷。他本人亦同意參與，可後因政府當局反對，不得已放棄）以文學觀念論，這些分卷主編人又並非一致。從這個角度看，這部《大系》主持者趙家璧是超越了當時以派分別限界的，這充分保障了此部大書的涵蓋面和質量，確屬難能。可是，在分卷主編人的選擇上，又並非完全沒有異議。譬如當時在左派文學人士看去有些偏右的胡適，思想有所「退坡」的周作人……但在完成主編任務中，這些人同樣全力以赴，表現出別具的胸懷和眼光，例如選編散文的周作人，就與另一位編選者郁達夫，進行了一次良好的分工合作。

　　據《大系》主編者趙家璧回憶，當時找散文集編選者時，他曾與鄭伯奇、鄭振鐸、阿英、施蟄存等個別交換了意見。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郁達夫，這沒有問題；另一位，趙家璧最初擬請的，是周作人，這卻遭到一些人的反對。論當時的散文成績，周作人當然是合適人選，可在左翼作家眼裡，他的思想有些「退坡」，不甚「激進」了，因而表示反對。趙家璧在徵求茅盾意見時，茅盾卻認為，「大系」既請了胡適擔任《建設理論集》的編選，散文集請周作人編選一卷也無不可。茅盾還認為：這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嘛。趙家璧一聽，正中下懷，當即決定請周作人、郁達夫各負責分別編選一集散文，並進一步建議，可否以地區劃分來選：周作人久居北方，請他選北方的散文家；郁達夫多在南方各地跑，可請他選南方的散文家。茅盾以一個行家的角度說，小說以團體分，較為合情理；散文的分工較難，將來最好由郁、周兩位自己去商議吧。應當說，對於兩位有個性、有見解的散文大家，茅盾的建議是恰當的。

　　趙家璧與郁達夫較為熟悉，所以較早去函杭州，約定下來。周作人當時在北平，趙家璧便先寫信給友人鄭振鐸，一方面徵求他的意見，另一方面想請他就近幫助約請周作人。不久，接到鄭振鐸的函，表示周作人已同意參與。趙家璧便自己寫了一封懇切的信，感謝周作人能參加《大系》編選工作，同時將兩份約稿合同一併寄給鄭振鐸，請他轉交周作人。

　　不久，周作人給趙家璧回復一函，對《大系》的編選思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從鄭先生轉來合同，今仍將一份寄奉，乞察收。大系規定至民十五年止，未免於編選稍為難，鄙意恐亦未能十分嚴格耳。有許多材料不能找到，將來尚須請尊處幫助。」

　　周作人的這些想法，與另一位散文編選者郁達夫不謀而合。在《大系·散文二集》「導言」里，郁達夫這樣說：「原定體例，是只選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間的作品。但被選的諸家，大抵還是現在正在寫作的現代作家（除兩位已故者外），思想與文章，同科學實驗不同，截去了尾巴，有時候前半截要分析不清的。對這問題，我和周先生所抱的，是同一個意見，所以明知有背體例，但一九二七以後的作品，也擇優選了一點，以便考證。」這也是後來他們兩人所選散文略略逸出《大系》規定時限範圍的緣由。

　　周作人、郁達夫承擔的散文任務，究竟如何選擇，兩人是頗費了一些腦筋的。最初，他們想以文學團體來分。例如郁達夫曾是創造社成員，對這批人的創造比較了解，他就承擔這一部分；周作人是文學研究會成員，與語絲社同仁也相當熟悉，由他來編選這部分作家，就顯得十分自然。可後來經過思考，自己選自己的作品，難免不易割愛；同理，對親近友人作品，也難保不懷偏見。

　　當時，周作人在北平，郁達夫居住杭州，不能面談，只好信函往來相商。以文學團體分別編選的思路，他們在通信中最終否定了。理由如上。後來郁達夫又想出一條路子：能否依當時的流派為標準，即「言志派」與「載道派」。這一點，後來兩人又否定了。周作人對此還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我看文藝的段落，並不以主義與黨派的盛衰為唯一的依據，只看文人的態度，這是夾雜宗教氣的主張載道呢，還是純藝術的主張載道呢，以此來決定文學的轉變。現在還是混亂時期，這也還難說，因為各自在那裡打轉身，似乎都很少真有明確態度。」

　　郁達夫於此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談到了這一個派別問題，我們又各自起了懷疑。原來文學上的派別，是事過之後，旁人（文學批評家們）替加上去的名目，並不是先有了派，以後大家去參加，當派員，領薪水，做文章，像當職員那麼的。況且就是在一人一派之中，文字也時有變化，雖則說朝秦暮楚，跨黨騎牆等現象是不會有，可是一個人的思想、文章、感觸之類，決沒有十年如一日，固守而不變的道理。還有言志和載道的類別，也頗不容易斷定，這兩名詞含義的模糊，正如客觀和主觀等抽象名詞一樣的難以捉摸。古人說：『文以載道』，原是不錯，但『盍各言爾志』的志，『詩言志』的志，又何嘗不一樣的是『道』？『道其道，非吾之所謂道』，那這一位先生所說的話，究竟是當它作『志』呢還是作『道』？」

　　最終，兩人商定，以人為標準，分別取捨。這方法應當是周作人提出來的。他曾在後來回憶這段經過時寫了這樣的句子：「我還記得有一次，良友圖書公司發起『中國新文學大系』，集刊五四以來十年間的成績，叫我和達夫編輯散文部分，那時我與達夫通過好幾回信接洽分配人選的問題，由我擇取若干人為散文集一，餘下的凡是我所不熟悉或是不便選擇的人，全歸他去編選，我的這種『任性』的辦法居然為他所接受，這在我是覺得非常愉快而且應當感謝才是的。」（《郁達夫的書簡》）

　　具體人選如何分配，郁達夫有致周作人一函，談得很詳細，並有幸保存了下來。從中我們可以知道許多當時的情形：

　　「啟明先生：一月十三日的信，拜讀了，以人名決定界限，最直截了當，我們以後，只須想出人數，各補各的不足好了。趙家璧又有信來，新提意見卻並不妙，所以又去信復他，告以已決定的標準了。在這信中，再加上幾個名字罷，以後你有所見請通知我，我有所見，當通知你。」

　　由信中可以看出，當時兩人分列的名單，大致如次：

　　周作人選：郁達夫、徐志摩、慶言、俞平伯、郭沫若、劉半農。此外，郁達夫還據自己的閱讀，認為還應當加上：徐祖正（及《駱駝草》時的散文），江紹原（及除林語堂、魯迅外之《語絲》散文），另有幾人，郁達夫均打了問號，大概是徵詢可否入列。他們是：錢玄同、李守常、顧頡剛；其他還列有：春苔、廬隱、沈從文、綠漪、凌叔華、高一涵；還在括弧中注了「淺草社同人」。

　　郁達夫自己所選：周作人、冰心、魯迅、朱自清、葉紹鈞、林語堂；並以為還應當加上：川島、創造社除郭沫若外其他人的散文、茅盾、蔣光慈、豐子愷、鍾敬文、田漢、謝冰瑩、許欽文、馮沅君、丁玲，還有湖畔詩人等……淺草社同人，郁達夫列了陳煒謨和陳翔鶴兩位；湖畔詩人，郁達夫列有馮雪峰、修人、汪靜之三人。

　　如何這樣分配呢？郁達夫後來曾談及：「譬如我選周先生的散文，周先生選我的東西，著手比較得簡單，而材料又不至於衝突。於是就和周先生商定，凡魯迅、周作人、冰心、林語堂、豐子愷、鍾敬文……茅盾幾家，歸我來選，其他的則歸之於周先生。」

　　對於郁達夫提到的那份名單，周作人自己又有所取捨。添加了幾人，又減了幾人，並在排序上，有所安排。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認識上：

　　一、有四位已故的人，即徐志摩，劉半農，劉大白，梁遇春，他們都列在卷首。所選文章也不以1926年為限，周作人稱這是一個例外。這當然包含有對逝者尊重和紀念的意味。

　　二、加入一位吳稚暉。（周作人特意加註，活人也一律稱名，不加「先生」）因為他雖「實在是文學革命以前的人物，他在《新世紀》上發表的妙文凡讀去的人是誰也不會忘記的。他的這一種特別的說話法與作文法可惜至今竟無傳人，真令人有廣陵散之感。」為引發人注意這「奇文」起見，特別選錄了兩篇以示尊重。

　　三、因「大系」標明為散文，議論文照例不選入。所以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李大釗等人的作品便沒有入編。可顧頡剛的一篇《古史辨序》卻格外開恩選錄，「因為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自敘」。

　　四、「廢名所作本來是小說，但是我看這可以當小品散文讀，不，不但是可以，或者這樣更覺得有意味亦未可知。」基於這樣的認識，周作人便從小說《橋》里選取了六則入集。

　　五、有些人當收未收，如梁實秋，沈從文，謝六逸，章克標，趙景深等，因為他們的大部分著作都在1926年之後，所以只好割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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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間，主編趙家璧還曾去快信向周作人詢問有關情況，周作人復了一函，從中也可見大致情形：「快信敬悉。散文分選前西諦（即鄭振鐸）亦有以性質區分之說，但事實上甚不容易。達夫來信擬以人分，庶幾可行，已複信商定人選矣。」當然，這樣地分配，包含了兩位大家對散文的見解。周作人曾在「編選感言」里這樣表達過：「對於小說、戲劇、詩等，我不能懂，文章好壞似乎知道一點，不妨試一下子。選擇的標準是文章好意思好，或是（我以為）能代表作者的作風的，不問長短都要。我並不是一定喜歡小品文，小品文這名字我也很不贊成，我覺得文就是文，沒有大品小品之分。」

　　最終，周作人與郁達夫編選的集子完成了，可從實際的選擇結果看，兩人又都在其中表現了自己的鮮明個性。譬如，周作人的《散文一集》，實際選入了徐志摩、劉大白、劉半農、梁遇春、郁達夫、郭沫若、俞平伯、廢名等17家，共71篇；每人至多8篇，少的僅1、2篇。郁達夫的《散文二集》，共選16家，文131篇。其中冰心，林語堂、豐子愷、川島、朱自清、鄭振鐸、葉紹鈞、茅盾等，每人多則5、6篇，少的僅1篇；可是，魯迅卻選入24篇，周作人更驚人，選了56篇。對周氏兄弟散文的喜愛，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按照《大系》主編者的要求，每集前面應有編選者二萬字的長文介紹。周作人與郁達夫也都勉力做了。字數也許不足，可篇幅在他們文章中，卻算是很長的。周作人如他中期其他文字一樣，大量引述他人，尤其自己先前對散文的各種零星看法，算是把自己對散文的見解規整了一下。郁達夫的「導言」，則從散文的「名」、「外形」、「內容」，以及「現代的散文」幾方面，闡述了自己對散文的見解。其中，他對所選作家的「妄評一二」，卻寫得很有意思，對自己格外大選特選的魯迅、周作人，予以了評點。說得很精彩，值得略加引述：

　　「魯迅的文體簡練得像一把匕首，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只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這是魯迅作文的秘訣……與此相反，周作人的文體，又來得舒徐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離，過於繁瑣！但仔細一讀，卻覺得他的漫談，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對，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讀完之後，還想翻轉來從頭再讀的……近幾年來，一變而為枯澀蒼老，爐火純青，歸於古雅遒勁的一途了。」

　　郁達夫比較兩人的文字風味：「兩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魯迅的是辛辣乾脆，全近諷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藹，出諸反語。」由思想引致態度：「他們的篤信科學，贊成進化論，熱愛人類，有志改革社會，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張的手段，卻又各不相同。魯迅是一味急進，寧為玉碎的，周作人則酷愛和平，想以人類愛來推進社會，用不流血的革命來實現他的理想。」

　　「周作人頭腦比魯迅冷靜，行動比魯迅夷猶……」「魯迅的性喜疑人——這是他自己說的話——所看到的都是社會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語多刻薄，發出來的儘是誅心之論；這與其說是他的天性使然，還不如說是環境造成的來得恰對……在魯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見到他的一張冷冰冰的青臉，可在皮下一層，在那裡潮湧發酵的，卻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熱情；」「周作人的理智既經發達，又時時加以灌溉，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識，但他的態度卻不是賣智與炫學的，謙虛和真誠的二重內美，終於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識致了用。」

　　郁達夫甚至這樣說：「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最豐富最偉大，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為最所溺愛。一經開選，如竊賊入阿拉伯的寶庫，東張西望，簡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斷，忍心割愛，痛加刪削，結果還是把他們兩人的作品選成了這一本集子的中心，從分量上說，他們的散文恐怕要佔得全書的十分之六七。」

　　雖然，郁達夫對其他如冰心、林語堂、豐子愷、鍾敬文、朱自清、王統照、葉紹鈞、茅盾等人的點評，也頗多確當見解和精妙文字，堪稱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家風格談。結語

　　《中國新文學大系》，從開編到出齊，不過一年多一點時間（本來可以一年內出齊，因阿英父親出事，略有耽誤，他負責的一冊延至次年2月出版）。之後，雖然主編者趙家璧還頗有野心，想接續再編下去，可惜，日本人的入侵，使得良友圖書公司損失慘重，隨即宣告破產，後幾經努力，仍無結果。這樣一項有絕大價值的工程，便由此停頓下去。所幸的是，留下了這部由當時文壇各領域領軍人物編選的十大卷集子，為新文學最初十年留下了珍貴的資料和實績，僅此功勞，亦堪稱卓絕。其中編選者通力合作，也展示了各自風采。僅從周作人與郁達夫編選散文過程的分工合作，亦可看出他們對文學事業的虔誠和別具的眼光。這部「大系」，數十年後重新精印再版，顯現了其長久的價值。所以，記錄其中兩位學人的通力合作，一窺當時人的精神風貌，由文至人，我們對這部「大系」的領會，也許就能更為全面，更為豐富，對其中的特別價值，應當有更進一步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