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 | 西南聯大：幾個難忘的人（何兆武）

幾個難忘的人

1.一包熱情的聞一多

一個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覺醒於十二三歲，等到二十四五歲思想定型，形成比較成熟、確定的人生觀、世界觀，此後或許能有縱深的發展或者細節上的改變，但是不是還可以有本質的改變，我想是非常罕見的。聞一多先生早年追求純粹的美，後來成為民主鬥士，旁人看來似乎有非常巨大而徹底的思想轉變，但我以為那不過是一些表面的變化。在這一點上，我同意RobertWinter先生的話。Winter先生是聞先生多年的好友，1945年民主運動的時候，他的當代文學批評課只有我和徐鍾堯學長兩個人上。一次Winter先生和我們談起聞先生，說：「他（聞一多）就是一包熱情。」接著又搖搖頭，「不過搞政治可不能單憑一包熱情啊。」言下似有惋惜之意。

Winter先生的這句評價非常中肯。聞先生是個熱情的人，早年追求唯美是一團熱情，後來和梁實秋、羅隆基參加右派組織，搞國家主義，其實也是一團熱情。西安事變爆發後，聞先生擁蔣反對張學良，在教授會上痛斥：「怎麼能夠劫持統帥？！」當時很多人都有那種感覺，如果真殺了蔣介石，肯定要發生內戰，豈不給日本製造了機會？所以西安事變的時候很多人都指責張學良，稱之為「劫持統帥」，等到他把蔣介石送回南京，當天的《世界日報》——當時北京最大的報紙，頭版大標題就是「委座出險，舉國歡忭」。第二天，北京的右派學生還舉行了遊行，也是聲勢浩大的，成立了一個「北京市學生聯合會」，叫「新學聯」，區別於「一二?九」時成立的左派學聯，並且發出邀請，希望能合併成一個學聯。至於是否真正聯合，我不記得了，不過至少抗戰剛開頭的時候，左派、右派間並不是很尖銳的。及至40年代，生活艱苦了，聞先生親身感受到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黑暗，又滿腔熱忱地投入民主運動。聞先生晚年講詩（其實那時候他還不到五十歲），有一首初唐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他特別欣賞，在他的《宮體詩的自贖》一文中，曾把這首詩評價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當然這首詩寫得的確很美，我也非常欣賞，不過除了濃厚的唯美傾向，卻帶有幾分人生幻滅、虛無頹唐的味道，好像和他民主鬥士的形象不大合拍。所以我以為，聞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貫之的，本質上還是個詩人，對美有特別的感受，而且從始至終都是一包熱情，一生未曾改變過。現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討論：如果魯迅活著會怎麼樣？其實同樣可以問：如果聞一多活著會怎麼樣？僅憑一包熱情，恐怕也不會暢行無阻，我這麼想。

聞先生那一輩人的舊學根底非常之好，可他同時又是極端反傳統的。社會轉型時期，有的人唯恐中國的舊文化不存在了，拚命維護，還有一種人，認為傳統的東西束縛中國人太久了，中國要進入新的時代，就要徹底拋棄，全面創造新文化，聞先生、魯迅、胡適都屬於這種人。魯迅激烈反對中國的舊文化，甚至提出不看中國書，《狂人日記》里宣稱：什麼「仁義道德」，滿書都寫著血淋淋的「吃人」兩個字。聞先生在這一點上跟魯迅非常相像。在搞民主運動的時候，他在課堂上對我們說：「你們是從外面打進來，我從裡邊殺出去，我們另外合應，把傳統的腐朽文化推翻！」意思是說：青年學子沒有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的毒害，所以你們須從外部推翻它；我是受過這個教育的，所以我現在要反對它，從裡邊殺出來與你們合作。我想這代表他當時真實的思想情況，雖然他研究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但他並不贊成。

另外還有一點我要保留意見。現在很多文章總是特彆強調聞先生生活窮困的一面，比如聯大時期聞先生給別人刻圖章，現在都說成是他生活所迫，不得已，我覺得也不單是這樣。聞先生早年是搞美術的，又會繪畫，又會雕刻，現在北大西門一進門的地方有座西南聯大紀念碑，上面的篆字就是聞一多寫的，落款「中文系教授聞一多篆額」，寫得非常好，而且只有公認的大手筆才有資格題這個篆額。所以，搞美術乃是聞先生的本行，寫字、篆刻都是他的專業。當然他也是因為貧困，掙點錢補貼家用，但如果過分強調生活所迫的一面，刻字竟成了他不務正業的謀生手段，不免有些過分渲染的味道。

2.民主人士張奚若

學術和政治的關係總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學術永遠不可能脫離政治，政治也永遠不能脫離學術，甚至希特勒獨霸世界還得有一套思想理論的基礎，所以學術和政治永遠有它們相結合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學術和政治又不能完全劃等號，關鍵在於如何把兩者的關係擺在一個正確的位置上，不要東風壓倒西風，也不要西風壓倒東風，否則就沒有學術可言了。

在歷史所的時候，有一次和年輕的同志聊天，他說：「解放前能看《共產黨宣言》嗎？」我說：「從前我做學生的時候就看過，而且的確很受感動，還手抄了一遍，沒事就拿出來看看，挺珍貴它的。」那個同志聽了覺得奇怪，說：「怎麼那時候就能看這種書呢？」其實那時候學校里的自由度相當大，借書幾乎沒什麼限制，何況還是張奚若先生指定的必讀書，哪能不讀？張奚若先生講政治思想史的時候指定幾本書必讀，其中就有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當然都是英譯本，到圖書館隨便就可以借出來閱讀。

張奚若先生把馬克思作為一門學術來研究，不過我覺得他本人當時的傾向是自由主義的改良主義。舊社會的政治學界很大一部分都是受自由主義的影響，特別是清華、北大的教師，大多受拉斯基（J.H.Laski）的影響。馬克思講無產階級專政，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暴力革命，可是英國幾百年都是和平改良，最不贊成暴力革命。拉斯基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主張改良，雖然他也承認軍隊、警察等等國家要害部門都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無產階級很難取得政權，暴力也許是必需經過的，可他又說：如果不事先通過民主競選，「youarenotjustified（你就是沒有道理的）」。就是說，還得先禮後兵，先通過競選爭取，競選不成功，再採取其他的方法，不能一上來就暴力革命。這是拉斯基的觀點。張奚若先生也認為共產黨未必不能通過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權，所以應該先試著採取競選的手段。而且，20世紀50年代有一個時期，法國共產黨和義大利共產黨選票非常之高，都排在第二，似乎並不見得永遠不能競選成功，不過後來受蘇聯的影響，又不行了。

有一個現象很奇怪，按理說，馬克思主義代表先進的工人階級思想，應該是在工人階級數量最多的國家裡最流行，共產黨也應該在這種國家最有力量，可是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最薄弱的地方反而是英美這些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那裡共產黨的力量也最小。美國的共產黨始終不成氣候，好幾次總統大選都有以個人身份參加競選的，可是共產黨連競選的力量都沒有。英國也是這樣。相反，越是在落後的非工業化地區，或者說，在工人階級最少、資本主義成分最少的地方，馬克思主義反而流行。這一點似乎很值得研究，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另外，我們所說的專政和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有一點很大的不同，馬克思所說的專政是政治意義上的，是在政治上剝奪資產階級的權力，而我們則是所謂思想專政，「在思想上對資產階級進行全面的專政」，這與馬克思的原意似乎不吻合。當然你可以說這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但也可以說是大大背離了。馬克思本人對資產階級的學者、藝術家、詩人、文學家往往有很高的評價，引用了那麼多莎士比亞的著作，對黑格爾非常欣賞，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里對文藝復興的資產階級文化巨人的評價也非常之高，並沒有在思想上專政的意思。《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對1870年的巴黎公社高度讚揚，視為無產階級第一次的實踐行動。實際上，巴黎公社的成員要麼是布朗基主義者，要麼是無政府主義者，而無政府主義佔了絕大部分，總之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從來不認為這些人是反動派，相反，他熱情地讚美，說巴黎公社是最早的無產階級專政。假如放在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巴黎公社那些人恐怕都得挨整，誰敢站出來承認：「我是無政府主義。」結果會怎樣？

張先生教課喜歡雜著英文講，他有一個發音我現在都記得，hu應該發[hju:]，他是陝西人，老說成[xju:]，比如human讓他念就成了「休曼」，不過我們都習慣了。第一年上西洋政治思想史，從古希臘講到18世紀的盧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本來應該介紹整個19世紀的西方政治思想，可是張先生並不全講，只談他特別注重的幾家。上學期只講了黑格爾、馬克思兩個人，下學期講T.H.Green、F.H.Bradley和Bosanquet，三個人都屬新黑格爾派。其實這三個人不足以包括現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們僅僅是19世紀末英國唯心論的一派，可張先生就這麼講。好在當時有這個自由，教師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發揮，解放後這樣講就不可能了。

和其他一些老師的課一樣，張先生也經常在課堂里扯閑話，比如講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動物過的是「merelife」（單純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還應該有「noblelife」（高貴的生活），接著張先生又說：「現在米都賣到五千塊錢一擔了，merelife都維持不了，還講什麼noblelife？！」張先生有時候發的牢騷挺有意思，最記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現在已經是民國了，為什麼還老喊『萬歲』？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蔣委員長萬歲」）還有一次他提到馮友蘭的《新理學》，說：「現在有人講『新理學』，我看了看，也沒有什麼『新』。」他沒有點馮先生的名字，我們當然都知道說的是馮友蘭，因為1941年《新理學》在教育部得了一等獎。其實課上扯扯閑話挺好，你可以從他的自由發揮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這是書本里學不來的。另外還有吳之椿先生，那時候總有五十多歲了，比一般的老師都老，也是講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實主要就是講19世紀後半葉英國達爾文主義的社會思潮。吳先生的課講得非常深刻，談到斯賓塞以降的英國政治思潮，真是如數家珍。不過和張奚若先生一樣，都沒寫過大文章，要按現在的標準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時候都知道他們是大學者，學問非常好。吳之椿先生偶爾寫文章，也不是純學術性的，我倒是對他的文章很欣賞，有一段我現在都記得，他說：人類的關係有一種是權威的關係，一種是聖潔的關係。比如政治上是權威的關係，你是我的下屬，你就得服從，可是夫妻間就是純粹的聖潔的關係，夫妻雙方是平等的，並不是說一方命令你什麼你就得聽他的。吳先生說：「可惜中國人的事情權威的成分多，而聖潔的觀念少。」這段話給我印象很深。

張先生是民主人士。1945年底，在重慶召開了一個政治協商會議，召集各黨派、無黨派的代表人士總共三十八人來參加，其中國民黨八人，共產黨七人，民主同盟、社會賢達各九人、青年黨五人，其中，天津永利公司的李燭塵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實業家，學者傅斯年、張奚若，他們都是無黨派的代表。這裡還有一段小插曲。張奚若的代表名額是共產黨提出來的，國民黨說：張奚若是本黨黨員，不能由你們提。後來張奚若還有個聲明，說：我不是貴黨黨員。張奚若是老同盟會的，本來擁護國民黨，但在1941年的民主運動中轉向，而且反得很厲害，並不承認自己是國民黨黨員。

解放後，張先生做過教育部長和中國人民外交協會的會長。因為那時候我們只和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跟廣大的世界（或者說廣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先進的、落後的）都沒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可是中國畢竟要在各個方面和外面世界聯繫，於是成立了一個中國人民外交協會，和其他國家進行民間交往，張奚若先生做會長。1957年張先生幾乎被打成右派，因為他總結了十六個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將來。劉少奇批判他說：我們的朋友說我們好大喜功，好大喜功有什麼不好？好八億人民之大，喜八億人民之功，這有什麼不好？但因為總要保護些有名的人，所以後來還是保護了他，雖然有些話說得過了頭，也沒有太受衝擊。

現在回想起來，張奚若先生總結的那十六個字還是有道理的。我們是有些鄙視過去、迷信將來，其實有些傳統的東西和階級鬥爭沒有關係，那是人類經驗的積累、人類智慧的結晶，不能隨隨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紅燈的波長最長，看得最遠，所以紅燈停、綠燈走，這是有科學依據的，全世界都是這樣，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得按信號燈走，可是文革的時候就有人提出：紅色代表革命，所以紅燈應該走，綠燈應該停止。那不亂套了？那時候太簡單化了，以為舊的都要不得，新的都是好的。其實新的事物在開始的時候總是不成熟的，應該逐步地讓實踐來檢驗，不能一聲令下就一哄而上，那就太盲目，太不切實際了。

3.戰國派雷海宗

歷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我上過他三年的專業必修課。在我的印象中，雷先生不但非常博學，而且記憶力非常了不起，上課沒有底稿，也從來沒有帶過任何一個紙片，可是一提起歷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發生在哪一年，他全都是脫口而出，簡直是神奇。或許正因為雷先生有這個天賦條件，所以他在看待歷史問題時並不執著於某個偏僻的小題目，而是放眼世界，注重宏觀歷史理論的研究，這是很難做到的，而在當時考據盛行的氣氛下尤其難得。何炳棣回憶錄里說陳寅恪看不起雷先生，曾說：「有人還教中國通史。」意思好像中國通史不能教。雷先生不但教中國通史，還教西洋史和史學方法，什麼都能教，這和湯用彤先生有些相似。湯先生是北大哲學系主任，講印度哲學，講佛教，也講魏晉玄學、講西方哲學，不但在當時，就是現在也很少有人能中、印、西三種哲學都講。湯先生好比哲學系裡的歷史學家，而雷先生則彷彿是歷史系裡的哲學家了。

雷先生受斯賓格勒的影響而醞釀出一套自己的歷史哲學。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里提出一種理論，認為文明和人的成長一樣，也有一個生命周期：列國時期、戰國時期、大一統帝國、蠻族入侵、文明滅亡，例如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莫不如此，現在，西方的文明已經快要到了它的沒落時期。這種學說被稱為文化形態學，雷先生基本接受這一學說的論點，他的中國史、西洋史都有一套與眾不同的理論體系。但雷先生又把這種理論發展了，認為中國的文明經歷了兩個周期：公元383年淝水之戰，北方蠻族打進來，漢族退到江南，從此開始南北朝的時期，這是第一個周期的結束，也是第二個周期的開始。

雷先生講課十分動人。巴金的愛人蕭珊那時候叫陳蘊珍，比我高一班，她也上雷先生的課，有一次我聽見她跟一個同學說：「雷先生講課真有意思，好像說故事一樣。」雷先生很會講故事，有的就像是他親眼看見了一樣，不過講者動情、聽者動容，並不等於可信。而且文化形態學的理論我也覺得有幾分牽強，甚至可以說是武斷的。有人說，斯賓格勒並不希望西方文明沒落，這一點我相信，不過按照他的理論，西方文明非得沒落不可，這是他理論的一個必然，所以我年輕時就不太能接受這種論點。文明畢竟是人類共同的創造，是不是能把個體生命的生物學規律硬搬到人類的歷史文化上來，這一點很難肯定。比如中國的文字，從甲骨文一直到今天的簡化字，這是幾千年積累演化而來的結果，也許有一天它會消失，不過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生物學意義上的周期。

雷先生和林同濟先生是好友，1939年秋天，林先生在西南聯大做過一次講演，題目是「戰國時代的重演」，把當時的國際形勢比作新的戰國時代。林先生口才非常好，講得確實動人，所以那天非常叫座，大教室里擠得滿滿的，總有個兩百人的樣子，我也去聽了。記得有個同學提問：「馬克思講過，人類社會的進化最終要進入共產主義，沒有戰爭，實現世界大同，是不是這樣？」林先生回答說：「馬克思是個很聰明的人，但是聰明人的話未必都是正確的。人類社會今後是不是這樣，還要看事實的演變，不是事先可以預言的。」後來雷先生、林先生，還有外文系的陳銓、雲南大學政治系的何永佶等幾個人物辦了一份雜誌《戰國策》，別人稱他們作「戰國派」，在抗戰期間算是一個重要的學派。

1941年的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把英美打了個措手不及，最初的那一個月把整個遠東都席捲了。越南是此前早就被佔領的，這次又把緬甸、新加坡一直到印尼、菲律賓一網打盡，速度之快非常驚人。《大公報》的「星期評論」上每周都請名人寫文章，這時公孫震發表了《新加坡失守以後的盟國戰略問題》，文章寫得確實大氣磅礴，據說「公孫震」即是林先生的化名。文中似是責備英美對中國僅僅停留在援助上，未能在生死關頭全力以赴的投入。那篇文章當時頗為轟動，而且博得了很多讚美。不過按我現在的理解，戰國派有一個很重要的缺點，即它並沒有真正能從人文的高度，而僅僅是技術的層面看問題，這一點倒是吻合了「戰國策」的名字，完全是從戰爭的策略上去考慮。二戰以後，雷先生寫過幾篇關於世界政治格局的文章，也都是從技術角度著眼，比如空軍在軍事上已經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了，舊大陸、新大陸之間應以走北極為捷徑，所以一定要在阿拉斯加或者挪威的斯皮茲貝爾根（Spitzbergen）建立空軍基地等等。當然這些也應該考慮，不過其中總欠缺一些更深層次的人文底蘊。而且，因為他們是右派理論了——雖然技術是中性的，但畢竟總有一個意識形態的依託，所以也有很多人攻擊，還出了一份叫《蕩寇志》的雜誌，專門批《戰國策》。同時左派也攻擊他們派，我最近看到一篇回憶錄說，周恩來在重慶的時候還曾向左派的一些評論家說：不要這樣攻擊戰國派，畢竟他們還是抗日的，還在同一個戰壕里。

1942年春天，林同濟在雲南大學主持一次講演，雷先生又去專門講他的那套歷史周期論，我也去聽了。講完以後，林先生讚美說：「這真是theromanceofahistorian（一個歷史學家的浪漫）。」林先生的英文極好，本來是政治學教授，解放後資產階級政治學不能教了，就改行搞英國文學，教莎士比亞，前些年在美國訪問期間去世。

4.吳晗印象

吳晗是專門研究明史的，當時任教雲南大學，錢穆離開西南聯大以後，中國通史課人手不足，就把他請來教中國通史。

吳晗的課我聽過，可是不大欣賞，因為他不是對歷史做綜合的觀察，而是分成許多條條，如中國的官制、中國的經濟等等，把歷史分割成許多專史，缺乏綜合的整體觀點。他有幾件事情給我留下的印象都不大好。我的姐姐是38級經濟系的，畢業以後不能住在學校，得找個房子住，吳晗那時候是二房東，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後分租給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間小房。「二房東」在舊社會是一個很不好聽的名詞，被認為是從中剝削，吃差價。吳晗經常趕人搬家，說是有親戚要來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親戚要來，不過在舊時代，二房東要漲房租的時候總是這樣趕你走。吳晗轟過我們幾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還有一件事。那時候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我們天天跑警報，而且有一種緊急警報，告訴大家，飛機馬上要臨頭了，大家不要再跑了，趕快找個地方隱蔽起來。昆明不像重慶，重慶是山城，一拉警報大家就鑽山洞，昆明沒有山洞，所以一拉警報大家就往郊外跑。我們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十分鐘就能翻過兩個山頭，躲在山溝里就足夠安全了。老師們則不然，年紀較大，一二十年的習慣本是在書齋里靜坐，翻山越嶺則非其所長。大凡在危急的情況下，很能看出一個人的修養。比如梅校長，那時候五十好幾了，可是極有紳士風度，平時總穿得很整齊，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彎把雨傘，走起路來非常穩重，甚至於跑警報的時候，周圍人群亂鬨哄，他還是不失儀容，安步當車慢慢地走，同時輸導學生。可是吳晗不這樣，有一次拉緊急警報，我看見他連滾帶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驚惶失措的樣子，面色都變了，讓我覺得太有失一個學者的氣度。

第三件事情。中國通史是公共必修課，上課的人很多，有一年的第一次考試全班都不及格。當時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周培源先生教物理系二年級的必修課力學，據說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這有點像《水滸傳》里講的，犯人來了先打三百殺威棒，要你嘗點苦頭，不過必須是權威教授才可以耍這個派頭，大家也吃他這一套。可是當時吳晗輩分很低，還是個青年教師，這種做法難免給人一種妄自為大的感覺。同學們派代表和他交涉，首先自我檢討沒有學習好，然後表示老師的教法是不是也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吳晗一怒之下宣布罷教，在校園裡引發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當時上課的同學大概還有人不會遺忘這段插曲。解放後我看吳晗寫的檢討，總覺得他在心理上總有一個情結（complex），或者說，心裡老有個疙瘩，希望自己躋身於名教授之列。比如他說自己拿桶到井裡打水，老打不上來，便感嘆教授生活的悲慘，總是念念不忘自己是個名教授。教授為什麼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

文革後，清華給吳晗立了像。講名望、社會地位或影響，梁啟超大概要遠遠超過吳晗，為什麼不給梁啟超立像？要論文革受迫害，受迫害的人太多了，為什麼專給他立像，不給別人立？比如趙九章，氣象專家，兩彈一星的功臣，文革受迫害自殺了，可是沒給趙九章立像。再比如葉企孫，物理學的元老，文革的時候被關了好幾年，後來死得很凄涼，但也沒給他立像（按：清華大學現已為葉企孫立像）。我並不是說吳晗不可以立像，不過比他更優秀的人太多了，講學術，他比不上陳寅恪、王國維，講影響，他比不上樑啟超，講貢獻，他比不上葉企孫、趙九章，為什麼單給他立像？或許因為政治的原因吧，不過我覺得這個標準不太適宜。

5.馮友蘭先生

前不久我在《科學文化評論》雜誌上看到對鄒承魯院士的訪談，記者問他：「西南聯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賞誰，最不欣賞誰？」鄒承魯說：「最佩服的是陳寅恪，最不欣賞馮友蘭。」這話說來似乎有點不敬，不過當年我們做學生的大多對馮先生的印象不佳，主要還是由於政治的原因。馮友蘭對當權者的政治一向緊跟高舉，像他《新世訓》的最後一篇《應帝王》等等，都是給蔣介石捧場的。在我們看來，一個學者這樣做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1942年，教育部舉辦過一次全國學術評獎，就我的記憶，國民黨當政二十二年中（1928－1949年）僅舉行過這麼一次，當時評出一等獎兩名，一是馮友蘭的《新理學》，也是《貞元六書》的第一本，另一部是華羅庚關於數論的著作。馮書的評審者是張君勱，對馮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馮先生在學術上是有貢獻的，但是否即如張君勱所推崇的那麼高，恐怕不無疑問。洪謙先生隨後曾發表一系列文章，評馮先生的哲學，幾乎是全盤否定、一無是處。（解放後，馮先生對自己做了一系列深刻的自我檢討，張君勱在海外看到之後大為生氣，又把馮先生罵得狗血淋頭，即此可見，張君勱之人品恐怕也是很成問題的。）

1945年國民黨在重慶開全黨的代表大會，主席團有十幾個人，自然都是國民黨最重量級的人物了，馮友蘭也就是躬逢其盛，赫然名列其中。後來聽說國民黨要他做中央委員，他沒有接受，還是留在學校里教書。那時候在民間，民主的氣氛還是佔上風，所以大家跟馮先生的思想距離就拉開了。那時候國民黨也曾表示出一付民主的姿態，街道上貼出選民榜，要在基層進行民主選舉。友人王浩語我，一次和馮先生談話時說到此事，王浩說這只是故作姿態，馮友蘭答道：「不能這樣說。既然當局肯這麼表示，就說明它真心要這麼做。」一個大哲學家，天真得宛如一個三歲的小孩子。

解放後，馮先生一貫高舉緊跟毛澤東思想，不斷寫檢討，說：現在大家都要做毛澤東的小學生，我還不夠格，我現在要爭取做毛澤東的小學生。江青有一段時候特別提倡女性要當權，馮友蘭做梁效寫作班子的顧問，文革後馮先生又寫了好幾次檢討，說自己在文革的時候犯了錯誤，違背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

有一次開會我遇到塗又光先生，他在河南人民編《三松堂全集》，我問他馮先生的歷次檢討收不收，他說不收，「因為那都是言不由衷」。我不同意這種觀點。作為一個全集來說，凡是他有的就都應該收，至於言之由衷還是不由衷要由讀者來判斷，不能由編者來決定，不然就應該叫選集。雖然有的人在迫於壓力的情況下說了假話，可是這些作為原始資料都應該保留。馮先生的作品也不例外，而且我以為，馮先生的檢討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歷程，有極大的歷史意義，可以算是20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思想狀態的結晶。所以，不但不應該刪掉，反而真應該給它出個單行本，為當時中國整個文化界、知識界留一份典型史料，這甚至於比他的著作還重要，更有價值得多。學術可以否定，可是作為歷史的見證，他的檢討它永遠具有史料價值。

馮先生一生也有非常真誠的一面。解放之初他寫信給毛澤東，表示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毛複信說：「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文革以後，他給梁漱溟寫信，說：北大哲學系的老人現在只剩我們兩人了，希望能見一面。梁漱溟回信說：你「諂事」江青，我不願意見你。如果是別人，大概不會再提這事了，但是馮先生非常有意思，這個他也拿出來公諸於眾。在這一點上，確實也很難得。我去美國的時候曾聽一位台灣學者說，台灣四大無恥文人，第一是錢穆，大陸也有四大無恥文人，郭沫若，馮友蘭，老舍，臧克家。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這種說法，起初以為是台灣的說法，後來看到徐鑄成先生的回憶錄，說他在解放之初來清華大學曾見過馮先生，想不到後來馮先生竟名列「四大」。可見「四大」之說大陸亦有之。徐先生生平的立言真誠與立場進步是眾所周知的，毋庸置疑。

80年代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馮先生榮譽博士學位，那次的行禮會非常有意思，無論對中方、對美方都非常有意思。美方有個致辭，表彰馮先生對於中國哲學的貢獻，其實指的都是他解放前的貢獻，而這一部分恰好是他本人早就徹底否定了的，可是現在卻要為此而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馮先生的答詞也很有意思，絕口不提那些美方所謂的貢獻，給了一套完全驢頭不對馬嘴的說法，他說：中國是個古老的國家，但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等等。然後就行禮如儀，把榮譽證書接到手中。雙方有如演出一場滑稽戲，究竟是肯定什麼，否定什麼？這一點倒正好象徵當時中美雙方的關係，各說各話，實際上又完全對不上口徑。

我想馮先生在某種意義上還屬於中國舊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舊時代里，知識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這是根深蒂固的一個傳統，和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有很大的不同。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有很多其他的路可以走，比如愛迪生只念過小學，現在的彼爾?蓋茨，大學念了兩年並沒有畢業，他們並不需要依賴官本位這張皮。可是中國過去除了官本位沒有其他出路，知識分子只能靠依附專制皇權得到自己的地位。

馮友蘭先生教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卷的《中國哲學史》寫在抗戰前夕，在當時是很轟動的，成為標準的教科書，現在也不失為哲學史的經典著作之一。馮先生的理論邏輯非常清楚，要言不煩，沒有羅嗦的話，這是他的優點。但他那部書也有很大的缺點，當時我就這麼認為，現在看來就問題更多了。第一，馮先生總是先有一個理論的架子，然後用材料去填充他的架子，或者說，先有結論再倒著去研究，這是他的一大缺點。第二，馮先生對哲學有自己的理解，所以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發揮，至於古人是不是就如他所寫的那樣，總有幾分可疑。第三，他那本書雖然叫「中國哲學史」，可實際上並沒有跟歷史掛鉤。每一種思想都不是憑空產生的，總有它的現實背景和意義，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講，馮先生寫的是「按照歷史順序排列的哲學」，並沒有表現出「史」的作用來。第四，馮先生不懂佛學，佛學是全書最弱的一部分，始終沒有講清楚，只是用引文代替了理論的闡明。另外還有一點，近代部分寫得太薄弱，好像草草了事。馮先生在《序》裡邊也說，「九一八」以後形勢很緊，來不及再詳細寫，就匆匆收尾了。我以為寫得最好的部分是先秦的名家、道家以及宋代的朱子，但這兩部分更多的卻是作者本人思想的發揮，未必就是古人的原意，古人也未必有那麼明晰的體系，而後來馮先生新理學的體系主要來源正是這兩家哲學。

馮先生很敏銳，後來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時候又提出了一些新見解，給太平天國再翻案。太平天國是農民起義，這點我們都是肯定的，可是他提出太平天國是反動的，因為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進入近代化了，太平天國是神權政治，搞迷信，那是古代的玩意兒，所以是反動的。這一點大家過去都知道，只是都不能談。他那本書一共是八冊，第七卷國內不能出，只在香港出了，不過現在國內大概可以出了吧。

6.金岳霖先生

金先生早年學的是政治學，博士論文是關於T.H.Green的政治思想，改行邏輯學已是中年以後了。我想一個人的思想到二十多歲就基本定型，當然你可以進步，但思維方式不會再有根本的改變。比如有人年輕時接受的是鬥爭哲學，可以終其一生鬥爭到老，而像我這樣的人總覺得那是件傷神的事，不願意去干。中年的金先生思想仍然很敏銳，察覺到了新的哲學路數，然後介紹到中國來，雖然他自己在這方面只寫了一本《邏輯》，但他的貢獻乃在於培養了從沈有鼎以下的一批青年學人，在中國哲學界開闢了數理邏輯的新路數，這是中國歷史上幾乎不曾有的。假如當年不是盲目學習蘇聯，而是獨立自主、有選擇地探討當代科學前沿，很可能中國已經在這一嶄新領域裡達到世界的前沿了，因為它畢竟不像某些尖端科學那樣需要非常昂貴的費用和悠久深厚的傳統。

20世紀以後西方哲學主要有兩大分支，一派是大陸哲學，重點在人生哲學，包括對生命的體驗、生命的價值等等。這一派在歐洲流行，可是在美國卻不吃香，二戰的時候，歐洲很多大陸哲學派的學者跑到美國去，結果名牌大學都不要，只能到不起眼的小大學去，所以二戰結束後他們又回到歐洲，才把這套東西再炒熱起來。20世紀西方的另一派哲學是分析哲學，專門講邏輯分析、語言分析。數理邏輯，那時候也叫符號邏輯，SymbolicLogic，或者MathematicalLogic，所以你可以說它是哲學，也可以說是數學。羅素說：哲學都講倫理學，可是我不明白哲學為什麼要談這些問題。在他看來，倫理道德問題根本不屬於哲學，或者說，根本不成其為哲學問題。搞這個路數的人往往會走過了頭，結果成了一種純技術性的操作，像下圍棋一樣，淪為一種人工智慧的遊戲。不過學術上應該允許有不同的路數，百家爭鳴才能有進步。

我們國內哲學也受到這兩大派的影響，可能受分析哲學的影響少一點，原因何在？近代西方哲學，大多是由自然科學（尤其是數理科學）進入，可是中國過去文理分家，大家都守著自己那一畝三分地，不能從知識上打通。比如什麼是經濟學？按照我們的傳統來說，經濟學就是講生產關係的，生產關係歸根到底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所以用階級鬥爭完全就可以理解經濟學了，一通百通。可是到美國去看，他們那些經濟學教授上來就是寫公式，一步步演算下去，等下了課滿黑板都是公式，好像上了一堂高等數學。這算什麼經濟學？這不是數學嗎？可是反過來說，他們看我們那也不是經濟學，政治鬥爭能算經濟學？

對於文化我們過去有太簡單化的毛病，政治上定個標籤，無產階級的就宣傳，資產階級的就都不要了，似乎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我們學習過蘇聯米丘林－李森科「無產階級革命的生物遺傳學說」，批判資產階級孟德爾－莫爾根的「反動遺傳學」，結果也沒反對掉，李森科後來被揭發，說是個學術騙子。蘇聯還批判過數理邏輯，說它是唯心論，是資產階級的概念遊戲，可是到了60年代，蘇聯的一些尖端學科上不去，因為計算機上不去，而數理邏輯正是計算機的理論基礎。如果金岳霖先生建立的邏輯哲學學派能得到順利發展，很可能中國哲學界里就有一門領先於世界的學科了。

7.中國通溫德，白俄噶邦福

西南聯大有幾位外籍教授，我入學時，外文系的燕卜蓀（Empson）教授（著名詩人和批評家）剛剛離去，但溫德（Winter）教授一直留校任教。原先溫德在芝加哥大學教書，專業是研究十六七世紀的歐洲文學，聞先生回國後把他介紹清華來教書。我上過溫德先生的當代文學批評，因為只有我和徐鍾堯學長兩個人上課，所以他時常和我們閑談。記得一次他說，古往今來真正達到純粹的美的境界的，只有雪萊、濟慈和肖邦三個人，其餘的都不夠。肖邦三十七歲死了，雪萊三十二歲死了，濟慈二十六歲就死了，都非常年輕。濟慈的epitaph（墓志銘）是他死以前為自己寫的，非常有名,即：「Hereliesonewhosenamewaswritinwater.（這裡躺著一個人，他的名字寫在水上。）」我們知道這句話，可是不理解它的意思什麼叫「名字寫在水上？」溫德說，西方有句諺語：「人生一世就是把名字寫在沙上。」潮水一來，名字被沖沒了，人生一世就是這樣，正像中國古詩里說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可是濟慈要把名字寫在水上，這就更徹底，一邊寫一邊消失，不必待到海水來沖沒。我聽了以後非常感慨，覺得他對人生的領悟達到如此境界真是徹底，後來我也喜歡讀濟慈的詩，如他有名的商籟（sonnets）BrightStar和WhenIhavefears。

溫德教授的後半生完全在中國度過，後來在北大一直活到一百零一歲，1986年才去世。溫德先生稱得上是個OldChinaHand（中國通）。有一次他到雲南西部旅行，途中遇到土匪，急中生智操起一口國罵，土匪一下被唬住了，不知他什麼來頭，加上他的個子高大，土匪竟被嚇跑了。還有一件事情，抗戰的時候沿海的人往內地跑，上海的工人到了後方用竹篾片蓋起二層小樓，表面上抹一層洋灰，看上去和洋房一樣，非常巧妙。溫德把他看到的這些繪聲繪色地講給我們，我們都覺得好笑，可見他對中國的事情非常了解。抗戰結束後國民黨開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名單上有三十八個人，記得溫德指著傅斯年的名字說：「AnotherGuoMinDang（又是一個國民黨）。」傅斯年沒有加入國民黨，但實際上是站在國民黨的一面，溫德對這些政治上的事情都門清。

噶邦福（J.J.Gapanovitch）教授是白俄，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那是當時俄國最好的大學，他的老師Rostovtzeff（羅斯托夫采夫）是世界古代史的權威，十月革命以後去了美國，任威斯康星大學古代史教授。第一次歐戰的時候，噶邦福被征當過兵，十月革命後到遠東的海參崴大學任教，我想可能是因為他在政治被認為有問題，不過他沒講過。後來他到了中國，1930年左右就在清華教西洋古代史、俄國史，還講過歐洲海外殖民和戰爭史。噶邦福先生不會說中文，全部用英文教課，而且他講的是希臘、羅馬的歷史，很偏僻，只有七八個人上課，我想學點專業英文，所以就選了他的課。噶邦福先生喜歡談天，下了課我也常問他一些問題，但主要目的不在希臘、羅馬，還是想學英文。

噶邦福先生對歷史理論非常感興趣，這一點給我印象很深。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人往往有一個缺點，或者說是一個優點，總能把一個小問題鑽得很深，許多人因此而成名。但歷史畢竟整體上是宏觀的，上下幾千年，東西幾萬里，如果不能放眼整個世界歷史的大局而只盯著某一點，恐怕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歷史。比如研究清史的最喜歡談清初三大疑案，皇太后是不是下嫁給了多爾袞，順治是不是出家了，雍正是不是竄改了遺詔。當然你也可以研究，歷史畢竟包括這些具體的事實，但這些歷史事實的背後總該有個理論的總結。歷史到底是什麼？究竟有沒有規律？如果有，會是個什麼樣的規律？我們該怎麼認識它？這些都是很根本的問題，最終總得有人對歷史的總體有一個說法。

噶邦福先生對歷史理論感興趣，曾用英文寫過一本TheSyntheticalMethodofHistory（《歷史學的綜合方法》），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他借給我看，有些見解是足以啟人深思的，不過此書不太流行，很少有人提到。比如他談到，人生有兩個方面，有衣食住行物質方面的生活，也有吃喝之外的感情、思想等等精神方面的生活，兩者有時很難調協。有人只知道撈錢享受，但也有的人過分地追求精神生活，比如宗教信徒，或者某些熱心的理論家、哲學家。他說，文化似乎也是這樣，有的民族文化偏重精神方面，有的偏重物質方面。比如古希臘人就追求現實，所以他們注重肉體方面的生活，追求美、美食，追求愛情、榮譽、地位，到了中世紀就偏重於精神方面，要做宗教的聖徒，做靈魂聖潔的人。可是到了近代，這種追求又行不通了，於是又轉回來追求物質享受，飛機越快越好，汽車越漂亮越好，追求了幾百年。噶邦福先生介紹舊俄學者Sorokin（索羅金）教授的論點，認為現代西方過分地追求物質了，這種文明是sensational（物質的，享受的）的文明，可能會出現一個反撥，再又該回到追求精神世界的文化去了，回到ideational（觀念化的，精神的）的文明。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他的這個說法來解釋世界歷史，不過當時覺得挺新穎的。

噶邦福先生喜歡聊天，偶爾也給我們講講舊俄時期的笑話，都是他親身經歷過的。他說舊俄的時候畢業生最好的出路是做神職人員，不過要經過一番爭取才能得到「神性」，並不太容易。有兩個學生畢業找工作，其中有一個成了神職人員，另一個沒有當成。他們向老師彙報以後，老師就對第一個人說：「我祝賀你獲得了你的神性。」第二個學生一副惱喪的樣子，老師轉過身來對他說：「我也祝賀你，祝賀你還沒有喪失你的人性。」十月革命以後的事，噶邦福先生很少談起，希特勒進攻俄國的時候我曾問他俄國的情形可能會怎麼樣，他說：「和中國人一樣，俄國人是極其愛國的。所以俄國一定會勝利，中國也一定會勝利。」

1950年我到清華看過他，他正準備要走，說：「我就像是離過婚的，離過了，就不再復婚了。」他是白俄，所謂「白」是相對「赤」而言的，不認同蘇聯政權跑到國外去的就叫「白俄」。不過白俄在學術、藝術、文學方面出了很多非常傑出的人才，例如20世紀最有名的音樂家之一Stravinsky（斯特拉文斯基），後來在美國，赫魯曉夫時期還回過蘇聯。噶邦福先生有一個女兒叫噶維達，在昆明的時候才五六歲，挺活潑的一個小女孩，中國話說得非常好，還會用中文罵人。1988年，西南聯大五十周年紀念，昆明有個活動，噶師母和女兒都來了，噶維達女士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中文，但噶邦福先生已經去世了。

8.曾昭掄先生

化學系系主任很長一段時期都是曾昭掄先生，他是曾國藩的後人。過去人們常常認為，中國歷史上真正能夠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明代的王陽明，他是文學家、哲學家，講究修養，而且敉平了江西寧王宸濠的叛變，被封為「新建伯」。另一個就是曾國藩。曾國藩講「理學」，講「養氣」，這是「立德」，平太平天國他立了大功，而且網羅了一大批最優秀的學者做他的智囊團，那時候叫「幕府」，所以曾國藩被認為是個三不朽的人物。毛澤東年輕時崇拜過他，蔣介石親自輯錄了《曾胡治兵語錄》，「曾」是曾國藩，「胡」是胡林翼，蔣介石就讓他的部下必讀。曾家家學非常嚴格，後代確實出了很多人才，包括外交家曾紀澤，數學家曾紀鴻，教育家曾寶蓀，曾昭掄也在其中。

曾先生這個人非常有個性，藍布大褂總是破破爛爛，趿拉著兩隻布鞋，不刮鬍子，頭髮也挺亂。聯大有些先生是穿西服的，比如經濟系主任陳岱孫，雖然生活很困苦，可是陳先生永遠西裝筆挺，頭髮梳得一絲都不亂。曾先生恰恰相反，他是非常本色的，舊話叫作「不修邊幅」，或者「名士派頭」。他是20世紀20年代清華留美的學生，回國後在中央大學任化學系主任。我聽過一個關於他的小故事挺有意思。朱家驊做中央大學校長的時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開會，曾昭掄來了，朱家驊不認得，問他是哪一系的。曾昭掄答是化學系的。朱家驊看他破破爛爛，就說：「去把你們系主任找來開會。」曾昭掄沒有答話，扭頭走了出來，回宿舍後，捲起鋪蓋就離開了。隨後就在北大化學系做系主任。

曾先生在化學界是元老級的，做過多年中國化學會會長，可是他的興趣非常廣泛，1940年暑假他帶一些學生到川康邊境少數民族地區考察，回來還給我們介紹少數民族的情況。曾先生的課我沒聽過，可是我聽過他好幾次講演。有一次是講二戰以後蘇聯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那時候他就看出來二戰後的世界將變成兩極，一個以美國為中心，一個以蘇聯為中心。還有一次紀念五四的座談會，請了好幾位先生去講，華羅庚也出席了。華先生說，德國的科學很發達，可是德國沒有民主，它的科學給世界人民帶來了災難，所以我們應該科學、民主兩者並重，缺了哪一個都不行。曾先生立論的前提、結論和華先生一模一樣，可是推論的過程正好相反。他說：德國原來有科學，希特勒上台以後沒有民主，也就沒有了科學，由此可見，科學的進步必須依靠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科學的進步，所以我們既要重視科學，也要重視民主。我覺得他們兩個人的出發點、結論都是一樣的，可是兩個人的推論過程是不一樣的，通過這次演講，我的興趣落在了「科學、民主到底有沒有聯繫」這個問題上，印象非常深。我以為這兩者還是有關係的，因為科學總需要不斷翻新，如果沒有民主的話，那就是獨裁、定於一尊了，誰代表絕對真理就都得聽誰的，大家成為思想的奴隸，科學就沒有進步了。

我聽化學系的同學講，曾先生一生有兩個最得意的學生，一個錢思亮，一個朱汝華。錢思亮是20世紀20年代末清華的學生，當時在聯大化學系做教授，後來在台灣接傅斯年的手做台灣大學校長，還做過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之後，吳大猷又接了錢思亮的手。朱汝華在聯大教有機化學，是位女教授，在我的印象中從來沒有見她笑過，平時一副非常嚴肅的神情，讓人覺得凜然不可犯的樣子。我想大概是因為朱先生年輕又沒結婚，不得不自重如此才能威懾住學生，要不然都拿她當小女孩了。朱汝華有個弟弟叫朱汝瑾，畢業以後留在化學系做助教，後來她們姊弟兩個都在美國。朱汝瑾的兒子朱棣文在斯坦福大學，得了諾貝爾獎，所以化學可以算是他們的家學，也是曾先生的嫡傳了，這是一種學術的淵源。

……

（選自何兆武《上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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