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思想對話不再可能：日本已經「脫亞入歐」，中國正在中國化

秋風：《論語與算盤》中譯本序

想來，即便未曾讀過，很多讀者聽過「《論語》與算盤」這句話，並知道其出自日本人之口。

因為，過去四十年的中國，在政治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舉國民眾自然以謀利為人生第一要務，因而，工商業快速發展，市場秩序逐漸形成，國民的財富普遍快速增長。而接受過一定教育的人，在此時代，難免隱然有一疑問：中國悠久的儒家文化傳統對市場發育、對工商業發展，究竟有什麼影響？有推動作用？兩者兼容而相安無事？或構成障礙？儘管包括儒家在內的中國傳統，在二十世紀遭受一次又一次猛烈衝擊，但只要內自省或略微觀察一些周圍之人、事，即可知道，傳統仍在，儒家仍在，那麼，怎麼對待儒家？

如何對待儒家傳統的問題，困擾中國人已有一百多年，只不過，二十世紀上半期，人們關注儒家與科學、民主之關係；最近幾十年年的經濟主題，讓焦點轉移到儒家與市場、與資本主義之關係。

當然，這問題不僅存在於中國，一百年前的日本精英，同樣為此所困擾。《論語與算盤》所收錄之文字，正為回答這一問題而說、而作。而本書書名十分醒目，其內涵遠超中國研究、甚至發展儒家思想之學者的視野之外，而觸及中國愛讀書、願思考之企業家的敏感點，故此書一經翻譯傳入中國，頗有洛陽紙貴、人人爭談之勢。

澀澤榮一：《論語與算盤》

對於困擾大家的問題，澀澤榮一的回答乾脆利落：在儒家文化傳統深厚的國度，如日本，更不要說中國，企業家的正確姿態應當是：一手握《論語》，一手握算盤。他認為，儒家文化可有效地支持現代工商活動，現代企業家要取得成功，就不能拋開《論語》，而應當靈活運用《論語》所闡明之修身、做事之道。澀澤榮一對此有多個層面的論述，讀者自可尋繹，此處不贅。且本書文字錄自澀澤榮一晚年演講，老者閑談，世事洞明，而文字平實，娓娓道來，隨手翻閱，即可受益。

另，讀者千萬不要以為，對《論語》，澀澤榮一隻有基於人生實踐之常識性體會，實則他曾從多位名師精研《論語》，並著有《論語講義》，頗具學術品質。可見，澀澤榮一對《論語》這本大書，能知而又能行，既有學術理解，又有商業、社會事業上的重大事功，在現代東亞儒家文化圈中，相當難得，甚至可以說是獨一份，至少在中國，迄今，我們還找不到學術與商業兼能之士。

那麼，如何理解澀澤榮一之歷史地位？下面筆者提出兩個人物，與澀澤榮一對勘，或許有助於讀者思考澀澤榮一之立場和本書之論述。

第一個人物是張謇（1853-1926年），比澀澤榮一年輕十幾歲，兩人身世、經歷和所處時代，頗多相似之處。張謇出生於富農兼營商業家庭，接受過較好教育，並積极參加科舉考試，屢次失敗，乃入幕為賓，不過最終仍能中狀元為官。澀澤榮一出生在武士歸農的豪農兼營商業之家，自幼接受過很好的儒家經典教育，曾被迫加入幕府，而後參與明治維新，在大藏省為官。

張謇

不過，與一般士人不同，在官場騰達之門打開後，兩人都激流勇退，辭官從商。在士人一般認知中，商業的地位當然低於從政，但兩人對自己所處時代之歷史主題，均有異乎常人之深刻認知：西方列強之所以能夠進逼東方，乃因其國家「強」，國強之基礎是「富」。中國、日本欲擺脫困境，不能不求「富強」，至關重要的工作是發展實業，建立現代工商業體系，以與列強競爭。故其從商之動因，截然不同於一般商人，而有明確的政治意向。

兩人在大變局中為中日兩國奠定了現代「士商」傳統。傳統社會有士、農、工、商四民之別，仔細觀察歷史可見，至少在中國，士、農、工、商不是僵化的經濟、社會等級之分，而如錢穆先生所反覆指出者，它只是職業之別，人可在其間自由流動，如農家、工商子弟通過接受教育即可為士，或曰「士君子」，知仁道，明禮義，則可以身作則，領導群倫，可以是入仕，也可以是領導社會自治。

就此意義而言，士其實是一種獨特的品質，即便身為農、工、商者，也可有士之品質。《白鹿原》之白嘉軒，可謂之「士農」，其職業為農民，卻有士人品質；又如，古代有「儒商」，子貢可謂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儒商，《史記·貨值列傳》所記戰國、秦代之傑出商人，多為「士商」，也即，其身在商場逐利，卻又士君子之德行。

陳忠實：《白鹿原》

張謇、澀澤榮一本身在此士商傳統中，而又因應時代變化，予以轉進，最為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實業規劃置於國家富強之框架內。本書中，澀澤榮一反覆告誡工商業者和青年，當有公共精神，以自家事業服務於國家之富強。由此可見，至少在中日這樣被迫捲入現代化國家，「國家主義」（nationalism）無往而不在，但兩人又都堅持工商業相對於國家之獨立，因為他們深知官僚化之弊端。他們顯示了士商精神在現代化過程中之基本心態：用自由市場機制發展工商業，而服務於國家富強的大目標。惟有士人，基於其責任意識，才會把自己置於這一必定艱難的兩者兼顧之格局中。

支撐其宏大抱負者，正是士君子之志，源於其儒家教養。值得注意的是，張謇似乎很少論證研讀《論語》或其他儒家經典對於經商之重要意義，蓋因其所在時代，社會整體尚未懷疑四書五經之權威。澀澤榮一在這方面則著墨甚多，故有《論語》加算盤之絕妙說法。在現實中，張謇其實也是這樣做的，故其經營企業和從事公益之行為，與澀澤榮一相當接近；只是，張謇用不著言說，澀澤榮一時代的思想政治氣氛，則讓其不能不起而為《論語》辯護，因為在當時日本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論語》是中國的。

由此不能不提及另一人物，他與澀澤榮一同時代，在中國影響極大，而兩人對儒家的態度，完全大不相同，此即福澤諭吉（1835-1901年），比澀澤榮一年長五歲，當然主要作為思想人物。

福澤諭吉

日本國民的觀念、價值體系比較複雜，儒家思想曾在精英的精神世界中據於比較重要的位置，與澀澤榮一同時代、主導明治維新之大人物，差不多都接受過較好的儒學教育。然而，也正是這些人物，在文化意義上的明治維新中，逐漸與儒家漸行漸遠。福澤諭吉最為典型，並以理論系統表達出來。

明治維新與中國受日本刺激而展開之戊戌維新、清末新政等事業，旨在模仿打敗中日之西方列強，建立「國民國家」，或曰「民族國家」（其實是同一個英文單詞nation-state），故有民族主義之興起。基於日本民間宗教之神道教，正成熟於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氣氛中。

日本精英立刻面臨一大難題：如何對待儒學？儒學已深入日本，但畢竟，儒學來自中國，而當時的情勢是：尊奉儒學之中國正處在嚴重貧弱狀態，尤其是，其現代化進程滯後於日本。

正是這一複雜背景，方顯澀澤榮一之難能可貴。他未把中國之貧弱歸咎於孔子，也為因此否定儒學之內在價值。在澀澤榮一看來，《論語》闡明為人處世、社會治理之大道，也是常道，不因中國一時之貧弱而失效。《論語》以漢字寫成，孔子是中國人，但其中之道卻是普遍的，並且是始終有效的，哪怕到了現代，即便中國現在貧弱。

然而，當時日本有此見識者不多，大多數人因中國之現狀，而對儒學有俯視、輕視乃至蔑視之情。福澤諭吉即是如此，其對儒學之態度集中於其流傳甚廣的《文明論概略》。在此書中，福澤諭吉照搬西方流行之文明等級論，劃分當時世界未三個等級：西方處在最高等級，是文明的；中國、日本等國家是半文明的，也就是半野蠻的，據於中間；非洲、大洋洲則是野蠻的。據此，福澤諭吉呼籲日本「脫亞入歐」，也即，脫離落後的儒家文化圈，學習先進的西方文明，爭取進入西方文明圈——可以說，百餘年來的日本確以進入西方俱樂部為榮，這也正是今日東亞無法形成穩定秩序之癥結所在——因為，日本之心不在東亞。

福澤諭吉：《文明概論略》

既然如此，日本不能不放棄儒學，即便他本人早年所受教育主要是儒學教育，即便儒學早已在日本之體中矣。福澤諭吉多次尖刻批判儒學，其各種批評意見對後來留亡日本的中國學者如章太炎及其周圍的年輕留學生如周樹人、錢玄同等人，產生較大影響，新文化運動之諸多激烈反傳統觀念不少來自福澤諭吉之類日本人。這些日本人本來受過儒學教育，但為建成日本為現代民族國家，而有摒斥儒學之志，表面上，因為儒學是落後的，內里，恐怕另有隱衷：儒學是中國的。

福澤諭吉更進一步。十八世紀後期，西人之文明等級論與歷史進步論相遇，西方國家相信，自己作為文明國家，享有征服野蠻族群之權利。福澤諭吉把這種強權政治邏輯運用於中日之間：日本積極學習西方，在現代化建設方面逐漸超出中國，文明化成效顯著，故享有征服中國、以使中國文明化之權利。而中日之間悠久、深刻的文化聯繫讓，反而這一權利的行使更為緊迫：日本曾受惠於中國文化，故推動中國文明化，簡直成為率先接受現代文明的日本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基於這一道德責任，不少明治思想政治人物支持晚清中國變法，但同時，在他們心中，征服中國之野心也日益滋長。

可以說，福澤諭吉為明治維新以來日益發育、成熟之日本軍國主義，提供了強有力的文化、道德論證，而這一套思想的起點，則是放棄內在於日本之儒學的決心。反之，由本書零散可見，澀澤榮一對日本之軍國主義思潮和政治始終保持戒備。對儒學的態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日本精英的世界觀。

這一點，對於我們今日思考中日關係，頗具啟發意義。澀澤榮一、福澤諭吉活躍的年代距今已逾百年矣，百年中，中日關係充分糾葛：先是日本不斷侵略中國，而最終為中國打敗；此後，以歉疚之情，日本積極支持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但到二十一世紀，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超過日本，中日關係迅速趨於冷淡。

其中一個重要表現是：今日中日之間的思想對話，近乎沒有。這可能是因為，雙方找不到對話的共同語言了，從政治上、甚至從文化上，日本確實已經實現了福澤諭吉設定的目標：脫亞入歐。而中國在經歷了文化上的自我去中國化之後，已經走上回歸之路，儘管還只是開頭，精英們尚未儒化。於是，當中日兩國思想、政治人物坐在一起，他們的共同語言是什麼？至少我本人對此茫然。談西方思想嗎？

念及此，我有點好奇，在今天的日本，《算盤和論語》這本書還有多沒有人讀？澀澤榮一、福澤諭吉生活的時代，儒家在日本精英群體中還有較大影響，故其不能不認真地處理儒家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那麼今天，儒學在日本還有多少？日本精英願不願意認真對待《論語》？今天還有沒有澀澤榮一式政治、商業領導者？

當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作為中國人，我們首先應當問自己是否願意認真對待《論語》？這本書受中國讀者期待期待一事似可說明，孔子對今天相當數量的中國人而言還是外在的，所以還需要借一手《論語》、一手算盤這樣的命題說服自己肯定孔子，接受儒家。惟有當孔子內在於我們的文化生命，我們才有資格討論儒學在日本的命運和前景。到那個時候，和平、繁榮、文明的東亞秩序才是可以企及的。

也就是說，今天，在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重讀澀澤榮一先生這本書，我們的關注點恐怕不應局限於儒家文化是否有利於經濟這樣的問題範圍，而應當在一個更高層次上思考，《論語》能否成為中日兩國善意聯結之紐帶？儒家文化能否有助於塑造東亞良好秩序？

蒲城姚中秋於丙申仲秋

註：[日]澀澤榮一著，論語與算盤，高望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11月

來自：弘道書院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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