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真精神」之一：孔子向右，墨子向左 人人網谷卿的日誌

「孔子的真精神」之一：孔子向右，墨子向左徐晉如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在他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著中指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時期內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過程中」，存在著一個歷史軸心期，「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這一時期。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在這數世紀內，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發展起來」[1]。 　　對於人類文明發軔期的論述，還沒有哪一種說法像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說那樣恰如其分而又振奮人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啊！單就華夏一族而論，其時學者輩出，各自著書立說，希圖改制救世。那是一個需要巨星並且產生了巨星的時代，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積累，彷彿都是在為這個時代做準備，而這個時代的一切創造物，又被後世中國人一次次地重新詮釋。今天我們所享有的全部人文知識，都沒有超出那個時代所規範的畛域。 　　那是中國思想和學術最輝煌的時代，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擁有最自由最廣闊的心靈。那個時代的天幕上，鑲嵌著一顆顆永恆閃耀的星星，他們後來被稱為諸子。而孔子，就是在中國軸心時代最亮的那一顆巨星。 　　 　　封建制度的崩潰與諸子的出現 　　 　　我國在夏、商、周三代都是實行的封土地、建諸侯的政治制度，是名封建。這種政治制度的含義是，天下有一共戴之主，而諸侯各治其國，子孫世襲。各國皆有貴族與平民之界域，貴族不但在政治上為統治者，在經濟上也是大地主。其時經濟上實行的是所謂井田制。這種制度，把一塊土地以井字型平均劃分成九塊，中央一塊叫做公田，收益歸貴族所有，其餘的八塊，叫做私田，分給農民耕種。每一農民二十歲受私田百畝，六十歲還歸公家。然而在這四十年里，私田的受益全歸農民所有，農民所要負擔的，只是聯合其他七家，耕種公田而已。其時平民雖無土地所有權，然而他們擁有人身的自由，既不是奴隸，也不是西方中古時期的農奴。王夫之《讀通鑒論》說：「三代之國，幅員之狹，直今一縣耳。仕者不出於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恆為士。故有世祿者有世田，即其所世營之業也。名為卿大夫，實則今鄉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疇，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讀通鑒論》卷十九）這段話是得當時歷史的情實的。 　　封建制度下貴族階級世代受其特殊教育，而平民則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其時書籍書之以竹帛，唯有官府才能大量藏書。平民如非入官府服役，就沒有可能見到書籍。貴族既世代掌握政權，自無著書立說、探求政治哲學的必要，故三代學在王官，而學術之不發達可知。 　　當封建制相對穩定、王室力量強大足以號令諸侯之時，自天子以至庶人，各守其分，各得其宜，人民的生活是比較安樂的。但這種情形，到周室東遷以後，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自政治言之，王室中衰，再不能握禮樂征伐之大柄。諸侯日漸強大，一些大國日漸吞併小國，許多小國之舊疆，淪為大國的郡縣。小國的貴族，當然也就夷為平民。柳宗元《封建論》里說，諸侯歸殷者三千，歸周者八百。而到春秋之時，所剩的諸侯國就不是很多了，可見兼并之烈。這些舊為貴族的平民，儘管失去了其世位，但碩學覃思之輩，當不在少數。他們就是中國最早的一群知識分子。 　　自經濟言之，其時井田之制漸遭破壞，廢井田、開阡陌的結果是農民慢慢獲得土地的所有權。經濟上的自由必然帶來貧富分化。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他們也需要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他們中有一些人地位上升，充實到統治階級當中，與沒落貴族一道，組成了一個新的階級：士。 　　上古學在王官，其意純在維護最高統治者的地位，這種學術，古人謂之道術，也就是統治的藝術。但到春秋戰國之時，平民學者的勢力愈形壯大，當此民間學者勃興之世，不同的政治主張也就漸次提出。這就是《莊子·天下》中所說的「道術將為天下裂」的真相。這樣，便有了點綴在歷史星空之上的先秦諸子，中國軸心時代的政治哲學也就呈現一種欣欣向榮的面貌了。 　　其時社會變動激烈，人民生活甚是苦難。故諸子之學說，莫一而非對現實的政治學的回應。唯中國的軸心時代與西方全然不同。西方最主要的傳統來自古希臘。古希臘氣候溫和，物產豐富，各城邦間又少戰亂，這就宜於產生一種崇尚個人、尊重權利的思想；而中國當春秋戰國之時，社會現實卻是中原板蕩，率獸食人，於是一種注重群己之職分的思想最終成了中國文化的主流。明乎此，便該知道，今日中國，最需要向西方學習的，只是個人主義的思想，而非晚清新學之士、新文化派所空言的民權、平等、自由、科學、民主，等等。 　　 　　諸子的流派與道術傳統 　　 　　先秦諸子，號稱百家，這是綜合各流派人物著述的總量而論的。至於流派，則並沒有那麼多。西漢末年，大學者劉歆著我國最早的目錄學著作《七略》，中有《諸子略》，所記有諸子一百八十九家，實即一百八十九種書名。百家之說，蓋出於此。至於流派，僅有十家，即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諸家。《諸子略》認為小說家是小道，故謂「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己」。由於《諸子略》分論十家，首句皆說「某家者流」，故十家除去小說家，又有九流之稱。 　　而在西漢初年，司馬談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只列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這六家，是周秦時期的顯學。司馬談開宗明義便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意思是說，六家的學說，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名家學說，秦以後即湮滅不彰，可不討論。其餘五家，固然有些主張是共通的，但也有些卻是水火不容。大略言之，陰陽、道德、法三家是一類，而儒家是一類，墨家又是一類。 　　在各家學說中，道家最早產生。按照劉歆的說法，道家出於夏、商、周三代的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這種君人南面之術，古人稱為道術或道德，故道家又稱道德家。因其尊崇黃帝、老子，又稱黃老之術。道家的一套主張，是完全徹底為最高統治者臨馭臣下服務的。它的服務對象很明確，就是最高統治者一人。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最服膺道家學說。他論道家說，「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兼有各家之長而無所短，對道家的推崇可以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張舜徽先生指出： 　　 　　這樣的推崇道家，並且從而加以發揮，分明是從最高統治者南面術的角度來看問題的。他認為只有道家所提供的「南面術」為最全面，是人君臨馭天下的最原則的東西。其他各家所提供的，僅是一些片面的具體辦法而已[2]。 　　 　　道家既以最高統治者為唯一服務對象，其論則純是教導最高統治者如何嫻熟運用馭人之術，保有其權位。道家的要旨在「無為」。其原則是人君不要親理庶務，不顯露自己的才智，卻把工作交給臣下，去利用臣下的才智。要懂得利用人性的弱點，去臨馭臣下。這一套馭人之術，就是東周時「王道」的真面目。　　關於道家的根本意旨，《莊子·天道》說得最明白：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這段話酣暢直接地指出了道家清靜無為的真義。 　　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道家的主流，就是教導最高統治者如何愚民。但道家尚有一支派，為追求個人的自由，此即莊周的學說。蕭公權先生認為老莊及一切「為我」的思想家，獨善之隱君子，皆是「對於一切新舊之制度均感厭惡，而偏重個人之自足與自適」[3]，此說未辨道家主流與分派，不是能得中國思想史情實的說法。蕭翁的這一論斷，用在莊子身上是恰當的，但用在老子的身上，卻是貼錯了標籤。自今本《莊子》的內篇而言，莊子固不愧為一位追求個人自足自適的隱君子，老子卻是政府的最高智囊。莊子的學說，對後世士大夫的影響很大，他所倡導的消極的個人主義自由觀，永遠慰藉著後世失意的士大夫。但莊子對現實政治的影響幾乎是不存在的。故漢代人論道家，皆就黃老之學而言，並不涉及莊子的學說。 　　司馬遷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儒學從一開始，就是黃老之術的反動。老子教最高統治者以權謀，方便他們最有效地駕馭臣下，孔子則從一開始就不認為最高統治者應該享有世代罔替的權力。他的立場是很明白的，是要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只有賢士大夫主政的政權，才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權。正因為他們立場完全不同，才會有司馬遷所說的「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情形出現。 　　對於守成的君主，道家所提供的一套把戲是管用的，但世上總有一些君主野心勃勃，他們不滿足於守成，他們想要的是強霸，如春秋五霸即是如此。法家便是教導最高統治者行「霸道」的一套學術。 　　法家完全繼承了道家的主旨——為君主服務，法家對道家闡發的那一套臨馭臣下的君人之術全盤接受，而更具體。法家對於如何發展經濟和軍事實力有一套具體的方針，這套方針，就是「富國強兵，尊君重令」，也就是說，法家才是最直接地倡導君主專制的學說。毋庸諱言，絕對權力固然最終導致絕對的潰敗，但在短期內，卻能換來極高的效率，從而獲致經濟、軍事力量的騰飛。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與法家思想可說是不謀而合。 　　法家源於道家，這一事實直到西漢，人們還是很清楚的。所以司馬遷著《史記》，是把老子和韓非放在一起寫的。王國維《人間詞話》中所說「不圖老子乃與韓非同傳」，那是受了西方哲學的影響，誤認為老子是講宇宙之道的哲學家，《老子》是思辨的哲學。其實，軸心時代的中國人就完全是講求實用的。中國從來也沒有過西方意義上的哲學。《老子》也不例外。 　　為了維護君主的統治，除了道家和法家所提供的那一套東西，還需要解決政權的合法性問題。陰陽家就是做的這種工作。他們提出了一套五德終始的「主運」學說，把五行生剋的道理與改朝換代聯繫起來，認為朝代的更換皆有五行主之，這樣，人間權力的更替，彷彿都是上天所主，一般臣下，自然不會輕易起「彼可取而代焉」的心思了。 　　道、法、陰陽三家，都是以最高統治者為唯一服務對象。本來，封建天下的政權，在各國都是由一群世襲貴族掌握的，那時候各國的政治，是很有些貴族民主的氣象的。但此三家尤其是法家的學說，則必將導致一種君主擁有絕對威權的專制制度。史稱秦政苛繁，實因秦朝實行的，便是這種專制的制度。後世的專制主義，根源便在道、法、陰陽所共同宗奉的道術傳統。故謂道術傳統為專制傳統可也！ 　　而儒、墨兩家，則於此一專制的道術傳統外，別開生面，提出了在當時具有革命性的主張。只是，在具體路向上，儒家向右，墨家向左，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 　　儒墨同異與孔子的真價 　　 　　儒墨二家，與道術一派之分別最顯著的一端，是在精神氣質上。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回答說：「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離開後，對其弟子說：「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面對社會的苦難，老子採取的是徹底利己主義的態度，他抨擊孔子所擁有的熱烈的生命，以為這些對孔子本人沒有好處，卻不知正是那百折千回、九死不悔的積極用世的情懷才成就了孔子的偉大。 　　《老子》一書中，充滿了機詐與權謀，像「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這樣老於世故的話，在儒墨二家那裡是找不到的。法家作為道家的子息，為達目的，不問手段是否正當。商鞅見秦孝公，先說之以帝道，秦孝公「時時睡，弗聽」，又說之以王道，孝公依然沒有興趣，最後則說之以霸道，孝公「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商鞅一次次地試探秦孝公的底牌，也一次次地出賣自己的底線。 　　道家、法家，都是當時的「聰明人」，而儒家、墨家卻都是深懷濟世憫人之心的仁人志士。儒家導國君以仁義、名分之說，在當時並不受統治者的歡迎。孔子周遊歷國，「干七十餘君無所遇」（《史記·儒林列傳》），孟子被譏為「迂闊」，他們的身上，都有強烈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情懷。墨子貴義，曾說冠履不若手足之貴，天下不若身之貴，而身又不若義之貴。他從魯國去到齊國，拜訪了一位老朋友，那位老朋友對他說，現今天下人都不為義，你為何這樣辛苦地踐行義呢？你不如算了吧。墨子當即反駁說，假設有十個人，一個人耕種而九個人不勞作，那個耕種的人不可以不更加努力。因為要吃飯的人眾多，耕作的人少。現今天下人都不為義，你應該勉勵我才對，幹嘛要我放棄義呢？（《墨子·貴義》）拿吃飯問題來打比方，正說明義在墨家那兒是不可須臾離之的信仰。 　　據說墨子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淮南子·要略》），但儒家宗奉周代之政，特重禮樂文化，墨家則背周道而用夏政，主張薄葬節用，甚至要求人們擯絕歌舞與音樂。孔子的精神偶像是周公，而墨子的偶像則是大禹。墨家信徒，都有苦行僧般的精神，「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墨家稱領袖為巨子，以巨子為核心，他們組成了一個帶有極強組織性與紀律性的宗教團體。墨者自奉極儉，故有人以為，墨家之得名，是因為「墨」是古代五刑之一，引申為刑徒賤役之稱，墨者的生活狀況，實與刑徒賤役毫無二致。這與儒家四體不勤，儼然以士大夫自居全然不同。 　　生活態度的不同，實可見出儒墨二家立場迥異的旨趣。儒者以教化者自居，俯視世間萬類，墨者則站在平民立場上自求革命。墨家尚賢，倡導機會平等，反對宗法制度，這種主張與儒家選賢與能的理想相近。但儒家並不否定宗法制度，儒家認為，貧賤之士中有可以為政的賢士大夫，貴族當中也有聖賢之人。而墨子心中的「賢士」，就《墨子·尚賢》所舉，皆為出身底層。墨子的學說，可以說是最早的民粹主義學說，墨家假設勞苦大眾階級擁有比貴族階級更高的美德，這在儒家的眼中，實為荒謬已極。事實上，由經濟狀況而判定哪一個階級更具美德，往往是靠不住的。 　　儒家崇尚仁孝，墨家則推而廣之，倡導兼愛，也就是要愛所有的人。兼愛之說，堪稱中國有史以來最激進的思想。事實上，人的天性是各私其私、各愛其親的，人絕不可能不別親疏地兼愛。正如法國大革命所提出的博愛絕無實現的可能，墨家的兼愛，也是對人性的徹底扭曲。墨家在先秦時為絕大之顯學，孟子攻之，至謂天下不歸於楊，即歸於墨，可見其在當時之影響，然而後世即道統中絕，其主張之不合於人性，實為最根本的原因。 　　《莊子·天下》評論墨家，認為其「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道遠矣」。明白了當地指出，墨家的學說之反人性。而孔子的學說，則純就人性本身之特徵而導之，孔子的一切學術主張，都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之上。孔子所講的仁義禮智信的美德，皆就基本人性而誘發。孔子從不為危乎高矣之言，他的學說都是平實易行的，踐行孔子的學說，並不需要如墨者那樣艱貞自苦。 　　儒、墨二家皆是道術傳統之反動。但儒家是以一賢士大夫的群體來對抗最高統治者一人的專制，並不反對周代以來的宗法制度。墨家則要求對既有宗法進行徹底破壞。破壞之後幹什麼呢？墨家的解答是尚賢和尚同。尚賢之義，實則是平民對宗法制度的徹底否定，而尚同之說，乃要求一種「一同天下之義」的極權政體。這並不意外，一切的民粹主義，最終都必將通向極權的專制。而由民粹所導致的專制，必然要比僭主的專制兇殘暴虐萬倍，這是後世中外歷史都反覆證明了的事實。墨家的學說未能大行於世，實是中國歷史上最可慶幸的一件事。 　　 　　注釋： 　　[1]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第7-8頁，魏楚雄、俞新天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 　　[2]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敘錄》第6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3]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15頁，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