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今日長篇書評：龔祥瑞，追逐光明

《新京報》今日長篇書評：龔祥瑞，追逐光明

夸父逐日窺虞淵

何遠 書評人

——讀龔祥瑞自傳《盲人奧里翁》

一本書，記錄一位中國法學先驅的篳路藍縷，艱難曲折；一本書，塵封15年之後首度出版。這是已故的北大著名法學家龔祥瑞先生的親筆自傳。它記錄了橫跨兩個時代中國法、政、學界的風雲變幻和他坎坷前行的人生體驗。他以赤子般的天真擷取和講述人生路上的經歷：少年時的求學經歷，留學英法的海外生涯，抗戰時在「西南聯大」的教授生活，「文革」時「漏網右派」的坎坷時光，上世紀80年代後重返北大教職、傳播思想的不倦晚年。龔先生生前不求聞達，卻在政、學兩界培養了很多傑出弟子，他曾親授的學生既有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也有著名的行政法學家姜明安，等等。這部自傳寫盡了他和他的時代的榮辱與悲歡。

龔祥瑞（1911-1996），浙江寧波人。1929年被保送進入上海滬江大學生物學系學習，1931年轉入清華大學法學院政治系，1935年通過留美公費生考試，1936年赴英留學。1938年獲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碩士學位，1939年獲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比較法研究所法學博士學位（因二戰爆發，未發證書）。回國後在西南聯合大學、重慶中央青年幹部學校、重慶中央大學、北京大學任教。1954年以後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直至逝世。

奧里翁是希臘神話中海神波塞冬與亞馬遜女王歐里亞雷之子，他與基沃國的公主美樂蒂相愛，但遭到美樂蒂的父王歐諾比恩阻撓並致雙目失明，唯有使雙目對著東升旭日方有復明之望，遂得「逐日」之名。奧里翁的傳說對西方文學與美學影響深遠，不但荷馬與賀西奧德等大家均有論及，獵戶星座更是因其得名。

龔祥瑞先生在自傳題名中以奧里翁自況，應是兼取「盲人」和「逐日」之意。他所治的政治學，「是所有學問中最難的一門，它涉及當權者的根本，無時無處不受它的制約。晚清至今百年，政治與法律在理論與實踐層面均蒙昧依舊，冥冥中已經決定了法政學人的遭際。

無論龔祥瑞這本自傳在他身後15年方得以出版，還是已出版的江平先生口述自傳《沉浮與枯榮》無法盡其全貌，都未嘗不是現代法政學人命運的一個縮影。龔祥瑞學術生命中的數次重要轉折點，也庶可成為時代背景的絕佳註腳。

龔祥瑞生在辛亥革命之年，出身於寧波的底層社會，或許正是這一出身，使龔先生雖然「以後數十年對於中西文化的價值觀有許多變化，但對中國普通平民老百姓的信念和苦難，在內心從未抹去，從未動搖」。

學生時代，龔祥瑞之所以從上海滬江大學生物學系轉至國立清華大學學習政治學，是因為他認識到「當時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政治腐敗、管理無能、生靈塗炭，這不是生物學和醫學所能解決得了的。我開始嚮往在祖國大地上鋪設『民主軌道』」。

畢業後他留英攻讀「公務員任用制」，師從著名憲法學者詹寧斯。龔自陳在清華讀書時已認識到「干實際政治是我之所短，所以我一輩子不參加實際政治活動，連學生的政治活動也從不參加……因為實際政治不講『邏輯』而講『實利』，而政治學則需要有嚴密的邏輯能力和極豐富的敏感性，既要有熱心關注全面公共事務的激情，又要有冷如冰霜的理智和合乎直覺的分析能力」。

儘管有著如此冷靜的警惕心態，但在時代變革之際、人性扭曲之時，龔祥瑞亦不能自外於世，他自許的中間立場與他的言行不盡相符，在狂潮裹挾之中參加了對恩師錢端升、友人王鐵崖、樓邦彥等人的批判。當然，他也同樣未能獨善其身，文革間自然也逃脫不了洗廁、下放、喂牛、被毒打的厄運。

龔祥瑞於建國初期成為在中國開設比較文官制度和司法制度的第一人，上世紀80年代則致力於當代憲法與行政法學說和制度的引進與介紹，也因此成為中國比較行政法學的奠基者。與同期法學作品的視野狹窄、研究方法僵化單一不同，他於1985年出版的著作《比較憲法與行政法》視野開闊、引證豐富、闡述純熟，至今仍是公法學人案頭必備參考書，該書極有遠見地提出了「行政法是憲法的一部分，即是憲法的動態部分；憲法則是行政法的理論基礎」，今日的公法學研究承其餘緒，憲法與行政法學也有日益融合的趨勢。

龔先生在《後記》中直言，本書並不想迎合讀者，也不想討好權威，只是遺憾至成書時「還未能找到區分正確與謬誤的界限，這顯然是我的生活時代的悲劇」。對龔老的所思所行，我們或許不盡贊同，但對於這位老人我們實在不應苛責。

他在最後的時光將自己的生命脈絡無所隱諱地呈現於我們面前，他對中國公法學的奠基與開創之功已有定論，他的生命與思考在這波譎雲詭的百年也是如此沉重。數代中國法政人的夢想，就是在中國建設憲政，而憲政大門的開啟，不但是這一夢想的完成，也將是一段新的奮鬥的開始。柳宗元詩云：「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崑崙」。

民國至今的中國法政人一度群星璀璨，汲汲營營上下求索治國之道，但除薩孟武、蕭公權、吳經熊著有若干小書外，罕有完整的回憶錄傳世。至於法政學人的傳記，除殷海光等寥寥數人外，更是付諸闕如。民國時期法學大家王寵惠、王世傑、錢端升、史尚寬、黃右昌、戴修瓚等袞袞諸公，為開創中國現代公私法律的理論與實踐，篳路藍縷嘔心瀝血，至今未能有正式傳記出版，殊堪嘆憾。《沉浮與榮枯》和《盲人奧里翁》或能開一代風氣，一一展現中國在法政領域的探路者們的人生歷程，也足以為我們祛魅解惑。

【龔祥瑞師承】

清華求學時期老師

錢端升（1900-1990年）筆名德謨，江蘇松江府人。政治學家，法學家，著有《比較憲法》等。

張奚若（1889-1973年）陝西大荔縣朝邑鎮人。字熙若，自號耘。中國政治學家，愛國民主人士。

蕭公權（1897—1981年）江西省泰和人，畢生從事政治學研究。其全部著作編為9卷本《蕭公權全集》。

英國留學時期老師

拉斯基（HaroldJosephLaski，1893—1950年）英國工黨領袖，政治學家。著有《國家的理論與實踐》。

詹寧斯（sirivorJennings，1903—1965年）英國著名憲法學家，著有《法與憲法》《內閣政府》等。

80年代學生

姜明安1951年9月出生於湖南省汨羅市，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重點研究基地主任。

王紹光1954年生，1982年獲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1990-2000年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

【龔祥瑞著述】

專著：《歐美員吏制度》（與樓邦彥合著）《比較憲法和行政法》《西方國家的司法制度》《英國行政機構和文官制度》《文官制度》

主編：《法治的理想與現實》《憲政的理想與現實》

譯著：《法與憲法》（合譯，詹寧斯著）《法律的訓誡》（合譯，法學叢書之一，英國丹寧勛爵著）《法律的界碑》（合譯，法學叢書之一，英國丹寧勛爵著）《法律的正當程序》（合譯，法學叢書之一，英國丹寧勛爵著）《法律的未來》（合譯，法學叢書之一，英國丹寧勛爵著）

龔祥瑞和他的思想歷程

他如此長久地熱愛光明

今年是辛亥百年，又值龔祥瑞先生誕辰100周年，《盲人奧利翁———龔祥瑞自傳》的出版，讓大家得以窺見中國一代法學家心路歷程，以及中國百年法學的坎坷發展。

寫作此書時，龔祥瑞已是垂暮之年，世事聲名將入虛無，憶述過往，仿如鏡中窺己，反省與溫情相間。這本執筆三年的自傳，是龔祥瑞對自己的一個交代，持「生命的意義在於內心世界的體驗」這一信念，他下筆內斂克制，無刻意為之的通達脫透。

在《世紀之交的中國法學家流派》一文中，作者劉大生以貼標籤的形式，給龔祥瑞先生歸以「灰色法學家」之稱，將其定為經院研究派的典型，功底深厚，著述頗豐，但因與政治、社會現實保持了一定的距離，故而未聞達於世間。

但其實，龔祥瑞並不規避「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的理想化訴求。作為中國法學界的前輩，龔祥瑞多有別開生面之功。他早年致力於中國的文官制度建設，晚年則將領域拓展到中國的憲政與法治進程。文革後，法學歷盡坎坷在以改革開放為主調的中國涅槃重生，他是推動當代法學復甦重生的中流砥柱之一。

龔祥瑞親歷20世紀風雲變幻，深味歷史變遷殘酷無情，認為以一己之力，無從滿足一代人的社會希望，但在滿足青年人的求知慾上，值得一搏，終為「高徒之師」。一張龔祥瑞與學生的合影，在網上流傳甚廣。照片攝於龔家後花園，彼時擁立龔先生左右的學生，現在都成就斐然載名載譽，令人敬之嘆之。

1996年，85歲的龔祥瑞靜默謝世，無甚哀榮。15年後，他的親筆自傳才得以出版面世。龔祥瑞的學生著名律師陳有西說，「期待這本自傳的出版能夠引起人們對中國法學和中國憲政道路的進一步關注和思考，引領更多法律學人步先賢餘澤而前行」，這本書是當代中國法學界自由知識精英罕見的全記錄。

早歲已知世事艱 敏思敏感力行遠

龔祥瑞生於清末「五口通商」口岸城市浙江寧波，出生之日，1911年7月3日，其父頭上蓄留四十多年的辮子，被守城門的鄉勇剪去。得子失辮，恰是中國近代歷史變遷的一個私人投影。是年，出現了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將在中國掀起政權爭鋒大浪的兩位主角，毛澤東和蔣介石，一位18歲，一位24歲，正蓄養精銳各求其所。

龔父家無恆產，亦無文化，在鄰里鄉間做小生意養家，為人謹慎，安分守己。龔母打零工補貼家用，堅毅樂觀，行事果敢。龔祥瑞自察兼具此二種品格，之後世事變遷，他小心進退，審時度勢，在謹小慎微的循規蹈矩，與執著勇毅的特立獨行中，從容地安身立命。

生於清貧之家，周圍多是辛苦恣睢的人們，耳聞目見很多挨侮受辱的凄慘悲愴之事，逼著幼年龔祥瑞以成熟的眼光打量周遭世界。龔祥瑞回憶幼時雪夜，最大的溫暖是在沿江腳夫居住的土屋裡，圍著篝火聽他們述說日常之事。底層民眾的艱辛與堅韌，讓他對人性多有思考。

寧波開放得早，基督教文化紮根較深，龔家皆受洗入教。龔祥瑞順勢在教會學校完成中小學教育。少年情懷，浪漫張揚，適逢革命洪流衝擊，龔祥瑞積极參加學生遊行與政治辯論，並與同學成立「愛美劇社」自編自演抗日話劇。

中學畢業後，龔祥瑞以優異的成績，保送入讀上海教會大學「滬江大學」生物系，期間，由於才華出眾，被一位生物學教授看中，這位教授答應資助他讀完大學的全部費用，並保證他畢業後可以步入「高級華人」的行列。

然而，年輕的龔祥瑞看到當時「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政治腐敗，官吏無能、生靈塗炭」，更嚮往在災難深重的祖國大地鋪設「民主軌道」。政治學比生物學更接近他所熟悉的生命；同時，慮及在國立大學受教，比在教會大學受教，更符合愛國救國的價值觀。龔祥瑞離開滬江大學，報考了清華大學，成功入學後，轉而選學政治學。

振衣千仞岡 濯足萬里流

在清華大學，龔祥瑞受學錢端升、張若溪、蕭公權、梁啟超等名家。他以蔡元培先生的「讀書不忘愛國，愛國不忘讀書」的訓誡為圭臬，懷揣「先把自己鑄成大器，然後以言興邦，以文振華」之志，在三年寧靜致遠的大學歲月，打下紮實的學術基礎。

政治學既需要嚴密邏輯能力和豐富的敏感性，又要有熱心關注公共事務的激情，龔祥瑞頗感如意適志，酌乎其中，立下宏願：要為貧弱中國造就遵紀守法、效率卓著的行政人員，並深信中國能在民主與法制的框架中，建立並發展現代公務員制度。此願貫其一生，至死未達。

當時蜚聲中外、才氣縱橫的學者錢端升，對勤奮聰明的龔祥瑞多有賞識，在他的指導下，龔祥瑞與比他大一級的學長樓邦彥，傾注「吏治救國」的理想，合寫了一本《歐美員吏制度》，並付梓出版。1935年大學畢業，龔祥瑞全力準備第三屆留美公費生的考試，足不出戶，苦心修鍊備戰，最後成功考取。考場歸來整理床鋪，枕頭下儘是密密麻麻的臭蟲。

因為發現留美歸國的學長為人輕浮，不學無術，龔祥瑞棄美擇英，獨具慧眼地選擇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公務員任用制」。其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雲集了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法學家，拉斯基、詹寧斯、羅伯遜、勞納、哈耶克等都在其中任教，學派紛紜，各領風騷。

「留英歲月」的篇章之始，龔祥瑞敘寫了一個寓言般的故事，他在英國的夕陽下獨自散步，遇到一位老人，相與交談，老人善意地告訴他，人終有一死，而生活全部的經驗就是不要走極端。溫順地迎合歷史波瀾，並將其當做既定事實接受下來，是之後龔祥瑞在動蕩的社會裡行事的策略。

著名的政治學教授拉斯基，為龔祥瑞留英期間的導師。拉斯基在國家權力與自由民主之關係的研究領域，獨樹一幟，力敵當時漫天飛的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

龔祥瑞在英國所學的，與其說是行政法學，不如說是民主憲政學。通過碩士學位考試後，龔祥瑞取得延長留學一年的機會，經拉斯基的介紹，去巴黎大學攻讀行政法學。

岸遙未敢蹉跎 國破思學猶甚

在龔祥瑞教授家後花園合影。從左至右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羅豪才、龔祥瑞、王紹光、陳興良、李克強、王建平。照片由姜明安提供.

1939年，龔祥瑞留學歸國，國內抗戰已經爆發，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遷至邊城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28歲的他受聘聯大清華，並負責由其師錢端升發起主持的「行政研究室」。國難當頭，治學與救國的矛盾，成為很多知識分子的迷津。龔祥瑞仍持早年信念，求知求真，研究政治而不從政。

第一學期結束後的暑假，龔祥瑞孤身一人前往雲南滇池旁的西山太華寺，閉門寫新學期「政治學概論」教案，在這個「一碧萬頃樓」度過夏天，遠離塵囂，深潛學海，仿如隱士。龔祥瑞之後不斷回味，特別是在政治風暴的年代，這個夏天的記憶，成為他內心的桃源夢憶。

由龔祥瑞執教的「政治學概論」，豐富而系統，霍布豪斯的形而上學國家觀、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霍布斯的主權國家論，都被納入其中，以理想主義的國家觀為衡量政府行為的標尺，以民主社會主義的中間路線作尾，穿插當時國際形勢問題，極受西南聯大學生歡迎。

課堂的成功，令龔祥瑞大增學術激情。而回憶時，他也看到自己當時可笑的幼稚，滿腹經綸，脫離實際。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在這位滿腦政治理論的年輕學者看來，類似於英國戰時內閣的辦法，需實行「黨派休戰協定」。他自嘲，這種見解，在內行人看來幼稚可笑，在黨人看來則可惡。

留學歸來的前四年，龔祥瑞致全力於教學和學術研究，將自己禁錮在教室和行政研究室里，主動絕緣於校內外的政治活動、社會活動。期間覓得佳偶，結婚成家。教書育人，坐而論道，潛心於學，正合乎他理想中的狀態；但現實烽火殘酷，救國渺茫，個人與國家的前途都黯然。

1943年，受國民政府駐莫斯科大使蔣廷黻推薦，經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同意，龔祥瑞到重慶國民黨團中央幹部訓練組任組長，之後被任命為青年幹部學校副教務處長，為該校主持兩次招生考試，唯才是舉，不徇私情，深得蔣家父子賞識。

這是國民黨執政時期，龔祥瑞離權力中心最近的時候，他難忘彼時學以致用的滿足感，但也意識到，這只是自己在進行一次行政理論的實驗，可看作是自己政治研究中的實踐部分。所以後來因黨內內部鬥爭，他尷尬地避退而出，在中央大學繼續教學生涯，並無受挫之感。

注視著廢墟上的勝利者

抗戰結束，龔祥瑞再次踏入政界，以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身份，帶隊赴全國各地考察私營企業、工礦企業，研究公務員和工礦企業管理制度。之後作為考試院團副團長，率領考試院「高等文官考試」中獲選的人才，出國考察英、美、法、瑞士等國的戰後文官制度新發展。而他再一次邁出國門，則是在36年以後的1983年。

戰後文官制度的考察，對龔祥瑞來說，是一次堅固學術信仰的過程。他所傾心的「吏治救國」，邏輯線條更加清晰，即改造社會，應該先改造政府，而改造政府則應先從行政制度著手。但是現實政治與理想相去甚遠，龔祥瑞再次從政界返回大學，執教北大。認為只要有完備的關於政治的科學知識，終有一天可以救國濟世，而這個國並不一定非是中華民國。

1949年1月31日，龔祥瑞夾在人群中觀看共產黨軍隊入北平城的儀式，群情激昂，熱火朝天，龔祥瑞覺得歷史至此，乃大勢所趨，故而決心留在大陸，不跟「國民黨走了」。

他寫道：「我懷著清醒的同情心，注視著廢墟上的勝利者，相信歷史的演進是不可逆轉的。」自此，龔祥瑞的人生進入新的階段，在此之前，他是心懷壯志的年輕學者，以行政法學為業，自信可以超越現實研究學術，再以學術之果，改造現實社會。在此之後，他將歷經政治運動滄桑沉浮。

這本自傳的語言，也隨之發生改變，從詩意文雅到充斥著各類意識形態名詞，下筆謹慎克制。他的思考，也發生了極大變化，之前，都是從個人感受出發，反思自己為人為學的原則，之後，他把反思更多地放在普遍的人性和社會制度之上，理性而冷靜。

龔祥瑞以一個行政法學研究者的眼光，觀察新政權，它的有序團結，讓龔祥瑞對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充滿敬仰之情。

開國大典兩個月後，龔祥瑞主動要求去共產黨的行政機關學習，獲准後，他到中共中央政府三大指導委員會之一的中央政法委參事室學習，「接受新思想」，認真研究毛澤東思想和中共治國新理念。

對歷史的反思凝成幾千字

1950年，龔祥瑞被派到湖北武昌、漢口參加「土改工作隊」，他觀看了農村土改、復仇訴苦鬥爭大會、對地主富農的控訴、審判和行刑。龔祥瑞以一個旁觀者的口吻寫道：「我是站在中間的———既無民憤，也不憐憫。」

之後三年，龔祥瑞在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國家法教研室工作，參與集體編寫參考教材。1954年，龔祥瑞重返北京大學法律系，被要求任教「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課程，教學大綱明確要求此課程目的在於批判資產階級憲法的反動、虛偽。當「反面教員」讓龔祥瑞煞費苦心，既要肯定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中民主法治原則，又要揭露其陰暗面，但是任何制度都有兩面性，精通西方政治制度的他，倒還是能找出一些真實的例子，來符合要求的揭露。

他最後悔的一件事情是，在1956年批判自己的老師拉斯基的改良主義國家學說。「這是我學術上抹不去的污點」。而拉斯基是龔祥瑞這本自傳里著墨最多的人。

「反右」開始後，龔祥瑞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改造，參加了對恩師錢端升、同輩友人王鐵崖、樓邦彥等人的批判。龔祥瑞的學生、北大法學教授姜明安說，這是龔祥瑞一生中最不願提及的歷史。

姜明安告訴記者，他在閱讀這本自傳時，期待龔老師對反右往事多一些反思，但是最終比較失望，龔祥瑞只用了幾千字來寫這一段歷史。「畢竟人無完人，龔祥瑞先生也一樣，但他自己肯定有他的反省。

龔祥瑞在書中給出的解釋是，自己當時是追隨「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的氣韻，批判他們，是一種符合政治正確的表演，為了過關，只是沒料到他們都被劃成右派。「但我不能不承認在這場鬥爭中我也有私心。」

1958年，龔祥瑞不小心犯了「政治錯誤」，全系師生被發動起來寫大字報批判他。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看到大字報後，跑來拉著龔祥瑞的手說：「你講得對嘛！來！來！我們拍個照留個紀念吧！」

柳老猶飛絮 清明自在心

龔祥瑞69歲重返大學講台，開設「比較憲法」與「比較行政法」課程，年輕時辛勤求學所得，在滯悶多年後，於晚年熱烈綻放。

姜明安笑著說：「龔祥瑞早年喜愛冷靜的詹寧斯，甚於激情的拉斯基，但是他自己講課時，明顯更接近拉斯基的課堂風格，激情，充滿感染力，聽過他的課的學生，幾乎都會被他影響。」龔祥瑞的課堂講義整理而成《比較憲法與行政法》一書，是當時憲政領域內最好的教科書。

龔祥瑞最後的16年，拼全力發光發熱，以培育憲政人才為己任。在課堂上，飛揚恣意授學。把出國考察當做再次留學機會。在課堂外，他不顧年高，帶領學生到全國各地法院對行政訴訟法實施狀況進行實地調查研究，研究成果為《憲政的理想與現實》、《法律的理想與現實》。

上世紀80年代，中國倡導政治體制改革，政治學成為熱門學科，龔祥瑞寫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現狀》、《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憲法理論》等著名論文。政治高溫退去，理想主義冷卻，他仍鼓勵學生：「真理是客觀存在，人人都可以追求。至於各人自認的真理，則是任何人既無權壓制，也無權強制人服從的。」

1996年，龔祥瑞去世。他發表的最後一篇論文，是根據他1996年2月在美國舊金山「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主辦的「中國形勢敘談會」上的發言稿整理。題為《談二十一世紀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憲法理論》。

那篇文章的結尾如下：「作為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送走過八十五載的風風雨雨和過去幾十年的艱苦歲月，我仍願隨著現年四十多歲的青年人……為子孫後代永享公民的政治權利以及社會經濟文化諸項權利、走人類共同的路，而努力下去，決不回頭，一直走到底，走到跑道的終點。」

社會的複雜性 人的不完備性

大躍進時期，龔祥瑞又成為一個冷靜的旁觀者，他在書中記述了當時發生的一些事情，原材料是當時的一些報紙文摘，讓自己的思想隱藏在事實背後。「我對所有運動都表示贊同」，他並沒有給出自己事後思考後的判斷，坦白自己當時的中間派的立場、雜色的觀點，都是事實。

「要生存就得接受批判；要繼續就得承認改造。」文革開始後，龔祥瑞敏感地意識到自己在狂風驟雨中，可能會遭滅頂之災，權衡輕重後，決定選擇「造反有理」的策略，與其等著挨批挨打，不如先發制人，主動站出來，大膽揭露本單位問題。

被打成「黑幫分子」後，龔祥瑞以「忍」字相抵。紅衛兵飛揚跋扈，讓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柔順為之。他分析人性有善良的一面，也有殘酷的一面，小不忍則亂大謀。

他沒有過多地反思自己的行為，但是把反思透射到自己的研究領域：「我承認社會的複雜性和人的不完備性，否則吾人將喪失追求民主、公平、正義的全部依據了。」

法律史學者、龔祥瑞的學生何勤華說，反右和文革，都是扭曲心靈的特殊時期，龔祥瑞的做法，雖為人所輕視，但終究是有他的苦衷的。而龔祥瑞自己則在後記中寫道：「凡是真實的，並不一定都是正確的，而且直至今日，我還未能找到區分正確與謬誤的界限，這顯然是我們生活時代的悲劇。」

1971年，因為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龔祥瑞被召回翻譯尼的作品《六次危機》，之後十年，他一直在北大法律系編譯室從事翻譯工作，至1980年，時隔26年重返大學講壇。「我不認為這些年是蹉跎歲月」，「只有受益，受到深刻實踐教育的益處」。

我為生活在社會主義大陸而感到自豪，即使在最不幸的「文革」時期，我也同樣感到自豪，因為我有機會經歷了這一切，因為我有比美籍華人和台灣港澳同胞所未能有的更深刻的切身體會，能更了解我國的國情。我把那些年代的種種災難和不幸都看作我國歷史必然發生的事情而平靜地接受下來。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著名法學家在為其所從事的事業而捐軀者不少，如商鞅、李斯等等。一個法學家和法學、法律工作者，當他從這條嚴峻的道路上起步那天起，就意味著要不怕強權，要敢於維護法的尊嚴，為老百姓伸冤、鳴不平。還要準備遇到各方面的壓力。但只要堅持的是真理，成功終歸是屬於你的。

我是主張學以致用，並以「坐而論道」、「為民立言」而自滿。逢好年代，我也主張「學而仕則優」，比如說，現今二十幾的青年到了21世紀有了現代化知識———尤其是法學知識———正是奉獻的時機。好高騖遠，想一舉成名而成英雄或一鳴驚人則是徒勞的。

我清楚地認識到，沒有歷史傳統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一切傳統無一例外地都是歷史的過客。所以我既不忽視傳統而逃避現實，也不蹈常襲故而固步自封。我是在追求中回顧，又是在回顧中追求的。你們可以舉把火把我的書燒成灰，但我自信，它的濃煙烈火將化為下一代人的法學之光。

凡是真實的並不一定都是正確的，而且直至今日，我還未能找到區分正確與謬誤的界限。其實不拘什麼時代，但凡有血有肉有靈的個體，不論其社會地位是高是低、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是美是丑，總是有限的、片面的，甚至是不倫不類、荒謬可笑的。一切事物，即使貌似真實，也未必正確，似應容得下任何性質的批判或扭曲。因為我承認社會的複雜性和人的不完備性，否則吾人就將喪失追求民主、公平、正義的全部依據了。因此，我要感謝過去與我相遇的所有人，包括幫助過我或批判過我的人在內。

專題采寫/特約記者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