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國權力轉移拉開序幕 

冷戰結束至今二十餘年，大國力量對比、全球治理體系、國際戰略形勢與政治、經濟、軍事、科技都在發生深刻變化。其中尤以武力運用的狀況，最能體現戰略實力的消長，最能反映戰略形勢的本質。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而歷史的教訓顯示,戰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大國之間的權力轉移。

當前，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西方國家也普遍認為，中國崛起必然引發大範圍的體系戰爭，新一輪大國權力轉移必將通過戰爭來實現。

縱覽冷戰後數十次武力運用的實踐，剖析美、俄、日等國武力運用的脈絡，可以看出，大國武力運用呈現出以下幾點特徵和趨勢。

其一，從一個大國對外使用武力，發展到多個大國對外使用武力，還有一些國家在摩拳擦掌。

冷戰結束後一個時期內，美國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既擁有強大的國家實力，也擁有超強的軍事實力。當時世界範圍內，只有美國敢於對外使用武力。

1997年美國《四年防務審查報告》中聲稱：「今天，美國擁有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可比擬的強大軍事力量，我們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在遠離國土的地方實施大規模高效聯合軍事行動的國家。」

其他國家，或者是把軍事注意力集中在國內安全穩定上，或者是聽從美國號令跟隨美國進行軍事行動。當時，俄羅斯面臨車臣分裂勢力，把軍事注意力集中在維護領土完整上。作為美國盟友的英法德等國，明顯缺少軍事行動的自由。

可以說，在一定時期內，沒有美國的允許，任何大國都不敢輕易對外使用武力。2008年後，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敢於對外使用武力的大國，從美國一個國家增加到多個國家。

例如，俄羅斯敢於在2008年對喬治亞使用武力，敢於在2014年烏克蘭危機中採取軍事行動。

作為美國盟友的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也有了更大的軍事行動自由度。例如，法國在非洲多次使用武力，日本也不斷威脅在周邊事態中使用武力。除此之外，多個地區性大國，如印度、以色列、土耳其等國，也摩拳擦掌，籌劃武力運用。

其二，武裝力量的地位作用明顯提升，逐漸從大國競爭的背後支撐走向大國鬥爭的戰略前沿。

武裝力量是大國競爭的根本依託。在冷戰結束後的一個時期內，國際社會很少提到武裝力量的根本作用，國際競爭的主場地轉向了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科技等領域。當時，許多經典理論都是圍繞經濟、政治、文化等問題展開的。

例如，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冷戰即將結束時，從政治較量的角度提出了「歷史演進過程終結於西方民主制度」的判斷；塞繆爾·亨廷頓在1993年冷戰剛結束時，從多元文明競爭的視角提出了「文明的衝突」的論斷；多位經濟學者在金融危機中，從經濟競爭、金融鬥爭等視角提出了「貨幣戰爭」「金融戰爭」等觀點……

如此種種，既是大國綜合較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時期內武裝力量在大國競爭中退居幕後的真實體現。當前，這種狀況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武裝力量在大國競爭中的作用明顯提升，重新從大國較量的幕後走向大國博弈的前沿。

在國際事務中，大國武裝力量越來越頻繁地出現，或直接投入，或顯示存在，或戰略威懾。可以說，幾乎所有大國都在加速發展軍事實力，為可能出現的軍事衝突做準備。

其三，大國武力運用的攻守態勢出現較大變化，在未來一個時期將會呈現新的國際戰略形勢。

從軍事實力看，儘管美國仍處於世界首位，與其他大國相比擁有明顯的軍事優勢。但是，美國的軍事優勢正在逐漸銷蝕，其他大國正在加緊追趕。

尤其是俄羅斯，在2008年俄格衝突後，明顯加快了軍隊改革步伐，大力構建新軍事力量體系。同時，日本軍事實力也在加速發展。大國之間武力運用的攻守態勢正在出現變化。

一是美國運用武力塑造戰略態勢的能力有所下降。與冷戰結束初期相比，美國已經喪失了塑造戰略態勢的絕對軍事優勢。在使用武力時，雖然還有諸多盟友呼應，但是受到阻力較大，明顯力不從心。

二是俄羅斯明顯加大了塑造戰略態勢的力度。冷戰結束至今二十多年，俄羅斯先是經歷了近十年的衰退，後是持續了十餘年的復興。其武力運用，從內向外不斷拓展，軍事行動越來越能夠達成戰略目標，其戰略指導也從應對事態向積極塑造態勢轉變。

另外，日本也在以多種方式提升自衛隊的實力，為對外運用武力做準備，為大國博弈積蓄力量，而且其進攻性和冒險性都超出一般大國。

當然，與美國相比，其他大國都存在明顯的短板，俄羅斯的短板是經濟，日本的短板是政治，德國的難題是如何整合歐盟……

受到各自弱點的限制，其他大國在短時間內尚無能力重塑世界戰略格局，但是國際體系加速演變的趨勢不會停止，在未來一個時期將會形成新的戰略態勢。

其四，大國武力運用的對象、範圍都還處在有限程度之內，但是不排除有進一步動蕩的可能。

冷戰結束以來，大國武力運用的狀況總體上還處在有限程度之內。首先，大國武力運用的對象都是中小國家，還沒有出現大國對大國使用武力的狀況。

其次，大國武力運用的場地處在邊緣地帶和鄰近地區，還沒有出現一個大國直接在另一個大國領土範圍內使用武力的狀況。例如，美國的武力運用多數發生在中東地區。即使在俄羅斯比較衰落的第一次車臣戰爭中，北約國家對車臣分裂武裝的支持也只是停留在輿論和經濟方面，沒有明目張胆地在俄羅斯境內使用軍事力量。

再次，當前一個時期大國武力運用基本上還是有序的，沒有出現今天甲乙聯合攻打丙、明天甲丙聯合攻打乙、後天乙丙聯合攻打甲的無序狀態。從一定意義上講，這表現出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

但是，隨著大國戰略競爭的加劇，相互之間的利益協調將更加困難，如果軍事實力出現嚴重失衡，不排除有更加動蕩的可能。

總之，軍事實力在大國競爭中的作用再度回升，大國之間武力運用的攻守態勢出現明顯變化。可以預見，未來一個時期，世界格局將進入深刻調整階段，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日趨激烈，新一輪權力轉移正式拉開帷幕。

實際上，大國權力轉移存在多種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戰爭模式。

1、通過全面戰爭實現權力轉移

歷史上的大國權力轉移，多數是通過全面戰爭的方式來實現的。這是最普遍、最直接的模式。例如，春秋時期，齊國打敗鄭國成為霸主，越國打敗吳國成為霸主。在近代史上，英國打敗西班牙、荷蘭、法國，成為世界霸主。

2、通過局部戰爭實現權力轉移

局部戰爭的戰場可以是在雙方領土的交界處，也可以在一方的領土上，或者在第三方的領土上。如果能夠在局部戰爭中取得勝利，有時候也能實現大國之間的權力轉移。

例如，春秋時期，晉國和楚國通過城濮之戰，實現了地區權力轉移。再如，1904年、1905年，日本與俄羅斯通過日俄戰爭，實現了東北亞地區的權力轉移。戰爭結束後，俄羅斯勢力退回俄羅斯境內，日本贏得戰爭勝利，獲得了東北亞地區的主導權。

3、通過間接軍事衝突實現權力轉移

間接軍事衝突類似於代理人戰爭。雙方都是代理人，或者一方直接參戰，另一方是代理人。代理人的勝負，也能夠反映出大國實力的強弱，影響到大國在地區的權力強弱。

這種情況比較普遍。例如，在敘利亞危機中，以巴沙爾為首的政府武裝和反對派武裝，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不同大國之間的權力博弈。

4、使用武力但未發生軍事衝突的方式

使用武力但未發生軍事衝突的情況有很多，如軍事威懾、戰略遏制、軍備競賽等。之所以使用武力而沒有發生軍事衝突，原因比較複雜。

例如，世界上存在多個大國，一旦陷入戰爭將會產生難以駕馭的局面，或者軍事衝突的成本過高，國際社會對戰爭的制約比較強等。最典型的例子是美蘇冷戰。在冷戰中，美國和蘇聯經常調兵遣將，多次引發軍事危機，但沒有發展到軍事衝突的程度。隨著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大部分國際權力轉移到了美國手中。

5、通過在重大國際事務中的較量實現權力轉移

在重大國際事務中的較量，能夠體現出大國實力的強弱，從而也可以實現某一地區的權力轉移。

例如，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美國通過強硬姿態，迫使英國、法國進一步承認西方的國際權力已經轉到了美國手中。再如，在2014年烏克蘭危機中，美國的表現明顯弱於俄羅斯，俄羅斯的權力有所增強，至少在克里米亞地區實現了大國之間的權力轉移。

6、通過和平競爭實現權力轉移

和平競爭，類似於我國提出的和平發展，是指在和平的大背景下，大國進行競爭。在此過程中，政治鬥爭、經濟摩擦、外交博弈、戰略誤導都可能發生，但總的基調是和平競爭，沒有發展到軍事衝突的地步。

到目前為止，通過和平競爭實現大國權力轉移的例子非常少。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英國、法國、德國之間的權力轉移。二戰剛結束的時候，除美國以外，英國在西歐的權力份額最大；法國實力消耗殆盡，權力份額比較小；德國是戰敗國，在西歐的權力份額更小。

經過幾十年的競爭，英國、法國、德國之間的權力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西歐權力的最大份額明顯轉移到了德國手中。當然，西歐地區英國、法國、德國的權力轉移是一個局部的變化，能不能擴大到世界範圍，還需要進一步分析。

7、通過自然過渡實現權力轉移

自然過渡是一種理想狀態，各大國自由發展，沒有明顯的對抗而實現權力轉移。這種方式比較複雜，至少有以下四種情況：

其一，國際社會高度發達，各大國有自由發展的環境，隨著新興大國實力上升，實現權力轉移；

其二，多個大國勢力均衡，都不敢輕舉妄動，各國自由發展，隨著實力消長，實現權力轉移；

其三，霸權國家在與其他大國的戰爭或競爭中失敗，新興大國實力凸顯，實現權力轉移；

其四，霸權國家發生意外，遭到嚴重削弱，如霸權國家發生內亂、嚴重經濟危機、分裂等，大國之間實現權力轉移。

8、通過全面跟隨實現權力轉移

全面跟隨與「搭車戰略」相似，是指新興大國以減少行動自由為代價，與霸權國家全面合作，結成緊密的夥伴關係，爭取其支持或保護，等待霸權國家衰落後取而代之。

這種方式的優點很明顯：一是不被霸權國家當作主要敵人，減少了崛起中的阻力；二是與霸權國家關係密切，可以獲取技術成果和政治經驗，加快實力提升的步伐；三是可能得到霸權國家的提攜，默認其在某一地區的領導權。

但缺點也很明顯，可能損害國家核心利益，危及國家的生存和獨立，以致喪失實力上升的勢頭。而且，一旦霸權國家的對手都遭到削弱，跟隨霸權國家的「搭車者」也會成為被削弱的對象。

因此，大國權力轉移存在多種方式，而不是唯一的大規模戰爭。這些方式的不同之處是：如果能在全面戰爭、局部戰爭中取勝，權力轉移的幅度比較大；而其他方式，權力轉移的幅度比較小。

由於時代特徵和戰略背景的影響，新一輪大國權力轉移，可能是一個長期博弈的過程，甚至出現反覆，也可能是多種方式的混合運用。

對我國戰略選擇的啟示思考

當今國際形勢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之中，新一輪大國權力轉移已經拉開序幕，中國的戰略選擇至關重要。

1、戰略選擇的空間

對我國來講，在上述八種方式中，顯然有兩種需要排除。

一是「全面跟隨」的方式不可取。在美國將我國作為首要戰略對手的情況下，全面跟隨是一種幻想，必須丟棄。在這方面，俄羅斯有過慘痛的教訓。

二是應當避免全面戰爭、大範圍體系戰爭的出現。全面戰爭具有嚴重的破壞性，不符合時代發展趨勢，且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從理論上講，排除兩種方式以後，我國戰略選擇的空間包括其餘六種，即局部戰爭、間接軍事衝突、使用武力但未發生軍事衝突、國際事務中較量、和平競爭、自然過渡。在這六種方式中，最佳選項是自然過渡。

但自然過渡的方式過於理想化，現實中難以存在，主觀上難以把握，所以我國的最佳選項是和平競爭，或者叫和平發展。同時，也存在局部戰爭和間接軍事衝突的選項。也就是說，雖然我國不希望全面戰爭，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應對局部戰爭的挑戰，可以承擔間接軍事衝突的風險。

2、戰略選擇的依託

想要有戰略選擇空間，想要有比較緩和的權力轉移方式，必須做好兩個方面的依託。

一是持續提升國家實力，推動大國權力轉移。大國權力轉移的基礎是國家實力。如果不提升國家實力，世界權力也會發生轉移，但是會轉到其他大國手中，例如日本、俄羅斯等。因此，要想參與大國權力轉移，要想實現權力轉移，就必須持續提升國家實力。

二是大幅度提升軍事實力，具備打贏大戰的能力，確保戰略選擇空間。在戰略指導上，我國想走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想在六種選項中做出選擇。但是，只有具備了第一種方式的能力，也就是打贏大戰的能力，才可能有其他的選項。否則，任何道路、任何方式都會受到威脅。

另外，如果軍事實力長期落後，不僅國際權力不會向本地區轉移，曾經努力獲得的部分權力還有可能轉移到別的國家手中。這種情況曾在我國近代歷史上多次出現，被別的國家打斷崛起進程。

因此，只有擁有打贏戰爭的能力、打贏戰爭的準備，才能有效遏制戰爭，才有深度參與大國權力轉移的機會，才有戰略選擇的空間。

3、不斷發展壯大

任何一個想成為世界大國的國家，都必須不斷發展壯大。通常，國家發展壯大的方式有四類。

第一類是擴張領土面積。這種做法被西方國家在19世紀以前廣泛採用。例如，建國初期美國的領土面積只有89萬平方千米，經過長期擴張，領土面積達到937萬平方千米。再如，成立之初的莫斯科公國面積不足100萬平方千米，而強盛時期蘇聯的領土面積達到2240萬平方千米。

第二類是搶佔殖民地。15～19世紀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德國、英國，都在海外搶佔了大片的殖民地。

第三類是擴大勢力範圍。這種做法在19～20世紀比較普遍，美國和蘇聯都積極謀求更大的勢力範圍。

第四類是將更多的國家連接到一個範疇中。可能的方式有構建自由貿易區、經濟共同體、事務協調共同體、政治與安全共同體，以及建立超國家意義的共同體等。

其中，建立超國家意義共同體的方式相對遙遠，但許多國家正在探索。例如，俄羅斯正在組建歐亞聯盟、俄白聯盟，德國正在整合歐盟，日本正在擴張海洋國土等。

我國應當不斷發展壯大。按照時代趨勢，擴張領土、搶佔殖民地的方式不可行，擴大勢力範圍的方式也難以被接受。比較符合時代潮流的做法集中在第四類，即以某種形式將更多的國家連接到一個範疇之中。

例如，與更多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亞太自由貿易區等。還應當拓展金磚國家組織的內涵，將金磚國家拓展為快速發展國家的協作組織。

在此基礎上，考慮將德國、阿根廷、土耳其、墨西哥等處於前進態勢的國家吸收進來。另外，需要加大安全共同體的建設力度，適時考慮超國家政治共同體的問題。

4、適當運用實力

適當運用實力，是大國權力轉移的必要環節和重要方式。首先，適當運用軍事實力，展示意志和決心，才能減少挑釁。

其次，要充分認識國際鬥爭的現實特徵，在表達和平意願的同時，適當表達遏止別國侵犯的決心和能力。

否則，可能會成為強權國家侵犯的對象。再次，如果長期不用實力，就會有其他國家跳出來，檢驗這個國家的實力和意志。

例如，2008年以前，俄羅斯對美國的擠壓忍氣吞聲，結果是受到進一步的擠壓。直到俄羅斯對喬治亞強力反擊，這個方向的擠壓和挑釁才有所收斂。對於我國，周邊地區也面臨類似的情況，需要適當運用實力，改善局面。

5、保持戰略定力

首先，在世界格局調整時期，哪個國家急於打破現狀，哪個國家就會付出慘重的代價。例如，18世紀，拿破崙急於打破現狀，受到多次反法同盟的聯合打擊。

二戰中，日本與德國急於打破現狀，受到多個大國的聯合攻擊。當前形勢也是這樣，多個大國都想拓展戰略影響。哪個國家表現得更急迫，就可能受到更大的遏制。

其次，在霸權國家衰落過程中，需要有一些國家抵消霸權國家的實力。哪些國家急於打破現狀，就可能成為抵消霸權國家實力的犧牲者。

所以，應當保持戰略清醒和戰略定力。

當然，大國權力轉移已經拉開帷幕，國家發展也不應太慢。多個大國都在進行戰略布局，如果我國太慢，將來再布局、再經營，就會面臨很大的阻力。這裡存在一個度的問題，快了不太好，慢了也不好。

因此，在新一輪大國權力轉移中，既要保持戰略定力，避免陷入大國鬥爭的亂局，又要注重深遠經略，做好大國戰略博弈的布局。

總之，大國權力轉移存在多種方式，中國既要準備戰爭，又要超越戰爭，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努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大國權力轉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