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錯不斷、大錯不犯,乾隆重臣劉墉的為官之道
在民間故事和文學作品之中,宰相劉墉被塑造成一個剛正不阿,遇事往往化險為夷,乾隆帝對他是又愛又恨,偏偏卻拿他沒辦法的鮮明形象。
然而事實上,劉墉的仕途並不是十分順暢,他屢次因事受罰,受到乾隆帝以及嘉慶帝的訓斥。
乾隆二十一年(1756),劉墉擔任安徽學政。他赴任之前,乾隆帝特意召見他並賜詩,希望他學習其父的剛正之風,不辱門楣,有所建樹。乾隆二十七年(1762),劉墉任山西太原府知府,三十年(1765),劉墉任冀寧道台。
次年,山西陽曲縣知縣段成功貪污公款案發,劉墉雖然已經離任,但仍脫不了干係,以失察罪被發配到邊疆效力贖罪長達一年。
乾隆三十三年(1768),劉統勛七十壽辰,乾隆帝御書匾額志賀,還加恩劉墉以知府候補,第二年,劉墉獲授江寧知府。
乾隆五十二年(1787),劉墉因泄露了他和乾隆關於兩位大臣評價的對話,受到申斥,並失去了本應獲得的大學士一職。同年八月,乾隆帝讓劉墉主持祭拜文廟。劉墉因沒有按照禮儀行事被太常寺卿參劾,受到乾隆帝呵斥。
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底至三月初,因連天陰雨,負責皇子教育的上書房諸師傅沒有入值,乾隆帝得知後大為惱火,嚴厲訓斥了時任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措辭嚴厲,說他遇事不盡職,於國為不忠,於父為不孝,隨後,劉墉被降為侍郎。
嘉慶元年(1796),戶部尚書董誥超過資歷深厚的劉墉被破格增補為大學士。以嘉慶帝名義頒布的上諭中批評劉墉不肯用心辦事,命令他自省悔過。嘉慶二年,劉墉授體仁閣大學士,然而上諭仍然指責他辦事不肯出力,行為懶散,而且說實在是無人,才將他擢升為大學士的。
雖然這兩條上諭都是以嘉慶帝的名義發的,但因為朝政仍由太上皇掌控,所以代表的仍是乾隆的意見。
劉墉確有令乾隆帝不滿的地方,一日,乾隆帝向他詢問官員戴世儀可否勝任知府一事,劉墉回答尚可,實際上戴世儀是個庸才。乾隆帝很惱火,認為他敷衍塞責,平日對人才選拔全無用心。劉墉為何在地方官任上雷厲風行、果敢勤勉,回到京城後反而遇事模稜兩可、懶散鬆懈呢?
從劉墉的表現來看,他絕不是個因處境優越而懶散之徒,其實,小錯不斷、大錯不犯只不過是他的為官之道。
劉墉深知,皇帝是整個官場的主宰者,順他者生,逆他者亡。乾隆帝又是個極為自負的人,曾有一個所謂「本朝無名臣」的理論,認為朝廷綱紀整肅,所以沒有名臣,也沒有奸臣,只有聖主,所有大臣都是遵從聖主旨意辦事的。晚年的乾隆更是得意自滿,在他的身邊,只需要忠心辦事、順從皇帝的奴才。
伴君如伴虎,一旦觸犯了皇上,那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這是劉墉用親身經歷體會來的。
早年劉墉擔任翰林院侍講的時候,其父劉統勛因為辦理軍務獲罪,劉墉遭株連被革職,一家老少下獄,等候秋後處斬。不久,乾隆覺得處理有不妥當之處,便釋放了劉統勛、劉墉父子,並恢復了他們的官位。
這次無妄之災給劉墉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事事揣摩乾隆帝的旨意行事。所以,在後來的為官之道上,劉墉始終秉持的就是小錯不斷、大錯不犯的宗旨,目的就是想保持和乾隆帝的距離,不太近,但又不太遠,這樣才能避開政治漩渦的中心,不至於身陷囹圄。
不過,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劉墉能夠在官場上站住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意,很會在恰當的時候拍皇上的馬屁。他的一生,將為官之道發揮的淋漓盡致,最終保全了身家性命,得以壽終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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