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曾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曾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安立志

一

馬克思本人竟然宣稱，「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執政黨和國家指導思想的中國大陸來說，這絕對是一個勁爆話題。這個話題是桀驁不馴的台灣作家李敖帶來的。 2005年9月21日，李敖在北京大學演講時說：「1890年8月5日，馬克思的好朋友恩格斯寫信給施密特，裡面一段話，說，馬克思親口告訴他，『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百度文庫」）

二

李敖這些話並非憑空捏造，至少有兩位著名的歷史學家為其提供了旁證。弗蘭茨·梅林（1846-1919），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領袖和理論家，歷史學家和文藝評論家，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國人了解馬克思生平的重要著作《馬克思傳》的作者。據說列寧也對這部傳記作出了肯定性評價——「梅林的這部著作基本上是正確的」。就是在這部著作中，梅林敘述道:在馬克思逝世前一年即1882年，當年輕的法國工人黨表現出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時，他對他的女婿們敘述他的思想的方式也感到不滿，於是他脫口說出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我本人無論如何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傳》，人民出版社，樊集譯，1965年版，P655）

倫敦大學哥德史密斯學院政治學客座教授、美國州立大學客座教授、國際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戴維·麥克萊倫（1940—），他關於馬克思的傳記被公認為英語世界最權威的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獻之一，是第一部涵蓋了馬克思生活各個方面的英文版傳記。他在書中曾有兩處提到馬克思曾經說過的這句話。一處是在該書第八部分——「最後十年」中的記述：「馬克思對法國的原來追隨他的人的評價如此之低，以致於他對拉法格說：『有一點可以肯定，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他的兩個女婿由於缺少政治敏感性令他很失望。他輕蔑地說：『龍格是最後一個蒲魯東主義者，而拉法格是最後一個巴枯寧主義者！讓他們見鬼去吧！』」（《卡爾·馬克思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王珍譯，2005年版，P410-411）另一處是在該書第十部分——「後記：今天的馬克思」中的記述：「眾所周知，馬克思本人對他未來的學生利用他的思想感到憤怒，以致於他在生命將盡時宣稱：『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這些同樣的思想（雖然是被歪曲的、修改的或者被重新解釋了的）繼續影響著人們的心靈和精神。」（同上，P434-435）

有必要對馬克思提到的幾個人物作點介紹，龍格（1839-1903），馬克思長女燕妮的丈夫。法國工人運動的活動家，蒲魯東主義者，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巴黎公社社員，後為可能派分子。拉法格（1842-1911），馬克思次女勞拉的丈夫。法國工人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法國工人黨的創建人之一，馬克思恩格斯的學生和戰友。蒲魯東（1809-1865），法國政論家，經濟學家，小資產階級思想家，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創始人之一。蒲魯東主義對巴黎公社成立的影響要大於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在理論與政治上的對手和敵人。巴枯寧（1814-1876），無政府主義者，是馬克思在理論與政治上的對手與敵人。

三

關於馬克思這句話最具權威的證據，出之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馬克思宣稱「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全部是由他的摯友與合作人恩格斯轉述的，而且這種轉述至少有5次之多。下面根據時間順序列出這五份材料。

第一次：1882年11月2日至3日，《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斯坦》的信中說：「您屢次硬說『馬克思主義』在法國威信掃地，所根據的也就是這個唯一的來源，即馬隆的陳詞濫調。誠然，法國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完全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產物，以致有一次馬克思對拉法格說：『有一點可以肯定，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5卷，P385。以下出於同書者，只注卷號與頁碼) 從時間推斷，恩格斯給伯恩斯坦這封信，應在馬克思作出這一宣稱之後不久。恩格斯這封信的收信人——愛德華·伯恩斯坦（1850-1932），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按照傳統理論，1895年，在恩格斯逝世後，伯恩斯坦從改良主義立場公開修正馬克思主義，從而成為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首領之一。近年學界對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命題作了新的探索與闡釋，提供了新的認識維度（請參看潘培新《伯恩斯坦與修正主義》一文）。

第二次：1883年9月20日，《格·亞·洛帕廷給瑪·尼·奧沙尼娜的信的片斷》中轉述恩格斯的話說：「記得否我曾說過，馬克思本人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嗎？恩格斯說，在布魯斯、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鬥爭的時期，馬克思曾笑著說：『我能說的只有一點：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第2l卷，P54l)這一材料是俄國民粹派革命家格爾曼·亞歷山大羅維奇·洛帕廷給俄國「民意黨」執行委員會委員瑪·尼·奧沙尼娜的一封信的片斷。信中記述了他同恩格斯談話的一些內容。根據記憶猶新的談話寫下的書信，大致準確地傳達了恩格斯的思想。信中寫到的與恩格斯的會見，是在當年的9月19日。這封信是作為本卷的附錄出現的。

第三次：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寫道：「唯物史觀現在也有許多朋友，而這些朋友是把它當作不研究歷史的借口的。正像馬克思關於七十年代末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曾經說過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第37卷，P432) 康拉德·施米特（1863-1932），德國經濟學家和哲學家。按照傳統理論，他在活動初期贊同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後來追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敵人。他所寫的著作是修正主義的思想根源之一。

第四次：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在《致保爾·拉法格》的信中寫道：「德國黨內……近兩三年來，許多大學生、文學家和其他沒落的資產者紛紛湧入黨內……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穫的卻是跳蚤』。」(第37卷，P446)

第五次：1890年9月7日，恩格斯在《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覆》中寫道：「在理論方面，我在這家報紙上看到了(一般來說在『反對派』的所有其他報刊上也是這樣)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談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國人中間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時也預見到會有這樣的學生，當時他說：『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第22卷，P81)「薩克森工人報」是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日報，1890年代初是半無政府主義的反對派「青年派」的機關報，從1890年至1908年在德勒斯頓出版。

四

馬克思宣稱，「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理解？這句話體現了馬克思的謙虛，還是體現了馬克思的諷刺？如果體現了諷刺，諷刺的對象又是誰？長期以來，這些問題困擾著一些研究者。從上述的證據來看，馬克思這句話顯然不是為了表達自身的謙虛，而是表達了對某些人物或事件的不滿與憤怒，因而使用了諷刺的語氣。這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也有證據。該書第21卷的注釋第559：「指馬克思由於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可能派的機會主義傾向的鬥爭中犯了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性質的錯誤而說出的一句諷刺話。」足資為證。馬克思當時宣稱，「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首先針對的是1880年前後的法國工人黨建立前後他的追隨者的思想和行動。而恩格斯在1890年代的轉述，則與德國當時出現的「青年派」有關。因此，恩格斯的轉述，帶有鑒往知來的意義。提及以往的法國是「鑒往」，論及今日的德國是「知來」。

五

在恩格斯的五封信中都提到了法國工人黨的發展過程。1879 年，在馬賽舉行的法國全國工人代表大會上，經蓋得和拉法格倡議，通過了成立法國工人黨的決議。隨後，蓋得和拉法格專程到倫敦，與馬克思、恩格斯一起制訂了黨的綱領，馬克思還對蓋得直介面授了綱領的導言。

1880 年，在哈佛爾代表大會上，法國工人黨正式成立，這是法國工人運動中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這個綱領也獲得通過，稱為《哈佛爾綱領》。馬克思高度讚揚了這個綱領，他說：「這個很精練的文件在序言中用短短的幾行說明了共產主義的目的，而在經濟部分中只包括了真正從工人運動本身直接產生出來的要求。這是把法國工人從空話的雲霧中拉回現實的土地上來的一個強有力的步驟。」（第34卷，P451）

布魯斯和馬隆等人反對在綱領中確定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主張只提出在當時條件下可能實現的要求（故稱「可能派」）。1882年，在聖亞田代表大會上兩派正式分裂，蓋得派保留了法國工人黨的名稱，可能派另立「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

馬克思後來之所以生氣地宣稱，「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從兩部馬克思傳記及恩格斯轉述時的背景來看，針對的主要是法國工人黨的領導者蓋得和拉法格。馬克思、恩格斯支持蓋得和拉法格與可能派的鬥爭，同時，也毫不留情地批評蓋得和拉法格在鬥爭中表現出來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等錯誤。由於蓋得固執己見，在綱領通過時錯誤地規定了工人的最低工資額（資本家往往把最低工資額變為最高工資額）。馬克思寫道：「儘管我們反對，但蓋得還是認為有必要把法定最低工資之類的廢話奉獻給法國工人（我對他說：如果法國無產階級仍然幼稚到需要這種誘餌的話，那麼，現在就根本不值得擬定任何綱領）。」（第34卷，P341）恩格斯在談到蓋得和拉法格時說：「我們的法國朋友們近兩年來由於過分熱心、有小組習氣、喜歡夸夸其談等等，幹了許多蠢事，但他們還以為幹得太少。」（第35卷，P216）馬克思的不滿，正是由於蓋得和拉法格未能準確領會其學說與主張，從而在建黨過程中犯下一系列錯誤。

六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法國工人黨的馬隆和布魯斯，則是另一類人。他們開始時接受馬克思、恩格斯為黨制訂的綱領，後來卻對這個綱領加以歪曲與篡改。如果說蓋得和拉法格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低下出現失誤的話，那麼，馬隆和布魯斯則是有意篡改，以售其奸。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影響日益擴大，在歐洲大陸湧現了大批工人政黨。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許多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和活動家。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與這些形形色色的、冒牌的、殘缺的馬克思主義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致信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奧·倍倍爾，沒有任何人「象馬克思和我那樣，一生中對冒牌社會主義者所作的鬥爭比對其他任何人所作的鬥爭更多……」（第35卷，P380）

1882年，恩格斯曾在一年之內給伯恩斯坦寫了18封信（第35卷），就國際工人運動交換意見，並向其提供了法國的蓋得派與可能派鬥爭的詳細情況。恩格斯在10月20日的信中指出，「事情的進展表明，他們（馬隆等人）接受了綱領（同時歪曲了它，馬隆給它加進了許多壞的東西），不過，暗中卻想推翻綱領。……黨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已經被拋棄了。……綱領的正確要求都被取消了，……」（第35卷，P369）恩格斯指責「可能派」，他們「不僅不是工人黨，而且根本不是一個黨，因為它實際上沒有任何綱領；它至多只是一個馬隆-布魯斯黨。」（第35卷，P370）由此可見，馬克思宣稱，「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固然直接批評的是蓋得、拉法格等人，其實也是對布魯斯、馬隆的譴責。

七

恩格斯的五封信，有三份寫於1890年，都提及德國的「青年派」。恩格斯重提馬克思當年說過的話，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批評德國的「青年派」。「青年派」是1890年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形成的一個政治派別，它的骨幹成員多是以黨的理論家和領導者自居的大學生和年輕的文學家，故名「青年派」。他們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堅持馬克思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觀點，否認合法鬥爭的必要性，號召「五一」總罷工。

「青年派」利用馬克思主義在德國工人運動中的威望，進行欺騙宣傳，說「同他（恩格斯）自己的和馬克思本人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第22卷，P93），甚至利用他們控制的《薩克森工人報》聲言，恩格斯和他們是站在「一起」的（第22卷，P80）。德國評論家海爾曼·巴爾指出，「青年派」的精神領袖恩斯特，是在馬克思的詞句下，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方法」，變成為「教條主義的公式。」

恩格斯給拉法格寫信說：「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第37卷，446）這些年輕的德國人「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經濟史還處在襁褓之中呢！）儘速構成體系，於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第37卷，P433）

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青年派」的錯誤：「第一，顯然不懂他們宣稱自己在維護的那個世界觀；第二，對於在每一特定時刻起決定作用的歷史事實一無所知；第三，明顯地表現出德國文學家所特具的無限優越感。」就其在實踐上的危害，恩格斯批評道，「如果把這種幻想搬到現實中去」，黨就會在敵人的「哈哈大笑中毀滅掉。」正因如此，恩格斯才會嘲笑他們，「只有中學生水平的政策」。（第22卷，P81）

八

馬克思、恩格斯在與法國「可能派」與德國「青年派」的鬥爭中，並未將自己的學說當作一成不變的圭臬與繩墨，他們的學說與立場也是與時俱進的。即以馬克思為法國工人黨口授的《法國工人黨綱領導言》（第19卷，P264）為例，馬克思指出，「生產者只有在佔有生產資料之後才能獲得自由；生產資料屬於生產者只有兩種方式：（1）個體佔有方式，……（２）集體佔有方式，……」而這與《共產黨宣言》斬釘截鐵地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人民出版社，1997版，P41）顯然差異明顯。馬克思在綱領中指出，無產階級「組成為獨立政黨……就必須……藉助於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工具的普選權。」而在《共產黨宣言》中，無產階級的使命就是「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同上，P39）是不是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在與「可能派」的鬥爭中，恩格斯批評「可能派」「只要能獲得更多的選票和更多『支持者』，就可以把運動的階級性和綱領都丟開不管。」（第35卷，P380）而在與「青年派」的鬥爭中，恩格斯則反對「青年派」片面強調暴力革命，進行不必要的冒險，「而幻想輕率地『拿下障礙物』。」（第22卷，P81）也明顯體現了變化與發展的歷史印痕。

九

馬克思宣稱的「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話，全部是因恩格斯的轉述才為世人得知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恩格斯會認為他們二人共同創造的理論與學說已臻完美而一成不變。1883年馬克思逝世後，直到1895年恩格斯辭世，在這12年中，恩格斯承擔了整理馬克思遺著，發展馬克思主義，指導國際共運的重要使命和繁重任務。他根據世界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根據國際共運的現狀，對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論述，作出了新的闡述與發展。

關於「和平長入」。《共產黨宣言》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和平地生長出來，只能通過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然而，恩格斯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中明確指出：「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裡，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第22卷，P273）

關於暴力革命。恩格斯在19世紀70年代曾經指出：「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藉以為自己開闢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P181）但他在去世前5個月為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撰寫的導言中卻這樣認為：「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鬥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第22卷，P601、603）

在上述這部被人稱為恩格斯的思想遺囑或政治遺囑的文獻中，臨終前的恩格斯以海洋般的胸懷坦誠反思過去的探索與實踐：「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第22卷，P595）

十

任何思想體系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即使最先進、最科學、最完美的思想體系，也要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青年派」的錯誤之一，就是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不斷改變、不斷進步的東西，而是穩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所以它應當也有一個一成不變的分配方式。」（第37卷，P432）思想體系總是以人為載體。任何一種思想體系，在其發展過程中，一旦被人的各種慾望被腐蝕，其原有的革命性、開放性、包容性、創新性，往往就會發生變異。

思想體系的變異有多種形式，一是割裂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把一鱗半爪、生吞活剝的隻言片語、個別結論，當作全部學說和普遍真理，以「主義掌門」或「真理化身」自居，用以指導歷史和現實問題的解決。就像恩格斯批評「青年派」時指出的，「對德國的許多青年作家來說，『唯物主義的』這個詞只是一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作標籤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第37卷，P432）在我國，這種情況更是積習已久。每逢政治運動，就會編纂一本馬恩列斯論經濟、論戰爭、論青年、論作風等等的小冊子，將有機完整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肢解分割，各取所需。這種現象的極致莫過於「文革」中的「小紅書」。

二是把馬克思主義當成萬古不變的宗教經典，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滿天飛。「青年派」的理論權威恩斯特說過，歷史唯物主義「就可以當作一切歷史問題的詳盡答案。」恩格斯反駁道：「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麼它就會轉變成自己的對立物。」（第22卷，P93）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不時泛起的極「左」思潮，往往將他們心目中一成不變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作為剪裁現實的金科玉律，不時挑起姓「社」姓「資」的爭論，對一切新生事物，都要拿著永恆不變的僵死凝滯的標準進行評判與指責，在德國的「青年派」這裡，總算找到了理論根據。

十一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社會主義的旗號五花八門。100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列舉了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比如反動的社會主義（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當今世界上，社會主義仍然斑駁多彩，比如已經解體的獨裁暴力的蘇聯社會主義、封建世襲的朝鮮社會主義、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等。1990年前後，包括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內的整個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從而成為20世紀震驚世界的歷史性事件。

過去人們津津樂道鄧小平的一句名言，什麼是社會主義？並沒有搞清楚。其實，鄧小平也說過，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我們也沒有搞清楚。鄧小平的原話是這樣的：「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137）這也是那些動輒「馬列指出」、動輒姓「社」姓「資」的人們十分尷尬與頭疼的。

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如同社會主義一樣，其本身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有謊言+暴力的蘇聯馬克思主義，有馬克思+秦始皇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而以主體思想+先軍政治為標誌的「金日成主義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區別的獨創的革命思想」（金正日語）。在「蘇東波事件」中消失了的那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歷史告訴人們，他們所信奉的既不是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也不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而是被俄羅斯人篡改了的封建的、專制的、落後的、僵死的、失去靈魂的馬克思主義。

十二

1970年8月，毛澤東針對廬山會議發生的風波，明確要求，「黨的高級幹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擠時間，讀一些馬列的書，區別真假馬列主義。」他在《我的一點意見》中寫道：「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並號召全黨，「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當年11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級幹部學習問題的通知》，要求通讀馬列六本書（《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文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非張春橋、姚文元莫屬，輔之以梁效、羅思鼎之流。他們往往用篡改曲解的、斷章取義的、主觀臆造的馬克思主義，渲染極左思潮，實行思想專制，挾馬列以令天下，崇極權以求尊榮。

流風所及，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在理論建設上，在一些文件與論文中，出現了兩種極其膚淺與卑劣的學風，一是動輒強調「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其實只是作者在「告訴我們」，「告訴我們」的不外是被權力豢養的御用學者的偏見與謬論。二是充斥著從「曾經指出」到「由此可見」的荒唐邏輯。這些人也許曾經讀過幾本書，更有甚者，一些把學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掛在路邊的政客們，他們大約終生都未碰過或未讀過任何一本馬列原著。如果馬克思在天有靈，一定憤怒地對他們諷刺道，「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結語

麥克萊倫在《卡爾·馬克思傳》的第十部分——「後記：今天的馬克思」中寫道：「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們現在都是馬克思主義者。」（P434）他作出這一結論的根據是，「馬克思的許多思想已經進入到（雖然是毫無意識地）我們在20世紀對世界的看法之中了」（P434），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因為「我們現在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了，而天堂里的馬克思卻對我們說，「只有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