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落魄中被蕭軍拯救而婚的不幸結局(圖)

　　蕭紅與蕭軍那頗具傳奇色彩的愛情，流傳到今天，在不少人眼中，儼然成了一個「東北式」愛情的範本：女的美麗哀愁，有那麼點軟弱，那麼點小鳥依人，然而內心卻是堅強的；男的則有點大男子主義，動輒肝火上揚，怒髮衝冠(似乎有點家庭暴力傾向)，拯救了她，愛她，但卻不給她足夠的重視，只把女人當作次等公民，理所當然地認為她的文學，低他一籌。

　　這樣的「解讀」，其重大依據之一，恐怕便是聶紺弩在回憶蕭紅那篇《在西安》中，曾寫到過的蕭紅的話(當中有一句，或可作為證據)：「我不知你們男子為什麼那樣大的脾氣，為什麼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氣包，為什麼要對妻子不忠實！忍受屈辱，已經太久了……」

　　這裡所說的「做出氣包」，是否就是遭遇到了家庭暴力(特指熱暴力，即動手打人)，我們不敢篤定。但梅志女士(胡風先生的夫人)在1984年卻寫過一篇《「愛」的悲劇--憶蕭紅》，當中提到一次「打人」事件：「她去日本不久，魯迅逝世了。這年冬她回來了。蕭紅心情非常好。在一個刊物邀請的小宴會上，她是那麼情緒高昂。可惜這時間太短暫了。後在一間小咖啡室相聚，蕭紅夫婦也來了。蕭紅的左眼青紫了一大塊，她說：『沒什麼，自己不好，碰到硬東西上。』『是黑夜看不見，沒關係……』在一旁的蕭軍以男子漢大丈夫氣派說：『幹嗎要替我隱瞞，是我打的！』蕭紅淡淡一笑說：『別聽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勸他，他一舉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蕭軍卻說：『不要為我辯護！……』」不知道這是不是誤傷。

　　蕭紅去世多年後，蕭軍在輯注蕭紅書信的時候，的確針對所謂「家庭暴力」的質疑，做出過一個簡短的「辯解」：「有一次，我確是打過她兩巴掌。這不知是為了什麼我們爭吵起來了，她口頭上爭不過我，氣極了，竟撲過來要抓我--我這時正坐在床邊--我閃開了身子，她撲空了，竟使自己趴在了床上，這時趁機會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兩掌--這是我對她最大的一次人身虐待，也是我對她終生感到遺憾的一件事，除此再沒有了。我們也常常把每次爭執，事後作為笑料來談論，彼此自我諷刺著……」

　　以蕭軍先生的耿直，這樣的註解，恐怕所言無虛。可這樣言之鑿鑿的舉證，也容易引導讀者走到另一個「堅固」的真實那裡去，從而忽略事情發展過程的複雜性和癥結所在。

　　即便真正的「出手」只有一次，可歡笑相依的夾縫中，那些爭吵和冷漠呢，那些相對無言呢？有多少次？頻率為何？強度為何？又緣何而起？1936年7月，蕭紅自上海赴日療養之前，曾經有過一次為期三天的失蹤，到這時，「二蕭」的感情，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問題，有了個小小爆發，這其中千絲萬縷的情感糾葛，都不是一個明確的「打了一次」的數字可以說明的--這些夾纏的情感線索，也許正是我們探求「二蕭」愛情與創作重要著眼點。

　　蕭軍回憶當年與蕭紅的相處時曾說：「她最反感的，就是當時我無意或有意說及或玩笑地攻擊女人的弱點、缺點的時候，她總要把我作為男人的代表或『靶子』加以無情的反攻了。有時候還要認真生氣甚至流眼淚！一定要我承認『錯誤』，服輸了……才肯『破涕為笑』、『言歸於好』」。

　　從這簡短的敘述里，我們不難地發現，蕭紅對於那個作為「女人」的自我，是很敏感，她對於蕭軍的「苛刻」，一方面固然有著對愛人才有的格外的嚴格(你愛我，你怎麼可以不懂我？)，但從另一方面說，這種「苛刻」，更有點像為廣大女同胞討說法的意思。她愛蕭軍，但同時，她也極力捍衛女人的半邊天。

　　在與蕭軍的關係中，蕭紅似乎始終處於被保護的地位。這種被保護，從另一個角度看，必然會使女性缺少了與男人平起平坐的話語權，兩性間角力導致的尊嚴旁落，讓蕭紅痛苦。

　　但與此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正視，在物質生活上，蕭紅確是一個極端需要保護的人。她體質差，意志薄弱，生命基礎的脆弱，讓蕭紅在精神層面的追求搖搖欲墜，她像一隻想要振翅欲飛的鳥，主觀上想往藍天，但在客觀上，在物質層面上，她又缺少了一種與蒼鷹並肩翱翔的基本條件，只能在低空慢慢遊走。

　　蕭紅與蕭軍的相遇頗具傳奇性。當年那個遭遇情騙，獨居陋室，身懷六甲，欠一屁股房錢的蕭紅，鬼使神差地想到向報社求救。於是，蕭軍便天將般地，出現在她面前。

　　蓬頭垢面，氣血兩虛，大腹便便，此時的蕭紅，在外形上，似乎並沒有足夠誘人的資本。可蕭軍為她初萌的文學才華吸引，暗下決心，要拯救這個女孩。

　　拯救。在「二蕭」的關係里，這是個關鍵詞，從最開始，蕭軍就是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現的。他是從上往下看，望見了才華鮮異的蕭紅，委頓在浮世里，他同情她，愛惜她的文學才能，進而生出了愛，與她攜手走天涯的。

　　在蕭軍的心底里，彷彿始終有種「偉丈夫」情結，即便是走進人生的黃昏，蕭軍為蕭紅的信做注釋，我們還是可以從他的字裡行間，捕捉到他身為一名健壯男性的自信和驕傲。

　　這是一個強健者，理應有的驕傲。這驕傲，是一種精神的保護傘，促進了一個人的自我認同。因為身體的強健，蕭軍認為自己，完全可以去從事文學以外的，更大的事業。

　　可當這種身為男人的驕傲，遇到身體柔弱，但在精神上，尤其在文學寫作上，有著強大可持續發展力的女性的時候，產生摩擦，幾乎就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我們也知道，這摩擦的周圍，始終滿簇著相濡以沫的愛意。

　　有名詩云：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蕭紅與蕭軍的愛情，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一種微妙的愛情與自由的博弈。這種博弈，在相濡以沫的情況下，兩人抱作一團，還可以勉強保持平衡，可一旦遭到外力的衝擊，這愛情之堡，往往就容易崩塌。

　　由於身體和情感的柔弱，自相逢之始，蕭紅對蕭軍，便有著極大的依賴。以至於到上海後，兩人同屋分床而眠，蕭紅半夜都要哭醒，她是覺得兩人離得太遠了。

　　愛情是排他的，愛情當然需要近距離的接觸，要「在一起」。可這個距離，到底要有多近，是比肩而立就可以，還是一定要到肉貼肉的程度才足夠？我想每個人，都會給出自己的實驗結果。

　　在這裡，蕭紅需要的，則是一種近乎密不透風的愛情。其實也可以理解。作為「五四」以後從家庭中走出來的娜拉，蕭紅最初的「出走」，雖然有反父權反封建的成分在，但更多的，是出於她的天真和對於兩性關係的不諳熟。

　　最初的出走，她就顯示出對男性的過分輕信和依賴。魯迅談及出走的女性時，曾給出過回答：娜拉走後怎樣？不是墮落，就是回來。我們跟著也可以追加兩條出路：她也可能死去，也可能被青年男性所「拯救」。

　　蕭紅就是這樣一個被拯救的女孩。萬分危急的時刻，蕭軍破門而入，彷彿好萊塢電影里經典的最後一分鐘營救，這是宿命般的相遇。在這個生命的關節點上，蕭紅只能選擇被拯救，只能選擇崇拜，順帶成就一出英雄救美的傳奇。

　　但拯救之後呢，女性處於什麼樣的地位？是真的得到大解放？還是又跳入了一種新的牢籠？兩性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因為與「新男性」(即新一代反封建的男性人群)同盟而得到緩解，從父親的家門走出來，照樣還是得走進丈夫的家門，新女性的尷尬，正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