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軍喚醒反思文革，為深改闖關助力

于幼軍本有「才子」之稱，不幸捲入官場，被官場那特別玩藝所累。他原本應當可以更上層樓，執掌文化部，可惜突然嘎然止步。然後移駕閑職，熬到退休，重新回到學校，再度走進三尺講台。不過，若無官場那番歷練，他或許也沒有今天這般特殊的影響力。在官本位之國，一個人沒有做高官的經歷，純粹在書齋打磨，多半只能在學術圈子中有點話說，卻很難對社會擁有于幼軍那樣的發言權與關注度。

于幼軍受聘中大任教授與博導，讓中大師生期待，也令社會好奇與肯定。不似鄧亞萍教授，搞得灰頭土臉的。無他，有學識之人，不管風風雨雨，都有存在價值；花瓶之人，不管如何顯擺，都可棄之不惜。

于幼軍在中大第一堂課是關於文革的系列講座，原本只想開一堂小課，且限定校內教師，碩博在校生聽課，不想，希望聽課的人太多，只好臨時改為能容納近300人的會議廳，變成上大課了。他之所以要講講文革，是認為「文革的土壤還在，特別是人們還沒有理性、深刻認識的情況下，文革有可能會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部分重演」。他期望讓大家「自覺地拒絕文革」、「不讓文革在新時代穿上一件馬甲就粉墨登場」。

文革問題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早有明確定論，可很奇怪的是，文革卻成為事實上和禁忌話題，一些極左派反而乘機為之招魂，完全顛倒黑白，引得一大批盲從者為之吆喝。這在中國引起思想混亂，並對改革開放之路形成很大的摯肘。國家原本較好的理念、政策和新思路，經這些人一攪和，就在推行時變形和走樣，結果就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而這又正好變成極左派攻擊的借口。譬如股市，當初決定恢復股市時，就為國企佔有股權比例等問題爭吵不休，然後中國股市帶病上路，一直在傳統計劃管理和現代市場管理兩種思維下掙扎，反而給一些人操縱股市留出巨大空間，以至於直到今天，都無法解決股市中業已形成的混賬邏輯與尷尬，廣大股民歷經幾次洗劫都無可奈何。同時事實也擺在現實面前，中國股市也因此出了姚剛、張育軍和國有大證券公司主要領導等一大批貪官，以及徐翔那樣的操縱股市的黑手。

說到腐敗，是極左派攻擊改革開放最大的理由與借口。可實際上，極左派就與腐敗有著奇妙的聯繫。早在1980年代，胡耀邦「六親不認」，批准逮捕當時有嚴重貪腐行為的胡石英，政治局委員之子，卻是極左派製造了社會思想逆流，導致胡耀邦含淚辭職並引發一系列重大社會事件。1990年代初，極左派又挑起「姓資」、「姓無」的大爭論，繼續阻擊改革開放。雖然鄧小平「南巡講話」衝破了他們設定的經濟樊籬，但民主法制建設還是被他們成功捆住了手腳。這實際是中國出現大面積腐敗的重要伏筆，直接導致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相比嚴重滯後。再就到了重慶「唱紅打黑」，以奇異的左派面目虛張聲勢，可人們赫然發現，「唱紅打黑」兩大主角薄熙來、王立軍正是大貪官。當時與他們混到一起，為「唱紅打黑」吹虛的那些極左吹鼓手，也紛紛暴露他們要麼作風不正，人品低劣，要麼也就是隱藏的小腐敗分子。現在被打下的大小老虎們，檢查他們在位時的高調言論，也不難發現他們與極左派常常有神奇的「一致」之處。極左派要進行這樣那樣的社會活動，要辦網站，搞所謂「紅色」主題活動啥的，都不難在他們在位獲取大量經費。

現在習總下決心帶領中國深化改革，重新構中國民主政治生態，力推法治中國的建設，同時強勢展開反腐鬥爭，18大以來抓到的貪官數量之多，連國際社會都大感訝異。但這也明顯動了極左派的奶酩，所以他們窮盡手段行扭曲、歪解之能事，不斷將社會基本價值觀攪成一片渾水湯。他們莫名其妙挑起一些不必要的社會爭論，圍攻一些智慧賢達，意圖很明顯，就是讓知識界有良知有智慧的人邊緣化，讓他們無法為深化改革和法治中國獻計獻策。同時，他們又採用高級黑手段，努力破壞中國的社會生活與經濟秩序，並暗中鼓勵與他們理念一致的官員們不作為或亂作為。另一邊，他們又假裝對中央效忠，顯得忠心耿耿的樣子。他們是奸佞，亂臣賊子，國家發展中的攪屎棍、拌腳石。實際上，如果重新認真反思文革，將他們言行一對照，就不難發現他們正是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王洪文那樣的人物。

于幼軍以其特殊的身價重新挑起反思文革這一課，對中國當前社會回顧歷史教訓，認清極左派真面目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預期他一定因此會遭到極左派的瘋狂攻擊。但極左派越猖狂，越能暴露他們自己。多行不義必自毖。那種非常扯蛋的人表演過分了，也就只能變成他們最後的瘋狂。他們會忽然發現，為了中國深化改革、法治中國大業，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事業，他們那種糜爛、腐朽、落後的思想和他們的政治聲譽，都必須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文革曾給中國造成深重的苦難，極左思想仍然在攪亂中國。一個國家不敢有刮骨療傷的勇氣，將這種邪惡的毒瘤主動割除，也是不可想像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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