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讀北大 作者: 王則柯 4（轉載）

大師本色我妻子經常和我談起他們在北京另外一所大學的學習和生活，回憶老師、系主任和校長怎樣處處為同學著想。她總是非常深情地回憶國慶之夜在天安門廣場金水橋前面狂歡的經歷。我在北京念書期間，也參加過兩次國慶節天安門廣場的「狂歡」，和一次國慶節遊行。兩次「狂歡」也都是在金水橋前面的地方，一次是國慶十周年的夜晚，另外一次好像是國慶十五周年。狂歡的時候，我們的確都很高興，跟著音樂跳集體舞，同學之間玩猜謎語遊戲。但是總的來說，我自己經歷的北大生活，卻沒有我妻子他們的大學生活那麼富有人情味。當時不知道出於什麼好大喜功的原因，北京許多大學的學制，都從原來的四年改為五年，而北大的理科和整個清華，則進一步延長到六年。除了由於經濟困難等各種原因政治運動稍許放鬆的那些時候以外，我們在北大將近六年的時間，除了學業和功課，基本上就是一個沒完沒了地不斷接受「思想改造」的過程。可是在那些政治運動因為經濟困難而不得不有所放鬆的時候，老北大和老清華重視學生基礎訓練的傳統還會發生作用，北大的大師級老師給我們低年級學生上課，還是很讓我們受益。作者：王則柯 出版：中信出版社我們在一年級除了必不可少的政治課、政治學習和俄語課、體育課之外，實質的主課是數學分析、解析幾何和高等代數這三門。數學分析由閔嗣鶴教授主講，數學、計算數學和力學共六個班兩百多人一起上大課。習題課分小班上，我們的習題課老師兼年級主任，是優秀的年輕助教周巢塵。主講解析幾何的是程慶民老師和姜伯駒老師，後來主講高等代數的是丁石孫老師。丁先生曾任北京大學校長，是著名的數學家和教育家，後來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丁先生講代數，一板一眼，言簡意賅，句句珠磯，記錄下來就可以成文。他是最富課堂藝術的老師，精妙全在語言，絕無誇張的表情或動作。聽他講課，真是一種享受。姜老師當年只有20多歲，在科研上已經做出世界同行矚目的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學院頭一次增補學部委員（後來稱為院士），他就當選。周巢塵老師在十多年前也榮任中國科學院院士。至於閔嗣鶴教授，值得特別多寫幾句，不只是因為他早就是學部委員了。數學那麼多學科，中國的數學，曾經最接近世界水平的，應該是數論。30多年前陳景潤的論文「1+2」之所以能夠宣傳得家喻戶曉，背景是他在嘗試攻克以「1+1」為符號的「哥德巴赫猜想」這個迄今認為難以解決的數論問題的路途上，走到了世界的最前沿。在我國，數論的首席大師是大名鼎鼎的華羅庚，第二號人物，就是閔嗣鶴教授。據說陳景潤的論文寫好以後，需要一位足夠權威的專家審閱確認，閔嗣鶴教授就是最後拍板的人物（科學院數學所的研究員王元，也獨立審閱了陳景潤的這篇論文。）我們這一屆學生，因為前面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和1958年的「大躍進」已經過去，後面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沒有到來，當中除了1960年春天那個學期受「二次躍進」影響教學秩序比較亂以外，其他各個學期的教學大體上還算正常，整個教學計劃也完成得比較好，所以專業基礎還是打得比較好的，比較全面。我常常說，我們現在能夠為國家做一些事情，很得益於這些大師級老師們的教益。大牌教授上基礎課，不僅是當年北京大學的傳統，也是當年其他幾所一流大學的制度。中國科學院1958年在北京開辦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短短的幾年裡面為國家培養了許多出色的人才，其成功經驗，就是由科學院的大牌科學家為一年級新生上基礎課。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專業的頭三屆學生，分別由華羅庚、吳文俊和關肇直三位教授親自在課堂上調教，他們三位當時不僅已經是科學院學部委員，而且是中國數學的領軍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自然科學獎的頭三個一等獎，分別由華羅庚、吳文俊和錢學森獲得，他們後來都曾經耕耘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學的第一線。現在一些人認為，高水平的教師應該集注於研究工作，次一等的、研究做不上去的，才去上課，特別是基礎課。這種錯誤觀點和錯誤做法，對於我國的高等教育，危害很大。其實，不僅當年的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就是當今世界許多著名大學，比如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都規定每個學期所有現職教授都要同時給本科生和研究生各開一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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