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報酬遞增與斯密-楊格定理

規模報酬遞增與斯密-楊格定理【2012.10.1】(2012-10-02 00:11:45)標籤：workpaper雜談分類：經濟規模報酬遞增與斯密-楊格定理古典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曾經說過：「分工起源於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是受交換能力大小的影響。」也就是說，分工的程度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市場範圍擴大，市場容量和市場需求變大，進而參與勞動分工的主體就增多，由此形成的激勵便會提升分工和專業化的水平。反之，市場範圍窄小，勞動者從分工中獲得的利益較少，從而無法形成足夠強勁的激勵效應，從而參與分工的主體相應就少，最終會阻礙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分工和專業化過程伴隨著市場範圍的擴大周而復始地進行，一直到市場邊界所能允許的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市場範圍的擴展是分工發展的必要條件。由此可見，斯密指出分工和市場規模是一種直線的因果關係，即生產力的勞動分工是財富增長的主要原因，而新的勞動分工又取決於市場的擴大。但是，1928年，阿林·楊格（1876-1929）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F分布主席的就職演說中做的《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報告中，第一次超越了斯密關於分工受市場範圍限制的思想，破天荒的論證了市場規模與迂迴生產、產業間分工相互作用和自我演進的機制，使勞動分工「動態化」了。從此，楊格定理誕生，並以「循環累積因果原理」——市場規模引致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又引致市場規模的擴大，二者循環累積、互為因果——為核心，與斯密的「直線因果關係理論」形成鮮明對照。要想進一步的分析斯密-楊格定理的內涵，首先可以從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開端，了解規模經濟和報酬遞增的興起。進而延伸到以馬歇爾為代表的規模報酬遞增理論，了解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的劃分對斯密-楊格定理的提出所起的鋪墊作用。再次，從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進一步深化，了解分工與市場規模的相互依賴和決定。最後，落腳到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了解報酬遞增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本質聯繫。（一）新貿易理論傳統貿易理論是建立在投入要素邊際生產力遞減的假定和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框架的基礎上的，這一理論在研究貿易模式的形成原因以及貿易的福利分配方面曾經產生過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仔細分析會發現，傳統貿易理論由於假設前提的過於苛刻和脫離實際，在解釋現實經濟現實時，存在如下三個不足之處：1、傳統貿易理論通過H-O-S模型等可以解釋技術和資源稟賦不同的國家交換不同行業的產品，即進行行業間貿易的原因，但是，它無法解釋資源稟賦相似的國家進行貿易的原因，以及國家間進行行業內貿易的動因。換言之，傳統貿易理論可以解釋發達國家基於技術、資金等優勢向發展中國家出口以高科技為代表工業製成品；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基於勞動力、原材料等優勢向發達國家出口以紡織品為代表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機電產品或資源性產品。但是，無法解釋為什麼發達國家之間依舊存在著大量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如汽車的進出口貿易，也無法解釋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大量行業間貿易產生的原因。2、傳統貿易理論可以解釋國際貿易給參與國帶來的靜態「水平效應」，但是無法解釋國際貿易帶來的關於經濟增長的「垂直效應」，即缺乏對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的研究。3、傳統貿易理論可以解釋具有技術差異的國家之間的貿易模式的決定因素，但是無法解釋形成技術差異的原因，以及技術差異和貿易模式的動態演進。鑒於傳統貿易理論存在著的以上所述的諸多難以解釋的問題，新貿易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作為對傳統貿易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而逐漸興起。新貿易理論始於保羅·克魯格曼（1979），而且規模報酬遞增因素的引入在這段貿易理論的新發展過程中發揮了主要作用。（二）規模報酬遞增理論報酬遞增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早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斯密就指出一國國民財富的增長源泉是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勞動分工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可作為規模報酬遞增的一個表現形式，而資本的持續積累和技術的不斷進步則依賴於投入要素要具備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斯密的規模報酬遞增理論體現在如下兩個層次：其一是微觀層次的勞動分工。勞動生產力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力時表現出來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其中，技術變遷以分工來加速知識積累的形成，成為規模報酬遞增永不枯竭的源泉。其二是宏觀層次的分工因果累積。分工既是經濟進步的原因又是其結果，這個因果累積的過程體現出的就是規模報酬遞增機制。但是，斯密認為，分工累積以及以知識積累體現出來的技術變遷都屬於動態範疇，因此最終必然導致壟斷的出現。但壟斷與靜態的競爭均衡是不相容的，這便成為斯密定理的兩難困境。解決兩難困境的關鍵在於「外部經濟」概念的提出。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認為，「可把因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規模之擴大而發生的經濟分為兩類，第一類取決於產業的一般發展；第二類經濟取決於從事工商業的單個企業的資源，它們的組織以及它們的效率。」馬歇爾把前者稱為外部經濟，即個別企業只能體現在產業作為整體的組織變遷中；把後者稱為內部經濟，即一個企業在市場擴大時允許它擴大經營規模。馬歇爾意識到內部經濟的差異將瓦解競爭均衡，所以假想不論任何時候，該廠都享有所屬工業生產總規模所具有的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的平均份額。其結果是外部經濟的自然增長成為報酬遞增的唯一源泉，即產業的規模擴大決定於整個工業生產總量的增加，一個廠商的規模擴大取決於產業的發展。楊格認為，馬歇爾的對於外部經濟和內部經濟的區分至少在以下兩個不同的方面至今是有用的：首先，它防止了或者應該防止一種普遍的錯誤，即報酬遞增發生作用的地方必然導致實際的壟斷趨勢。其次，它簡化了對在報酬遞增情況下所產生的商品的價格決定方式的分析。產業內的一個代表性企業，要保持自己的地位，致力於自己的活動範圍，就要使自己成為紐帶或中介，促使產業作為整體所達到的經濟傳輸給市場，並對產品的價格產生影響。但是，楊格同時也指出馬歇爾僅從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的區分中來考察產業進步過程的性質必然帶有片面性。產業進步過程的某些方面得到了闡釋，但由於某種原因，與其他問題相關的某些重要方面是不清楚的。因為總水平的報酬遞增只說明了大經濟（分工程度高的發達經濟）對於小經濟（欠發達經濟）具有獨特的優勢，但這沒有解釋小經濟是如何演變為大經濟的？它只討論了金錢外部性與規模經濟交互作用的問題，而對技術上的外部性則沒有詳細論述。外部領域既有質的變化，又有量的變化，試圖從個別企業的成本和這個企業產品的價格中來研究報酬遞增，對研究這個領域來說是徒勞無益的。（三）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如果說市場範圍（規模）是市場的「寬度」，那麼專業化的分工程度則是市場的「厚度」。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斯密定理可以解釋為什麼市場的寬度決定市場的厚度，也就是市場範圍的大小決定專業化的分工程度。但是，決定分工的市場範圍大小的影響因素又是什麼呢？也就是，是什麼因素決定市場的寬度？楊小凱認為是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市場範圍可以看作是相互關聯的一系列交易所覆蓋的範圍，但交易是有成本的。科斯認為市場運行存在的成本主要包括價格搜尋成本、市場交易的談判和簽約費用等。在企業內部，市場交易被替代，由企業家來統一指揮和協調生產；在企業之外，價格的變動決定生產，並通過市場交易來協調企業的生產過程。因此，企業在本質上是一種不同於市場交易活動的另外一種「契約形式」，即「價格機制的替代物」。在交易成本為零的理想假設下，交易空間、交易次數、交易數量可以無限擴大；而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約束下，市場範圍的擴大就要受交易成本的制約。單位交易成本水平反映著交易效率的高低，既定的單位交易成本決定著市場範圍的邊界。可以說，市場範圍擴展的歷史，就是單位交易成本不斷降低、交易效率不斷提高的過程。所以，分工程度取決於市場範圍，也更進一步取決於交易效率的高低。只有不斷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才能拓展市場範圍，促進分工的發展。不僅市場範圍大小決定分工程度，而且市場範圍大小也由分工的演進所決定。楊格通過分析「迂迴生產」在要素報酬遞增中的重要作用對此作了充分驗證。楊格在斯密勞動分工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迂迴生產和社會收益遞增概念，他認為最重要的分工形式是生產迂迴程度的加強及新行業的出現。分工使一組複雜的過程轉化為相繼完成的簡單過程，其中某些過程終於導致機器的採用。在使用機器，採用間接過程時，分工進一步發展了。但分工從經濟角度看又受到市場範圍的限制：為敲打一個鐵釘而製造一把鐵鎚是浪費的，還不如使用手邊任何拙笨的工具；為製造一百輛汽車而裝備具有夾具、量具、機床、鑽床、鍛床和傳送帶等優良設備的工廠是不經濟的，不如大部分使用標準的工具和機器，更多地使用直接勞動，較少地使用間接勞動。當我們需要生產某種最終產品時，如果選擇先生產某種中間產品，然後通過使用中間產品再去生產最終產品時，效率就會得到提高。中間產品的種類數越多，每種產品的迂迴生產的經濟效果越顯著，生產最終產品的效率就會越高。楊格強調，在大部分工業領域中，在原料生產者和最終產品消費者之間所插入的專業化企業的網路越來越複雜。隨著產業間勞動分工的擴大，一個企業以及它作為部分構成的產業，失去了其統一性。這個企業內部經濟分解成為專業化程度更高的各個企業的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這種分解是對工業最終產品市場的增長所創造的新形勢的調整，因而，產業間的分工是報酬遞增的媒介。這種形式的變化，不僅對充分發揮資本化的生產方式優勢有重要作用（雖然這是主要的），而且可以發揮並不依賴於技術變化的某些自身的優勢。報酬遞增來源於專業化程度不斷加深，分工鏈條不斷加長，不同專業化分工之間相互協調所帶來的最終產品生產效率的提高，也就是現代經濟學中所謂的「網路效應」。因此，專業化的分工程度同時也決定著市場範圍的大小，或者說市場的厚度也決定著市場的寬度。可見，分工與市場範圍互為決定和依賴關係，就像「雞生蛋、蛋生雞」一樣，二者相互作用會產生累積效應，出現「分工一般地取決於分工」現象，形成一種動態累進、循環互動的效應。這種反饋互動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負向的。一方面，市場範圍的擴大，會促進分工的發展；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市場範圍的進一步擴大，這就是一種正向的循環互動反饋。即市場範圍擴大→分工程度趨高（生產力提高）→市場範圍再擴大……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市場範圍窄小，就會阻礙分工的發展；而分工水平的低下又會進一步制約市場範圍的擴大，這便是一種負向的循環互動反饋。即市場範圍縮小→分工程度趨低（生產力下降）→市場範圍進一步縮小……的惡性循環。正向的反饋效應，意味著分工的深化、市場的擴大、經濟結構的優化、貿易依存度的提高、生產成本的下降、要素報酬的遞增、比較利益的最大化分享、社會財富的增加等；而負向的反饋效應，則意味著它們的對立面。因此，要實現社會財富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就要形成正向的循環互動，以最大限度地釋放分工程度與市場範圍之間的正向反饋效應。（四）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通過進一步分析會發現，規模報酬遞增理論缺乏一個與標準新古典經濟學所不同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作為基礎，而新制度經濟學恰好作為這樣的微觀理論出現了。新制度經濟學主要探討了制度變化對於外部經濟內在化所起的作用。科斯強調，沒有發展適宜的外部性理論的終極原因是錯誤的生產要素的定義。分散的個體的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之間的相互依賴是產生交易的根源。但是，科斯指出，認為勞動分工為人們之間進入交易提供了充分的原因是經濟學理論中最大的錯誤觀念。實際上，交易與分工是同一事物的兩個側面，二者之間是互為因果的關係，產權為分工和交易的因果關係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分工或者市場規模擴大的基礎是建立在在專業化生產者（同時也是交易者）的產權界定之上的。科斯指出，交易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是人們在活動中為制訂和執行交易規則而付出的代價，這些規則為人們的交易活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市場的存在不僅限於正式的規則，還要靠習俗、習慣來支持，人類社會共同體的集體活動通過建立交易規則的制度而創造了市場，市場是在勞動分工條件下，由正式的規則、習慣和實踐構成的交易專業化產品的一種制度安排。楊格在《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一文的最後指出，在概述亞當·斯密原理的這些變化時，必須強調以下三點：首先，通過觀察個別企業和個別產業的規模的變化效應，是弄不清楚報酬遞增機制的，因為，產業的不斷分工和專業化是報酬遞增得以實現的過程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必須把產業經營看作是相互聯繫的整體。其次，報酬遞增取決於勞動分工的發展，現代形式的勞動分工的主要經濟，是以迂迴或間接方式使用勞動所取得的經濟。第三，勞動分工取決於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於勞動分工。經濟進步的可能性就存在於上述條件中，人們除了獲取新知識，取得進步外，也可以取得這種經濟進步的可能性，不論他們所追求的是經濟利益或非經濟的利益。因此，將科斯定理與楊格定理結合起來，亞當·斯密的「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就可以歸結為「分工受制度變遷的方向與速度的限制」。經濟發展，就是以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下降為核心，勞動分工與制度安排循環累積、互為因果和自我演進的非均衡過程，在此基礎之上所構築的經濟發展理論體系。參考文獻：（美）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經濟雜誌》第38卷，1928年12月；賈根良：《楊格定理與經濟發展理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6年第2期；裴瑱、陸劍：《規模報酬遞增和新貿易理論的發展》，《世界經濟研究》，2006年第9期；吳紅雨：《從斯密—楊格定理談區域一體化和區域協調發展》，《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4月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96年；馬歇爾：《經濟學原理》華夏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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