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昂 | 地圖開疆：清代國土測繪與主權邊界的形成

《康熙王朝》劇照：孝庄在地圖上尋找家鄉科爾沁一、地圖之問

2014年3月31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贈送了一幅德國人繪製的我國清代的一幅地圖，由此產生了習近平的「地圖之問」。默克爾贈送的中國地圖是18世紀德國著名地理學家霍曼及其家族成員哈斯製作的地圖，原圖是法國地圖學家德·安維爾（D·Anville）在1735年製作出版的《中國新地圖》。而德·安維爾的地圖又源自於清朝康熙皇帝的《皇輿全覽圖》。此圖1708年由康熙帝下令編繪，以天文觀測與星象三角測量方式進行測量，採用梯形投影法繪製，比例尺為四十萬分之一。我國清代輝煌的地圖成就，沒能促進我國隨後的測繪科技的發展，反倒成了為國外列強覬覦我國侵略我國的實用工具。2015年6月14日，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對康乾年間的地圖輝煌發出了「地圖之問」：習近平1708年，清朝政府組織傳教士們繪製中國地圖，後用10年時間繪製了科學水平空前的《皇輿全覽圖》，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這樣一個重要成果長期被作為密件收藏內府，社會上根本看不見，沒有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什麼作用。反倒是參加測繪的西方傳教士把資料帶回了西方整理髮表，使西方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對我國地理的了解要超過中國人。這說明了一個什麼問題呢？

德國總理默克爾送給國家主席習近平1735年的中國地圖習近平的「地圖之問」，提示著清代科技發展、輿圖製作與國家治理之間的內在聯繫。清代的地理測繪與輿圖製作技術，如康熙時的《皇輿全覽圖》在當時世界上，在繪製技術和繪製規模上都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後世地理學家翁文灝認為：

翁文灝當十八世紀間，即歐洲各國大地測量亦尚未經始，或未完成。而中國全圖乃己告竣。《皇輿全覽圖》的繪製前後耗時十幾年，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清朝皇帝是基於何種目的，如此費力地去繪製全國的地圖？是為了進行國家控制的政治目的，還是基於其他興趣的？地圖與國家控制有什麼關係？地圖與邊界的控制又有什麼聯繫？明乎此，則我們或能見及清代 主權觀念形成與邊界控制的若干面向。二、早期近代的國家、國土及其邊界儘管近於今日所用概念的「領土」、「主權」等術語興起於近代以後，但在早熟的帝制中國，相似的觀念早已產生。中國古人對版圖的理解是：

「國家有疆宇，謂之版圖，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有地。」

而作為版圖的實物載體「地圖」（「輿圖」一詞產生於漢代以後）與法律的關係，古人亦甚為明了。劉邦初入咸陽，蕭何即廣為搜集地圖與律令文書，可見蕭何已深知地圖與律令對國家控制的重要性：

「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

17世紀以前，世界各國均沒有明確的「領土」和「邊界」概念。從17世紀到18世紀中葉，西方國家掀起劃定邊界、向近代化國家邁進的熱潮，地圖則作為一種證明國家領土範圍的工具開始備受重視，這一時期的英、法、俄、西班牙等國都在最高統治者的支持下繪製了自己的地圖，而中國清朝在其中居於相對領先地位。近代以來，在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與政治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近代主權觀念，是否擁有明確的主權範圍及地理疆界，不僅成為判斷一個政權實體是否是「國家」的標準，亦成為判斷其是否「現代」的標準。韋伯對「國家」的界定有三個要件：一、存在固定的行政官員；二、他們能夠堅持合法地壟斷暴力工具；三、他們還能在既定的地域內維持這種壟斷。由第三個要件可見韋伯對國家的定義除了指出國家機器的作用之外，還包括一個固定的領土，及對這種領土的持續控制能力。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現代民族-國家一個很重要的特徵是有著非常明確的行政控制範圍，而只有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機器的行政控制範圍才能與這種要求所需的領土邊界直接對應起來，這意味著他非常強調在國家邊界控制中，國家行政控制力量的作用。在一定地域內，要穩定和鞏固對該地域的統治和管理，必須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而現代國家就是擁有這種軍事力量，而且有強大的軍事機器為其做保障的。所以在吉登斯看來，國家又可以被定義為：在一個固定的地域內，其統治有章可循，而且還能夠隨時動用軍事行政力量去維護這種統治的政治組織。 吉登斯認為一個國家的主權就是一個政治組織，它在有限的領土之內，有能力立法，有效地制裁其組成部分，壟斷對暴力手段的處置權，控制與政府的國內政治或行政形式相關的基本政策，以及處置作為其歲入基礎的國民經濟成果。行使主權的重要表現之一為在固定的領土範圍內進行壟斷性的法律控制。現代社會是由現代的國家組成的，而傳統國家，它的內部特徵及相互之間的外部關係，都與現代國家不同。吉登斯認為 ：吉登斯在現代的地理學家看來，現代國家都是有著非常明確邊界的行政實體，而傳統國家則沒有明確的邊界。傳統的國家的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非常有限。這樣一來，傳統國家對國內領土不是進行現代意義上的統治。傳統國家只有邊陲（frontier），而沒有國界(boundary)。

在吉登斯看來，現代國家的治理包含著與國界相聯繫的高度密集的行政等級體系。它憑藉控制的擴展的方式，達到行政控制能力的集中，而國家的行政力量就是建立在這種高度密集的監控能力之上的。所以行政上高度統一和集中是現代國家一個重要的標誌。它能夠對業已劃定邊界或國界的領土主權進行壟斷性的控制，並通過法律及國家機器的直接控制來長期維持和鞏固。根據這個標準，吉登斯認為在傳統帝國之間，哪怕有非常明確的人造建築物顯示出帝國之間的區隔，如羅馬帝國的邊牆與中華帝國的長城這樣的建築物，亦不能認為它們有邊界的概念，蓋其無法實現對其內外的有效控制。但是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則敏銳地察覺到傳統帝國治理術中已然蘊含著人們認為只有近代才有的那些治理技術。實際上近代國家間明晰的邊界的形成，恰好是在東方帝國之間：

福柯近代國家的邊界出現於17世紀於那些龐大的歐亞帝國之間的邊疆地區。在大航海時代以後，西方列強的全球擴張，在地理上逐漸與中國的擴張相接近，並最終在領土上直接接壤。在領土統治與管理的競爭中，清朝日益接受了西方的主權觀念，並認識到對領土與國界的實際管轄與控制，是帝國競爭中的主要內容之一，於是開始試圖建構起可以與競爭者相溝通的帝國疆域與邊界概念。關於國家的邊界，地理學家有很多的相關的討論。現代地理學的奠基者之一拉采爾就構造出國界理論。他認為，「疆界」圍繞著國家，由三個地帶組成。其中兩個地帶為毗鄰國家的邊陲地域，另外一個地帶，是使兩個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特徵得以糅合在一起的「自主地帶」。他還指出，國家的疆界必須像更接近其中心的區域一樣，被看成是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國界」為國家力量的表徵和尺度。他認為，疆界是國家的動態向度，凡是強大的國家均致力於擴張它的空間範圍，而衰敗中的國家則局限於自然地理上容易捍衛的疆域。從清朝鴉片戰爭之後，清朝國力衰弱，清朝的領土，主要是邊界的領土，遭受帝國主義大肆侵犯，被迫割地的現象屢屢發生。國家的領土主權受到極大的侵犯，但在清前期，清國是以一個擴張帝國的面貌出現在內陸廣袤領土的競爭場上的。因此從「邊陲地帶」探尋國家主權與法律控制的邊界，是這一時期清代主權建構的主要面向，而輿圖製作則是其中至關重要的手段之一。關於國界，有學者有兩種區分，一是傳統國家的「邊陲」，二是現代國家的國界。「邊陲」在政治地理學中有雙重含義。既可以指兩個或更多的國家之間具體類型的分界；還可以指一個國家中，人口聚居區與無人居住區之間的分界。從這可以看出「邊陲」是屬於國家版圖之內的，只是該地區處於國家的邊遠地區，人口稀少，與中心區域隔得相對較遠，國家中心區的政治軍事控制的權威可能相對較弱。而現代國家的國界，就是使兩個或更多的國家得以區分開來的地理上的分界線，也就是使國家的主權得以區分開來的分界線。在這個分界線以內的群體還是隸屬於這個國家中央權力機構的日常的行政管轄範圍。國界的確定是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徵，傳統國家有邊陲而無國界。現代國家對國界的治理，有著高度集中的行政等級體系，這種行政力量和監控力量，與這種要求所需的領土邊界直接對應起來。而這種行政力量與監控能力的實施，表現了國家對主權的充分行使。只有當國家對其邊界的領土進行壟斷性的主權控制，包括定界、勘界、邊界地圖測繪、對邊界進行法律管理和法律監控，才稱得上是現代的國家。這一觀點為近代中國史學界所採納，如顧頡剛即認為傳統中國，甚至是直到近代民國時期的中國，亦尚未形成明晰的邊界概念。1939年，顧頡剛在著名的論文《中華民族是一個》中呼籲：顧頡剛……務使一方面杜絕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使得中原和邊疆可以融為一體，使得將來的邊疆只是一條國土的界線而不再是一片廣大的土地……

但以今日之新見，配合新出清代地理測繪與輿圖製作之史料，似可認為，在清代的國家實踐中，以明確疆界為目的「近代國家建構」的活動至少可以上推到康熙朝。三、清朝之邊界與邊界觀顧頡剛對傳統中國的邊疆與邊界的這個著名論斷，為顧氏以後的諸多歷史地理學家所認可，這種觀點若置之於更早的歷史時期，當有相當道理，惟至清代康熙朝以後，已經開始顯著地改革。邊境概念逐漸形成，邊界亦逐步明晰。實際上，即使是在沒有足夠精良的手段進行領土與國界測繪以前，至少在觀念上，清朝是明確知道固定的國界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政治、法律的分水嶺的。清朝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官僚體制的國家，擁有各種權力去劃定一個國家的領土面積。清朝與其他東亞鄰國的外交關係記錄中多次提到確切的國界。例如，清、越之間即曾產生有劃界之爭，1805年，清朝和越南之間發生領土糾紛時，就提到該爭議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諭軍機大臣等、臨安府所屬六猛地方。久隸版圖。從前安西黎維祁阮光平時。兩次懇請申畫地界。俱經駁飭有案。今該國興化鎮目、忽遞送傳詞。欲其外附。實屬無知妄為……」

而清朝在1782年和1792年，曾2次拒絕了安南國王關於劃定邊界的請求，並認為，清朝和安南之間的邊界，是沿著雲南省，屬於自然邊界，不用重新劃定。史料記載：

「據富綱奏安南國呈送咨文一件。內稱有內地遊民混越占認界址，改名內隸，申請分畫等語……殊屬不知事體。安南與臨安邊境接壤，中外界址，本自井然，並無淆混。至沿邊六猛地方，自隸入版籍以來，迄今百數十載，歷年久遠，所轄寨名糧額，均有冊籍可稽，無從混入爾國所管夷地。且爾國所屬之界址，如果未清，必系爾國之土民，藉端影射，希圖漏爾國租稅。祇應自行察核，不應向內地呈請申畫也。況天朝撫綏萬國，似此邊界毗連處所甚多，從未有因地界不清。率請申畫者，今爾國如此瀆請，皆緣僻處遐荒，不諳禮法所致……念爾國臣事天朝，素稱恭順，是以不即具奏。今將邊境版籍所載六猛管轄各寨落，開單明白宣示。即知雲南省之沿邊疆界，天然判分，本無未清。而該國所請申畫之為冒昧也……」

由此可見，當時清朝方面認為中越邊界已然明確劃分，無需以邊界模糊為由重行分割。清、緬之間亦有同樣性質的界務糾紛，1807年，清朝官員直接告訴緬甸國王，中緬之間的邊界是十分清楚的，並認為緬甸的地方官對中外邊界很無知。這個領土爭議到1809年還沒有得到解決，清朝認為中緬邊界地區有固定的邊界，堅決地拒絕了緬甸地方官員關於中緬共同管轄該爭議地區的提議：

「……伯麟奏接到緬甸四大萬頭目來文，飭令永昌鎮府駁回緣由一摺。所辦甚是。邊徼地方設有定界，斷無天朝外夷均相管轄之理。該督以該大萬此次稟帖所開九龍江地方原是天朝與該國所管之地。實不成話……」

所謂「邊徼地方設有定界」，證明在當時清朝官員來看，由於已經經過精良的國圖測繪，早已形成明確國界，所謂「邊陲」並非與「模糊」正相關的一對概念。如果說中越、中緬關係中對國家疆界的認識還帶有傳統朝貢體系的特徵，清朝與英國、葡萄牙在澳門的界務之衝突與辯論，則體現出清朝將其領土觀與邊界性質的界定納入近代西方標準或試圖與其接軌，以為本國領土之合法性證明的努力。清朝與英國之間，亦有類似領土爭議。1808年，清朝皇帝給兩廣總督下了一道聖旨，這道聖旨是為了解決當時英國軍隊非法佔領中國澳門問題而發的，裡面就清楚明白的聲明，中國外藩自有一定疆界：

「諭軍機大臣吳熊光等奏，英咭唎國夷兵擅入澳門一事。英咭唎國夷人藉稱大西洋國地方被法蘭西佔踞。該國因與大西洋鄰好，恐西洋人之在澳門者被法蘭西欺阻貿易。輒派夷目帶領兵船前來幫護。所言全不可信，而且斷無此理。現在先後到船九隻，皆帶有炮械火藥等物，竟敢灣泊香山縣屬雞頸洋面。並有夷兵三百名公然登岸。住居澳門三巴寺、龍嵩廟、分守東西炮台。實屬桀驁可惡。該督等現將該國夷船停止開艙。派員剴切曉諭，俟夷兵退出澳門方准起貨。並稱該夷人若再延挨，即封禁進澳水路，絕其糧食。所辦尚是但究竟如何嚴切曉諭及現在作何準備之處。，全未奏及，所辦太軟。邊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覬覦。飾詞嘗試，不可稍示以弱。此時如該國兵船業經退出澳門則已，如尚未退出，吳熊光即著遴派曉事文武大員前往澳門，嚴加詰責。以天朝禁令綦嚴，不容稍有越犯。大西洋與法蘭西彼此構釁，自相爭殺，原屬外夷情事之常，中國並不過問。即如近年緬甸暹羅二國互相仇殺，節經叩關求援。大皇帝一視同仁，毫無偏向。至於中國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試思中國兵船從無遠涉外洋向爾國地方屯劄之事。而爾國兵船輒敢駛進澳門，登岸居住，冒昧已極。若雲因恐法蘭西其侮西洋，前來幫護。殊不知西洋夷人既在中國地方居住，法蘭西焉敢前來侵奪，以致冒犯天朝。即使法蘭西果有此事，天朝法令具在，斷不能稍有姑容。必當立調勁兵大加剿殺，申明海禁。又何必爾國派兵前來代為防護。若雲洋匪未凈，欲思效力天朝，尤屬無謂。海洋盜匪屢經剿辦，不過東竄西逃。既經兵船四路擒拏，不日即可殲盡餘孽，又何藉爾國兵力乎。看來竟系爾國夷人見西洋人在澳門貿易，趁其微弱之時，意圖佔住。大幹天朝厲禁矣。爾國臣事天朝，平素遣使進貢，尚稱恭順，乃此次無知冒犯，實出情理之外，本當即行拏究，姑先明白曉諭。爾若自知悚懼，即速徹兵開帆，不敢片刻逗遛，尚可曲恕爾罪，仍准爾國貿易。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則不但目前停止開艙，一面即當封禁進澳水路，絕爾糧食，併當調集大兵前來圍捕，爾等後悔無及。如此逐層曉諭，義正詞嚴，該夷人自當畏懼凜遵。吳熊光等仍當密速調派得力將弁統領水陸官兵整頓豫備。設該夷人一有不遵，竟當統兵剿辦，不可畏葸姑息。庶足以伸國威而清海澨。此於邊務夷情大有關係。該督撫不此之慮，而唯鰓鰓於數十萬稅銀往複籌計，其於防備機宜、全未辦及。吳熊光、孫玉庭均懦弱不知大體，且吳熊光充當軍機章京有年，曾經擢用軍機大臣，尤不應如此憒憒。吳熊光、孫玉庭著傳旨嚴行申飭，伊等此次來摺。僅由馬上飛遞，亦屬遲緩。此旨著由五百里發往。著吳熊光等即速遵照辦理。並傳諭常顯知之。」

從此諭令明顯看出，皇帝對外國人佔領中國澳門領土的憤怒和堅決予以斥退的決心。在清朝的官方文獻中，有很多稱為「領土」的詞語，比如中國漢字國家的「國」，就象徵著一塊有擁有人口、防禦武力以及土地的封閉邊界線的土地。這些詞語表明一個國家的中央政治權威控制下的固定陸地和水域。上文提到的英國軍隊入侵澳門，清朝皇帝的聖旨中，清朝皇帝明確表示葡萄牙人在澳門，是在中國地方居住。並且明確表明「澳門系天朝地界」，並指責英國軍艦，明明知道澳門周圍的海域是「中國海面」，還擅自侵犯。這表明清朝皇帝內心認定英國軍隊在澳門是一種「擅入內地」行為，是一種私自入侵中國領土的行為。從側面也可見，清朝把他們的政治和軍事權力範圍控制在一個精確的地域上。清朝明確表示「領土」的含義在乾隆帝頒布的一道聖旨可見。1793年，乾隆皇帝拒絕了英國要求割讓中國的兩個島嶼作為貿易站點的請求，聖旨這樣寫道：

「天朝疆界嚴明，從不允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爾國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又據使臣稱於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島一處，商人到彼，即在該處停歇，以便收存貨物一節。爾國欲在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為發賣貨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爾國船隻既不在彼停泊，爾國要此海島地方，亦屬無用。天朝尺土俱為版籍，疆止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

乾隆帝的回答可謂斬釘截鐵，對外國人的領土主張進行嚴格控制，折射出清朝統治者的疆域觀與邊界意識的明確。之所以在18世紀末期以後，清朝對領土、疆界的國家控制能以一種以瞭然於胸的態度進行界務談判、磋商，與從康熙朝時既已著手進行的大規模、長時間、高標準進行的國圖測繪與輿圖製作活動是密切相關的。四、繪製主權：輿圖製作與主權建構在帝國疆域擴張，國家治理日漸鞏固的過程中，頻發的邊界糾紛，嚴重擾亂邊界秩序，這促使清朝統治者開始關注邊界地圖的地圖測繪活動。康熙帝對全國的地圖繪製活動非常熱心，而且為了對本國領土邊界範圍有更加確切的知悉，清朝耗費十幾年的時間，委派西方傳教士，運用先進的繪圖技術，繪製全國地圖，以增強其帝國治理的能力。兩起涉及逃人與測繪人員的界務糾紛案件，對康熙帝加大國圖測繪項目力度的決策尤為重要，一是根特木爾逃人案，二是朝鮮人蔘務案。根特木爾世代居住在西伯利亞尼布楚。1653年，當俄國哥薩克人到達根特木爾居住的地方時，為了避免向俄羅斯納貢，根特木爾離開祖先世代居住的地方，逃到清朝控制的滿洲南部地區。根特木爾離開之後，俄國哥薩克人佔據了他的生存地。後來根特木爾與清朝一起反擊俄羅斯的侵略。但是在1666-1667年，他又從清朝的軍隊逃走，將自己和其他40名家族成員置於俄羅斯的統治之下。後來又有300多名其他部落民眾也跟著他，進入俄羅斯的控制。康熙帝對根特木爾逃離一案尤其重視，強烈要求俄羅斯返還根特木爾等逃人：

「朕以為尼布潮、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屬之地，不可少棄之於鄂羅斯。我之逃人根特木爾等三佐領及續逃一二人，悉應向彼索還。如鄂羅斯遵諭而行，即歸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獲招撫者，與之畫定疆界，准其通使貿易。否則爾等即還，不便更與彼議和矣……」「……並以先年逸去根特木爾歸我。乃背前約，入我邊地，擾害打虎兒索倫，焚劫飛牙喀、奇勒爾。今故命將出師永駐額蘇里。爾若離我邊境，還爾本土，以逋逃來歸則已，否則，我亦納爾逋逃，即往來之人亦必擒戮……」

康熙帝明確表示，如果根特木爾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清朝拒絕與俄羅斯進行更多的貿易和外交關係，清朝要求根特木爾必須回國，邊界地區必須維持和平康熙帝如此在乎根特木爾，是因為根特木爾案件與清朝帝國的安全利益密切。但相比之下，除了對根特木爾及其部落眾的擔心，對明確中俄疆界，建立有效邊境控制的考慮則是其更深層次的考慮。1685年的朝鮮參務案則更直接地危及測繪人員。清朝協領勒楚和他的一幫手下，奉康熙帝的命令，調查長白山的邊界地區的地形，並繪製邊界地圖。勒楚一行人等來到一個叫三道溝的地方，這個地方靠近鴨綠江邊。而就在同時，有一批朝鮮人非法越界三道溝，因為三道溝盛產高質量的人蔘，他們在三道溝採集人蔘。這28個人都是中朝邊界地區的邊民。當時清朝官員發現了非法入侵者，雙方發生戰爭。最終結果是朝鮮人開槍射殺了一個清朝官員。清朝官員向皇帝報告了這起邊界糾紛案件。

「禮部議覆，差往朝鮮國審事、護軍統領佟寶疏言：朝鮮國王李焞，前屢次獲罪，俱荷皇上洪恩寬宥，理應益加恪慎。乃平日不將人民禁飭，以致韓得完等二十八人，違禁越江采參。復擅放鳥槍，將欽差繪畫輿圖官役打傷，殊干法紀，請將該國王罰銀二萬兩，以警疎縱。」

這件事情就成了朝鮮與清朝之間非常嚴重的外交事件。朝鮮國王知道了清朝官員在邊境地區被本國越界采參的邊民殺死的事件後，非常驚慌失措。國王讓人去調查事件發生具體情形。在事件發生的一個月內，所有參與這件事情的朝鮮人都被抓獲。朝鮮國王對其進行初步審查，並等待清朝派來的官員進行進一步調查和處理。1685年，康熙帝派來的官員來到朝鮮調查此案。調查了為何邊民要進入清朝的邊界內，以及為何朝鮮國沒有對他們的越界行為進行禁止、他們如何擁有鳥槍等問題。清朝對這起事件也特別重視，禮部、刑部皆題奏處罰：

「禮部題，……有奸民韓得完等違禁采參，擅放鳥槍，殺傷官役一案。皇上始遣大臣嚴訊。猶念小民犯法，其主或未之知。僅以約束不嚴，罰鍰示警。」「刑部等衙門題，朝鮮國韓得完等二十八人，犯禁采參、鳥槍打傷繪輿圖官役，應將為首韓得完等六人，及為從金太成等二十二人，俱擬立斬。其約束不嚴，失於覺察之咸鏡道節度使尹時達，平安道觀察使朴尚，咸鏡道觀察使李秀彥，三水郡守李觀國等，應各降革調用有差。韓得完等六名著處斬立決。金太成等二十二人，俱從寬免死，減等發落……」

最終所有的越界的罪犯都被處決，還有兩個地方官員被免職，五個官員被降級。朝鮮國王李焞特地致信康熙帝：

「臣忝守外藩，奉職無狀。從前邊民屢越疆界，觸犯憲典，輒蒙恩宥，恆懷感懼，時加嚴飭。不意邊地奸民見利忘生，冒禁采參，其罪已不容誅，況將繪畫輿圖官役，放槍傷害。致煩遣官降敕，嚴加警責。臣惶恐震越，無地自容。會同敕使，將各犯韓得完等二十八名嚴行鞫訊，並按律擬罪，恭候聖裁。

對這些罪犯的嚴厲懲罰，以及朝鮮國王的行為是為了避免清朝與朝鮮關係的進一步惡化。除此對相關人員進行嚴懲之外，康熙帝還要求朝鮮賠償白銀2萬兩。康熙帝之所以如此嚴懲，蓋與所傷者為展示象徵性帝國權力邊界的測繪官員。這兩次案件非常明確地提示著控制邊界人口流動的重要性。邊界糾紛的頻發讓康熙帝明白，為了限制邊界地區的人口流動，更為了從根源上杜絕邊界越界事件，必須儘快劃定邊界，其中既有主權觀念的需要，更是實際治理的當務之急。因為邊界線一旦劃定，雙方的各自管轄控制的領土區域就非常明確，有利於加強邊界線內外的人口的管理。從此，全國範圍內一系列的國境地圖測繪項目開始以更大規模和規格迅速展開。康熙帝很早就有認識到地圖的政治價值，並將帝國的地圖繪製工作提高到了空前的規模。他從耶穌會士那裡學習到測量技術，學習幾何學，學習測量北極星高度的經緯度測量法，學習如何測量懸崖的高度等。在噶爾丹戰爭結束後，他委派耶穌會士為他繪製一幅皇輿全覽圖，這個地圖囊括了整個帝國統治區域。清朝致力於廣泛地實地測繪、測量和邊界控制，力圖把所有帝國內的事物都置於帝國的控制之下。據1736年法國杜赫德所著的《中華帝國志》記載，1700年，康熙帝先命令耶穌會士繪製了北京附近的地圖，並且康熙帝親自校勘，認為這個地圖技術相當準確，「遠勝舊圖」，才開始讓他們製作全國各省地圖。1707年，康熙帝讓耶穌會士製作了一幅長城地圖，這個地圖也繪製成功。耶穌會士開始通過實地測量繪製滿洲地圖、熱河地圖、黑龍江的地圖。接著他們繪製了北直隸地圖，這些地圖的準確性也經過了康熙帝的檢驗。1710年，開始在人煙稀少的領土繪製地圖。最後，耶穌會士調查中國其他省份，通過各種天文和地理測量，總共確定了641個地區的經緯度。地理學家翁文灝認為這一工作非常重要，為前所未有之重要貢獻：

翁文灝於是關內十五省及關外滿蒙各地，皆經測量成圖，為中國往來未有之大功，迄今尚為中國地圖之最重要根據康熙帝測繪全國地圖的順序如下表所示：

清朝繪製全國地圖，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康熙帝向傳教士表示，繪製全國地圖這件事「對國家至關重要，將不惜一切代價使之成功」，並選派官員督辦，讓地方官員配合傳教士的實地測量活動，同時提供測繪所要求的一切物資耶穌會士張誠在日記中描述：

張誠皇帝派耶穌會士實地繪製兩河之間地區的精確地圖，以便他能隨時看著地圖，考慮如何重建此地被沖毀的一切，確定在何處修築新堤，在何處開挖引水溝渠。皇帝命令安多、白晉、雷孝思和巴多明諸位神父繪製這一平面圖。皇帝陛下向他們提供了完成這項工作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並命令兩位官員，一位是宮廷大臣，一位是欽天監監正，督辦，令其尋訪精明強幹的土地測量員，繪圖員和熟知當地地理風貌之人……

張誠1710年7月22日，皇帝命傳教士向薩哈連烏拉進發。因為俄國人從稍西的尼布楚順流而下只須數日即可進入大清的疆域。為了防止與俄國人接壤的邊界，皇上已經詔令在江南建成一座城，名為薩哈連烏拉和屯（黑龍江），由一名副都統（滿語稱之為梅勒章京）率八旗兵駐守。

張誠……是圖於12月14日製成，儘管圖上頗多空缺，皇上仍感到滿意，因為這使他得以了解這塊新的領地，而該地對於大清的安寧是如此重要。此段日記描述的測繪活動，體現了清朝一邊在邊界地區測繪，一邊還要維護該地的安寧，防衛俄羅斯的入侵。邊界地圖測繪與領土主權的維護實際上一個雙向互動，主權觀念的興起促成了地圖測繪的項目，而地圖測繪的精確化，又使得主權的邊界從模糊變得明晰。邊疆地區的測繪也大致如此。但是，由於西藏地區比較特殊，可能是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皇帝沒有委派西方傳教士親自實地測量，而是派自己的人接受訓練之後，再去實地測量。

「對於西藏，雖未能由耶穌會教士用同樣的方法進行，但至少是根據多種確切的資料編繪，並由皇上直接派遣幾名韃靼人去西藏測量了旅程距離，這幾名韃靼人實現接受過傳教士必要的訓練，懂得數學知識。」「朝鮮地圖是取自該國王宮內所藏地圖，在兩國邊境上有傳教士校正……」

有關朝鮮與清朝的邊界地區，清帝也是如此細心縝密地去繪製地圖，即使有現成的地圖，還是讓傳教士一一去實地校正，以防止領土界限有誤差，以確定自己管轄和控制的領土範圍，明示領土主權。

張誠1698年5月17日……本月24日，安多神父和我就要動身前往韃靼地區，康熙皇帝要派我們和三位宮廷大臣一起去繪製最近臣服於他的喀爾喀部的地圖，此次旅行將歷時5個月，我們將在這片荒漠中行走約800法里。1698年5月25日……昨天，張誠神父和安多神父啟程去繪製韃靼地圖，這是一片荒無人煙的地區……那裡只有群山、湖泊和小河，他們要時常在那裡忍受酷暑嚴寒並忍飢挨餓。

神父甲上述日記，說明邊界地圖的繪製與主權的關係密切。只有穩定了邊界，只有當喀爾喀地區完全的臣服，才能在該地區繪製地圖。也只有在邊界地區繪製地圖，才能更加有利於控制管理該地區。

神父乙

在執行這項任務過程中，我們必須謹慎警惕指出多得不勝枚舉。皇帝把對他的帝國至關緊要的任務委派給我們，為了不辜負這位賢明君主的信任，同時也希望求得皇上的庇護，這對要在他的帝國里弘大基督教是必不可少的，這種信念驅使我們跨越了在從事如此浩繁的工作中所不可避免的種種艱難險阻，我們出於至誠，甘之若飴，自願繼續在帝國的東西邊境和相隔適當距離的若干地點，反覆進行日食觀測，測定經度，以校正繪好的地圖，但因全圖已經告成，而且皇上已感到滿足，我們以為要使他再進行這項新的並非完全必要的工作是不適宜的。上述日記從側面顯示出，耶穌會士實地測量全國地圖，是在完成一項艱巨的任務，實地測繪全國地圖的確是一項巨大的工程。經過數十年的實地測量，繪製成各省區域地圖，各地區地圖最終匯總，繪製成《皇輿全覽圖》。由此抽象主權概念中的大清國土與疆界，終於成為映射於圖紙上的具象的象徵空間。康熙帝將繪製成功的全國地圖取名為《皇輿全覽圖》，這個名字，就反映了康熙帝希望將整個帝國內的領土都納入其視線範圍內的願望。皇輿全覽圖的完成是一項非常大的工程，這個地圖讓清朝統治者掌握了整個帝國的空間知識。

皇輿全覽圖在《皇輿全覽圖》的製作中，運用了先進的科學繪圖技術，而利用這種技術繪製出來的地圖，既擴展皇帝的視野，同時也限制了皇帝的視野。擴展皇帝視野，是因為清朝皇帝開始對自己的統治空間領域有明確的認知，而限制視野是因為，在那些不能詳細調查的地區，或者那些信息不夠準確的地區，地圖上必須被空著。在《皇輿全覽圖》中，長城以外的西北邊界地區是空白的，準噶爾地區的地圖，也只包含了幾個地名、粗略的山脈和河流，還有很多空白的地區。因為清朝直到1720年代才控制整個地區，1760年後，清朝征服新疆後，清朝地圖上這個地區的地名數量才劇烈增加。地圖作為一個知識傳播的途徑，的確是一個矛盾體。一方面統治者希望地圖能夠盡量詳細，因為越詳細的地圖，就越能夠了解自己所控制的領域。但是統治者又不希望地圖過於詳細，因為一旦地圖內容過於詳細，當地圖被印刷並被廣泛傳播後，地圖也為其他人打開了視野，這種空間內容的暴露，對統治者來說，可能成為一種威脅。所以統治者限制地圖的印刷和傳播。即使在今天，各國對地理圖像的控制還是很嚴格的，因為現在的地理信息技術處理的地理圖像有時準確得讓國家軍方人員感到緊張。所以地圖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都被統治者強力控制，視為國家安全控制的重要手段，反之，亦因其重要性突出，而成為國家主權與治權的象徵。五、結論地圖在清朝創建帝國和民族國家的作用重大。從廣義上來說，地圖的繪製在歐洲的發展是與民族國家意識的興起緊密相關的，使用天文科學製圖技術，地球上的具體的地點與其他地點的相對關係，都被繪製在地圖上，很形象的描繪了國家領土範圍的有限性。在這種情況下，要劃定固定的邊界，使用相當精確的比例尺來繪製地圖，就變得非常重要了。越是邊界地區的控制，越需要非常精確的地圖，同時，越精確的地圖，越能夠反映邊界地區的全況，從而更有利於邊界的控制和管理。在這種新型技術方法下繪製出來的地圖，是現代民族國家即有明確邊界的主權國家，對其所擁有的主權的一個重要的證明。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像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清朝開始劃定帝國的邊界。但是限定一個帝國的具體管轄領域——劃定全國地圖範圍，包括邊界地圖的繪製，需要有相當強大的行政控制力，需要擁有對比例尺地圖知識相當了解的人才投入，需要強大的資金支持。康熙帝委託法國傳教士開展大規模的實地測量，繪製地圖活動，這項實地測量地圖繪製活動覆蓋了全中國，包括邊界地區。在1717年至1726年間，繪製成了皇輿全覽圖。皇輿全覽圖是一部使用歐洲繪圖技術繪成的地圖。康熙帝繪製現代科學的比例尺地圖，能夠準確的反映自己統治領土範圍的確定，並且滿足於帝國控制的需要——軍事需要和宣誓國家領土主權。 對清朝的統治者來說，充分利用先進的科學繪圖技術來繪製全國的地圖，將自己管轄的空間畫成一個有邊界的帝國，通過比較先進的製圖技術，可以提高地圖的準確性——地圖能夠以前所未有的精度來呈現清朝統治者所控制的地區。作為進行國內控制的一種武器，利用地圖，清朝統治者就能夠準確的知悉其統治領域的資源和邊界，非常有利於其龐大帝國的治理。清朝的地圖作用有很多，一是清晰邊界地形，以提高防禦工事，維護疆域邊界前線。二是確定管轄區內的國內和國際的司法管轄權。三是明確財政負擔，讓每一個官員都知道哪裡應該收稅。儘管清朝的邊界地圖呈現出的是地理空間的面貌，但附著於其上的法律控制，則更多地針對人，而非土地。因為在國家邊界地區畫一條邊界線，就可以適用法律禁止其他人未經許可私自穿越，統治者就可以結合法律控制人群（包括難民、游牧民族、部落、商人及其他可能移動的人群）的流動。通過測繪地圖，可以進行土地地籍測量，人口普查，可以通過各種新的方式來固定人民，固定土地。地圖和邊界法律的結合，可以成功地限制了邊界人群的流動性。清朝在近代與外國交往過程中，有著相當清晰的邊界意識，通過繪製地圖，明確自己的主權管轄行使範圍，並通過各種法律手段和措施去限制邊界地區的人口流動，以維護國內最大的政治穩定。傳統史學大多認為，中國歷史上主權觀念淡薄，從而沒有形成明確的「國界」概念，而只有模糊的「邊疆」的觀點。至少到18世紀，這一現象已然得到根本改變，疆界與主權地日益明晰，從某些方面意味著清帝國已經邁向朝近代國家轉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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