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世界格局將走向「無極化」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歷史研究所所長黃仁偉： 未來世界格局將走向「無極化」

　　本報記者 楊逸淇

　　◆以世界主要大國領導人更替為標誌，2013年，世界站上了全新的起點。未來10年，世界與中國又將會呈現怎樣的格局？本報從本期起推出「未來10年的中國與世界」系列訪談，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就未來10年的大國博弈與全球治理、世界經濟走向、中國文化與世界以及生態發展等話題展開討論。

　　「18世紀應該被送入萬神殿。」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著名政治家聖茹斯特（Saint-Just）曾經寫下這樣的論斷。聖茹斯特只活了短暫的28歲，他沒有看到之後的19、20世紀所發生的巨變，更不可能預料到21世紀頭10來年所發生的變革。

　　已經過去的21世紀頭10來年，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按照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所說「辭彙經常是比文獻更響亮的證言」的歷史還原法，我們大致可以記下這些辭彙：恐怖主義與單邊主義、金融槓桿化的狂飆突進與泡沫破裂、經濟衰退與債務危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與倒退、中東變局、金磚國家崛起、世界權力從主權國家向民間和社會媒體轉移、財富兩極分化與中產階級的抗爭、生態危機加重與環保運動的此起彼伏，以及「歷史終結論」的時興與自我修正、「軟實力」概念喧囂過後「巧實力」概念的凸顯……可以說，世界的面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波譎雲詭。

　　以世界主要大國領導人更替為標誌，2013年，世界站上了全新的起點。未來10年，世界與中國又將會呈現怎樣的格局？我們相信，傾聽歷史聲音，把脈發展趨勢，有助於我們因應時宜、開創新局。為此，本報從本期起推出「未來10年的中國與世界」系列訪談，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就未來10年的大國博弈與全球治理、世界經濟走向、中國文化與世界以及生態發展等話題展開討論。本期「文匯學人訪談錄」對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歷史研究所所長黃仁偉研究員的訪談，是為開篇。

　　黃仁偉是「中國和平崛起」重大課題的主要參與者之一，早在2002年，他就出版了專著《中國崛起的時間和空間》。展望未來，黃仁偉認為，今後10年，中國需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能力培養的過程；外部世界也需要有一個適應中國、心理調整的過程。經過10年的時間，中國與國際社會對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責、權、利」都會得出一個比較穩定的看法。

　　多極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重要趨勢。黃仁偉認為，世界將來的走向是出現一批比多極化還要多的「極」，將是「無極化」。各個地區內有一個大、中、小的權力結構，不同地區之間結合成世界範圍的大、中、小結構。世界依憑這樣一個結構一步步走向穩定直至和諧。

　　黃仁偉目前還擔任國務院台辦海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上海市政府決策諮詢專家、上海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全國美國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全國美國歷史學會常務理事等職務，著有《美國西部土地制度的演進》《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合著有《中國國際地位報告》《國家主權新論》。

我們可能高估了美國「戰略再平衡」的負面後果

　　文匯報：未來10年，自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的崛起進程會否真正被扭轉？

　　黃仁偉：以10年為期，我們尚不能得出這個問題的結論。因為西方在世界舞台上的優勢已經有三四百年了，新興國家真正的快速成長還是近20年的事情。單從經濟總量來看，新興國家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不到20%，西方國家約佔65%。即使是一半對一半，10年內也做不到。最主要的是，對新興國家而言，國際體系的規則以及制定規則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也就是所謂「軟實力」的崛起，要比經濟總量的趕超時間還要長。但是，西方的影響力在下降，非西方的影響力在上升，這也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方向。從幾個方面可以看清這個趨勢。

　　首先，西方財富出現了負增長趨勢，其自身創造的財富不足以支撐自身的消耗，出現了世界範圍的發達國家債務危機。歐盟的債務等於其GDP的95%，美國的債務是其GDP的100%，日本的債務是其GDP的200%。從中長期來看，正面預測最多是債務增長放慢一些，壞的結果是債務增長大大快於經濟總量的增長。

　　其次，很可能出現了一個「零增長」的西方經濟。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其增長都缺乏動力。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是西方經濟的「日本化」。在過去20年里，日本經濟的特徵就是「兩個零」：零利率和零增長。如果未來5到10年西方經濟也呈現兩個特徵，泡沫破滅後的「日本病」就會在整個西方蔓延開來。

　　第三，如果前兩個問題得不到改善，那麼整個西方的社會保障體系必然要出問題。而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這三項保障是西方社會在二戰後保持穩定的根本條件。

　　我認為，未來5到10年內，上述三方面的問題都會更加嚴重。

　　文匯報：未來10年，美國霸權會否終結？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能否促成一種「新型大國關係」？

　　黃仁偉：「新型大國關係」是我們中國提出來的。所謂「守成大國」就是霸權國家的代名詞，真正掌握世界主導權的大國就是霸權國家。

　　從歷史上看，在資本主義市場條件下能守住並穩定保持世界霸權的國家只有兩個：英國和美國。這兩個霸權的形式和內容都是不一樣的。英國霸權的核心是其全球殖民體系。美國霸權的核心有兩樣，一是由盟國軍事基地體系構成的軍事霸權，一是以美元為核心的世界貨幣體系。而且軍事霸權也是由美元霸權所支撐的。

　　英國霸權力量在一戰後開始下降，直到上世紀50年代終結。原因就在於二戰後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興起，導致英國殖民體系瓦解，英國霸權由此徹底告終。

　　同理可推，美國的霸權取決於它的盟國體系和美元體系能否保持。小布希的單邊主義一度使美國的盟國體系發生動搖。現在美國推行「軟實力」、「巧實力」，單邊主義稍有收斂，盟國體系也稍微穩定。如果美國堅持搞軍事單邊主義，盟國就會逐漸脫離它；如果美國濫用美元的信用，無限制的量化寬鬆也會動搖美元體系。可見，動搖美國霸權的最大因素是美國自身的政策。

　　德國、日本都挑戰過英國，蘇聯挑戰過美國，都沒成功。英國也好，美國也罷，霸權盛衰的原因在於自身的體系結構。如果這個邏輯能夠成立，就能夠解釋所謂「守成國家」和「改變現狀國家」之間的關係。所謂「新興國家」的主要任務不是挑戰美國，它們的主要力量不是改變現狀，而是適應國際體系，在此過程中對國際體系進行修正。這個體系是否會出現真正的突變，取決於這個體系的主導者本身。當它不能維持時，體系自然就變了。美國擔心中國挑戰和取代它，這是沒有看到問題的核心。真正應該擔心的是美國如何避免犯歷史性的錯誤。所謂歷史性錯誤有兩點，一是犯錯誤者自己意識不到正在鑄錯，一旦意識到已不可挽回，如蘇聯解體、英國殖民體系崩潰；二是犯錯誤者往往力量大到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它。

　　文匯報：未來10年，美國的「戰略再平衡」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全球戰略格局？

　　黃仁偉：前一段時間，我們高估了美國的「戰略再平衡」或者重返亞洲戰略的負面後果。我認為，美國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戰略是「以進為退」的一種策略，又是「以軍事為外衣的經濟戰略」，或者稱「披著安全外衣的市場戰略」。這兩條是被很多人所忽視的。

　　首先是美國的軍事力量要撤出中東，擺脫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的負擔，往亞洲走是它在全球範圍內的平衡。由此帶來了在亞洲範圍內針對中國力量上升的平衡。可見，這首先不是針對中國的平衡，而是撤出中東的需要。其二，在整個西太平洋範圍內，美國把亞洲國家推到第一線，自己退到第二線，在第一線增加亞洲國家內部的摩擦。其三，當亞洲國家在第一線內部摩擦增多的時候，它們的安全需求提高了，就會更加依賴美國的保護，美國就獲得隨時進入亞洲前沿的通道。其四，當亞洲國家綁在美國防禦體系上的時候，美國就要把亞洲國家的市場也綁在美國的經濟利益上。美國拋出的TPP，要求亞洲國家在服務貿易上全開放，但是美國在商品貿易上對亞洲國家實行壁壘政策。這明顯是區域一體化中的美國單邊主義。如果我們簡單地從表面上看，就容易把美國的再平衡戰略視為新的冷戰戰略；而從以上幾個角度來看，就比較全面了。

　　現在美國的再平衡戰略也出現了負面效果。一是中東國家問題沒解決，美國無法全身而退。以色列和歐盟也不願美國全部轉到東亞去。二是當第一線亞洲國家之間的矛盾激烈的時候，美國不可能真正來保護這些亞洲同伴。如果它在西太平洋捲入所有衝突，也違背美國的戰略利益。三是TPP遇到了障礙，包括日本、韓國在內，亞洲國家加入都有很大的顧慮。奧巴馬說過，一年就搞成TPP。現在兩三年過去了，越往後越搞不成。所以說，美國重返亞洲戰略遇到了瓶頸。現在，即使在美國內部，美國戰略界的很多有識之士批評希拉里把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搞過頭了。我相信在奧巴馬的新任期內，會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文匯報：未來10年，歐盟一體化進程的前景如何？

　　黃仁偉：這是一個世界未來政治經濟中具有方向性的問題。首先，歐盟曾經是區域一體化的典型模式。如果這個模式能夠成功，將來國家形態可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歐盟的結構性缺陷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充分暴露出來了。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利益某種程度上開始超過歐盟的共同利益。一部分債務國家和一部分債權國家在利益上的裂痕非常大，歐盟的前景出現了非常令人憂慮的狀態。

　　歐盟付不出重新回到主權國家的代價。如果走回頭路，那結果就不是歐盟的崩潰，而是世界經濟的崩潰。如果歐盟繼續往前走，就必須發生幾個大變化。一是各國真正把財政交出去，建立歐盟的中央財政。二是德國在歐盟真正起領導作用。究竟是德國的歐洲還是歐洲的德國，會逐漸清晰起來。三是英國退出歐盟。只要英國待在歐盟里，歐盟就不可能真正一體化。英鎊不是歐元，它的利益沒有和歐盟真正融合在一起。英國不可能放棄英鎊，這是當年殖民體系留給它的巨大財富遺產，英帝國用英鎊的方式把殖民地財富集中在倫敦。這是英國人不會把英鎊併到歐元中去的真正原因。因此，英國和歐盟是不可能真正合二為一的。如能做到以上這三條，歐盟就可以突破困境，成為一個更高水平上的財政一體化的歐盟，外交和軍事一體化也就會跟上來。

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作用在上升

　　文匯報：未來10年，恐怖主義作為一種反全球治理的勢力會否有所消減？

　　黃仁偉：恐怖主義的根源在中東，中東不穩定的根源在巴勒斯坦。所以，中東的核心問題——巴勒斯坦問題如果得不到合理解決，中東的國際恐怖主義淵藪就不會消除。目前形成像本·拉登那麼大的國際恐怖組織的條件在削弱。本·拉登的勢力做大是同當年美軍在阿富汗支持其抗擊蘇聯有關的。同時也要看到，塔利班在阿富汗並沒有被消滅，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派別在許多國家復活，從地下轉為公開活動，甚至掌握了權力。這使恐怖主義獲得了某些溫床、某種氣候。因此，中東的恐怖主義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消除的。

　　此外，現在我們還看到另一種恐怖主義正在出現，這就是發達國家的恐怖主義。美國、歐洲的槍擊案越來越頻繁，而且同極端民族主義、種族排外主義結合在一起。我們不能只看到中東的恐怖主義，還要看到恐怖主義在西方也會出現。隨著西方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中的裂痕越來越大，絕望的人群中也會出現恐怖主義。世界範圍內的恐怖主義是世界秩序中的不合理現象的一種極端表現。徹底消滅恐怖主義取決於世界秩序的公正合理。這是很難實現的。

　　文匯報：未來10年，衝突不斷的中東地區能否邁向更好的治理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黃仁偉：我認為很難出現這種情況。首先，放眼整個中東，無論稱之為「阿拉伯之春」，還是視之為社會動亂，這一場社會變革遠遠沒有完成。它是伊斯蘭宗教和制度向現代化變化過程中的一次巨大斷裂，而不是一個非常有規則的進步。像地殼變動帶來的後遺症一樣，要長出新的生態需要很長時間，而且斷裂後的餘震及新的斷裂還會不斷發生。阿拉伯世界現代化過程中的結構斷裂實際上遠遠沒有完成，包括已經發生「阿拉伯之春」的國家，也包括美軍佔領過的伊拉克、阿富汗。這個過程會很長，幾十年到一百年都是可能的。第二，這場社會變革又是大量的教派鬥爭和部族鬥爭的一種結果。教派鬥爭和部族鬥爭的特徵就是惡性循環的報復。教派是跨越國家的，又會形成翻來覆去的地緣政治變動。第三，石油富國阿拉伯君主國家的政治體制也隱藏著深刻危機。現在是世俗的阿拉伯國家出現了社會動亂，不能預測具體什麼時候還會出現一波阿拉伯君主制國家的動蕩；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第四，美國從中東進口的石油大幅下降，加上美國頁岩氣開採，南海、中亞等世界新石油產地的開發，中東石油在世界能源供應體系中的重要性在下降。阿拉伯產油國的財富可能難以維持原來那麼高的水平。第五，本來以色列和中東石油是美國中東戰略的核心，隨著美國的石油利益逐漸變小，以色列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在下降。對此，以色列能做的只有兩條：一是美國國內的猶太集團施加足夠的壓力，扭住美國原有的中東政策不放。二是冒險發動一場軍事行動，將美國捲入局部戰爭。最後，伊朗的核武器化不可避免，伊核武器是個火藥桶。

　　總而言之，中東可以引起危機的因素遠遠超過東亞，危機的概率和力度都超過東亞地區。我們不能被表面現象蒙蔽，忘記了結構性的衝突和矛盾。

　　文匯報：未來10年，全球治理體系可能會出現哪些新變化？

　　黃仁偉：我的團隊正在做一個有關「全球治理」的研究課題。我們把全球治理體系分為三類。第一種是「國際體系」，主體是國家行為體。在此體系中，大國還是出發點，由大國干預小國、西方治理非西方。第二種是「世界體系」，主體是世界中的各種力量板塊，如發達與不發達、西方與東方、傳統大國與新興大國、中心與外圍等。此體系仍然由國家組成，但不是由單獨國家所控制的體系。第三種是「全球體系」，它增加了一大批非國家行為體，涉及人類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脅，一起去應對這些共同利益和威脅的體系。國家行為體、非國家行為體、超國家行為體共同構成了全球體系。全球治理要解決的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全球體系」雖然剛剛萌芽，但是發展迅速。因為人類共同的利益和威脅打破了國家界限，所以，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體系」中的作用在上升，國家行為體在「全球體系」中的作用在下降。但是，也應該看到，「國際體系」和「世界體系」還存在，國家行為體在那兩個體系中所起的作用仍然舉足輕重。所以，從總體上看，全球治理體系中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在上升，而且這是個長遠趨勢。但是，與國家行為體相比，目前其作用還是很微弱的。理想主義者總是把趨勢當現狀，現實主義者總是把現狀當趨勢。這都是經常出現的誤判。

　　文匯報：未來10年，世界格局多極化的發展趨勢會有哪些新特點？

　　黃仁偉：我不認為中國會成為新的「戰略旗手」。首先，中國國際地位上升的速度超出了自身的預料，也超出了世界的預料，中國和世界都很難適應這種迅速上升的速度，已經引來我們不應遇到的許多麻煩。今後10年，中國需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能力培養的過程；外部世界也需要有一個適應中國、心理調整的過程。經過10年的時間，中國與國際社會對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責、權、利」都會得出一個比較穩定的看法。

　　俄羅斯、印度、巴西實際上都是地區大國，都具有某種世界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還不能支撐其成為世界領袖國家。此外，還有一批地區大國，包括歐盟中的德國、法國、英國，在中東和非洲也有，還有的國家「軟實力」或者經濟實力很強，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北歐國家。

　　信息化時代，世界是平的，國家力量也在趨向扁平化。因此，我甚至認為世界將來的走向是出現一批比多極化還要多的「極」，將是「無極化」。各個地區內有一個大、中、小的權力結構，不同地區之間結合成世界範圍的大、中、小結構。小的不弱，大的不強。「小國」像以色列、新加坡、荷蘭很強。大國則不一定強。世界依憑這樣一個結構一步步走向穩定直至和諧。

　　文匯報：未來10年，女性在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能否起更大的作用？

　　黃仁偉：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在越來越龐大的NGO群體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無論是機構領導者還是項目官員，無論是作為職業選擇還是做志願者，女性都佔據了大多數，女性的作用越來越超過男性。我認為，作為非國家行為體，NGO是一個過去沒有過的新的權力空間。在這個新的空間里，特別是現在文化和網路的作用上升的時候，女性的號召力、吸引力經常超過男性。而且，NGO越發達，「全球體系」越強大，女性的作用就越大。

　　不久前，「冰公主」朴槿惠當選韓國總統。人們又一次注意到：女性參政、執政已經成為國際政壇上一道亮麗的風景。尤其是在後現代化國家，像北歐五國都曾出現過女國家元首。在一些北歐國家，「政壇玫瑰」在議會中佔有約40%的席位。美國雖然沒有出現女總統，但是連續出了幾位女國務卿。

　　女性的整體地位在上升。但是按照人口比例來說，女性的作用依然很小。因為後現代化的國家不多，NGO的實際力量也不夠強大，所以，女性在其中即使獲得了一定的地位，在整體權力結構里的比例還是很小。這是一種正在上升的新興力量，但是遠遠沒有達到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