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 ｜特別推薦
從古到今，讀書人的命運和境遇就是不一樣的。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頭，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裡頭，讀書人逐漸有了一種獨立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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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洒洒，縱橫2000年，資先生用她睿智、用她的廣博精深的學識和豐富的閱歷，為我們描述了知識分子歷史上的各種命運演繹過程。
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跟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讀書人的境遇和地位有關，我想從「自古以來」講起。01
自古以來，古到春秋之時百家爭鳴時代，諸子百家到處遊歷發表自己的政見，希望就仕於當時的各個君主，自此造就了一個士的階層。孟子說過「有恆產者有恆心」，但是「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那個時代，士人們有言論自由，而且士的地位比較高，可以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主張，因此出現了百家爭鳴這樣繁榮的局面。到了漢朝，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廢除百家獨尊儒家，從此以後兩千多年，儒家學說占統治地位。但是我認為，一個學說如果被統治者作為一種統治工具來利用的話，那麼這個學說本身就發展不了，而且常常被誤解，積極的一面並沒有發揮，消極的一面就大大地顯示出來了。因為統治者都是實用主義的，比如利用儒學裡的等級觀念，制定森嚴的等級制度，慢慢地擴大君王權力。實際上文化繁榮和思想活躍大多在亂世。
春秋是亂世，大家打來打去不亦樂乎，到魏晉南北朝的時候，世道又亂了，魏晉時候每一個朝代是極短暫的，二世而亡的很多，一人的一生可以經歷好幾個朝代。因此魏晉六朝時代的士大夫，又離皇權比較遠了。他們思想比較自由，又都是貴族，不需要非得做官拿俸祿，所以他們想隱就隱，想仕就是仕。
那時就出現一種隱士，不想做官就歸隱山林。比如謝安，無論是隱是仕，都達到了最高點。他想出來做官的時候，就能夠掌握很高的權利，當他想回去的時候，就成了「謝家」。所以當時的讀書人就有一種想法，就是世道太亂，我寧可回去過我自己的生活。02
此後到了隋唐，隋唐在文化上最大的一個創舉就是科舉制。它提供給平民百姓一個上升的渠道，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此前平頭百姓並沒有機會躋身上層社會。我記得社會學學者何炳棣曾通過調查得出科舉時代老百姓社會流動率高於後來的共和國時代。但這也是相對而言，真正很窮苦的老百姓，還是沒有什麼機會，十年寒窗苦讀，一次考不上接著考，一直考到白頭，成了「白頭貢生」。但是這裡還有一個副作用需要大家注意，就是科考統一了全國的思想，從此思想不自由了。
因為考試的內容就四書五經，考生必須老老實實按照這個來準備考試，因此價值觀也就統一起來了。所以科舉一方面對普及文化、普及識字率有一定的好處，另一方面對於統治思想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唐太宗非常自豪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讀書人的出路是做官，沒有其他，雖然可以經商，但是經商就不是讀書人的正業，即使錢再多，也依舊被人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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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士農工商，士在第一位呢？因為士跟「仕」連在一起，士有這麼高的地位，就在於士可以走為官的道路。
因為只有這一條路，所以這一條路就把人都束縛起來了，那麼特別聰明的人就覺得不舒服了。
我曾舉過李白的例子，他很狂放，可他又特別想做官，因為想要實現抱負，對社會有所貢獻，除了做官，別無他法。因此他走干謁的道路，希望成為那些在位的達官貴人的座上客。然而那些人把他當做擺設，請他為座上客，只在宴會的時候念一首詩增色而已，並沒有真的把他推薦到皇帝身邊去做謀士。他唯一的機會就是做了待詔，但其實皇帝只是把他作為閑人陪著玩玩而已，他根本就沒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政見。後來他在政治鬥爭里站錯了隊伍，流放夜郎。
李白是一個悲劇，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有點跟世俗不一樣見解的知識分子無處發揮自己的才華。
因此就有一批人，就有一種隱逸。
他們歸隱山林，保留自己的獨立人格，不必去低頭，所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
陶淵明是最有名的標兵，他回去了。讀書人，入世就做官，出世就是要保留自己的獨立人格，得稍微逍遙一點。其實保留自己的獨立人格還得有田園，有一個謀生之道，哪怕陶淵明的田園已經荒蕪了，生活相當艱辛，但起碼他有個地方可以回去。但是有一些人，回去以後還是大地主，還是過得很好。
當然還有一些人，就是真正的隱逸之士，皇甫謐的《高士傳》專門有一批人，比如梁鴻，嚴子陵。但這樣的人絕對是少數，他們在歷史上留名，因為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沒有得到很好的結果，他們在隱逸之中依舊想發表政見，就如明朝的東林黨，一批讀書人在那兒吵著嚷著議政，其結果是他們很多人都沒有得到善終，獲罪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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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中國讀書人過去的一種命運。到了辛亥革命以後，也許是更早一點，慢慢地廢除了科舉。科舉廢除，一方面斷了讀書人經過考試做官的道路，一方面也大大解放了思想，不一定非讀那些書了，還有好多好多別的書可以讀。
廢科舉是1905年，實際上在此之前，嚴復已經翻譯了好多外國書進來，大都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出版，比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密爾的《群己權界論》也就是《論自由》。所以到1905年廢科舉的時候，人們可以讀好多好多其他的書，不僅僅就是過去中國傳統文化，也不一定非得讀精了。
然後辛亥革命之後變成民國，就有了各種各樣新的學校，小學、中學、大學，從那時開始，有的是外國人來辦的，有的是中國人到了外國之後學回來辦的等等，一二十年間，情況完全不一樣了。那麼這時讀書人的出路是什麼呢？做官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還可以為學為師，可以研究科學，可以做實業。那時候有一大批讀書人回來做實業，對中國經濟的現代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之後庚款留學，情況又大大的不一樣了，所以那也就無所謂歸隱山林這麼一說了。當然也還有一些，就是下台的軍閥以及他的幕僚，他們不歸隱到山林，而歸隱到租界。天津的袁家花園、徐家花園、張家花園等等，都是那些個下台軍閥以及他們的幕僚們。
總之那個時候的退隱，就是這麼一條道路，不從政，不問政，他們的子女大部分都出國了。後來我就發現，以後中國就沒有什麼閥閱世家、書香門第了，貴族精英的後代全在外國。這就不用歸隱山林，直接出國就行了，可以說這也是一種逃避。
我們說做官是唯一一條路，但是這個體制到了1949年以後有一個變化，不一定叫「做官」，但是在所有的單位里，只要是工作，一定是吃皇糧的，跟以前大不相同的就是沒有自由職業者了，而且也不能歸隱山林了。
因為你沒地方去，沒有財產，沒有地，沒有任何可能，假如你獲罪了，給你一個檔案記上這一條的話，任何一個單位都不會要你。改革開放還有一個大變化，就是有了其他的職業。人不非得是某一個單位的幹部，除了這個職業之外，還可以干別的。其中一個就是做生意賺錢，不需要去歸隱山林同時對社會又有很大的貢獻。浙江的民營經濟特別發達，而且發達的比較早，特別是溫州，解放了生產力、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的各種各樣的能耐。
所以我說有的人讀書多一點，有的人讀書少一點，有一些讀書很多的人也可以下海。八十年代以後，很多讀書人大學一畢業就都進入體制內做公務員。八十年代的前期，那些青年才俊進入體制被提拔得特別快，但是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下子整個都改變了。一大批人，特別是我在浙江碰到的，都是那個時候出來下海的，並且都成功了。也有人出國了，特別是1992年講話之後，這給那些本來要歸隱山林的知識分子又提供了一條很寬的路。
除了民營經濟之外，還出現了一批自由撰稿人，還有辦雜誌、媒體的。當然我們的媒體和雜誌，從來不允許民營，但是實際上，它掛靠在國營媒體下面，出現了好多各種各樣的雜誌，一度非常繁榮，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讀書人除了當官之外可以走的很多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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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到今，讀書人的命運和境遇就是不一樣的。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頭，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裡頭，讀書人逐漸有了一種獨立的意識。當然在政府機關的崗位上做事或者在學校裡頭教書，必須服從這個崗位的紀律和規則，但是你在思想上，在人格上，讀書人的獨立性應該越來越強，不能完全依附於某個權貴。
其實現在民營經濟也有這個問題，有些個民營企業家老想當「紅頂商人」，浙江的胡雪岩起了這樣一個榜樣作用，但是結果也不是太好。民國時期的好多民營，後來叫民族資產階級，有一大批實業家，像范旭東、榮氏兄弟、張謇這類，他們是比較有扶貧意識的，而且憑自己的力量做了很多事情。所以不管是在學界還是在商界，是否獨立很重要。
現在青年當中，我發現有大體有三種現象：
第一類是追求一種比較獨立的前途，努力做一個擁有自己的想法，保持自己的原則，對社會有用的人，很關心這個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命運。
第二類就是依附性很強的人，他們依附於體制，老琢磨上面什麼意圖，然後就迎合這個意圖，非常功利，用錢理群老師的話說就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第三類年輕人只要自己玩得痛快就行了，我覺得這類人越來越多了。因為有了一定的經濟能力，不愁吃不愁穿，沒有想到將來要怎麼樣，但也並不是非常功利，只是因為目前看起來自己過得還不錯，也沒有什麼可發愁的。我覺得也無可厚非，客觀上，只要不為虎作倀，不助紂為虐，將來總是要自立謀生的，總是會對社會做出有利的貢獻的。
所以我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一個獨立的思想，然後做人有一個底線。
這是我想的讀書人出世與入世，從古到今的一個變化。
謝謝大家！
互動提問環節1提問：首先請您評論一下最近高考人數調劑的現象。其次，民國時期很多高校嚴格按照分數錄取考生，但是最近暴出高考進入高校有照顧名額，想請您談談。資中筠答：這是個現象，是我們無能為力的事情，整個社會風氣確實是很不令人滿意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這取決於相關負責人有沒有擔當、有沒有底線、有沒有想法。一個學校想要抵制塞進不合格的學生，我想至少可以嘗試一下，看看結果是什麼樣子的。比如西南聯大到了昆明，昆明是盧漢的地盤，你要劃一塊地或者是要經費什麼的，很大的程度上是要軍閥盧漢同意的，他是地頭蛇。盧漢的女兒想考聯大附中，他就請梅校長吃飯，說他的女兒想進聯大附中，但是她好像沒考上，梅校長就說我給你找兩個好的老師來，給她補習補習，希望她明年能夠考上，這是梅貽琦的做法。盧漢最終也沒能怎麼樣，因為當時整個的輿論和整個的氛圍不允許他這樣做，否則他的名聲就很壞，所以我覺得這個在於有關的人自己怎麼做。你說得第一個問題，我也看到了，但這個我很難回答，因為教育的資源確實是非常不平等。首先，越發達的城市，像北京、上海包括浙江杭州它的高考分數線就為什麼時比較低的？我覺得應該反過來，這教育資源越高的，高考分數線也應當越高。當然這種調劑的做法也不是絕對不可以，應該在事先進行很多的聽證會，徵求各方面的意見，然後做出精確的預算，要有很詳細的規劃。2提問2：在堅守的道德層面，美國的核心依託還是基督教，也許幸虧有這樣一個精神支柱，這個民族才不至於為強大的權欲和物慾所淹沒。那麼反觀我們中國當下，什麼可以是我們國民的精神支柱？難道僅僅是主流價值觀或者主流政黨所發出來的、編排好的幾個形容詞嗎？ 資中筠答：我是無神論者，但我並不覺得自己沒有主心骨，或者沒有一個精神核心價值，我覺得幾千年來總有一個價值觀從流傳下來。比如總是貼個對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這就支撐著一種價值觀。我覺得價值觀念的形成，語文非常重要，在語文課里我們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思想。我們那個時候，白話文、文言文都學，越到高年級文言文的分量就越重要。但是後來開始念英文，然後以美國《獨立宣言》為課文，又有一些其他的，比如「不自由，毋寧死」之類，我也記得很牢。但是這些個價值融合在一起，我沒覺得有任何衝突，就是一方面自由平等博愛，另外一方面，禮義廉恥仁義禮智信。所以不用把事情想得這麼複雜。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桿秤，有一個底線，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其實全世界標準是一樣的，沒有一個國家認為一天到晚坑蒙拐騙的人是好人。所以說自己的精神支柱，不要政治化。所謂價值觀，就是你做人的一個底線、一個精神支柱，而不是跟哪個政治制度或者是哪個政黨連在一起。 3提問3：我們現在社會提到的是「辦人民滿意的教育」，言下之意是說人民不滿意我們的教育。請您談談民國教育和我們當今教育最大的區別在哪裡？或者在三尺講台上，我們還有哪一些可以做的？資中筠答：民國時代包括小學老師都是非常受尊重，所有的老師都稱先生。那時兩種人是被稱為先生的，一個是老師，一個是大夫，這是社會上受尊重的職業。另外民國的教育，基本上是私立，國立的很少。國立的學校是質量很高，因為他是不收學費的，所以它的考試門檻就比較高，能夠考進來的學生，是貧寒子弟憑自己的成績爭取到的，其他的就是各式各樣有志於教育的人士就去辦。我記得黃炎培那些人是實業救國，他覺得中國最缺職業教育，於是就為企業培養技術工人和管理人員，辦得非常好，然後還辦女子職業教育。當時可以百花齊放，每一個有志於教育的人都可以去辦教育，而且受到尊重。當然市民的共識是很重要的，大家都看不起太阿諛奉承的人。比如西南聯大，那時教育部長陳立夫曾經想要把「三民主義」，就是黨政學習弄到大學裡頭去作為必修課，同時要求大學的主要教科書，要經過教育局、教育部審批，結果西南聯大的教授委員會委託馮友蘭寫了一大篇上書反對這個做法。這篇文章非常漂亮，按諸葛亮《後出師表》的文風來的，把陳立夫批駁了一通，之後陳立夫再也沒提這個事了。4提問4：第一個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在近代到現代轉移過程當中，是怎麼喪失掉的？第二個問題是在現有體制下，我們這些教師，如何喚醒學生的獨立人格？資中筠答：我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是從來就是獨立和自由的，正因為常常沒有獨立和自由，所以我們看到很多詩和文章在那兒掙扎，要爭取自己的自由。剛才說過亂世之時多自由，盛世之時少自由，我就不重複了，你可以去看我那篇文章《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我覺得現在的教育，有時候跟家長的干涉有很大的關係。我還想用錢理群教授的例子，他辭去大學教授，想要好好按照他的想法去教中學，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非常歡迎，後來學生越來越少。因為家長說教這些東西，跟高考沒關係，就不讓學生來了。所以家長只想著高考，有的家長特別望子成龍，一定要孩子考上大學，其他什麼事都不用管，結果就教育出了一個除了念書之外，什麼都不會或者說是非常自私、非常自我的孩子。我也碰到有的教師，想變一變，換一個教法，但是很快就受到家長的壓力。家長老覺得這樣一來，影響孩子的高考，其實並不是這樣。在初中這個階段，老師靈活的教育會促進學生整個人的發展，人的智慧打開了以後有助於他的全面發展，也就能夠應付高考。即便是為了考試，也不是說你非得從頭到尾，一天到晚規規矩矩地教。5提問5：陳丹青先生說「五四」給予了中華文明一種毀滅性的打擊，今天的中華文明在國人身上所剩無幾，請談談您的看法。資中筠答：我不認為「五四」把中國的傳統全給打斷了。因為從實踐來講，並沒有。剛才我說了好多民國時期的那些個學校、人物，都是五四以後的。西南聯大是1938年的，那一批老師，全部都是五四運動的後人。我們常常說蔡元培主掌北大，蔡元培也是五四之後。我覺得說「五四」把中國傳統文化打倒了，然後打倒了孔家店，然後全國都沒了，這是一種歪曲。因為「五四」並不是喊出了「打倒孔家店」這樣一個口號，只是有一個叫吳虞的，胡適稱他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另外，「孔家店」在當時指的是儒家學說被所有頑固的、維護舊禮教的利用所產生的抵制新文化的禁錮，他們只要打倒這個店，不是說打倒整個儒學。我認為是「土改」讓中國的傳統文化破裂了，有一句話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全部都是地主文化。地主是真正的文化人家，當然都是有點地的，分了地主的地不算「土改」成功的，一定要把當時鄉紳這類的說成是惡霸地主，然後打掉他們的尊嚴。後來到文革，所有被鬥爭對象都要被戴高帽，一定要把他的人格尊嚴打掉，讓老百姓看看，讀書人平常看起來道貌岸然，其實都是十惡不赦的人，然後讓他們在大眾面前完全沒有尊嚴，侮辱他的人格，從這兒開始，傳統文化支離破碎。特別感謝
文稿整理：溫州大學人文學院廣雅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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