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電腦、沒有思想、沉默有罪：淺析對錢鍾書的三種批評聲音

楊絳先生辭世所引發的輿論熱潮，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她的丈夫錢鍾書先生。這對學界典型的夫妻檔，再一次被拉到聚光燈前。好幾天來關於錢楊二人的話題，在微信朋友圈內刷屏般地存在，其中大致可為心靈雞湯派、擁躉派、批判派。在悼念之外有一些借題發揮的批評論調，常常正如《管錐編》第一冊開篇所講：「無知而掉以輕心，發為高論，又老師巨子之常態慣技，無足怪也；然而遂使東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馬牛風，則不得不為承學之士惜之。」

幾篇批評錢鍾書的舊文得到較高的轉發，稍稍歸納大致可分三類，因此我選取三位名家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行進分析。這三種觀點用的都是釜底抽薪的方法，從方法論、思想價值、人格等方面否定，使用的是一棍子打死的策略，不注重具體問題探討，其批評話語也是輕佻的、激烈的、武斷的，重在強化觀點，不注重邏輯與材料的論證。本來這些都算不上真正的學術性批評，然而這些觀點極具市場，唱和者甚眾，因此，我的文章是為錢鍾書辯解，何嘗不是針對這種惡劣的批評風氣。

第一種聲音：互聯網出現以後錢鍾書的學問意義就減半了

這個觀點以李澤厚為代表。李澤厚曾在一次採訪中說：「互聯網出現以後錢鍾書的學問(意義)就減半了。比如說一個杯子，錢鍾書能從古羅馬時期一直講到現在，但現在上網搜索杯子，錢鍾書說的，有很多在電腦里可能就找得到。嚴復說過，東學以博雅為主，西學以創新為高。大家對錢鍾書的喜歡，出發點可能就是博雅，而不是他提出了多少重大的創見。在這一點上，我感到錢鍾書不如陳寅恪，陳寅恪不如王國維。王國維更是天才。」

李澤厚是當代學界風雲人物，他對錢鍾書學問的看法，算是比較有代表性。李澤厚與錢鍾書治學理念差異太大，李孜孜以求的是做一位原創性的、有體系的思想家，提出過許多學術命題。錢鍾書治學要旨在「打通」，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學科，一向不迷信體系，在《七綴集》中還提出「系統垮塌」說。二人途已殊，歸難同。

李澤厚認為「互聯網出現以後錢鍾書的學問(意義)就減半了」，實際上可以說這個論斷已經被證偽。互聯網出現這麼多年來，類似錢鍾書這樣的作家與學問家我們並沒有看到。

這個觀點不足道哉，還在於就算海量的知識都輸入電腦，也僅僅是提供檢索的便捷，假如人的知識儲備不夠，要做到觸類旁通依然是很難，比如錢鍾書在《小說識小》中由《西遊記》中的「放屁添風」，聯想到《英國俗語大辭典》中「撒尿海中以添水」，這要靠互聯網搜索比附，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更何況接下來錢鍾書還舉出曹子建「揮涕增河」等四條。利用互聯網解決基礎材料也許方便，而一旦要打通不同語境、不同意味的材料，進行微妙的對比聯繫，互聯網的幫助就有限了，難以做到對各類事理的深刻理解，不能做綜合與分析，更何況，錢鍾書那種智性的幽默，也非靠電腦能夠做到的。

李澤厚還將錢鍾書與陳寅恪、王國維相比，論學術地位，目前王、陳二人較高，不過的錢的成就除學術之外，文學創作的實績也令人矚目，這非王、陳二公可比。如果說，錢的文學地位高於學術地位大約也是可以成立的。

至於李澤厚還說「《圍城》除了賣弄機智之外沒有別的東西」。一個思想家竟說出如此絕對的話，不給自己留下任何迴環的餘地。而同樣這本書，被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稱為「比任何中國古典諷刺小說優秀」、稱之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寫得最有趣、最細膩的小說，或許是最偉大的小說」。

第二種聲音：錢鍾書既沒有思想也沒有方法上的獨創

王朔與老俠的對話錄《美人贈我蒙汗藥》里，老俠火力全開，指錢鍾書「錢鍾書是有學問，但既沒有思想也沒有方法上的獨創」，「從注經的角度講，錢鍾書堪稱一絕，為一桌雞毛蒜皮也要找來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聲稱別人聽不懂，他那個《管錐編》壓根就不想讓你懂，來來回回說些廢話，犄角旮旯地掉書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徵博引。」「錢有方法嗎？沒有。有原創的思想嗎？更沒有。『錢學』的產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錢學』飯碗的人研究些什麼。《圍城》嘲諷知識分子，『錢學』是對中國學術的最大嘲諷，在思想發現的層面上，『錢學』研究界的智商等於零。《圍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說，人們卻把它捧上了天。」

這是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包括李澤厚等人。近日我看到賀衛方先生對這個說法表示「看法不同」，他認為「錢鍾書先生著作中表現出的思想相當豐富、深刻和鋒芒畢露」。不過賀先生沒有展開過多的論述。

治學必有自己獨創的體系、獨創的方法，這大概也是一種執妄。郭沫若倒是以「唯物史觀」主編了一套《中國史稿》，然而這套書是所有中國通史類最差的一種。

其實這個問題，錢鍾書在《七綴集·讀拉奧孔》中提出「系統垮塌」已經有回答：「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後世所採取而未失去時效。好比龐大的建築物已遭破壞，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構成它的一些木石磚瓦仍然不失為可資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個理論系統剩下來的有價值東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脫離了系統而遺留的片段思想和萌發而未構成系統的片段思想，兩者同樣是零碎的。眼裡只有長篇大論，瞧不起片言隻語，甚至陶醉於數量，重視廢話一噸，輕視微言一克，那是淺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懶惰粗浮的藉口。」

劉夢溪先生將錢鍾書的學問構成，約略分為四目：第一是經典闡釋學；第二是學術思想史；第三是中國詩學；第四是文體修辭學。錢鍾書的治學倒是有點像馬克思，「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我們糾結錢鍾書是否有獨創的方法或思想體系，事實上他的吉光片羽往往成為學術論文的好題目，惠及後人不知凡幾。

老俠說錢鍾書沒有思想，這幾乎都不值得批駁。錢鍾書是極具現代意識的當代作家，可以說他的每本書都是批判力極強的作品，其批判力度並不低於魯迅，如《圍城》中的社會批判並不少，深入人性深層的描寫在現當代小說更是獨異。

第三種聲音：錢鍾書對現實苦難保持沉默

2007年12月，余傑寫下一篇《錢鍾書神話的破滅》，文章有代表性的一段是：「錢鍾書夫婦的偶像崇拜，早該破一破了。我一向不喜歡錢鍾書夫婦的行事為人。雖然他們兩人學識淵博、記憶超凡、著作等身，但他們何嘗對現實中的苦難和罪惡發過言？他們從來沒有對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過痛徹心肺的大愛。錢楊二人，其生存秘訣無非是蝸牛與鴕鳥。但是，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作為一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真能做到無視黑暗的現實政治嗎？真能做到假裝看不見暴虐的專制權力嗎？」

這篇文風極差，深文周納，胡攪蠻纏，充斥著「（錢鍾書）與一幫漢奸文人打得火熱」，「他拚命討好某身居高位的清華老同學」的言論，用詞之極端，論斷之輕佻，本是最不值得駁斥的文章。不過介於該文某些言論所體現的一類人的觀念，不得不說上幾句。

余傑首先指出宗璞長篇小說《東藏記》中「尤甲仁夫婦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誰呢？我想，對中國現代學術史和文學史略有了解的讀者，一眼便可以看出這兩個人物是在影射錢鍾書、楊絳夫婦。」小說畢竟是小說，更何況帶有作者主觀認知，豈能作為論據來引用？

余傑文章說「他（錢鍾書）當然是一個絕頂聰明的文人，但他的聰明僅僅是一種站在一旁油腔滑調地嘲諷在大地上艱辛勞作的同胞的聰明」。「僅僅是」就像孫悟空給唐僧畫圈，假如把錢鍾書的諷刺幽默稱為「油腔滑調地嘲諷」，這隻說明個人審美旨趣，不過所謂「在大地上艱辛勞作的同胞」，我不知道是否包括高松年、李梅亭、韓學愈（均為小說《圍城》中的人物）之流。

余傑說「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作為一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真能做到無視黑暗的現實政治嗎？真能做到假裝看不見暴虐的專制權力嗎？」賀衛方先生恰好有一段話可以移來：「你說文革之後他沒有對文革反思，不對，你看過他的《幹校六記》小引么？甚至不是文革後，他寫《管錐編》應該在1972—1975年間，其中就包含著豐富的對文革和政治專制的反思和批判。他夫婦不能勇敢擔當？八九年悲劇前夕，他們夫婦參與了對政府和平解決衝突的吶喊。還有，《圍城》里沒有描寫苦難？那裡不僅僅有社會困難，更有人這種無毛兩足動物的苦難與悲劇啊。」

余傑該文同時說：「刻薄是人類最惡劣的品質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麼是愛，不會去愛別人，也得不到別人的愛。」這何嘗不是余傑的夫子自道，余傑對錢鍾書的論斷就不是刻薄？

說實話，余傑的批判論調讓我齒冷心寒。他的批判近乎人身攻擊，他的觀念幾乎是逼人去死。莫非子彈射來必須以血肉之軀承受，而不容有閃躲迴避？成都余鯤兄指出這一類人：「他們批判一切人性化的東西。對於錢楊這樣溫和的靠著人本主義而在那個血色時代的自我救贖者，他們一定是從心裡感到了被人性溫和一面的冒犯。」很有意味的是，余鯤兄發現，「在這次錢楊眾人評議中，他們一下子站成了整齊的隊形。」

錢楊的「沉默」在某些人眼裡簡直可判為「反革命罪」，批判別人的不革命，顯示自己的最革命；他們的邏輯是，沉默意味著同謀，不同謀你幹嘛沉默？對抗才有價值，中庸簡直該死。高舉道義旗幟，奉行劃線思維。

笑蜀先生說，「人性的邏輯應該是：只要不站在專制一邊，不作惡，縱然沉默、縱然不革命也仍然是朋友，仍屬於必須尊重的消極自由。」

做民主鬥士之前，請先尊重一下個人權益。

轉自博客杜均DUJUN，作者授權界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