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認為孫中山「只會搗亂」

袁世凱認為孫中山「只會搗亂」

嘉賓簡介：馬雷，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歷史愛好者。相信「尊重歷史，才能面向未來。」

宋教仁遇刺打斷了中國實現憲政的曙光

鳳凰網歷史：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殺，刺殺他的說法有很多，論者多認為是袁世凱，也有論者認為是革命黨人下手的，您如何看待這件事？宋教仁遇刺對中國歷史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如何評價宋教仁？

馬雷：宋教仁遇刺案是民初重大的政治謀殺事件，其影響深遠，改變了歷史發展的走向。從當時公布的案件證據來分析，刺宋之提議為應桂馨所提議，並且受到洪述祖的鼓勵和指使，最後由應負責實施，這是確定無疑的了。但其幕後主使究竟是誰，自宋案發生直至今天，其真相一直讓人撲朔迷離，外界的說法也很多，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三類：

一類是袁世凱指使說。這是當初國民黨一方所持的觀點，在當時並非為大多數人所認同，然而隨著日後國民黨的得勢，成為主流觀點，49年建國後也被長期沿用。

一類是洪述祖揣測聖意、自作主張說。這在當時是較為普遍的看法，那時主流輿論報刊，如《申報》、《大公報》等，大多都認為此案是袁用人不當所致，並不認為是出自袁的直接授意。但隨著日後政局的改變，該說逐漸被人所忽略，近幾十年在海內外有不少學者（如唐德剛先生）開始重新提出了這一觀點。

一類是革命黨暗殺說。自宋案初起時一直就有這樣的猜疑，此說最早出自北洋派的反詰，曾被人認為是其欲蓋彌彰之舉。然而從應夔丞的會黨和革命黨雙重身份，到革命黨內部的政見分歧與微妙關係，以及案件發生前後的一些可疑跡象來看，顯示國民黨內確有人（如陳其美等）知情的可能性。當然若由此斷言宋教仁系因革命黨內部鬥爭而遭暗害，我認為尚缺少直接的證據。

宋教仁是一個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人，長期致力於民主憲政事業。建立責任內閣制、實現政黨政治是其一貫的主張，《臨時約法》雖非其本人親自主筆起草，但裡面不少地方都反映了他的思想。他的主張內有兩點非常具有閃光點，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鑒的意義。

一是政府分權與制約的設想，辛亥年年底的《鄂州約法》為宋教仁與湯化龍所聯合起草，第一次明確了行政、立法、司法分立的原則。同時宋教仁一貫主張實行責任內閣制，制約總統的權力，保障分權制的正常實行。

二是對政黨轉型的認識，他提出「毀黨造黨」的主張，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這不僅是名稱上的改變，而是方針政策上的重大轉變，將同盟會從一個秘密行動狀態下的革命團體轉化為一個走議會政治的近代意義上的政黨，這在中國也是頭一個，在當時是需要很大勇氣和眼光的。

中國在辛亥革命前後確有實現憲政的一線曙光，宋教仁遇刺中斷了這一希望。雖然辛亥以來的政府框架在表面上仍繼續存在了十幾年時間，但是此後各種矛盾、各種衝突相繼接踵而來，最後都是通過武力的方式來解決，此後整個民國時期幾乎一直是在動蕩中度過。

宋教仁改組國民黨放棄孫中山武力奪權計劃

鳳凰網歷史：宋教仁遇刺後，革命黨人多認為兇手是袁世凱，此時國民黨與北洋集團還有沒有妥協的可能？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為何不相信法律，而要實行武裝倒袁的方式？

馬雷：宋教仁遇刺消息傳來，國民黨內的反應是不一樣的。當時的國民黨自宋教仁改組同盟會而成，人員範圍要比過去廣得多，是一個具有各種訴求的人們的鬆散聯盟。其基本的黨員，以及元老人物，仍是以過去的老同盟會員為主，他們大多視孫中山、黃興馬首是瞻，自清末以來多年從事暴力鬥爭，這是他們所熟悉和擅長的方式。對於宋教仁改組國民黨的行為，他們既不適應，也不看好，有很大的意見和怨氣。因此宋教仁一死，其主張在黨內已無後繼者，黨的方針將不可避免地向後倒退。這一點袁世凱看得很准，他在聽到宋遇刺後曾感嘆到：「這事咋么好！國民黨失去宋遁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實際上，在宋在世時，袁與宋雖說稱得上是政敵，但仍可坐在一起協商問題，並在正常框架之內解決一些問題。

辛亥革命的成功，實則上是革命黨、立憲派與北洋集團共同聯合的結果。民初的政局，也是這三方處於一種動態平衡局面的體現，既有鬥爭又有妥協，相互制約。憲政的順利實行，需要這種平衡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任何一方如果企圖改變這一結構，並付諸實施的話，勢必會打破平衡，最終走向失控的結局。這個平衡的維持，需要各方具有一定的互信作為前提。宋案的發生，使革命黨與北洋集團之間脆弱的互信基礎遭受破壞，如果沒有即時修補的意願與行動，翻臉是早晚的事。

從革命黨一方來說，孫中山早先在《革命方略》里就明確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步式的建國程序，這也是他始終如一的政治主張。其中「軍政」為建國第一階段，是以軍事與政治相結合的方式，用武裝手段奪取全國權力。同盟會在清末的一系列反清起義，都是圍繞著這一中心展開。宋教仁改組的國民黨，實際上是放棄了孫中山的這一設計思想，轉而走政黨政治，以和平手段角逐全國權力。這也是孫中山與宋教仁的最大分歧所在。宋案發生後，革命黨內也曾有人提出用法律途徑解決，北京方面也曾提議在態度中立的湖北省開庭審理宋案，這些提議都遭到孫中山的拒絕，他認為發動二次革命是唯一的手段。孫中山這樣做自有他的道理，他對憲政架構一直充滿懷疑，對當時司法的獨立性也有疑慮，不相信法律能真正起到對袁政權的制約。並且訴諸於武力解決，這與他一直堅持的建國設想是一致的。宋教仁之死，革命黨與北洋集團的決裂已難以避免。這裡面除了雙方互信的基礎被破壞之外，更主要的是過去老革命黨人的意見再佔上風，國民黨此後發展的方針政策勢必由孫中山等人來主導，回到過去熟悉的老路上去。還有一部分國民黨人，包括多數國民黨籍的議員，他們一直留在議會裡，他們是宋教仁的基本支持者，即使在二次革命時也沒有表明討袁立場，堅持走議會道路，但他們對黨的走向已經失去了發言權，無力左右局勢的發展。

袁世凱認為孫中山「只會搗亂」

從北洋集團一方來說，袁世凱既具有新的思維，也熟諳於舊的手段，對內對外都有一套，富有治國與政治鬥爭經驗。袁世凱對革命黨方面的態度，他對孫中山、黃興的認識是「只會搗亂，別的什麼事也不會幹。」對宋教仁則頗為欣賞，認為是國民黨內可以合作的人選。政黨政治、議會政治，當時對於中國來說是個新事物，誰也沒有經驗。袁世凱雖說沒搞過議會政治，也不意味著他就是一竅不通。比如他促成共和、統一、民主三黨合併成進步黨，借聯合立憲派力量以與國民黨抗衡，又對進京的國民黨議員進行瓦解分化，這套縱橫捭闔的手段袁世凱還是玩得相當純熟的，而且這還都是在憲政容許框架下乾的事情。如果從袁世凱一方的得失看，如果宋案沒有發生，宋教仁的主張得到貫徹，孫黃等激進派在國民黨內被邊緣化，袁自然樂觀其成，他可以再採取對策，進行下一步的角逐；如果孫黃的主張佔據上風，國民黨打出倒袁的旗幟，考慮到當時雙方力量對比的懸殊，袁世凱也並不擔心，或許這正是他暗中希望的，正好可以乘此機會將對手一舉剷除。

袁世凱借款被時人詬病源於涉嫌違憲

鳳凰網歷史：唐德剛認為，善後大借款和刺宋案一樣都是法律問題，需要用法律的手段的解決，但在民國初年卻上升為政治問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什麼？從經濟的角度看，民初借款是萬不得已，袁世凱借款一直被後世詬病的原因是什麼？

馬雷：民初的經濟十分緊張，已到了難以維持的地步，從檔案資料看，一些省份，甚至中央一些部門，其行政費及職員薪水都無法正常開支，大都通過對外借款維持和解決。僅民國元年，政府赤字即達一億七千萬元。在當時有幾大項支出都非常急需，一是對外方面，有源自前清歷次戰敗的賠款年付額，以及積欠的到期須償還的舊債，還有辛亥革命期間的外人損失賠償等；一是軍事方面，南京臨時政府期間在南方成立的數十萬民軍需要裁遣，補發前時欠餉後再加上恩餉，還有存留軍隊以及北洋各軍薪餉支出，均為數不小；一是對內經濟方面，新幣制的改革，中外合作銀行的開辦，一些要害廠礦的國有化購買，新興企業的開辦等，都需要大筆的錢。當時雖有人提出過搞全民募捐的辦法，北京政府也一度有以發行公債的方法解決財政問題的設想，但緩不濟急，無法馬上解決問題。因此對外借款是朝野雙方達成的一致共識，孫中山也曾多次表態，贊成對外借款。

對外借款的談判並不順利，其焦點是六國銀行團（英法德美俄日，最終美國退出，簽訂借款合同時為五國銀行團）為了獲取最大利益，附加了許多條件，有些條件已經明顯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利益，致使談判一波三折，遲遲不能達成協議。在宋案發生後，袁世凱政府倉促於4月26日簽訂了此借款合同，叫做《中國政府1913年善後5厘金幣借款》，即歷史上所稱的「善後大借款」。

善後大借款後來為人所詬病，歸納起來，外界主要提出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理由：

一是此借款給中國造成了經濟和政治上的損害，此次借款除去還款時間長，最後本息總計還付較多外，更主要的是因為抵押了鹽稅和一部分關稅（鹽關兩稅合計約佔當時政府年收入的近一半），鹽務的自主權因此喪失，要受洋員的稽核和監督。此前朝野雙方雖有對外借款的共識，但在最終所容許付出代價方面還是有分歧的。

二是借款被袁世凱利用來打內戰，這是國民黨方面提出的一個主要論點，日後也一直被人們所沿用。善後大借款中確有一部分被挪用於對南方的戰爭。當然，由於款項的使用受到銀行團的監督，袁世凱政府用于軍事的那部分費用沒有傳言的那樣多。

三是借款手續有違憲嫌疑，這是當時人們所爭論的主要焦點。此借款最終是由政府方面與銀行團外表直接簽訂，內容並未宣付於議會表決。袁世凱也承認聲稱借款手續略未完備，但又辯稱此借款合同簽字權於去年12月27日經臨時參議院表決通過，無可取消云云。當時不少立憲黨人也認為此借款違法，應由議院判決無效。

黎元洪曾對宋案與大借款有過提議，主張「借款之案，稽之以議員；刺宋之案，訴之於法庭。」對於這個提議，北洋集團和革命黨雙方均不會接受。袁政府通過借款的態度非常強硬，就在參議院判決借款違法的同一天，袁政府外交部照會五國公使，告以中國政府承認擔負大借款之完全責任，將來即使政府遞嬗亦無變更，表現出對議會的無視。對於革命黨而言，大借款也是宋案之後有一個很好的起兵借口。事實上，自雙方決裂後，革命黨對於任何有利於北京政府的借款，無論是否違法，都會激烈反對。5月5日，國民黨控制的江西、湖南、廣東、安徽四省都督聯名通電，反對違法借款，公開舉起了反對袁世凱中央政府的旗幟。一個月後袁世凱以此為借口，相繼免除江西、廣東、安徽三省都督職務，並派遣北洋軍南下，二次革命就此爆發。

革命黨發動二次革命違背民眾厭戰意願

鳳凰網歷史：1913年7月12日，二次革命爆發，今天我們該如何理解二次革命？唐德剛認為二次革命其實就是中國第一次內戰，為中國以後的政治鬥爭開了壞頭，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誰該為二次革命負主要責任？

馬雷：二次革命，因在1913年癸丑年發生，也稱「癸丑之役」，又因其主要戰鬥是在江西和南京一帶進行，又稱「贛寧之役」。自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鈞在湖口宣布討袁始，至9月1日北洋軍攻陷南京止，為時不到兩個月。在此役中，革命黨在國內的軍事實力完全瓦解，孫中山黃興等主要領導人員或流亡國外，或轉入地下。北洋軍事力量自北方發展到了南方，長江中下游各省從此被北洋軍閥勢力控制達十餘年，華南、西南各省也或多或少地被北洋勢力滲透，紛紛歸附，那時是北洋集團勢力達到了頂峰，國內已無其他政治力量可以與之相抗衡，袁世凱此後走向進一步獨裁。

回顧二次革命，革命黨首先在政治決策上犯了致命錯誤。我前面說過，民初政局是革命黨、立憲黨和北洋派三方達成平衡的局面。北洋集團掌握政權、財權與軍權，在這三方中居於較強的地位。革命黨如要與北洋政府決裂，走上對抗道路，須要聯合立憲派，爭取全國輿論的支持，壯大自己的力量，才有可能與之相抗衡，而不是單槍匹馬，逞一時之快。立憲黨人雖說並不贊成革命黨的基本立場，但他們與北洋集團也有分歧，在宋案與借款問題上，他們主張以法律手段解決。還應該看到，國家甫經安定，人民不願發生內戰，因此立憲黨人的主張得到了國內為數不少人的贊成。革命黨人在宋案與大借款發生後，本握有一手可用的好牌，但不幸採取激進倒袁的行動，其結果是既失去了立憲黨的支持，把他們推到了袁世凱一方，又沒有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反而坐實的袁世凱所加的「搗亂」印象，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其結果令人扼腕。革命黨如果換一種思路，同意立憲派的法律解決方案，最終在法庭和議會雖不一定能得到滿意結果，但至少能爭取得立憲派的支持，最低限度促使其中立，同時以低姿態贏得社會各界支持，對袁世凱形成強大的壓力，局面或有轉圜餘地。即使這一切失效，最後還要武裝討袁，其局面也不會比歷史發生過的更糟糕吧。其次，此次革命黨賴於討袁的武裝力量主要來自蘇皖贛湘閩粵六省，該六省軍隊共計十二個師又五個旅，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附袁的和中立的，能夠參加討袁只有幾萬人的規模，且訓練補給不足、缺額不少、士氣不振。因此，在這種力量對比下，倉促實行討袁，無異於以卵擊石，時機並不合適。

袁世凱利用「公民團」當總統因沒有退路

鳳凰網歷史：袁世凱為當選總統，導演了一場「公民團」鬧劇，嚴重破壞了《臨時約法》，也給反對者製造了口實，袁世凱採用這種方式的原因是什麼？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給後世留下了什麼影響？

馬雷：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位置讓與袁世凱時，南京的參議院為制約袁世凱的權力，通過了《臨時約法》，在對政府框架的解釋方面，這個臨時約法以宋教仁的責任內閣制主張為主，也融合了一部分孫中山的總統制設想。由於《臨時約法》對總統權力的限制，一直為袁世凱所不滿，自袁上台後，一直就有要求修憲的聲音，大多是出自袁世凱的授意。但在當時議會決定是先選正式大總統，後改約法。因此1913年雙十節前夕選舉正式大總統時，還是按照《臨時約法》的規定來的。《臨時約法》的第四章二十九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參議院選舉之，以總員四分之三以上出席，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當選。」由此可見，當選大總統的條件甚為苛刻。考慮到當時正值二次革命結束之後，在京議員里尚有一些未參與二次革命的國民黨籍議員，並且人數不少，能否得到他們的支持，袁世凱是沒有把握的，如果他們不投票贊成，則袁就無法順利依法當選。實際情況也如此，袁以「公民團」脅迫，經三次投票才勉強當選。袁世凱此時既已與國民黨撕破臉，又剛剛控制了全國局面，政治上無退路可言，這個總統是無論如何，即使不擇手段也要設法當選，這是他當時這樣做的原因所在。

此次選任總統後，袁世凱先是解散了國民黨，繼而又解散了國會，最後廢除了臨時約法，進一步實行獨裁統治。袁世凱的獨裁行徑，使得原合作者立憲派對其失望，與之漸行漸遠，之後護國戰爭倒袁的成功，原立憲派在裡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北洋武夫不懂思想控制有利於民初文化發展

鳳凰網歷史：1913年，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電影公司成立，這與政治上的紛爭形成反差，如何評價民初文化的發展？為何會出現政治紛亂而文化發展的局面？

馬雷：回想兩千多年前，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紛爭而百家爭鳴，各種學說不斷湧現，體現出勃勃生機，而在一些通常宣傳的大一統「盛世」下，這種情況反而很少。因此，我覺得一個社會文化的發展和繁榮程度，與思想自由的程度密切相關，很難想像一個思想禁錮的社會會迎來什麼文化上的繁榮。從民國建立到二次革命期間確實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各方面呈現一種向上的氣息，這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被推翻，長期以來禁錮國人的皇權思想被人們拋棄；第二，黨禁報禁開放，民主氣氛濃厚，民意表達開始顯現，實業興辦、教育文化在此期間均有明顯發展；第三，當政的北洋集團骨幹大多出身武夫，鑒於當時的形勢，也不得不贊成共和，思想控制相對於他們的認識來說，還較為陌生。

民初產生了多個近代意義上的政黨，各種不同觀點的報刊五千多種，這種「亂象」恰是生機勃勃的體現。民初的經濟方面的發展很快，民國前三年新辦的民間廠礦舊有近四千家。現在京滬鐵路中最主要的一段，即全長1009公里的津浦線，就是1913年1月1日全線通車的。

白朗起義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舊式農民起義

鳳凰網歷史：請您簡要的介紹下白朗起義？

馬雷：白朗起義起於河南，河南自前清以來，經濟不發達，土地貧瘠，人口又多，加以官吏盤剝，人民生活艱難，屢屢揭竿而起。其中，豫西的伏牛山、熊耳山、外方山等諸山脈地區是盛產綠林刀客的地方。白朗原是豫西寶豐縣的一名農民，1911年底拉起二十餘人的杆子，1913年時發展到幾百人，以「打富濟貧」為口號，紀律嚴明，縱橫數縣，屢次打敗政府官軍的圍剿。二次革命發生後，白朗部乘圍剿稍鬆懈之際，勢力擴展到數千人，流動範圍更大，曾經陝西到達甘肅，準備進入四川，在甘肅受挫，最後又返回河南，白朗於1914年7月戰死，起義失敗。白朗起義期間，革命黨曾與之聯繫，白朗也曾一度以革命黨所委的討袁名義發布過告示，但他對革命黨的宗旨不甚了了，也沒有什麼明確的政治綱領，基本上屬於歷史上常見的那種舊式農民起義。

白朗起義歷經豫鄂陝甘數省，在當時也算一件大事，當時的官方文書和報刊資料里多稱其為「白狼」，有污衊的成分。在此之後，象白朗這樣自發的、政治色彩淡漠而又影響範圍較大的民變已不多見，有人說白朗起義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舊式的農民起義，有一定的道理。

五十年代之後，由於受階級史觀的影響，白朗的事迹在國內被拔高，曾被廣泛宣傳，與白朗有關的書籍也出版過一些，其中包括一些有價值的檔案彙編與文史資料，在今天仍可用來作為了解民初社會各個側面的基本素材之一。

社會轉型的成功需依賴民眾參與

鳳凰網歷史：1913年是民國二年，這年發生的諸多事情是否為以後中國的政治走向打下了基礎？處在轉型期的1913年為後世留下什麼樣的教訓？

馬雷：兩千年以來，中國有的只是一次次的王朝更替輪迴，無論從科技文化，還是社會形態，並無顯著進步，民主思想、民權意識長期缺乏，這裡有多方面的原因。清末實行的立憲，不是自下而上的自發行為，而主要是由於外因--甲午戰爭與庚子事變失敗而起決定作用的結果。甲午戰爭之後，曾有戊戌維新，然而不過百餘日即被扼殺，表明舊思想、舊勢力的頑固。直到庚子事變，八國聯軍進京，這次真的被打痛了。此後朝野上下經過反思，認識到立憲有「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等好處，於是決心改弦更張，實行新政。這個觀念的轉變非常痛苦，代價也很大。清末的立憲過程，雖說其民意基礎比較薄弱，主要熱心參與的主要是一部分士紳階層與朝廷官員，但畢竟邁開了第一步。對於清政府所下立憲時的決心，不能否認當時他們的真誠態度和迫切意願（雖說清廷這樣做的根本目的仍是設法延續和維護自己的統治）。然而，這種自上而下的立憲方式，自有其脆弱的一面，隨主政者主觀思想上的變化波動而不斷動搖，一旦當局勢顯得不那麼緊迫時，主政者常有從既定立場後退的衝動，如立憲的過程遲緩難行、皇族內閣的出籠，均是此體現，這種搖擺不定最終導致了清政府的覆亡。

民初的情形比起清亡前有所改善，開放黨禁後，政黨政治一時較為活躍，輿論開放度、民眾參與度均有一定的提高，主政者受到的制約比起清末時要多，如果歷經一個時間較長的發展期，未必沒有希望。可惜這個由各方維持平衡的局面持續時間太短，一經打破，又走了回頭路。這樣的機會在此後又曾發生過有兩次，一次是1916年袁世凱倒台後，一次是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其發展結果幾乎如出一轍。相比而言，民初的那次可能是最接近於實現憲政的嘗試，至少那套表面上的憲政體制架構，此後還延續存留了十三年的時間。1913年給後世的啟示是，社會轉型的成功，依賴於民眾的參與，培養大眾的民主、民權意識，非常重要，是能夠成功轉型的基礎。另外也要看到，社會的轉型，並不能夠簡單地一蹴而就，更不能通過非此即彼的方式來解決，它需要在各個階層、各種力量達成妥協的相對平衡的狀態下，穩步正常地逐漸推進，既要使得社會不斷進步，又要使得付出的代價在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