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細節：台灣自由行

在我還是懵懂初開年紀的時候，台北之於我完全是一個「世外桃源」，一個瓊瑤用她如詩的妙筆堆砌出來的「愛的世界」，一個鄧麗君用她美妙的歌喉纏綿出來的「溫柔之鄉」。但是很快地，一個叫做龍應台的女作家徹底顛覆了我對台北的全部美好幻想。她在1983年留學後回到台北，把她所見到的台灣和台北寫在了一本叫《野火集》的雜文集里，讓我看到了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台北：

　　一個「為了享受物質，有人製造假奶粉」的台北;

　　一個「為了多賺幾毛錢，有人把染了菌的針筒再度賣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體里去」的台北;

　　一個「工廠的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里，把海水染成奇異顏色」的台北;

　　一個人們「心平氣和地吃喝各色各樣的化學毒素，呼吸污濁的空氣，在橫行霸道的車輛間倉皇怯懦地苟活」的台北;

　　一個去政府部門辦事「戴眼鏡的辦事員冷眼一翻」隨意對市民們呼來喝去的台北;

　　一個孩子被汽車碾壓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的台北;

　　一個肇事司機撞了人不但不下車施救而且會「回過頭來把倒地呻吟的人瞄準了再輾過一次」的台北;

　　一個「最缺乏氣質、最醜陋、最雜亂的」台北;

　　一個「蟑螂比壞人更容易生存」的台北!

　　尤其令她驚異的還不是台北已經成為一個「自然環境、生活環境、道德環境已經惡劣到了一個生死的關頭」的城市。最令她驚駭的，是她「不敢相信人們對於不公、不義、沒有尊嚴的環境竟可以如此忍受、如此苟活」?!她把她的全部憤怒凝結成一句話「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多年之後，我自己跨洋越海出國留學，在異國他鄉生活的十幾年裡，隔著太平洋,我每天注視著這個被國際媒體稱作成功的「民主台灣」。我沒有看到民主的美好，看到的全部是「民主的醜陋」：鑼鼓喧天、旗幟遍地的選舉背後，是黑道、黑金用金錢與暴力綁架民眾的選票，是「立法委員」們在莊嚴的議事大廳里大打出手，是夫妻親友同事為投票給誰而爭執反目，是街頭衝突不斷、時不時聽到「中國豬滾回去」的叫囂，是執政者想盡辦法不但阻止台資登陸大陸，甚至連兩隻熊貓登陸台灣都要阻撓，是「總統」可以靠「兩顆子彈」才能當選而政客們卻要百般阻撓真相的調查……。在我眼裡，這裡的選舉到處充斥著扒糞式的揭弊，潑墨式的抹黑，強辭奪理的狡辯、挖空心思的污衊。

　　這哪裡是我所熟悉的民主?這哪裡有與民主相隨的文明?這哪裡有與文明相伴的溫情和自由?和很多人一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台灣的民主給我的印象，不過是「一幫外表光鮮內心陰暗的流氓說客」留給普通人民的「自主的幻覺」。一切的一切都在印證著龍女士曾經的斷言：台北確實是一個「充滿著暴戾與怨氣」的城市!

　　帶著這樣的印象，三十年之後，我第一次踏上了這個小島。在我短暫停留的三個星期里，我無法相信我所見到的一切。

　　徜徉在台北的街道上，我極少聽到早已習慣的汽車刺耳的鳴笛，更沒有令人揪心的緊急剎車，車輛禮讓行人、紅燈停綠燈走早已是人們的習慣和本能。走進任何一家商店，哪怕是路邊街角的一家小小的7-eleven，進門時你一定會聽到「歡迎光臨」，結賬的時候你也一定會接到面帶微笑雙手遞給你的物品。在馬路上問路，十次有九次你會遇到路人微笑耐心的解釋。在捷運車廂給老弱病殘幼弱勢群體讓座，已經是最起碼的教養，有好幾次我甚至看到車廂里的一群乘客自己站著，卻讓「愛心專座」空著留給需要的人。在銀行或其他機構辦事，對應窗口的職員正在忙著的時候，會有其他窗口的職員迎上來，微笑而恭謹地詢問你需要什麼服務，而且很多時候是小跑著上前來為你服務。在並不繁華的大街小巷中，我沒有看到一個「嚴禁亂扔垃圾」的警告、找不到一個垃圾桶,而街道的乾淨整潔卻不遜於任何一個國際都市。沒有一個警示、沒有一個垃圾桶，滿大街到處都在賣各種各樣的奶茶、果汁,但馬路上卻看不到隨手丟棄的一張紙屑、一塊果皮、一個裝奶茶的紙杯!

　　台北人對於服務的熱誠，他們熱心、貼心與細心以及對細節的關注程度經常會超出我的預料。在捷運站詢問「故宮怎麼走」，不但會得到詳細解答，而且還會收到一張事先列印好的小紙條，詳細列明乘車信息。有一次乘捷運詢問工作人員轉車路線，感覺她指的路與事先了解到的信息有出入，沒想到她解釋說「你手裡拿著這麼重的行李，從這個口出去會有電梯，就不用爬樓梯了，會省很多力」。你能想像一個普普通通的車站工作人員對於毫不相干陌生人的這份細心與關心是從哪裡來的嗎?

　　台北人對工作的敬業與熱忱遠遠超出了我們通常所理解的職業需要的範疇。有一次去台大總務處交納住宿費用，事先沒有預約直接便去了出納會計組，對方問我有沒有「財務單據」。我只是路過順便詢問，自然沒有事先去開什麼單據，當我準備去開了單據下次再來的時候，一個主管上來對我說：「沒關係，你先請坐，我們打電話問一下」。數分鐘之後她回來告訴我：「麻煩你再坐一下，總務處那邊馬上會把單據送過來，不好意思」。你能想像他們對於工作的這份敬業精神和這份熱忱是從哪裡來的嗎?在台大圖書館詢問借書到期忘了歸還怎麼處理。沒有逾期一天罰款多少之類的規定，因為遺忘是人之常情，因此遺忘的前三天是不會罰款的。我去過很多國家的圖書館，這樣的體貼是我從未遇到過的。

　　這哪裡還是我印象中的台北?這哪裡還是那個「沒有氣質的」、「醜陋」、「雜亂」的台北?這哪裡是那個「自然環境、生活環境、道德環境已經惡劣到了生死關頭」的台北?我彷彿重新回到少年時代瓊瑤與鄧麗君勾畫出的那個夢幻台北，那個充滿文明、自由與溫情的台北，這裡不僅有我在美國所遇到的禮貌，還有美國也罕見的溫暖。

　　今天的台北已經再也找不到30年前龍應台描繪的那個粗俗、沒有教養、混亂、人心躁動的台北的影子,究竟是什麼改變了台北?那些蘊含於最普通民眾心中的文明、教養與溫情的力量究竟來自何方?

在我短暫逗留的三周時間裡，令我訝異的，當然不僅僅只是台北普通民眾的文明與教養，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裡法治的嚴明程度。我曾經看到一則社會新聞，小吃店裡一位顧客買了一杯大約三十台幣的飲料置於桌上,從衛生間回來後發現不翼而飛,於是報警處理,令我驚訝的是警察居然出動到現場，調看錄像帶後當場進行處理。三十台幣僅相當於不到2美元,而台灣的人均收入已經接近二萬美元。僅只這一件小事你就可以知道，這裡的警察、法律與政府機器不再只是為保護少數人的特權而存在,而是為保護最普通的民眾哪怕最微小的自由和權利而存在，「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已經不再是一句空話，那個曾經是「壞人比蟑螂更容易生存」的台北已經被埋葬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不僅是法治的嚴明程度，新聞媒體的自由程度也令我刮目相看。政治與社會時事評論節目之發達比美國和歐洲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曾經在一個晚上同一個時間段里，最多時看到五、六個頻道、二十多個「名嘴」們同時在電視里對大大小小的政治與社會新聞進行七嘴八舌的臧貶。政府的任何一個政策宣示，只要佔據媒體新聞與評論頭版一周以上，就有官員出面解釋、說明或調整。

　　曾看到有官員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由於預算花完,政府或將不再補貼低收入家庭兒童牛奶,立即引起一片抨擊，迫使「行政院長」趕緊「滅火」，宣布補貼仍將繼續。教育部官員在立法院答詢時宣稱為了保護學生的利益，將出台規定「禁止教師與學生戀愛」，本來出於保護學生的良好願望而出台的政策,卻沒有考慮到已經是成年人的大學生、研究生和年輕博士後及教師們的自由戀愛權利,不僅招來大學校園的「違法」質疑，而且被社會輿論認為是「多管閑事」，弄得官員們只好趕緊宣布「規定只是針對中小學校,不會在大學中執行」。治理一個現代社會是複雜而困難的，因為利益群體是高度分化的，但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尊重並保障民眾最基本的人格尊嚴與自由權利，永遠應該是政府最基本的準則。

　　不僅政策被置於放大鏡底下仔細審視，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更是被置於顯微鏡下仔細審查。訪問期間正遇上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的競選搭檔蘇嘉全的佔地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蘇在台灣經歷過多次競選從未發現有假公濟私的事件，更不用說貪腐等不法行為，在台灣政壇上被公認是有才能、有操守的職業政治人物。但在蔡英文公布他為競選搭檔之後，國民黨的「報料大王」邱毅立即跳出來揭發其居住多年的別墅，蓋在本應為農田的規劃地上。蘇自然全力否認，激情地宣稱是國民黨利用雞毛蒜皮的小事進行「政治迫害」、「打壓」。這套說辭放在十年前台灣一定是會激起政治立場不同的藍綠陣營的選民、媒體與政治人物間的對立。但是今天台灣人的「覺悟」早已經今非昔比，這是一個可以把貪腐的「總統」關進大牢的社會，更何況區區一個「副總統」候選人。蘇的佔地事件激起了全社會一致的反響，不僅泛藍陣營的媒體與媒體評論人一致譴責，即便是綠營的政治人物與「名嘴們」也要求蘇嘉全趕緊「說清楚講明白」,民進黨內對蘇的質疑甚至提升到了"固可全黨為一人,豈可一人誤全黨」的層次。面對新聞界與社會強大的質疑壓力，當地「鄉公所」趕緊會同相關行政部門介入調查，整個查驗過程都有新聞媒體全程「看護」，最後認定「確屬違建」。在頑強抵抗黨內與社會強大壓力一個月後，蘇不得不最後宣布「捐出別墅」以求自保。在這裡，官員的事究竟是大是小，要由民眾說了才算。從這個事件的整個過程里，你應該可以明白：要想真正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想、要想真正預防和制止官員的腐敗，你無需大動干戈、大費周章、大力宣傳、大力呼籲，更不用建立疊床架屋的(監察)部、(反貪與預防貪污)局、(紀律檢察委員)會、(人民信訪)處，只要讓「官員的小事成為人民的大事」，官員的操守、人民的小事自然也就成為了政府的大事。

　　當然，並非所有媒體、所有的名嘴都能秉持「公益」的立場針砭時事和政策。當「人民」被賦予了權利和自由的時候，自利、自私的本能不可能不驅使其中的一部分人無視「自由同時也要求自律」的事實，開始濫用他們得之不易的自由和權利，而所有「濫用」之中最大、最可怕的濫用，莫過於以「愛我國家、愛我民族」的煌煌之名，滿足個人追求功名與權力的慾望。二、三十年前的台灣，當我們看到有人把自己打扮成「最愛家鄉的本土領袖」，公然叫囂「中國豬滾回去」而政府與社會對之視若無睹的時候，我們知道當時的台灣正滑向族群對抗、社會分裂的深淵。類似的「愛國主義」鼓噪曾經激活了南斯拉夫的種族清洗、盧安達的種族屠殺，它已經成為阻礙我們推動民主化的最大恐懼。當你看到我們自己的社會裡甚至是堂堂最高學府的大學教授也熱衷於送人「漢奸」、「帶路黨」的帽子、把自己打扮成「最愛國」的人、並且公然鼓噪「殺漢奸」的暴力文化的時候，你不能不承認這些滿腦子漿糊、一肚子野心的人其實是分不清「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恐怖主義」與「自由、民主、法治」之間的區別的，你不能不承認「自由、民主」搞的不好確實是有可能會墮入社會分裂、族群對抗的深淵的。

　　但令我驚訝的是，台灣居然逃過了這個「現代化的詛咒」。在我逗留訪問的短短三周期間，雖然時不時依然還會聽到類似 「誰比誰更愛台灣」、「誰是台奸誰是漢奸」的激情鼓噪，但這種類似希特勒似的「愛國主義」的喧囂，不僅越來越少，而且越來越難以招來熱血的回應。

　　是什麼原因讓台灣逃過了邁向文明途中的這個最大的陷阱?看看台灣走過的歷程你可以清楚明白的是，族群的動員與喧囂不是什麼人民的素質問題，而是政客和文人的素質問題。當人民的基本利益、權利、好處甚至政治的權力本身都被政客們依照族群身份、黨派利益進行分配的時候，「人民」是不可能不響應政客們族群動員號召以維護自己的集體利益的。解決這個族群動員、社會分裂大患的根本途徑，最終必須依靠政府的法治建設。而法治建設的最核心內容，就是徹底地落實全體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意味著民進黨出身的法官必須勇於放棄他的「黨性原則」、敢於質問民進黨「總統認不認罪」，意味著自稱「最愛台灣」的本省人「總統」貪污了也一樣要被關進大牢，意味著所有民眾的基本權利與利益不分族群背景受到一視同仁的保障，歸根結底，意味著政府必須把所有的人民---無論他是「官」是「民」、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一律當平等的公民認真對待。當所有這一切成為日常生活中見怪不怪的常態的時候，就是法治社會與公民社會形成之時，也只有在民主與法治的公民社會裡，社會全體的、而非族群個體的利益才能成為是非的唯一標準。

　　當你看到這個外省人口只佔13%的社會裡，外省人出身的人可以當「總統」、外省人的「縣市長」比比皆是的時候，你知道「選賢與能」的選舉文化正在逐步超越「誰比誰更愛台灣」、「誰是漢奸誰是台奸」的族群與意識形態的考量，這正是人民的利益超越政黨的集團利益的時候，也只有在這個時候，社會的文明和教養才會出現，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煉成。當社會的發展走到這一步的時候，也就是政客們的族群動員走向末日的時候。只有在這樣的共同體里，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社會的和諧才有可能真正成為歷史之潮流、大勢之所趨。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尤其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有太多的人堅信：「選舉會搞亂社會」、「選舉會讓權欲橫流、政治混亂、民族分裂」、「言論自由會導致妖言惑眾、民眾被蒙蔽、被蠱惑」、「司法獨立不過就是權力從這隻手轉到那隻手裡、必然會導致法官腐敗、社會失控」。早期的台灣這些確實都曾發生過，但今天的事實讓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一個民主與法治鞏固的社會裡，上述擔憂純屬杞人憂天。在一個領導人的飯碗要由選票來決定的社會裡，當領導人敢於用「權力的鐵拳」打擊任何試圖以金錢與暴力挾持人民手裡的選票、法官手裡的小棰、記者筆下的真相報道的時候，就是我們邁向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的時候。在這樣的社會裡，民眾完全有能力判斷誰是真正熱愛這片土地的人。在這樣的土地上，你不必擔心賦予並保障人民選舉自由、新聞與言論自由會帶來如南斯拉夫、盧安達那樣種族屠殺與清洗。蔣經國就是這樣不僅逃脫了薩達姆、穆巴拉克、卡扎菲一樣的命運，而且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人民心中「對台灣貢獻最大的領導人」。

　　今天的台灣如果有什麼最令我感慨的，就是讓我想起200年前托克維爾訪問美國時說過的話「民主社會將不如貴族社會那樣富麗堂皇,但苦難不會太多。在民主社會,享樂將不會過分,而福利將大為普及......國家將不會那麼光輝和榮耀,而且可能不那麼強大,但大多數公民將得到更大的幸福」。反觀我們自己的社會，正如200年前托克維爾所描述的那個貴族制下的英國與法國一樣：「集極富與極貧於一身,其窮人的悲慘處境與其國力和榮譽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

　　是的,台北沒有上海繁華,它的許多建築已經陳舊，黃浦江畔那鱗次櫛比直插天際的高樓群,不要說台北無法比肩,即便是紐約、巴黎、東京也難以忘其項背，但在這金碧輝煌的華麗底下,你能看到富足之後的安祥、寧靜、平和與溫暖嗎?

　　如果你認為民主因其是西方的產物因而不適合中國國情,你應該到台灣去看看;如果你認為搞選舉一定會天下大亂讓我們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你應該去台灣看看。事實是,中國人不僅有充分的能力建設好經濟,而且有充分的能力建設好民主。在中國的大地上,民主曾經兩次與中國人民插肩而過,一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次是1945年國共和談,兩次失敗都曾經伴隨著千百萬的生靈塗炭。但是，如果我們因此認為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那將是大錯特錯。看看台灣人走過的歷程你就會知道,一個真正的民主與法治可以給社會帶來怎樣的變化?我們在建設民主與法治的道路上所缺乏的，是30年前衝破計劃經濟符咒那樣的勇氣，是承認政治權力與一切經濟資源一樣都必須建立在競爭與法治的基礎之上的胸懷!政治文明是一切其他文明的基礎，「天下為公」則是一切政治文明的基礎，是一切社會、一切政治共同體能夠長治久安的根本前提。要實現「天下為公」，靠的不是哪個階級的「先進性」或者哪個政黨的「純潔性」，靠的必須是、也只能是開放、平等、自由、競爭為基礎的民主和法治!

　　從台北直飛上海只有兩小時的行程，俯瞰著機翼下海峽兩岸這片美麗而廣袤的土地，你不由得不會感慨：

　　台灣的未來確實在大陸，但大陸的明天會是台北的今天嗎?

　　寫於2011/11/15

　　改於2011/11/16及2012/1/13

　　註：本文曾以《官員的小事與民眾的大事》標題在《經濟觀察報》2012年1月30日登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