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的徽州海商

古徽州以徽商、徽州文明享譽遐邇，然而同時又出現了為世人詬辱的「海盜」、「倭寇」。他們的海上貿易不僅在當年為朝廷所不許，也為今天一些人所非議。然而，人們要問，這樣一起長達幾十年的徽州海盜出現，是歷史的偶然，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它為什麼又與徽商聯繫在一起？

「挑戰海洋」是16世紀的歷史性變化

自15世紀末起，伊比利亞半島人發起海洋挑戰，發現新大陸，由此開通東方航線，前往東亞海域建立貿易據點和尋找商機，海洋商業殖民時代來到了。先是葡萄牙人於1511年佔據馬六甲後進入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多方嘗試建立貿易據點，以後用租賃的形式佔據澳門作為其在遠東的貿易中心，開始經營著東亞海域、印度洋、歐亞各地的販運貿易。繼葡萄牙後，西班牙也進入了東亞海域，並很快打通了中國———馬尼拉———墨西哥的太平洋絲路，以來自秘魯和墨西哥的白銀與中國的絲綢和南洋的香料相交易。再緊接著的是荷蘭、英國也接踵而至，共同稱雄於東亞海域。隨著這橫跨亞、非、歐、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貿易圈的形成，中西兩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出現了。

縱觀世界近代化發展初期，商業是與海盜、走私、掠奪和奴隸販賣聯繫在一起的，這是一個無法繞過的無序而又野蠻的階段。直到18世紀，歐洲理論界才開始談論國際法意義上海盜和合法貿易的區別。16世紀是國際海洋貿易發生劃時代變化的時代，也是中國海上貿易發生轉型的時代。徽商於明代中葉崛起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它同當時東亞海域貿易格局的變化所提供的歷史機遇卻是密切關聯的。徽州海商集團的出現順應了歷史潮流，它與西方各國在亞洲海域的表現，無論形式和實質大體都是相同的。

「挑戰海洋」下徽商集團的回應

徽州有新安江通往杭州灣，成為聯繫海洋的紐帶。正在崛起的徽商，面對世界新興起的海洋熱、香料熱、黃金熱及在杭州灣外舟山群島出現的海貿熱潮，自然不可能置身於外。我們見到文獻記載如許谷「販繒航海而島中，贏利百倍」，那時就有多少徽商已在躍躍欲試了。嘉靖年間，有更加大膽的徽商，敏感地抓住時代的脈搏，加入「挑戰海洋」的世界性行列。他們曾潛往廣東高州製造巨艦，其規模「舟艇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容轉正千人，木為城為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這樣大的船隊當是繼鄭和下西洋使用的寶船之後所僅見的。

嘉靖年間徽州海商組成連船結隊的武裝集團，意味著海上走私商人走向組織化和軍事化，這是在東亞海域新舊貿易網路交替時而採取的一種組織形式，也是為適應中國海上貿易的轉型而出現的一種形式。海商集團的行為，是徽商以非常規的方法，力求快速增殖資本的一種嘗試。就其實質而言，與西方各國東印度公司在亞洲海域的行為，是大體相同的，也反映了時代特徵，然而他們的遭遇卻迥然有別。西方的公司有本國政府作後盾，得到政府政治、經濟、技術的支持，享有特許狀、軍事、殖民地等特權。在重商主義支配下，有尋找商機、建立商業殖民地的明確目標。而嘉靖年間中國海商卻被官府視為違禁作亂而加以武力鎮壓。在同一時代，干同西方商人一樣的事情，但他們的生存環境卻與外商不可同日而語。

對海商集團的歷史誤會

從今天所能見到的關於徽州海商的史料，無不受了時代的局限性，因為當時代表封建統治者的作者站在正統的防倭禁海的指導思想下撰寫歷史，所以著眼點在於描述海商破壞性的一面，以及官府剿撫的經過。一些徽州海商被描繪為一無是處、十惡不赦的倭寇。不說嘉靖年間被鎮壓的徽州海商們沒有申辯權，就是歷史遺留下他們的上疏狀，是否經過當權者的刪改，也很難說。但就是那上疏中，他們反覆要求的也只是「通關納稅」和「求通市」，以今天的評判標準來看，本也沒有什麼過錯。

再說當時所謂倭夷，情況也十分複雜，其中有日本、朝鮮、彭亨、暹羅、葡萄牙等國的海商，以及被海商僱傭充當保鏢的暴徒。從嘉靖年間徽州海商人員的構成看，也是比較複雜的帶有國際性的群體。但當時東來的葡、西、荷等國商業公司，其人員的組成也並非純粹是一國人，因商業失利而攻城掠地、殺人越貨，是古代海商的慣例，所以徽州海商集團當也不例外。他們這種破壞性當然應該譴責，歷史記載也很是充分。然而，徽州海商的商業活動帶動了經濟繁榮的積極一面，卻更多的被當時文案記錄省略了。

依據上海師大唐力行教授的觀點，他將徽州海商分為三個層次，即往來販運於海上者為核心商人；陸上的行商為中介層次；江南市鎮的徽州坐賈和當地的手工業作坊主為其外圍層次。而僑居海外各地的華人也是這一商業網路的另一頭，無論是南洋還是西洋，在華人社區中，因屬共同的華文化之故，自然成為徽州海商的海外一頭，徽商正是通過這一網路才敢回應這場海洋挑戰。而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葉顯恩提出，我們在看到海盜對沿海的破壞性同時，也應該看到是海上貿易促進了沿海商業和經濟的高速發展。馬克思、恩格斯以為，歐洲的變革發源於「特殊的商人階級」出現；從事海洋貿易的海商，是導致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的一種專業商人。徽商善於抓住明代中葉海洋貿易帶來的機遇，全面參與，並海陸相結合地建立起商業網路，尤其是在長江中下游和運河沿岸極力推進商業化和城市化。沿著水陸交通線建立商業網路和開闢商業殖民地，沒有大規模的商業，沒有海洋貿易，是製造不出商業性的大中城市來的，而「無徽不成鎮」正說明了徽商尤其是海商所起的作用。有專家認為，江南經濟的迅速增長，是在明代中葉也即嘉靖和萬曆時期，更認為是嘉靖中後期，而這時正是所謂「嘉靖倭難」時期，就是因為在這一時期，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寧波等沿海地區，首次突破國界，較大規模地參與了東南亞、日本、乃至葡萄牙、西班牙等東來西方殖民國家的海上貿易，帶有世界性經濟的交流，從而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

中國回應「挑戰海洋」失敗的反思

明王朝建立以後，實行海禁政策，既不準中國人私自出海經商，也不準外國的私商前來貿易，只維持傳統的朝貢形式。但是事實上，在東南沿海，私自「下海通番」之舉就沒有禁絕過，而且愈演愈烈，從個體、小股走私，逐漸趨向集體化、組織化，讓官方哭笑不得的是「片板不許下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所以可以想見，如果明代政府能順應時勢，開放海禁，將我國海上貿易逐步規範，那中國的歷史就要重寫了。

從中國歷史看，由於海洋經濟重要性的顯現較農耕經濟為晚，所以致力於反映大陸性特點的農耕經濟和官僚政治的研究一直是學術正宗，而對海上貿易的研究，卻往往被忽略了。尤其16世紀，由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而揭開的海洋時代，西方商業殖民者東來對中國的影響，以及徽州海商集團的被鎮壓所產生的後果等等問題，本與徽商的演進、繁盛，與江南社會經濟的進步、變遷，緊密相聯繫，卻在學術界中同樣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其實，海洋的開禁關係著沿海居民的生計，也反映了朝內「禁」和「開」之間的派別鬥爭。在剛揭開序幕的世界海洋時代之驅動下，我國東南沿海地區開始出現向海洋經濟的轉型，他們以海為田，貧者靠此度日，富者以此積財。然而當禁海派佔上風，派浙江巡撫朱紈予以鎮壓的同時，卻也切斷了沿海人民的生計，觸犯了沿海官宦勢要之家的利益。浙江沿海的官宦勢要集團通過開放派的朝廷要人予以彈劾，迫使朱紈服毒自殺。此後馳禁派得勢，海禁松馳。由此也可看出在明代中後期，圍繞著東南沿海的馳禁，始終就有不同的分歧，而徽州海商集團所扮演的卻是時代的悲劇角色。

徽州海商集團被摧殘所造成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它使徽商向海外開拓商業殖民地的嘗試夭折了。此後海上貿易雖然仍有徽商的身影，但已經看不到徽商在海上貿易的雄姿。他們惟有或充當沿海的口岸商人，或經營與海洋有關的茶葉等出口商品的貿易，而與此同時中國也失去了海上貿易大國的資格。

16世紀的徽州海商集團事件始終為學術界所關注。著名史學家謝國楨早就指出：「徽商以揚州、蘇州、杭州為經商主要地點，而足跡遍及全國，並至海外貿易。明嘉靖時『倭寇』之亂，與徽商極有關係。」已故的戴裔煊教授也早在《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一書中對倭寇海盜的起因和性質作了辨析，首次想為徽州海商正名。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徽學家葉顯恩則以為，以今日的眼光加以審視徽州海商，有什麼理由不給他們除掉「寇盜」的帽子，還他們一個海商之名呢？而李伯重、範金民先生是多年致力於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學者，他們以大量的歷史事實說明，正是所謂海盜盛行的年代，卻也正是江南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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