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新的國家思想形態

　　【摘要】由改革維新轉變為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孫中山思想的大轉變，也是其革命道路選擇的變更。在思維理論上，孫中山試圖把西方與中國的實際融突起來，以建構新的國家思想形態。精神在孫中山哲學理論思維邏輯中具有主導的地位，其哲學理論思維基本上屬於心體學的系統，可謂精神心體學。孫中山以「心為萬事之本源」的哲學理論思維為指導，反思民主革命多次失敗的原因，提出了「知易行難」的反命題「知難行易」。把知行納在知識論的範圍，並與精神和物質的演變過程相聯繫，有其近代意義和價值。 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1/view-5720232.htm　　【關鍵詞】革命 精神心體學 「知難行易」 「心為萬事之本源」 　　【中圖分類號】 B25 【文獻標識碼】A 　　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孫中山曾上書李鴻章，主張改革變法。他說：「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①模仿西法進行改革，發展經濟，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這是富強治國的大經大本，歐洲富強的大本不完全在於船堅炮利，在於人、地、物、貨的才、利、用、流，若只求船堅炮利，乃是舍本求末，是達不到國家富強的目標的。然而，孫中山的良言建議，並沒有被採納。 　　孫中山自述他在澳門行醫的時候，「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專制及腐敗的政治。予當時深表同情」，②他以為這是為國利民之事。這時，其思想停留在變法維新的層次，興中會亦「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清朝悍然下詔，不許上書請願。和平的道路已走不通，「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③於是，便由改革維新轉變為革命推翻清政府。這既是孫中山思想的大轉變，亦是其道路選擇的變更。後成立同盟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口號。在此革命綱領基礎上，他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之三民主義作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價值目標。 　　精神與物質關係論 　　孫中山曾把改革變法希望寄托在清政府和大吏李鴻章等人身上，然而希望落空，只能依靠自己力量及主體戰鬥精神，奔走四方，組織革命團體，實行武裝起義，以推翻清政府。在思想理論上，孫中山基於其學醫的自然科學功底及對各國政治制度、經濟文化的實地考察和感受，試圖把西方與中國的實際融突起來，以建構新的國家思想形態。 　　孫中山從物質與精神的融突關係中，來闡述其哲學理論思維。他認為精神與物質既相對又合一。「然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為一。」④他體認到哲學是探索宇宙中物質與精神關係的，兩者相輔為用。譬如說人的五官百骸為體，屬物質；言語動作為用，屬精神。兩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即成為死物矣。由是觀之，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者，必非人類。人類而失精神，則必非完全獨立之人。」⑤人若沒有精神，即無靈魂，就不是人類。他認為由於科學的進步，可以製造機器人，雖然在形象上與人無異，但他沒有精神靈魂，終究不是人類。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也。我既為人，則當發揚我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業之所由產出也。」⑥機器人雖然有人的五官百骸，而沒有精神，所以說精神非專恃物質，精神與物質相對相分。然就人類而言，官骸與精神相輔不分，體用一源，合而為一。 　　所謂「精神」，他說：「欲求精神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簡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質者，即為精神可矣。」⑦這個精神的定義太寬泛，而未真正揭示精神的本質，僅就物質相對而言精神。換言之，精神是由非物質來規定的，然非物質不等於精神。 　　孫中山以非物質即為精神，是要強調精神的度越性、獨立性，以便凸顯精神的特殊功能和作用。譬如北伐，「自余觀之，武器為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⑧以武昌革命為例，當時革命黨人與滿清的武器相差何啻一與千之比。但革命黨人敢以卵擊石，完全靠革命黨人的精神為之。武昌一役可證「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⑨的現實。日俄戰爭就兵力言，俄國數倍於日本，然日勝俄敗，日勝俄在精神。戰爭的戰略戰術、指揮藝術和官兵的精神狀態，能決定戰爭的以少勝多、以弱戰強。「故在今日而言救國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須有精神，此精神即為現在軍人之精神。」⑩以革命救國，非有革命精神不可。 　　什麼是革命精神？他說：「智仁勇三者，即為軍人精神之要者，能發揚此三種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國。」「智」是指聰明、有見識。軍人的「智」，「一別是非，二明利害，三識時勢，四知彼已」。「別是非」是講利於民則是，利於國則是，不利於民、不利於國則非。是非不明，便是無軍人的精神。「明利害」與別是非相因，軍人以利國利民為己責。利民者民亦利於你，害人者適以自害。明乎此，始可謂智，為革命之軍人。「識時勢」的「時」是指時機成熟與否，「勢」是指勢力的順逆，順勢用力易，逆勢用力難，乘時勢，無有不成功。軍人的任務是救國救民，建設新國家，而非擾民。「知彼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對人民以仁義為重，人民與我一體，利害與共。 　　所謂「仁」，軍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博愛之謂仁」，「博愛」指公愛而非私愛。仁的種類：「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國之仁。」「救世之仁」即宗教家的仁，以犧牲為主義；「救人」即慈善家之仁，以樂善好施為事；救國為志士愛國之仁。軍人的仁，其目的在於救國。所謂國，包括三要素：一為領土；二為人民；三為主權。 　　所謂「勇」，「不怕二字，實即勇之定義」。孔子講「勇者不懼」，不懼為勇的特徵。軍人的勇，「須為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勇始可，否則逞一時之意氣，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誤用其勇，害乃滋甚」。勇的種類有發?之勇，有血氣之勇，有無知之勇，這些都是小勇，而非大勇。軍人之勇，在夫成仁取義，為大勇。一是長技能，熟悉武器和戰術；二是明生死。不明生死不能發揚勇氣。「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死得其所則重，不得其所輕。」為革命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從心為萬事本源出發，孫中山認為，「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有志竟成」，「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吾心」的意志、精神可以決定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大事業能否成功。儘管孫中山這裡說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但他並不否定群體之心的作用。譬如政治的隆污，繫於人心之振靡，即意蘊民心的向背。如發展實業（工業），「此為興國之要圖，為救亡之急務，而能萬眾一心，舉國一致，而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必能林立於國中」。若能做到萬眾一心，必先奠基於方寸之心。他說：「要做革命事業，是從甚麼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自己能夠在心理上革命，將來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由己及萬眾，萬眾才能一心。「國民國民，當急起直追，萬眾一心，先奠基於方寸之地，為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也。」萬眾一心，一統思想、意志，必須從每人心上去舊更新，以完成良心上的建設，才能完成建立中華民國的大事業。 　　如何完成良心上的建設？孫中山認為宣誓是一統思想、意志的一種形式。「故由清朝臣民而歸順民國者，當先表示正心誠意，此宣誓之大典所以為必要也。」正心誠意地表示其擁護民國，扶植民權，勵進民生，經過這樣宣誓典禮，乃得享民國國民的權利。有人視中國如盤散沙，人心渙散，要進行革命建設，首要是心理建設，若人心不能正心誠意，人力不能凝聚，革命就不能成功。這就是孫中山之所以講「心也者，萬物之本源」的根據所在，心就成為萬物之所以然的本源。 　　孫中山首先宣誓。誓曰：「孫文正心誠意，當眾宣誓：從此去舊更新，自立為國民。盡忠竭力，擁護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採用五權憲法，務使政治修明，人民安樂。措國基於永固，維世界之和平。此誓。」宣誓是萬眾一心的一種形式，真正做到萬眾一心，正心誠意，其內容在於發揚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並融突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博愛思想，以培養民眾的良心，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以振奮中華民族精神。據載，俄國革命家問孫中山：「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什麼？」孫中山答覆說：「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的。」他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地上，以求中華文化道德精神的復興。由韓愈提出「道統」論，宋明理學家繼承之，自謂繼堯舜而至於孔孟的絕學，孫中山略孟子，亦謂繼承這一正統思想，可見他對於宋明理學家的思想是基本贊同的。 　　孫中山認為，「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舊思想，另外換成一種新思想，這便是國家的基礎革新」。譬如革自私自利之心、金錢主義之心、求官之心等，而提倡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所謂「八德」。為什麼要講中國固有道德，因為「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就「忠」而言，民國不是忠君，而是「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這裡予「忠」以新詮釋，賦予其新內涵。孝是中國傳統倫理之根本，「《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孝不能不要，「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墨子講兼愛，耶穌講博愛。中國古代政治家講「愛民如子」、「仁民愛物」。 　　孫中山極為看重信義。中國是既講誠信，又講道義的。「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朋友，都是講信的。」愛和平是中國極好的道德，「只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又說：「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種民族道德精神，是心理建設的重要措施，是建設中華民國的需求。 　　為振興中華民族精神，除恢復中國固有道德精神外，還要學習歐美等國的長處，以使我國能與歐美並駕齊驅。在學習過程中，他以三民主義的立場觀點，以中解西。他說：「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也。人道主義，主張博愛、平等、自由。社會主義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實為人類之福音。我國古代，若堯舜之博施濟眾，孔丘尚仁，墨翟兼愛，有似博愛也者。然皆狹義之博愛，其愛不能普及於人人，社會主義之博愛，廣義之博愛也。社會主義為人類謀幸福，普遍普及。」在中西文化道德思想比較中，能比較真切地體認到其差異。為消除這種差異，他認為其三民主義建設，可以與博愛、平等、自由相比擬，民族主義以自由為價值目標，民權主義以平等為價值目標，民生主義以博愛為價值目標。「三民主義的精神，就是要建設一個極和平、極自由、極平等的國家。」不僅政治上謀民權平等，而且社會上謀經濟平等。孫中山為實現其價值目標，可謂鞠躬盡瘁。 　　從「生元有知」到心為萬事之本源，孫中山的哲學理論思維形而上學，基本上屬於心體學的系統，可謂精神心體學。 　　知難行易論 　　孫中山以心為萬事之本源的哲學理論思維為指導，反思民主革命多次失敗（包括辛亥革命）的原因，體認到革命的踐行與革命的認知，並不是傳統思想中所說「知易行難」的關係。他認為《尚書?說命中》「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論說，影響深遠，造成對革命事業的損害。他說：「夫革命黨的心理，於成功之始，則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為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革命黨人秉「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心理，而國事則日形糾紛，人民則日增痛苦，必須破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大敵。「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敢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也。」如此，才能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於是，他提出了與「知易行難」的反命題「知難行易」說。 　　孫中山對於「知難行易」的思議，是從革命實踐中得來。開始時對「行之惟艱」，信而無疑。繼思要打破此難關，便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鼓勵同人，久而久之，仍存畏難之心。於是就專事研究「知易行難」問題，終於豁然有得。他說：「知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為易，以行為難也。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為矣。」為證明其「知難行易」之說的正確性、合理性，他用百姓日用生活活動中的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事為證，便可推翻「行難知易」說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 　　孫中山之所以不憚其煩地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蓋以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也」。他把中國近代落後、腐敗、積弱等待斃情境，歸之於知易行難，而要以「知難行易」來救中國。於是他賦予知行以新內涵、新思維、新關係、新價值，而具有現代性。 　　就「知」而言，他說：「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像，從意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為什麼在科學昌明的時代要先認知？這是為了避免錯誤、費時失事，所以由人的認知的意象感性認識，進而到條理的理性認識，再制訂出計劃，然後用工夫去做，就能完成精妙浩大的工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天下事惟患於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如果由科學邏輯，以求得真知，行有何難！中國其時之所以尚未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境內有他國的租界，中國的治權、海關握於外國人之手，就在於知難。日本維新之初，其當時的知識學問，還遠不如中國，「然能翻然覺悟，知鎖國之非計，立變攘夷為師夷，聘用各國人才，採取歐美良法，力圖改革」。日本不過用了50年，便成為強盛之國。孫中山認為如能毅然打破知易行難的迷信，「奮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而建設一世界最文明進步之中華民國，誠有如反掌之易也」。他把「知」的概念與國民革命的實踐聯繫起來，而賦予其新內涵、新價值。 　　孫中山的「知」，主要是指革命知識、建設知識以及自然科學知識等方面。他所謂的「行」，是指「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為必要之門徑也。夫習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動機也」。不知而行，意蘊從行中獲得知，譬如生徒的習練，即行其所不知以達其所欲能；科學家的試驗，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探索家的探索，是行其所不知以求有新發現；偉人傑士的冒險，是行其所不知以建立其功業。此四種人的實踐活動，儘管其活動即行的目的、性質、功用不同，但其價值都是從不知中，通過踐行的主體活動而獲得新能力、新知識、新發現、新功業，而促進人類的進化、文明的動機，國家的富強。由此可知，儘管孫中山倡導知難行易，但他並不忽視行的價值與意義。在這裡，孫中山講了先行後知，其實，他講先行後知，是為了證明知難。 　　基於對知行的體認，他認為人類進化的過程中，知行是交互並進的，它體現了知行進化的階段性。「考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為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由「不知而行」、「行而後知」到「知而後行」，既表明人類認知發展的過程，又說明知行之間進化的關係。這就是說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知與行始終相依不離，無論是不知而行，知易行難，還是知而後行，知難行易，只不過是一個知行先後、知行難易的話題；換言之，猶朱熹所說的「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為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即知先行後，知輕行重的話題。只不過孫中山將其放在人類進化過程中來論述，而賦予其新義，並構成了行（不知而行）――知（行而後知）――行（知而後行）的過程，這個進程基本上符合人類認知的發展。孫中山認為，歐美等國由於沒有知易行難等思維定勢的障礙，便由草昧而直進文明，由文明而進於科學時期，得以有今日突飛的進步，從而跨越了由「文明再進文明」的行而後知的階段。 　　孫中山認為，由於自然科學的發明，人類始能進於知而後行的第三時期的進化。人們的真知特識是與科學相聯繫的。他說：「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科學是可經驗世界的實證理性的世界觀。孫中山認為科學是能實證的，便舉中國習以天圓地方、天動地靜以及養子為螟蛉等相襲數千年的思想見識，都是誤識謬見。只有到了科學發明後，人類才獲得真知特識。然而，從實證的視閾來觀，有可實證的知識，但也有未經實證的科學預見，亦有不可實證的價值理想等。把科學之外的知識，都說成是非真知識，就把知識所包含的內涵狹隘化了。 　　在孫中山的思維里，是把「知」與「智」分開的。如果知識主要指科學的實證知識，那麼，「智」主要指智慧。前者舍科學之外的知識為非真知識，是狹義的知識，後者則「智之範圍甚廣，宇宙之範圍皆為智之範圍，故能知過去未來者，亦謂之智。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否則漸即於老朽頹唐，靈明日錮，是以智之反面，則為蠢為愚」。「智」相對於蠢愚而言，智識隨事物的發展而進增，否則就會變為老朽頑固。「智」範圍廣大，宇宙範圍之內的都是其所包含的對象。「知」與「智」分殊，基於這個體認，他認為認知宇宙萬事萬物的方法也二分：「一種是用觀察，即科學；一種是用判斷，即哲學。人類進化的道理，都是由此兩學得來的。」一是在觀察科學實驗中獲得知識，一是在邏輯判斷中獲得智慧，前者是可實證的，後者一般是不可實證的。但兩者亦是相輔相成的，「到了這個時代，科學也一天發達一天，人類的聰明也一天進步一天，於是生出了一種大覺悟」。有了大覺悟，便可推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立中華民國。 　　孫中山囿於傳統的觀點，他把人的覺悟分為三系：「其一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有此三系人相需為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能築也。」能創造發明的人是先知先覺者，能仿效實行的是後知後覺者，從事勞力的是不知不覺者，三者相需為用，才能完成一大工程。只有先知先覺的發明家，而無後知後覺的鼓吹家以為知之易而不效法，以為行難而不推行，那麼，不知不覺的實行家也就不能竭力去完成，也就做不成大工程。孫中山雖把人分為三系，但也看到三種人各有其用，缺一不可，只有三者合力，才能使創造發明轉化為現實的成果。 　　由於發明家、鼓吹家、實行家的社會分工的差分，被孫中山視為知行的差分。他舉建築學為例說，先繪圖設計，後從事建築，這是知而後行。譬如「上海租界之洋房，其繪圖設計者，為外國之工師，而結垣架棟者，為中國之苦力。是知之者為外國工師，而行之者為中國苦力，此知行分任而造成一屋者也」。在表面上看，似乎工程師容易，而施工者胼手胝足很難，其實工程師設計用盡心機，又需具備各種知識，是知難行易。在科學愈來愈發達的時代，這種分工愈來愈顯明，知行的分工亦愈來愈遠。於是他批評王守仁的「知行合一」，雖用心良苦，但「其說與真理背馳」。「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儘管在科學文明愈來愈發達的當下，確不需要「知行合一」兼於一身，然而，科學家既是科學原理的發明者，亦是科學實驗的參與者，可兼知行於一身。當然科學的實驗可以是一個團隊。若把社會分工簡單等同於知行分任，把知行的分任固定化、絕對化，也有其弊病。知行既有分任，亦相資為用，不可分離。若以知行分任的實行者為不知不覺者，則有忽視人民群眾革命覺悟和革命力量之弊。 　　知行話題，在中國哲學思想演變過程中，論爭不斷。或講知識與實踐的關係，或指倫理道德的遵守與實行，或論科學的知識與實驗，或說革命精神與革命行為等。就中國古代哲學思維而言，知行主要是指道德意識與道德行為之間的關係，雖涉及知識論話題，但非主導，孫中山把知行納在知識論的範圍，並與精神和物質的演變過程相聯繫，有其近代意義和價值。 　　孫中山積極向西方學習，探索西方為什麼發展進步，中國為什麼落後挨打，除了政治的、制度的、經濟的、文化的原因之外，他從「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的視閾來論述，從理論思維層面予以揭示，可謂別開生面。他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盡量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創造性提出自己的主張，儘管有些主張過於理想化，但寄託了他的價值理想，體現其救國救民的願望。他為中華民族的存亡而憂患，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而擔當，為中華民族理論思維的發展而致思，為推翻專制的清政府、建立民主的中華民國而盡瘁，這種精神是值得大大肯定的。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05AZX003） 　　注釋 　　《上李鴻章書》，《歷年書牘函電》，《孫中山全集》第4冊，上海：三民公司印行，1927年，第2頁。以下《孫中山全集》均採用三民公司1927年版本。 　　《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全集》第4冊，第2、5頁。 　　～《軍人精神教育》，《孫中山全集》第3冊，第299、299、299～300、298、300、301、305、305、306、314、325、325、331、332、306頁。 　　～《建國方略?孫文學說》，《孫中山全集》第2冊，第50、51、5～6、51、51、52、6、6、6、77～78、97、96、78、78、78～79頁。 　　《孫文學說?自序》，《建國方略》，《孫中山全集》第2冊，第3頁。另見《心理建設自序》，《序文》，《孫中山全集》第4冊，第7頁。 　　《宣傳主義是以黨治國的第一步》，《歷年演講錄》，《孫中山全集》第3冊，第115頁。 　　《陸軍軍官學校開學訓詞》，《歷年演講錄》，《孫中山全集》第3冊，第482頁。 　　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2頁。 　　《革命成功全賴宣傳主義》，《歷年演講錄》，《孫中山全集》第3冊，第129頁。 　　～《民族主義第六講》，《三民主義》，《孫中山全集》第1冊，第88、89、89、89、90、92、93頁。 　　《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歷年演講錄》，《孫中山全集》第3冊，第7頁。 　　《與戴季陶氏社會問題之談話》，《歷年演講錄》，《孫中山全集》第3冊，第30頁。 　　《心理建設?自序》，《建國方略》，《孫中山全集》第2冊，第7、8、8頁。 　　～《建國方略?孫文學說》，《孫中山全集》第2冊，第1～2、55、62～63、61、60、60、89、57、57、59、37、55頁。 　　《答程正思》，《朱熹集》卷50，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52頁。 　　《民權主義第一講》，《三民主義》，《孫中山全集》第1冊，第5、10頁。 　　責 編/樊保玲 　　張立文，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周易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中國傳統文化。主要著作有《和合學概論》、《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人道篇）、（天道篇）》、《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學研究》、《傳統學引論》、《走向心學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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