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誤——20世紀重大情報戰之謎】(9)

原文地址：【大失誤——20世紀重大情報戰之謎】(9)【誰丟失了伊朗——巴列維王朝的垮台】作者：曉殘風月【大失誤——20世紀重大情報戰之謎】(9)【誰丟失了伊朗——巴列維王朝的垮台】（1979年元月）沙利文大使警告華盛頓，不妨「想一想不可想像的事情」，王中王巴列維流亡海外，「世界上一個多事地區中的一個穩定的小島」不再穩定。1978年11月2日下午 6時，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走進情況室，特別協調委員會緊急會議開始了。今天會議的主題是討論伊朗的局勢。美國駐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在10月對日和門月1日接連發來兩封電報，報告伊朗局勢大亂，反對派得寸進尺，國王除了進行軍事管制外，別無良策。他要求華盛頓在48小時內作出答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政策是什麼？他應該如何應付伊朗的形勢？他說，國王在採取行動之前，一定會徵求老朋友的意見。作為美國駐伊朗大使，他應該預先準備，免得到時候束手無策。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決定召開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而召集人就是市熱津斯基。當天早些時候，布熱津斯基已經向卡特介紹了情況。他的看法是，據沙利文看來，巴列維已經失去鬥志，而美國還在逼他實行自由化。除非國王作出建設性的讓步，同時又採取堅決的措施，否則他就要完蛋。卡特也同意布熱津斯基的意見，認為國王已經不能作為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物起作用了，他對自己感到失望，也失去信心。卡特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道：「我們鼓勵他堅持下去，他可以指望得到我們的支持。」在會見利薩王儲的時候，卡特說：「我們同伊朗的友誼和聯盟，是我國整個外交政策賴以建立的重要基礎之一。」在談到伊朗的人權問題時，卡特說，「我們感謝他在民主方面採取的步驟」，「我們知道，有些不希望民主原則的人反對這些措施。但是，我認為，他的進步的政府，對整個西方世界是非常有價值的。」參加會議的有副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戴維·瓊斯、中央情報局長斯坦斯菲爾特·特納，此外還有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兩名工作人員戴維·艾倫和加里·西克，其中西克負責伊朗事務。會議一開始，布熱津斯基傳達了沙利文的來電，說初步跡象表明國王正在考慮遜位。布熱津斯基說，他已經和卡特。國務卿萬斯和沙利文以及伊朗駐美國大使扎希迪討論過這一問題。扎希迪認為，沙利文對國王的支持是模稜兩可的。他建議儘快以總統的名義向沙利文大使發電，美國將無保留地支持國王。他想在政府形式上作什麼決定，美國不會越祖代苞，但是，美國認為形勢要求國王採取果斷的行動，來恢復秩序，樹立權威。布熱津斯基還說，過去，美國在自由化問題上把國王逼得太緊了，為了滿足美國的期望，國王已經走得過遠了。如果他不能很快恢復統治能力，他的軍隊將會瓦解。市熱津斯基特別指出，成立聯合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政府各派之間會勾心鬥角，不可能搞到一起。言下之意是，國王再進行讓步，不會解決問題，軍事管制是唯一出路。布熱津斯基的建議在協調委員會引起爭論。克里斯托弗代表國務院提出了異議，說扎希迪善於給人一種印象，即美國不支持國王。他的話可能言過其實，根據他的話作出的反應也許過度了。最好的方法是建立聯合政府。事實上，國務院已經為會議準備過一份文件。在這份文件中，國務院建議國王繼續作出一系列讓步，安撫反對派。克里斯托弗的意見遭到了艾倫的反對。如果美國這樣做，國王也許會認為，美國更關心伊朗的自由化，而對他本人的領導地位漠不關心。布朗也說，建立軍政府也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它一方面可以理解為進行軍事鎮壓，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為自由選舉作準備。他對聯合政府是否能行得通，也表示懷疑。在出席協調委員會的人員中，只有中央情報局長支持克里斯托弗的看法。會議進行到半途，卡特打來了電話。接完電話後，布熱津斯基說，卡特已經授權他於次日打電話給國王，表達美國對他的支持。考慮到沙利文的要求，布熱津斯基說，可以根據會議的內容給沙利文發一份電報，克里斯托弗建議在電報中加上一些有關選舉的內容，但布熱津斯基反對，美國不應向國王推薦具體的執行方案，畢竟，美國是伊朗的盟國，而不是伊朗的宗主國。如果事無巨細，為巴列維制定詳細的方案，那麼，幾乎可以肯定，這位「王中之王」會認為美國在干涉伊朗的內政。大家一致同意向國王發出一份強有力的電報，支持他的行動。電報由布熱津斯基簽署，由沙利文轉給國王。電文說：「經過最高當局批准和賽伊·萬斯同意，現指示你儘快通知國王：1．在當前的危機中，美國毫無保留地支持他。2．如果需要就政府的形式和組成作出具體決定，我們相信國王的判斷；我們也認識到必須通過果斷的行動和領導來恢復秩序和他本人的權威。至於是否建立聯合政府，我們認為應該由國王決定，看他是否認為這種選擇可行而且可取。我們並沒有堅持要這樣做。軍政府問題也是如此。不管他走哪條路，我們都將全力支持他的決定（供你參考，對你的問題的答覆是：國王領導下的軍政府要比沒有國王的軍政府好得多）。3．一旦秩序和權威得到恢復，我們希望他將再次為促進自由化和消滅貪污腐化而作出慎重的努力。」電文起草完畢，布熱津斯基感到意猶未盡，在旁邊又匆匆加上兩行字：「對權威不斷瓦解感到不安。還有軍隊士氣問題。既要採取引人注目的和解姿態，又要堅定。」11月3日，布熱津斯基要通了巴列維的電話。在電話中，布熱津斯基肯定地說：「美國在這次危機中完全地、充分地、毫無保留地支持你。你將得到我們的完全支持……無論你就政府的形式或組成作出任何決定，都將得到我們的支持，我們並沒有——再說一遍，我們並沒有——特別選擇哪一種解決辦法。」「我對這一消息十分感激，但是，情況非常特殊。有人使我感到只要有可能，就應當避免採取措施。」電話線那邊傳來巴列維的聲音。布熱津斯基一聽就知道這是沙利文的主意。在與英國大使帕森斯一起會見國王時，他們已經向國王建議不要搞軍政府，因此，布熱津斯基馬上表示：「我希望我已說得十分明確，我們的大使也已經得到指示，要他十分明確地指出，我們並沒有勸你或敦促你往哪個具體方向採取行動。」他接著說：「依我看來，你實際上有這麼一個問題，就是既要採取某些總的來說是有吸引力的姿態，又要採取一些具體行動來顯示有效的權威。」「對。」國王的回答十分簡潔，實際上這正是他希望採取的措施。儘管在世人眼中他的口碑不好，但他還是不願意被人看作一個獨裁者。只要這場風暴平息下來，他願意再開明一點。「從某種意義上講，形勢十分危急，單純讓步很可能造成更富有爆炸性的局面。」這句話似乎對國王很有觸動，他請求市熱津斯基再講一遍。布熱津斯基重複了他的話，可是國王似乎還不放心，又問了句：「你們的大使得到通知了嗎？」布熱津斯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第二天，國王會見了沙利文和英國大使帕森斯。會談時，國王談到了布熱津斯基的電話，對美國支持他建立軍政府表示歡迎。他說，軍隊也支持這一著，只要抓幾個人，採取真正堅決的措施，事態就會輕而易舉地平息下來。可是，國王接著又談到一則消息：美國廣播公司一則發自華盛頓的報道說，如果伊朗成立軍政府，美國就撤銷對伊朗的支持，情況複雜了。沙利文的報告讓布熱津斯基憂心忡忡。不過，兩天之後，巴列維終於宣布，成立以愛資哈里將軍為首的軍政府。國王發表了講話，保證改正過去的錯誤，向腐敗開戰，在結束軍政府之後，恢復公民的自由。在結束講話時，他向反對派呼籲：「你們的革命信息我已經理解。我深知你們為什麼要獻出自己的生命。」國王指望他懇切的言辭會得到人民的諒解，但他忘記了，他並不是第一次許下這樣的諾言。他在1976年就說要蕩滌腐敗之風，1977年又說要進行自由選舉，但一次都沒有兌現。他像那老是喊「狼來了」的小孩，現在人民已經不相信他的諾言了。一位德黑蘭有影響的商人說：「我們怎麼可能再相信國王呢？他要拆掉我們的商店，他增加了銀行和大商店的數目，把我們的大部分生意搶走了。」軍政府並不是解決危機的靈丹妙藥。11月7日，愛資哈里宣布，有14個人因為腐敗或濫用權力而被捕，其中包括前首相胡韋達。但是，伊朗的局勢並沒有平靜下來。11月10日，警察同示威群眾發生了流血衝突，一些示威者被打死，許多人受傷。19日，國王又作出和解姿態，釋放了二百餘名政治犯，而軍隊則在全國各地與示威群眾對峙。軍政府沒有取得應有的效果。華盛頓還沒有做好應變準備，伊朗的局勢已經出現了急劇的變化。軍政府不能維持秩序，對示威者，國王顯得猶豫不決，缺乏信心。他雖然成立了軍政府，但是政府並沒有得到肆意殺人的權力，相反，他從監獄中放出了一批政治犯，並開始探討成立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到12月中旬，伊朗的局勢已經不可收拾。12月間日，數十萬人在德黑蘭市中心遊行，示威群眾打出了「處死國王」。「霍梅尼是我們的領袖」的標語。第二天，石油工人進行罷工。罷工破壞了經濟，打擊了現政權，騷亂每天給國家造成6000萬美元的經濟損失。一向不知桔據為何物的伊朗政府覺得手頭緊了。在這種情況下，國王退卻了。他宣布，軍政府將結束自己的使命，伊朗將組成由巴赫蒂亞爾為首的聯合政府。然而，巴赫蒂亞爾上台的第一個前提就是，國王離開伊朗。1979年1月6日，巴赫蒂亞爾組閣完成，沒有一個宗教界人士願意參加他的政府。1月13日，由忠於國王的人組成了一個攝政委員會。五月16日，國王終於離開了伊朗。在機場上，形容枯槁的國王對巴赫蒂亞爾說：「你的政府得到我的完全信任。我希望政府成員的愛國主義，會使你們每一個成功地完成困難的任務。」國王相信此次出國只是暫時的，巴赫蒂亞爾會助他渡過難關，他還是伊朗的國王。國王出走的消息立即傳遍伊朗。德黑蘭大街小巷萬眾歡騰，幾乎所有的居民都擁上街頭，高呼「國王滾蛋了！」「國王倒了，下一個該輪到巴赫蒂亞爾了！」國王離開了德黑蘭，但伊朗的局勢並沒有平靜下來，美國政府寄予厚望的巴赫蒂亞爾不能維持秩序，巴赫蒂亞爾的政令不能達到首相府以外。宗教人土不承認這個新政權，示威者要求他辭職，要什葉派領袖阿亞圖拉霍梅尼回國。霍梅尼組織了一個小組，正在研究未來伊朗伊斯蘭政權的組成。28日，巴赫蒂亞爾提出，他可以去巴黎會見霍梅尼，與他一起討論這個國家的前途，而霍梅尼堅持巴赫蒂亞爾必須先辭職。最後，巴赫蒂亞爾山窮水盡，不得不開放機場，讓霍梅尼回國。2月1日，霍梅尼搭乘法國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客機，回到了伊朗。數百萬人夾道歡迎，霍梅尼登上演講台，緩慢地說道：「議會和政府都是非法的……我們要封住他們的口，任命一個依靠人民支持的政府……如果巴赫蒂亞爾不辭職就要被逮捕……」霍梅尼一句話，決定了新首相的命運。2月5日，霍梅尼任命邁赫迪·巴扎爾甘組閣，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了。至此，伊朗國土上存在二千五百餘年的帝制壽終正寢。伊朗國王的跨台對美國人來說絕對是一個意外，而霍梅尼神權革命的成功對美國人來說更是一個意外。他們無法想像，一個強有力的。擁有50萬精兵的國王怎麼會在一夜之間失去自己的權位；更無法想像，像伊朗這麼一個重要國家，怎麼會輕而易舉地成為美國的敵人。要知道，美國的大部分石油來自伊朗的出口，美國的武器裝備又有相當部分是賣給伊朗的。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伊朗更是至關重要的一環。美國在中東的盟友不多，但伊朗就是其中的一個，另一個是以色列。難怪有人說，伊朗是美國中東戰略中的兩大支柱之一。現在，一根支柱倒了，另一根支柱以色列明顯是獨木難支。以後，蘇聯人在中東又要大顯身手了。還有，國王統治下的伊朗是反共反蘇的一個堅固堡壘。國王倒了，這個堡壘也就不存在了，蘇聯也許會乘虛南下。當然，他們還沒有意識到，一年之後，伊朗人會置起碼的國際法準則於不顧，衝進美國大使館，扣留大批的美國人質，讓美國人飽嘗牢獄之苦。卡特總統命令中央情報局設法強制救人，結果，人沒救出，又賠上幾條性命。伊朗事件結束了卡特如日中天的威望，也結束了他的政治前途。兩年後，當他灰頭土臉地離開白宮時，伊朗人才放出了美國人質，時機把握得恰到好處。伊朗國王的倒台對美國的影響是災難性的。白色革命。巴列維發誓要把伊朗建成世界第五大強國，他的目標部分地實現了。但是，國王的人權記錄卻極糟糕，國王統治的伊朗成了美國人權外交攻擊的對象。讀不懂伊朗危機的當然不只是卡特政府。對這股革命風潮最不理解的莫過於國王自身了。他不了解，為什麼伊朗國民不聽從他的旨意，反而要奉一個毛拉為神明？難道他對伊朗的貢獻還不如一個78歲的糟老頭嗎？這個老頭子，除了會假借安拉的名義與他作對、犯上作亂之外，還能幹些什麼？他能給伊朗人什麼？是土地，還是麵包，還是財富？都不會。可是，老百姓竟然都跟在他後面起鬨，要國王下台。難道他們不知道，今天他們的一切，都是英明的國王給他們帶來的？沒有國王，他們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沒有國王，他們還生活在「極權主義」控制之下。可是，他們為什麼要反對他呢？國王出身貧寒，並不像他後來宣稱的那樣，家學淵源，是什麼貴族的後代。實際上，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的後代。其先父禮薩·汗在波斯的哥薩克旅中服役，憑著聰明才智和勤懇苦幹，終於在軍中嶄露頭角。國王的母親談起了自己的丈夫，說：「他的雙親是道地的農民，而他也沒有受過教育。由於他意志強悍，參軍後從一個目不識丁的大頭兵，在軍階上一步步地向上爬。」他的努力終於得到了回報。1921年，已經是中校的利薩·開當上了卡茲文的衛戍司令，進駐德黑蘭。他把當時的首相一腳踢開，沒過多久他已登上了王位，開創了巴列維王朝。與先父相比，國王顯然缺少了一些強悍和果敢。據說，最初他是一個靦腆的小夥子。儘管英國人佔領了伊朗南方，蘇聯人又雄踞伊朗北方，國王卻束手無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和蘇聯發生冷戰，他才利用美蘇矛盾，在聯合國控訴蘇聯，迫使蘇聯從北方撤兵。但是，伊朗還是沒有贏得真正的獨立。伊朗盛產石油，但收入流入了英國人的腰包，作為國王的他，所得極為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分子摩薩台上台執政。他提出石油國有化法令。國王的收入大增，但其王位卻搖搖欲墜，不得已，他只好出國避禍。多虧了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也多虧了那個克米特·金·羅斯福，他隻身來到德黑蘭，聯合一部分軍官，發動了政變，趕走了摩薩台。這樣，巴列維得以重登孔雀王座。在這場「革命」中，國王的形象是軟弱無力的。他立志要改變這種形象，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抓住軍隊，抓住秘密警察。這是他的政權的基礎，離開這兩個基礎，君主制說不定就會撼動。幾十年來，他一直堅持控制這兩個部門。摩薩台下台了，但他的石油國有化計劃對伊朗卻是有利的。英伊石油公司獨霸伊朗石油資源的局面給打破了，伊朗、英國和美國、荷蘭等國的石油公司聯合組建了一個公司。伊朗在這個公司的份額大為增加。滾滾石油帶來的是巨額財富。伊朗富了，不再是當年那個貧窮的伊朗了。可是國王心中還有一份隱憂。現在，憑幕豐富的石油資源，伊朗的國民收入是大為增加了，可是，石油總有枯竭的一天，將來怎麼辦？想到這個問題，國王就覺得有必要再搞一場革命，這是一場使伊朗擺脫貧窮的革命。1963年，這場革命終於拉開了序幕，這就是白色革命。在國王的辭典里，白色革命就是不流血的革命，領導者是他自己，追隨者則是伊朗人民，因此又是「國王與人民的革命」。國王為這場革命規定了目標、步驟。他說，到公元2000年伊朗要成為世界第五大工業強國，伊朗要利用豐富的石油資源，建立起自己的石油化學工業、鋼鐵工業，實現工業化。工人要擁有工廠的股份，耕者應該有其田，兒童應該接受教育，婦女應該取下面紗，走出廚房，人人應該得到衛生保障。而在參政問題上，國王提出應該實行普選，包括婦女在內的伊朗國民都應該有普選權。這是一個宏偉的計劃，是伊朗復興的計劃。國王把它說成是自居魯士大帝以來，伊朗最偉大的復興計劃。在他自己的書中，國王用夢幻般的語言，描繪了伊朗的美好未來：「15年前開始的我國革命，是伊朗歷史上最偉大的變革……通過革命，所有阻礙積極行動的屏障都已拆除，這樣，各種才能和潛力都能自由地發揮，伊朗人民可以平等地享受他們的勞動成果……」工廠建立起來了，土地分到了農民手中。整個伊朗像一個大工地，在哈爾格、阿巴丹、設拉子，石油化工廠像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了，鋁礦、銅礦。鐵礦……都在開採，伊朗的鋼產量竟然達到了100萬噸，而石油產量竟然位居世界第四。交通運輸業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0年時間裡，伊朗修建了2．1萬英里的公路，國內17個城市，現在都有了飛機場，電話線遍及伊朗的大部分地區。伊朗的國民經濟以每年9％以上的速度高速發展，伊朗成了世界上第9個最富裕的國家，離國王規定的目標只有一步之遙。國力強大了，軍隊也發展起來了。國王用他龐大的支付能力在美國採購軍火，使困境中的美國軍火工業絕境逢生。國王出手很大，美軍已經裝備的軍事裝備，他要裝備；美軍未來得及裝備的，或者無力裝備的，他也要裝備。伊朗空軍成了世界第三大空軍，而海軍裝備的高精尖武器，即使是美國海軍本身，也會羨慕不已。這就是白色革命。這場革命奠定了國王本身在歷史上的地位。如果說國王自認為可以與居魯士一比高低是他自己發昏的話，但是，對國王取得的成就，只要是一個公正的觀察家，那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是，國王統治下的伊朗遠不是太平盛世。只要想一想這場革命的領導者是一個專制君主，你就不難明白其中的奧秘了。國王要為人民謀福祉，給人民選舉權，給人民公平的審判權，給人民公平的發展權，但是，他不明白，專制制度本身就是伊朗發展的最大障礙。在20世紀中期，他竟然還能重拾中世紀時法王路易十四的遺夢，講出「朕即國家」的夢話，這就註定他的革命只能以悲劇收場。他的傳記作者熱拉德·德·維利埃正確地預言：「巴列維國王即使有發展祖國的宏願，不過，就像所有專制者一樣，這只不過是痴心妄想罷了；他越是改進教育狀況，他越是要使他的國家擺脫貧困狀態，他越是鼓勵人民增強政治責任感——那麼他自己的政權所面臨的危險也就越來越大。他老是不相信知識分子，可是他少不得知識分子來協助開發這個國家。要是一位大學教授發表了一種獨立不羈的思想見解，馬上就會被開除，或者甚至被捕了——顯而易見，在伊朗國內，毫無言論自由可言。隨著本國人民最終達到了智力成熟的境界，巴列維國王的這種矛盾心理，勢必要給自己招來麻煩。隨著伊朗日益擺脫思想上的桂核，他——作為伊朗國王和伊朗人民之『父』的這顆星辰，可能會逐漸黯淡下去。伊朗孩子們要學會讀和寫的三個詞，即KODA，SHAH，MIHANE（真主、國王和國家），說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個詞兒甚至就可能給消滅掉了。」作者講這番話的時間是1976年，只過了兩年，他的話真的應驗了，我們不能不嘆服作者的先見之明。巴列維國王的災禍，植根於伊朗相對發達的經濟基礎和滯後的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在國王的大力推動下，白色革命取得了成效，伊朗的生產力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但是，統治伊朗的上層建築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如果說君主專制與落後的封建生產方式是一對孿生兄弟的話，那麼，這種制度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卻生來是一對死對頭。巴列維用專制的手段推動國家進行經濟建設，結果經濟問題可能解決了，可生產力與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卻更加突出了。國王的專制統治不僅沒有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步走向開明，而是變本加厲了。國王曾請不自禁地寫道：國王「不單是國家元首，同時又是人民的引路人和導師」，「從根本上說，在我們國家裡，國王是三權——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首」。這種制度造成的後果是伊朗的政治極端腐敗，國王大權獨攬，聽不過半點不同意見，而其他社會階層卻沒有一點權力。國王還任用秘密警察鎮壓異端。經濟上，國王及其家族貪得無厭。國王以其個人名義設立的基金會擁有200億美元的財富，而王族也利用各種手段，廣斂錢財。為了獲得暴利，國王甚至打起了毒品走私的主意。儘管國王也口口聲聲說要反腐敗，可是卻沒有一點效果。曾經擔任 14年首相的胡韋達說，反腐敗必須「從國王的家庭和隨從開始，否則毫無意義。再說，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也不公平」。法國《世界報》記者說，向腐敗開戰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請記住國王本人在這方面也不是兩袖清風」。伊朗的生產力是發展了，但下層穆斯林生活卻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相反，貧富懸殊卻更加明顯了。首都德黑蘭明顯分成兩個部分，北部是富人的天下，那裡建的是豪華的酒店、舞廳和夜總會、西式別墅，而南部則充斥著貧民窟、小巷子和污染的空氣。伊朗一家大報的主編說：「這種西方化的項目給我們帶來了什麼？西方銀行，西方槍炮，西方特工人員，西方建築物。人們認為這些東西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但是，它們解決了我們的問題嗎？我看沒有。」一位接受過西式教育的女醫生說：「大量金錢用在建設一些大賭場上。貪污腐化在我們身邊蔓延。我們的兒童卻由於喝了髒水而死亡，傳染病人卻沒有預防針可打。我們感到沮喪，這有什麼奇怪的呢？」下層穆斯林問，同為真主的子孫，為什麼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國王及其家屬可以花天酒地，可他們卻連肚子也混不飽，這是什麼緣故？在人口眾多、文盲大量存在的伊斯蘭世界，下層穆斯林只得從帕蘭經沖尋找答案。他們期待真主重臨人間，來幫助他們擺脫苦難，重建公平。正義的天國。另一個階層對國王更是恨之入骨，那就是宗教人士。白色革命觸動了宗教界的利益，國王把原先屬於寺廟的土地分給了無地的農民，撼動了寺廟的根基。此後，他們將不得不將就著依靠信徒的布施度日。對此，他們無法忍受。此外，政治上的專制，國王生活腐敗，社會風氣的敗壞，也觸動了他們的神經。婦女怎能取下面紗？又怎能走出廚房？這是真主的旨意，任何人也不能違背的。可是巴列維卻讓她們這麼做了。還有，銀行是國王進行剝削的根源，電影院是傳播淫亂思想的場所，而工業化則是造成貧富分化的罪魁，這些事情國王竟然都幹了。在什葉派毛拉的眼裡，國王成了萬惡根源。最早起來反抗國王的就是什葉派毛拉們。霍梅尼說，國王的革命是「違反民族利益和危害公共道德的陰謀」。1963年，當國王宣布了他的雄心勃勃的計劃後，什葉派的毛拉們首先就起來反抗了。什葉派領袖阿亞圖拉霍梅尼利用德黑蘭的清真寺作為自己佈道的場所。在講話中，他不斷對巴列維王朝發動攻擊，不過，當時他並沒有直呼巴列維的名字，而是管他叫「今日的葉茲德」，這是一個叛教者的名字。霍梅尼的講話在信徒中點燃了星星之火。6月5日，聽完霍梅尼佈道的信徒終於走上街頭，喊出了「打倒葉茲德」、『稍滅獨裁者」的口號。次日，霍梅尼在聖城庫姆被捕。隨後，大批穆斯林就走上街頭，要求當局釋放他們的領袖。德黑蘭幾乎是萬人空巷。信徒們沿路看到商店就砸，見到沒帶面紗的婦女就打。政府出動了軍警，發生了流血衝突。德黑蘭上空炮聲隆隆，坦克和裝甲車橫行，一場暴亂終於被鎮壓下去了。霍梅尼被迫流亡伊拉克。庫姆暴亂鎮壓下去了，國王度過了歷年的好時光。這一段時間伊朗的國民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伊朗的國力蒸蒸日上，世界第五大工業國這個目標似乎就在眼前。正在這時，國際形勢卻風雲突變。在美國，民主黨人吉米·卡特上台執政。美國天生有一種領導世界的願望，認為這是天定命運，命運註定美國要在這個世界上發揮自己的力量，卡特當然也不例外。據說，卡特是帶著使用美國巨大的物力來為更廣泛的人類事業服務的決心而就任美國總統的，人權外交成為卡特外交的一個基石。在就職演說中，卡特聲稱：「因為我們是自由的，便永遠不能對自由在別的地方的命運漠不關心。我們的道義感支配著我們明確地喜愛和我們一樣堅定不移地尊重個人的人權的那些社會。」他說：「如果一個政府折磨自己的人民，或為了他們的信仰而監禁他們，或不給少數民族以公正的對待，或不給人民以移居國外的權利及宗教信仰的權利，我們不能作作不見不聞。」事實上，卡特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確實下了不少功夫。1977年10月5日，卡特簽署幗際人權公約》，第二年12月6日，白宮又特地舉行聯合國人權宣言30周年紀念。此外，美國還譴責南非的白人種族主義政權，促進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釋放了大批的政治犯。人權外交的春風也吹到了中東。說到違反人權，恐怕沒有比巴列維政權更厲害的。以萬斯為首的國務院對巴列維國王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美國的新聞輿論也大肆鼓噪。在這種情況下，原先被壓制的伊朗反對派，不管他是世俗的，還是宗教的，一下子都行動起來了。卡里姆·桑賈比的民族陣線自50年代遭到鎮壓以來，已經潛伏了幾十年，此時公開走上前台，重振旗鼓。邁赫迪·巴扎爾甘創建了一個保衛人權和自由活動權委員會，也公開散發小冊子，傳播自己的綱領。1977年5月，五十多名律師簽署了一項宣言，抗議行政部門干涉司法事務。6月，一批作家要求廢除新聞檢查制度。7月，一些知識分子發表致國王的公開信，要求結束君主專制。批評時局的各種版本的材料在市面上流傳。國王當然意識到了這股危險的暗流。他馬上作出了反應。美國人不是批評他搞專制、獨裁嗎！？那好，馬上成立一個政黨，仿效西方的政黨制，讓人民享有發言權。不幸的是，這個依據他的旨意而成立的復興黨仍然是獨裁的象徵。儘管少數黨員可以在議會中投票反對政府的議案，但真正的決定權仍然操在國王手中。秘密警察雖然沒有去找反對派的麻煩，但是，它的眼睛仍然盯著反對派的一舉一動，只不過沒有下手而已。這種自由對反對派來說顯然是不夠的。他們認為，國王作出的種種寬鬆的姿態，不過是轉移人民注意力的一種伎倆。試問，言論自由在哪裡？新聞檢查廢除了嗎？都沒有。而國王卻利用一切機會對世界各國的事務品頭論足。在國王眼中，美國是「伸縮性的社會」，英國工人「懶散」，而義大利則是『動亂」。他告訴美國人，真正缺乏人權的地方正是美國。在美國，腐敗盛行，而在伊朗，小偷都進了班房，即使是他享有高位，也不能例外。他斷言，人權問題在伊朗並不存在，伊朗人享有可以想像得出的一切人權。在伊朗的人權問題上，美國政府井木能以一個聲音說話。國務院對伊朗大加鞭撻，而白宮對巴列維卻屢加撫慰。1977年11月15日，國王訪問華盛頓，伊朗學生在白宮外面進行示威，示威者打出了「處死國王」的旗幟。華盛頓出動了武裝警察，使用了催淚彈。正當卡特在白宮的南草坪上致詞歡迎國王時，一陣風吹來，催淚彈的煙霧包圍了賓主雙方。正在致詞的卡特流著淚，而前來採訪的新聞記者也是淚流滿面，全世界都能通過電視轉播看到這奇特的一幕。在會談中，卡特盛讚國王領導下的伊朗取得的成就，只是婉轉地提到，國王是不是可以採取緩和的政策，與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協商，放鬆鎮壓政策，以便緩和一下人權問題？國王卻表明自己無能為力：伊朗之所以加強「法制」，是為了對付蘇聯的共產主義。如果蘇聯的威脅解除了，伊朗的局勢當然可以緩和，但目前很明顯做不到。就這樣，國王利用美國在戰略上的需要，輕鬆地挫敗了美國的人權外交。1978年新年前夕，卡特總統訪問新德里，在歸途特意訪問了德黑蘭，與國王共度新年。這隻能說明，美國人權外交的真正目的並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公正的社會，而是為了美國的戰略利益。當人權問題影響到美國的國家利益時，美國寧願放棄這個問題。這正是卡特及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現實主義政策，而萬斯國務卿和他的國務院似乎並不明白這一點。因此，美國在伊朗問題上並不能以一種聲音說話。伊朗雖然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但美國要乾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以至於有意無意地忽視了伊朗。白宮如此，蘭利也是如此。當伊朗危機發生時，卡特政府正忙於其他事務。卡特壓根兒就沒有想到伊朗會出現什麼問題。卡特1977年1月20日才宣誓就職。就任以來，他在外交方面立即展開了全方位的出擊。從人權外交到重簽巴拿馬運河條約，從中東的戴維營會談到中美建交，從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到防止核擴散條約，每一件事情都是千頭萬緒，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伊朗危機的高峰期，美國正在進行戴維營會談。卡特總統費盡心機，終於把埃及的薩達特總統和以色列的貝京總理這對死對頭拉到了一起，此時他們正在戴維營唇槍舌劍。實現埃以和解是卡特中東政策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卡特已經把全副身心投入其間。同時，美國和蘇聯之間正在進行限制戰略武器的會談。11月和12月，中國和美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談判也在秘密進行，這些都是要求卡特和布熱津斯基親自關注的重要談判。緊迫性一點也不比伊朗問題差。美國外交決策的幾位關鍵人物：卡特、布熱津斯基和萬斯都忙得團團轉。卡特和布熱津斯基留守國內，萬斯正在中東斡旋。華盛頓的緊張狀況，連身處德黑蘭的沙利文也感覺到了。國務院已經代卡特草擬了一封致巴列維的信件，準備通過抄利文轉交，但卡特連簽名的時間都沒有。最後因時過境遷，這封信竟然沒有發出。布熱津斯基常常是一個會議還沒有開完，就匆匆趕往另一個會場參加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會議。布熱津斯基後來痛苦地承認，在伊朗危機變得非常嚴重之前，高層決策人士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其他一些非常耗費時間和精力、使人必須全神貫注的問題上。華盛頓是在1979年11月伊朗扣留了美國人質後才真正重視伊朗問題的，在此之前，它根本無暇顧及。接到沙利文11月1日的告急電後，布熱津斯基根據總統的委託，召開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布熱津斯基與萬斯不和，這在華盛頓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他早已知道國務院會另出蹊徑，但天賜良機，萬斯剛好不在華盛頓，布熱津斯基得以獨斷專行，甩開國務院放手大幹一番。不料克里斯托弗還是提出一個議案，要求國王繼續實行自由化。布熱津斯基對此當然惱怒。可恨的是，中央情報局局長特納竟然也隨聲附和，這就讓市熱津斯基覺得有必要採取一些組織措施了。中央情報局德黑蘭情報站工作不力，應該受到申斥。沙利文執行的是國務院的指示，他的話也不能相信。要了解真實情況，唯有向德黑蘭派出自己的特工人員。11月9日，布熱津斯基向德黑蘭派去了一位秘使，這是一位美國大公司的老闆，但以前是中央情報局德黑蘭情報站的站長，熟悉伊朗情況，與國王有私交。布熱津斯基讓他在伊朗利用各種關條，向美國決策者提供情況。緊接著，美國財政部長布盧門撒爾也來了，中央情報局第三號人物鮑勃·鮑伊也來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羅伯特·伯特也來了。他們帶著布熱津斯基的意見，向國王表示美國的支持。對這種做法，沙利文表示不滿，特地發報向布熱津斯基表示抗議。布熱津斯基可不會在乎一個大使的意見。根據布熱津斯基的建議，卡特總統向布熱津斯基、特納和萬斯寫了一個便條，對情報工作進行了申斥，以表達總統自己的不滿。布熱津斯基擔心只申斥特納會引起其他人的反感，乾脆建議總統把自己一塊罵了。結果，11月11日，萬斯等人便收到了卡特的便條：「致賽伊、茲比格、斯坦——我們政治情報工作的質量不能使我滿意。估計一下我們的實力並儘快向我報告我們在世界最重要地區的活動能力。為了改進你們向我提供情報和建議的能力，應當做些什麼，請提出聯合建議。」美國的情報工作當然應該改進。伊朗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它是美國的一個重要的盟國，這樣一個國家的政府即將垮台，而情報機構竟然茫然不知，這樣的機構不挨批評，那是不可想像的。實際上，美國情報界有大量的人員在伊朗活動，中央情報局德黑蘭情報站竟然有50人，超過一個小國家的使館總人員。應該說，力量是夠強大的，但在事態發展到不可收拾之前，德黑蘭情報站竟然沒有發回一份像樣的、涉及伊朗問題的情報。中央情報局局長特納感到很尷尬。在他的心目中，伊朗從來就不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目標。他怎麼也沒有想到最不可能出問題的地方出了盆子。國家安全局在伊朗也有電子偵聽站，而混雜在會委眾生中的普通情報人員，那就更加難以計數了。此外，國防情報局與伊朗軍事情報部門、中央情報局與伊朗國家安全情報署（薩瓦克）也有直接的情報聯繫。按理說，美國在伊朗的耳目不可謂不多，可怎麼就沒有在暴風雨前夕覺察到大氣的變化呢？情報界土氣低落，這是卡特時期美國情報界一個不爭的事實。由於中央情報局此前大肆從事非法的隱蔽行動，目標從推翻外國的合法政府、暗殺主權國家的領導人，到向反政府武裝提供支持，最後竟然發展到在美國本上從事間諜活動，充當美國國內鬥爭的工具。這些醜聞揭露後，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早在福特政府時期，美國國會就加強了對情報界的控制，國會成立專門委員會對中央情報局的非法活動進行了調查。情報監督成了1976年美國大選的一個主題詞。在大選中，卡特抓住中央情報局大做文章，攻擊中央情報局是「離群之象」，表示一旦當選，將加強情報立法，加強對中央情報局的監督。後來，卡特果然兌現了自己的諾言。新任中央情報局長特納對中央情報局的隱蔽行動機構進行了清查，削減了情報經費，裁減了情報人員，特納的作法被請報界戲稱為「萬聖節大屠殺」，他在中央情報局遭到了強有力的反對。特納的想法常常遭到中央情報局的抵制，對他提出的情報指令，中央情報局往往以各種借口進行搪塞。中央情報局的職業情報官員對卡特和特納都失去了信心。1980年大選時，特納曾在私下裡進行了一個測驗，他的14名高級助手中，有12名希望里根上台執政。卡特怎麼可能指望這樣一個情報機構向他提供出色的情報保障呢？里根上台後，中央情報局新任局長威廉·凱西發現，中央情報局特別缺乏自信心，很多情報人員的自我價值感越來越淡漠，因此，他一上台就提出要進行補救，而開出的藥方就是信心、信任和榮譽。一支缺乏土氣、缺乏自信和榮譽的情報隊伍是不可能進行創造性的工作的。特納的中央情報局就是這種局面。情報人員每天面對大量的情報資料，大量的時間消耗在處理既有的情報資料上，完成每天必須完成的《國家情報日報》或《總統每日情報簡報》。至於說情報預測，對情報的綜合研究，幾乎沒有人進行研究，也沒有要求他們去干。情報界的首腦似乎滿足於應付平時的日常事務，只要不出大的漏子，就謝天謝地了。情報人員完全埋沒於事務性的工作，成了產生情報的機器。而這些情報除了一些大家已經知、道的內容外，幾乎沒有什麼新的發現。中央情報局伊朗問題專家歐內斯特·奧尼說，他有幾份情報曾經得到過上層人物的好評，但從未有人對他的工作進行質疑。為了產生情報，他不必每天坐在寫字檯前冥思苦想，甚至根本不需要進行什麼思考，只要把下面報來的情報資料整理成文就行了。情報工作，一項需要進行分析、綜合、預測的高層次的腦力勞動，成了可以產生相同產品的情報生產線。美國在伊朗的情報人員確實不少，但實際上他們搜集的情報與伊朗有關的很少。中央情報局在伊朗是為了從事反恐怖主義活動，國防情報局在伊朗活動是為了向伊朗出售軍火。大使館軍事組著力研究的也是如何為美國的軍事工業找到顧客。國家安全局在伊朗是為了監聽蘇聯的電訊，對伊朗國內的情報，他們根本無暇顧及。國家安全局曾提出在大使館安裝一個最先進的電子潛聽哨，其1／3的作用範圍是伊朗政府，但沙利文卻拒絕了。理由是，他經常與國王接觸，如果有什麼問題，國王會徵詢他的意見，而且，「薩瓦克就是我們的手掌」，沒有必要再花力氣搜集伊朗方面的情報。中央情報局沒有在國王身邊安插情報人員，連國王的身體狀況美國人員也不清楚。中央情報局雖然與薩瓦克有情報聯繫，但一個秘密警察是不會告訴對方本國的政府出現了麻煩。而且，薩瓦克擅長的是血腥的鎮壓，真正的情報工作，他們並不在行。霍梅尼的錄音帶可以從海關大量流進伊朗就是一個明證。此外，中央情報局在伊朗的「主營業務」也不是搜集情報，而是從事反恐怖主義活動。中東是國際恐怖主義的溫床，而美國又是國際恐怖主義的首要目標，中央情報局不得不把重點放在反恐怖主義上面，至於說情報搜集，一個時間內是不可能提上日程的。除非發生突發事件，中央情報局不可能進行大量的情報研究。這就是特納面對卡特的質詢一臉茫然的原因。國防情報局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國防情報局沒有幾個情報人員負責伊朗國內的情報分析。這樣，國務院及其大使館就成了搜集伊朗情報的主要來源。我們已經提到，大使館在事發之前已經向華盛頓發過警告，但都沒有得到重視。這樣，美國再經歷一次「情報失誤」也就不值得奇怪了。「誰丟失了伊朗？」是白宮，還是蘭利，抑或是沙利文？答曰：皆有份。11月2日，沙利文的電報傳到白宮，布熱津斯基在每天早上的情況彙報中向總統提到了這一點，卡特震驚了。在他的心目中，伊朗一直是一塊平靜的土地，巴列維國王正有效地控制著整個國家，怎麼一下子會出現如此嚴峻的局面？他立即責問他的主要助手，包括總統首要情報顧問。中央情報局長斯坦斯菲爾德·特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國務卿萬斯。不料，這幾個美國政府中最神通的人物，對此也是一無所知，他們只得紛紛向自己的下屬查問。沒多久，國會也開始過問此事：國會每年撥款幾十億，用於情報事業，可是你們竟然連這麼大的事情都不能事先通報一聲，你們的情報經費都花到什麼地方去了？情報失誤一詞開始在華盛頓流行。幾乎整個華盛頓都在追問：誰應該對此事負責？中央情報局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其他情報機構也不比中央情報局好多少。國家安全局在伊朗有幾個龐大的偵聽站，但偵聽站的目標是蘇聯的電訊，與伊朗無關，它無法提供伊朗的情報，國防情報局也是如此。在美國龐大的情報系統中，看起來只有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情報稍好一些。他們早在1978年1月就發回了第一份警告性的電報，可惜這份電報沒有引起華盛頓的重視。此後，他們又斷斷續續地發回了一些有關伊朗的情報，但其命運不佳，沒有引起國務院的重視。只是到11月2日，沙利文大使的電報才引起了布熱津斯基的重視，因而導致了3日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的召開。沙利文大使看來是最有理由逃避責難的一個人，但事實上，沙利文又是最容易引起爭議的一個人物。他的任期沒有結束，卡特已經免去了他的大使職務，而布熱津斯基對沙利文也相當不滿。在伊朗事件發生之前，布熱津斯基和沙利文已經有過幾次交鋒，這以後，兩人更是相互攻汗。沙利文說華盛頓不聽他的意見，沒有及時調整美國的對伊政策，在霍梅尼神權革命成功後，沒有與新政權及時接觸，從而失去了與新政權改善關係的良機，最終導致人質事件的發生。而布熱津斯基則指責沙利文不聽政令，自行其是。兩人爭論的焦點在於：沙利文到底是不是有先見之明，預告過伊朗危機？事後看來，德黑蘭大使館確實向華盛頓發出過警告。1978年1月8日，伊朗出現流血事件，從而拉開了其後一連串災難的序幕。當時，居住在伊拉克納傑夫地區的阿亞圖拉霍梅尼把他的講話製成錄音帶，讓信徒們從伊拉克帶回伊朗。這些錄音帶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伊朗各地的信徒們，通過錄音機聽到了阿亞圖拉的聲音。此外，反對派還通過各種途徑到納傑夫拜訪霍梅尼。國王聽到這個消息後大發雷霆，發誓要進行報復。他命令在伊朗《消息報》上刊登一篇低毀霍梅尼文章，說霍梅尼的生身母親是舞女，從而觸發了星星之火。第二天，在聖城庫姆的清真寺，穆斯林進行示威遊行，抗議國王對阿亞圖拉的人身攻擊。軍警向示威群眾開了槍，打死了好幾個人。此後，這種衝突演變成惡性循環。根據什葉派戒律，人死40天後要舉行送殯儀式。示威者利用這種儀式再次抗議政府，政府再次出兵鎮壓，再次釀成流血事件，人們再次進行示威……如此循環往複，血越流越多，衝突越來越激烈，矛盾越來越尖銳。2月18日在大不里士，示威群眾喊出了「打倒國王」的口號，衝突逐漸演變成一場宗教革命。除了大使館內部意見分歧外，在伊朗危機的向。猶豫不決本身對時局的判斷發生了矛盾，進一步削弱了警報的可信。死前，沙利文一直認為，國王能夠應付得了這場危機，美國政府不應與反對派聯絡，一直到10月27日，他都堅持自己的觀點。在27日的電報中，沙利文說「國王是既能約束軍方，又能領導國家實行有控制的過渡的獨一無二的人物……我強烈反對向霍梅尼作任何試探……我們註定得與國王合作。他已表現出驚人的靈活性；依我看來，如果能以負責的方式在伊朗建立真正民主的政權，他也準備接受」。但是，幾乎一夜之間，他的觀點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在2日的電報中，他說國王的政權已經搖搖欲墜，除了實行軍事管制外，別無良策。這個180度的大轉變，讓華盛頓的決策者們瞠目結舌。在整個伊朗問題上，大使館並不能以一個聲音說話。1978年春天，伊朗的動亂剛剛開始時，大使館對伊朗的局勢作出了正確的判斷。但是，關於伊朗事件的發展方向，大使館內部的意見並不是一致的。沙利文本人對國王政權的命運是比較樂觀的，國王雖然遇到了嚴重的麻煩，但這並不至於影響到君主制度本身，而大使館政治組的看法則要嚴峻得多。對政治組的看法，沙利文是不同意的。但是，向國務院上報情況，並不是大使的專利，沙利文無法阻止政治組把自己的判斷發往華盛頓，但是，他通過別的途徑阻止這些情報在華盛頓產生影響。這就是規定情報的密級，這是他和他的副手的權利。這樣，政治組分析報告的密級比起大使本人使用的要低，而且都是航空郵件寄送，這就註定這些警告不會在華盛頓引起任何反響。難怪，1978年10月27日，國務院情報研究司肯定，被德黑蘭大使館扣發的情報比美國其他任何一個大使館扣發的都要多。國王倒台後，國務院的一份研究報告也得出相同的結論，說「暗示（國王）遇到嚴重問題的難得的幾份情報被扣發了」。「我們所了解的邊界那邊蘇聯境內穆斯林持不同政見者的情況，比我們所了解的邊界這邊伊朗這些人的情況，可能還要多一些。」美國一位情報官員如是說。美國情報界對伊朗的局勢有一個基本的估計，那就是國王的地位是穩固的，這不僅是對伊朗形勢的「客觀」估計，也是美國政策上的「客觀」需要。在外人眼中，巴列維國王是一個強硬的君主，其專制制度在當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堪稱一道亮麗的風景。世界上的王國何其多也，可那絕大多數是君主立憲制。這立憲君主，就跟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差不了多少。他們僅是國家的象徵，在維持國家的穩定上，他們有一定的作用，在其他問題上，他們只是起一個名義上的作用，如英國女王，荷蘭的君主，日本的天皇……莫不如是。像巴列維手執黨政軍警大權於一身，一句話決定一個人生死的君主，這個世界上是不多了。國王的秘密警察無所不在，國王的軍隊已經武裝到牙齒，這樣的國王會坐不穩江山？難以設想。美國情報界總的估計是，國王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這也為以前的危機所證實。1963年木就發生過庫姆事件嗎？可是，巴列維毫髮無損。美國情報界理所當然地推論，如果再次發生危機，國王一定可以憑藉他的鐵腕手段渡過難關。儘管「處死國王」的口號在美國喊出，儘管總統在歡迎國王時「熱淚盈眶」，儘管伊朗1978年上半年持續動蕩，但沒有多少人懷疑，國王這一次仍將渡過難關。1978年 8月，中央情報局在一份分析報告中稱，伊朗並未處於革命中，甚至沒有出現革命的苗頭。一個月之後，國防情報局的一份報告大膽地預言，在今後10年時間內，巴列維國王仍將保持強有力的政權。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必要搜集什麼情報呢？美國情報界對一場宗教革命缺乏認識。宗教革命是一樁全新的事業。近代有過宗教改革，但這種宗教改革的目標和途徑與今天的伊朗革命截然不同。對一個全新的事物，美國情報機構缺乏清楚的認識。確實，我們對今天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已經不感到陌生，但20年前，原教旨主義確實是一個全新的事物。原教旨主義雖然不是初年代才產生的，但是，它一直處於被壓制的地位，沒有對伊斯蘭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對這股存在於伊斯蘭社會的潛流，情報機構缺乏認識，也是可以理解的。誰會想到，一群手無寸鐵的宗教徒會把一個掌握現代化武器的專制政權推翻？這確實是難以設想的事情。布熱津斯基說，一場成功的革命在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只有在革命已經成功後才能說它是不可避免的。他認為，只要掌握權力的領導人顯示出理智和決心，或是通過血腥的鎮壓，或是通過讓步的談判，都可以達到目的。當伊朗的宗教革命剛剛興起時，布熱津斯基根本就沒有把它放在眼裡，而是寄希望於向國王施加壓力，把危機消彌於無形。他根本沒有想到，原教旨主義是伊斯蘭社會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有著十分深刻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它不同於歷史上改朝換代的革命。在伊斯蘭社會，它幾乎是整個民族的革命，整個社會的革命。只要它得以產生的社會根源不剷除，要撲滅它是根本不可能的。更有甚者，美國政府在危機後期竟然還寄厚望於伊斯蘭政權，指望可以與新政權搞好關係，維護美國在中東的利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妙利文的影響。11月9日，沙利文致電華盛頓。沙利文為這份電報起了一個很吸引人的題目：「不妨想一想不可想像的事情」。在電文中，沙利文指出，伊朗的穩定有賴於兩大支柱，一是君主制，一是什葉教派。在過去的15年中，宗教支柱基本上是從屬於君主制的。如今宗教勢力崛起，因此，有必要重新檢查一下君主制方面所發生的變化。沙利文說，公眾對國王的支持已經急劇減少，現在國王唯一可靠的力量就是軍隊，大多數觀察家都認為，目前君主制的支柱就是國王加軍隊。然而，隨著軍政府的建立，這種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局勢的變化要求我們研究一下軍隊和宗教勢力之間當前和將來的關係。如果軍政府控制不了宗教勢力，那麼就必須研究一下軍隊和宗教勢力相妥協的可能性，看看這種妥協對美國的利益會產生什麼影響。沙利文的結論是，對它之間的妥協，美國「應基本上感到滿意」，特別是如果它們能夠按照他預想的方向和平地實現的話。地建議讓國王以及大部分高級軍官出國，宗教領導人和少壯派軍人將達成諒解。據他估計，宗教勢力可能會接受這種安排，因為這使他們部分地達到目的，既打倒了國王，避免了大流血，又得到一支願意替新政權效力的軍隊。他認為，這種可能性也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和伊朗之間的關係雖然不會像以前那樣親密，但是比起伊朗內亂、武裝部隊瓦解這種局面，那要有利得多。沙利文建議華盛頓「想人所不敢想的事情」，及時作好應變準備。卡特雖然對沙利文的工作不滿，但對這條建議似乎還是聽了進去。因此，在伊朗危機後期，美國政府對國王的支持是三心二意的。美國政府希望國王離開伊朗，讓巴赫蒂亞爾執政，緩和局勢。伊朗雖然是美國的重要盟國，但華盛頓的伊朗問題專家屈指可數。派往德黑蘭出任伊朗大使的沙利文，雖然是一位頗有資歷的老外交官，但他對伊朗幾乎沒有什麼了解。在他工作的崗位中，距德黑蘭最近的是印度的加爾各答。他從來沒有到過伊斯蘭國家，對伊斯蘭的風俗習慣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之所以挑選這樣一個人當大使，據萬斯說，那是因為政府需要一個富有同專制政府及鐵腕人物打交道經歷的外交官，至於說對那個地區是否熟悉，對那裡的文化、習俗是否有專門知識，那是次要的。1977年6月沙利文到德黑蘭就任，半年之後，伊朗的宗教革命就爆發了。儘管沙利文是一個勤奮的大使，但他顯然缺乏時間來熟悉情況。他對伊朗社會的了解是一知半解的。庫姆事件發生後，他意識到這是巴列維政府自1963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但對於宗教在這次危機中的作用他看得並不清楚。在他的眼中，桑賈比、巴扎爾甘等世俗反對派的力量比宗教勢力影響要大得多，對霍梅尼的影響，他更是視而不見，他的目光停留在與國王關係密切的大阿亞圖拉身上。對霍梅尼發起的這場宗教革命的目標、性質，大使館更是知之甚少。美國大使館僱用了大量的伊朗人，但由於宗教的關係，這些伊朗人都是亞美尼亞基督徒，什葉派穆斯林微乎其微。這一方面可以歸結為文化隔閡，美國人受的是西式教育，接受的是基督教文化，在宗教上與亞美尼亞基督徒有一種親近感，而對什葉派穆斯林，美國人則感到格格不入。當然反過來說也是如此。穆斯林認為，替外國人做事是不太好的。西方的道德規範及工作紀律與他們的社會習俗格格不入，他們也不願到使館做事。經常與大使館保持接觸的主要是一些在西方受過教育、仰慕西方文明的富家子弟。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希望與美國保持密切的聯繫。他們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對伊朗下層社會並不了解，對下層穆斯林的疾苦漠不關心。他們正是這場宗教革命的對象。沙利文自己也說，大使館把大量的時間耗費在與這些人周旋上面，得不償失。當伊朗危機日益嚴重之時，沙利文也想彌補這個缺陷，準備與伊朗的反政府組織接觸。1月18日，大使館的政治官員約翰·斯坦普爾會見了作家協會的莫漢達姆·馬拉傑。通過會見，斯坦普爾發現，這位作家不僅與舊的民族陣線甚有距離，對保守的宗教勢力和激進的學生運動也知之甚少。5月份之後，大使館與巴扎爾甘等人保持了密切的接觸。桑賈比和巴扎爾甘的組織是這場革命的參加者，與他們接觸當然可以了解到很多反政府組織的情況。但是，他們並不是國王的真正敵人。自50年代以來民族運動一直遭到國王的鎮壓，它的主要代表人物被投進了監獄。儘管如此，它在這場革命中的目標並不是要推翻國王的統治，而是對君主制進行改良，包括言論自由、實行多黨制。在這一點上，他們與美國政府有著更多的共同語言。大使館與他們接觸，自然覺得很是投機。但他們並不是這場革命的領導者，至多是三心二意的搭車者。對這場革命最終走向何方，他們心中無底。實際上，即使是這些人對霍梅尼也不真正了解。巴扎爾甘認為，革命後的伊朗肯定會有一場制度變革，君主制也許會推翻，宗教力量也會參與政治，但是，領導權將掌握在他們手中。他們的觀點無疑對大使館的判斷有著影響。真正領導這楊宗教革命的激進宗教勢力，大使館根本不了解。要與這些人接觸，難度很大。他們一不懂波斯語言，二不懂伊斯蘭教，對伊朗的社會風俗也很不了解，怎麼可能與極端的宗教勢力接觸呢？政治組一位官員竟然不知道大阿亞圖拉布魯傑迪已經於1961年去世。大使館對什葉派的無知，由此可見一斑。對這場革命最終的目標，大使館當然不可能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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