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大捷」徒有「斯大林格勒」虛名之說

1943年4月，當美軍在太平洋向日軍發起進攻後，日本大本營為從中國大陸戰場抽調出兵力轉用於太平洋戰場對付歐洲盟軍，遂加緊對中國軍隊的攻勢。5月，侵華中國派遣軍第11軍發動「江南作戰」，對國軍第六戰區大舉進攻，企圖打通川鄂咽喉之道，奪取入川門戶石牌要塞，以威逼國民黨陪都重慶。這是繼棗宜會戰後中日軍隊在鄂西地區的又一大戰，史稱鄂西會戰。戰時歷經月余，戰線綿亘千里，國軍取得勝利。石牌（要塞）保衛戰就是鄂西戰役中的關鍵一役，當時固以「東方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相稱譽，後世亦不乏如此傳揚者。而究其實，當事人聲稱所謂的「鄂西大捷」不過是慘勝而已，至於與斯大林格勒戰役相提並論更是滑稽之至。這正可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欲知舊事真相，還得事實說話。

一、會戰的兵力與開局

宜昌城淪陷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第五、九戰區之間將長江兩岸劃為第六戰區，賦予「拱衛陪都」與「收復失地」任務，任命軍委政治部長兼湖北省主席陳誠為戰區司令長官，長官部設在恩施。曾任第18軍18師參謀長的趙秀昆後在《抗戰期間武漢失守後的十八軍》（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總第81輯）中寫道：六戰區防守重點在沿江方面，而重點中之重點，又在地處第一線的所謂「石牌要塞」。幾年來都以其認為戰鬥力較強的如18軍、94軍、30軍輪番防守。18軍於1941年冬初奉令移防三斗坪，歸江防軍指揮，擔任長江兩岸特別是石牌要塞的守備。江防軍司令部設在三斗坪西南楊店附近。18軍到達三斗坪後，以其11師擔任石牌要塞防守；18師配備在江北岸蓮沱東北地防守，與南津關及其附近山地日軍隔深谷對峙；199師（後為暫編34師）配備在三斗坪以西地區，作為軍的機動部隊；軍部則位於黃陵廟附近的黎家灣。石牌是長江南岸平善壩、黃陵廟之間一個小村鎮，不過數十戶人家。從地形上說易守難攻，在南津關被日寇侵佔後，此處即為扼守三峽入口的第一要地了。11師師部原設董家崖，後又推進到殷家坪。18師配置在江北岸，主要為策應石碑要塞，因北岸地形更險阻，判斷敵從該方面進攻的可能性極小，故18師僅以1個團擔任第一線防守，主力控制在樂天溪一帶，從事訓練，師部也在樂天溪。18軍守備2年多，僅派出一個加強連由江北小溪塔方面迂迴日後方襲擾，但沒有什麼戰果。此外，雙方在陣地相互以槍、炮射擊都很少，以致部隊出現疲踏現象。如18師陣地的正面，敵我隔山谷對峙，而山又是光禿禿的，無可掩蔽，以致向第一線送飯，都利用夜間，因而都要吃冷飯，雙方喊話取得「協議」，不向伙食擔子射擊，此事經該師師長羅廣文知道後，才嚴厲地加以制止。這便是保衛石牌的主力軍，也是陳誠軍事集團（有以「土木系」代表十八軍十一師）的根基，3個師9個團，加上軍直屬部隊約3萬人。

鄂西會戰時第六戰區的戰鬥序列是：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兼），副長官孫連仲（代總司令）、王纘緒、吳奇偉；參謀長郭懺。統領江防總司令部（吳奇偉），下轄18軍（方天）、32軍（宋肯堂）、86軍（方日英），另有巴宜要塞指揮部、巴萬要塞指揮部、奉節警備司令部、海軍第2艦隊及戰時調撥的第30軍等；10集團軍（王敬玖），下轄87軍（高卓東）、94軍（牟庭芳）、79軍（王甲本）；26集團軍（周岩）的75軍（柳際明）、66軍（方靖）；29集團軍（王纘緒），下轄44軍（王澤濬）、73軍（汪之斌）；第33集團軍（馮治安）30軍（池峰城）、59軍（劉振三）、74軍（王耀武）、77軍（馮治安）；戰區直轄部隊有工兵6團、通訊兵13團、特務團、炮兵42團、兵站總監部和憲兵團13之3營等。總計兵力近30萬人，除策應部隊外，有21萬人直接參戰，並以空軍飛機165架（轟炸機44架、驅逐機121架），協助陸軍作戰。戰後宣稱「中國軍隊共投入兵力達15萬人」。

日軍參戰序列：駐漢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中將統領第3師團（山本三男中將，司令部駐應山）、13師團（赤鹿理中將，司令部設沙市）、39師團（澄田崍四郎中將，司令部駐宜昌）和獨立混成第17旅團（高品彪少將，司令部駐岳州）以及配屬的第34、40、58、68師團各一部，總兵力約10萬人，戰機100餘架。時任國軍32軍5師少將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邱行湘後在「石碑要塞保衛戰」（《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首篇）一文提到：是年「五月，日軍四萬餘眾向我鄂西進犯」。

5月4日晚8時，日軍第3師團步兵第6聯隊向國軍第10集團軍第87軍之新編23師張家祠、高河場（湘境）一線陣地發起進攻，鄂西會戰就此打響。次日凌晨，各路日軍在大批飛機支持下出擊國軍第六戰區江南部隊。據《宜昌縣誌·軍事》「石牌要塞保衛戰」載：「經過前兩期作戰，日軍5月5日向洞庭湖北岸運動，8日後佔南縣、安鄉，轉入第三期作戰準備。日軍第3、13、39師團集結於津市、董市、白洋、雲池、古老背、宜昌一帶的兵力達4萬餘人，在漢口、當陽集結飛機100餘架，向鄂西進犯，企圖在宜昌地區進行決戰」。

前方消息很快傳到第六戰區長官部，代理司令長官孫連仲及高參們意識到日軍定有西犯的企圖，當即作出部署。戰況消息傳至重慶，蔣介石電令第六戰區：「江防軍守備現陣地，確保石牌」。石牌（因巨石如碑筏或骨牌得名，今屬夷陵區三斗坪鎮，開發有石牌三峽人家風景區）距宜昌城約25公里。為阻止日軍沿三峽航道西侵，1939年春季中國海軍就開始在石牌周圍構築大小炮台10餘個，安裝各種火炮102尊以封鎖石牌江面。宜昌淪陷後，石牌遂成為拱衛陪都重慶的第一道門戶。日軍覬覦石牌要塞已久，只是一直不得其便。如1941年3月上旬，日軍以重兵從宜昌南岸進攻石牌正面的平善壩，並以另一路進攻石牌側翼的曹家畈。兩路日軍當時都遭打擊而敗歸。有鑒於此，日軍這次策動「江南作戰」，未從正面奪取石牌要塞，而是採取大兵團迂迴石牌背後企圖攻而取之。

二、會戰的進程與結局

據新編《宜都縣誌》載：「日軍第一次南犯」宜都是5月10日派小股武裝（多系漢奸）先行渡江刺探軍情，12日晚江北日軍炮台整日轟擊江南陣地，13日晨13師團2萬餘人乘帆布機動船強渡長江在枝江城（今枝城鎮）東石鼓登陸，突破國軍94軍55師江防陣地。16日又以39師團及偽11保安大隊約3萬餘人增援洋溪。《枝江縣誌》亦載：5月12日夜，日軍13師團渡江南犯，野溝支隊主力於20日在枝江縣城集中，22日進入宜都附近；39師團於22日1點在雲池渡江，進入南岸吳家山、汪家棚（宜都屬）集結。時國軍第79軍5個師進行有力抵抗，部分兵力接近野溝支隊後方。另有一部逼近日軍第13師團後方部隊，日軍南犯受阻。

史料表明，當時炮火驚動重慶。蔣介石急電昆明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將剛上任不到兩個月的陳誠調回恩施督戰，電示陳誠：「軍事第一，第六戰區第一，石牌第一。」陳誠奉命從昆明於5月17日飛抵恩施後，就將指揮機構——第六戰區前進指揮部設於宜昌三斗坪，指揮三軍，作出新的作戰部署：以石牌為軸，確保主決戰線，第10集團軍與江防軍以五峰漁洋關、長陽津陽口、宜昌石牌為決戰線。江防軍即令第18軍以固守石牌為主，在其它要地分別布置控制有力部隊，確保石牌要塞外圍安全。第86軍守備宜都聶家河、安春堖、紅花池、長嶺崗一線作持久戰，以確保石牌主決線。就在17日，經宜都紅花套渡江之敵約500餘，在炮火掩護下猛撲要塞沙套子，國軍守兵抵抗，晚奉命向西轉移。當晚，日軍第11軍下達向長陽、偏岩前進的攻擊令，第一線部隊開始行動。至此，戰場逐漸西移。

是日夜，宜昌附近日軍3000餘人渡江西犯，國軍13師守兵痛擊，激戰至次日午，雙方傷亡均重。日軍攻陷公安、松滋後，第13師團全部於5月17日分向暖水街、劉家場集結；5月19日凌晨分兵兩路向漁洋關進犯。漁洋關為五峰縣東大門，是進山重要關隘，北經長陽達石牌，武漢陷落後成為通往戰時省政府恩施的陸路必經之路。

從《五峰縣誌》「漁洋關之戰」可知：5月14日至22日，日軍派飛機對漁洋關施行轟炸，每次3至6架，成『品』字形，每日轟炸3至4次。同時，日軍第3師團和第13師團大部分兵力（多為偽滿和偽汪人員）分兩路進攻漁洋關，20日會合。日軍在漁洋關先後侵擾6天，施行「三光」（燒光、搶光、殺光）政策，燒殺搶劫，強姦老幼婦兒，然後離去。是戰，國軍雖有設防，但形同虛設。國軍94軍牟庭芳部於漁洋關不戰自撤，縣境東部淪陷。

94軍軍長牟庭芳派第121師把守漁洋關。該師大多為後方徵調來的新兵,且簡易的防禦工事僅以2天趕築，極不牢固。進犯漁洋關之敵，由於沿途受到我軍阻擊，進展緩慢。21日晨，由牛牯嶺出發的日軍第13師團主力新井部隊（116聯隊）經界碑、城牆口向漁洋關推進。是日午夜，其先頭部隊約2000人竄抵漁洋關東北2公里處，第7中隊擔任突擊，我守軍發現後當即予以阻擊。然而，58師團野溝支隊4000人也由聶家河、廟灘地區強渡漁洋何，續向西北推進，同時宜昌古老背敵39師團主力向紅花套兩次強渡得逞，續犯磨市、嫣家沱等地。日軍後續部隊源源到達，第二天，一場爭奪戰在漁洋關附近展開。我軍奮勇抵抗，與敵激戰競日，終因眾寡懸殊，當夜我121師遂撤離漁洋關，轉守於長陽馬鞍山、川心店、龍潭坪之線。致使漁洋關及五峰縣東部地區於22日淪於日寇鐵蹄之下,為期達一周。

要衝漁洋關失守，震驚恩施，陳誠為之焦慮萬分。他意識到漁洋關之失，恩施門戶洞開，石牌也將受到威脅。陳誠當即決定抽調部隊趕往建始、野三關布防，以防不測,並立即電令「86、32軍火速增援漁洋關，擊退日軍進攻」。漁洋關淪陷的消息傳至重慶，國民政府深感安危所系，從後方急調94、86、87、79軍禦敵，嚴令各部協同作戰，奪回漁洋關要塞。否則，師以上軍官以軍法處置。然而，日軍出於整個戰局考慮，22日攻佔漁洋關後，僅留下1個大隊(步兵第104聯隊第2大隊)駐守，第13師團主力於23日轉兵北上都鎮灣。隨著會戰的進展，國軍第10集團軍全部向漁洋關、天柱山方面側擊日軍，第87軍新23師奉命攻克漁洋關，28日短兵相接激戰競日，新23師收復漁洋關。

從5月中旬開始，與江南戰場相響應，國軍江北野戰部隊乘日軍南渡、後方空虛之機，襲擊敵人，以資策應。另外，中國空軍在四川梁山、湖北恩施等地設野戰機場，配合陸軍作戰，並得到美國第14航空隊的支持。「5月19日下午5時，中美空軍飛機第一次4架、第二次6架分向宜都茶園及以西地區的日軍第三師團集結地飛來，並投彈襲擊。橫山勇司令官哀嘆：敵機今後的活動可能猖獗起來。」

從5月下旬開始，日軍主力指向長陽。「日軍3萬餘人分兩路進犯長陽：5月21日，第13師團由漁洋關北進，陷大蔡、龍楊兩鄉。第3師團由宜都古老背（今猇亭）渡江西進，進攻磨市；第39師團進攻龍舟坪。」其中「第39師團於5月21晚，開始陸續向江南我江防軍正面強渡，分向第86軍13師茶店子、紅花套陣地及沙套子海軍要塞炮台發起攻擊。我13師及要塞官兵奮起抵抗，與渡江之敵激戰竟日。」其時，國軍有第8、18、32、86、94軍大部分兵力奉令在長陽縣境設防阻擊敵軍，但激戰之下，多不敵退守，致使平洛、津洋口、偏岩、黃家坪和都鎮灣等地相繼失陷。個中「都鎮灣阻擊戰」和「偏岩殲滅戰」出名。

偏岩位於長陽與宜昌交界間的丹水南岸，是通往第六戰區江防的戰略要衝，對保衛石牌要塞至關重要。蔣介石在5月25日上午電話通知江防軍吳奇偉轉令第86軍第13師死守偏岩。然該師連日苦戰，傷亡甚重，師長曹金輪對潰退的部隊已失去掌握，部隊繼續向三斗坪方面撤退。第18軍第5師奉命馳援，師長劉雲瀚指揮官兵奮勇殺敵，掩護13師安全通過，打退敵人在飛機、大炮掩護下的多次進攻。日軍又調來空降部隊參戰，並施放毒氣，激戰數日，在偏岩到饅頭嘴這個開闊的山沖里，被斃傷數千人。第5師共計有508位官兵壯烈殉國，後來5師和當地民眾為在饅頭嘴山巔樹立了一座英雄不朽的豐碑。

5月26日，蔣介石頒行手令，指出「石牌乃中國的斯大林格勒，是關係陪都安危之要地」，嚴令江防軍堅守石牌要塞，勿失殲敵之良機。第11師師長鬍璉當即立下遺囑，誓與石牌共存亡。27日江防軍調整部署，決定以攻守長陽、宜昌兩縣之間的稻草坪、高家堰、余家壩、曹家畈、石牌之線為決戰線。

27日後，日軍各路兵力會師於長陽高家堰。28日，日軍第3、第39師團開始向石牌推進。國軍第32軍第5、13、139師和第86軍67師及第94軍55師奉江防總司令吳奇偉命令：「以宜昌石牌為軸，務必利用丹水沿岸複雜地形設防抗敵。」國軍乃相機阻敵於劉家坳、香花嶺、偏岩、夾龍口、饅頭嘴、墨坪等地，激戰竟日。並設重兵於太史橋，與敵預作決戰。

5月30日，日軍集中優勢兵力，妄圖突破長陽木橋溪、太史橋天險，佔領賀家坪，西進恩施，進犯三斗坪，包抄石牌要塞，鄂西會戰進入決戰階段。國軍在墨坪、木橋溪、太史橋等地的戰鬥中，5師官兵堅守陣地，與敵展反覆爭奪，他們依託木橋溪、太史橋以北高地的堅固工事，連續擊退日軍的10多次衝鋒，並與敵展開肉搏戰，守住了太史橋這一戰略要地。

據《長陽縣誌》載：「太史橋系施宜大道咽喉，兩岸高山夾峙，中間一溪流急，形成天險。5月30日，日軍空陸呼應，猖狂向太史橋進犯，國軍陸軍十八軍第五師十三團王嵩高營奉命死守，浴血奮戰兩晝夜，反覆衝殺肉博，打退日軍十餘次衝鋒，致敵屍積山谷，驕焰頓挫，國軍乘勢反攻。此役，敵被殲3000餘人，倉皇崩潰。此前即24日，國軍十四軍於西線收復龍楊，25日收復大蔡，31日收復都鎮灣、平社、磨峰等，寶山坪一戰，殲敵1000餘人。與此同時，三十二軍、十八軍於27日克複木橋溪全鄉，31日收復高城、均東二鄉。6月1日收復龍永，直驅敵於紅花套（宜都境），至6月5日掃清殘敵，反攻勝利結束。此役史稱『鄂西會戰之役，長陽實為戰局轉捩之中心』。」

據《宜昌縣誌》載：經過幾天激戰，國軍撤退，日軍西進。5月22日，蔣介石再次電令：「江防軍最後應死守資丘、木橋溪、曹家畈、石牌要塞之線，拒止敵人。石牌要塞，應指定一師死守。」江防總部及時調整部署，令18軍戰鬥力最強資格最老的第11師死守石牌。當晚五峰漁洋關失守。23日長陽失守。24日，日軍向宜昌西岸江防陣地進攻。25日在宜昌西岸投入2萬兵力，在空軍掩護下，發起全線攻擊，一部突入偏岩，陷於第5師、18師、11師的口袋。26日在饅頭咀至峽當口死傷千餘。28日，日軍進至曹家畈、閔家沖、高家堰，第3師團戰鬥司令部所進入曹家畈；30日進至木橋溪、花香溪、三岔口、小朱坪及四方塘附近。日軍集中步兵、炮兵、空軍全力向石牌進攻。迂迴木橋溪的日軍第13師團被第5師阻止。扼守石牌的第11師在師長鬍璉的指揮下，英勇善戰，同仇敵愾，日軍幾攻不下，疲憊不堪，傷亡慘重，無力推進。此時，國軍發起全線反攻，31日拂曉，日軍敗退。

日軍強攻石牌不克，連遭守軍痛擊，損兵折將慘重，信心完全喪失。及至5月30日夜，日軍全線動搖。陳誠抓住戰機，於31日下令江防軍全線轉入反攻，果敢追擊敵人。當晚，進犯石牌的敵人紛紛掉頭東逃。國軍乘勝追擊，曾在長陽、宜都、枝江等地發生激戰，殲滅大量日軍，石牌保衛戰取得勝利。

到了6月3日，江防軍恢復戰前態勢。10日，原駐沙市、石首之日軍亦從江南撤至江北。至14日，國軍先後收復宜都、枝江、洋溪、松滋、磨盤洲、申津渡、公安等重要城鎮。至6月17日完全恢復5月5日前的軍事態勢。

三、會戰的捷報與評議

鄂西戰役結束後，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發布戰役統計：斃傷日軍官兵25718人，馬1384匹，擊毀日機15架、汽車75輛、船舶122艘和倉庫5座。而日軍戰史聲稱僅損失3510人，其中戰死771人。這次戰役，中國軍隊傷亡1萬餘人，粉碎了日軍染指重慶的美夢。因之將6月15日定為鄂西大捷紀念日。有稱西方人士將它和蘇聯「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相提並論，認為石牌保衛戰的重大勝利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奇蹟」。

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是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軍對德軍的一次決定性會戰。德軍於1942年7月17日開始猛攻斯大林格勒，先後使用150萬以上兵力，企圖佔領該城，北取莫斯科。蘇聯軍民艱苦奮戰，在頑強的防禦中消滅了大量敵人，並於11月中旬轉入反攻，包圍德軍33萬人，次年2月2日將其全部殲滅。這一會戰既是蘇德戰爭的轉折點，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

鄂西會戰結束後，日本確也放棄了沿長江西行征服中國的野心，龜縮於江北防線。7月1日，國民政府第六戰區長官部在恩施召集軍事將領檢討會議，總結鄂西會戰的經驗教訓。蔣介石特地從重慶趕到恩施出席了這次會議，並作訓示。他高興地說：「鄂西大捷是中國抗戰以來一次決定的勝利，對中國抗戰前途固然多了一層勝利的保障，而尤其當此國際戰場同盟國家準備總反攻的前夕，具有更重大的意義。」作為這次保衛戰的軍事指揮長官陳誠，後在回憶文中列舉了「此次鄂西大捷的影響約有左（下）列四端」：「一、全國人心的振奮」（我全國國民在此抗戰最艱苦的時期聽到這次偉大勝利的消息，人心振奮可以想見）」；「二、各部隊士氣提高」（中國自抗戰以來，因武器裝備的懸殊，中國士兵與敵人在戰場上的對比通常為一與五之比，但此次已進展到二與一之比。而且此次敵人傷亡數目之大，充分證明我抗戰力量已日益增強）；「三、社會經濟的穩定」（人心的振奮與士氣的提高，因之反映到社會上的各種生產建設事業更為突飛猛進）；「四、國際觀感的轉變」（鄂西會戰以前，同盟國家認為中國士兵體格衰弱，素質低落，裝備窳敗，對於中國軍隊的戰鬥力估計過低。但大捷之後，各國記者聯袂到鄂西前線視察，認為中國士兵體格健全，訓練精良，現在武器均能充分發揮其效能，對於國軍的戰鬥力已不致輕視。中國國際地位亦因之而提高）。

時任第18軍199師師長的宋瑞珂後在《陳誠及其軍事集團的興起和沒落》（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81輯）中敘及「鄂西戰役」道：1943年5月下旬，日寇向鄂西進犯，陳誠不得不從雲南趕回恩施指揮作戰。日寇一度深入到石碑附近，猛攻石碑陣地，遭到18軍11師官兵的堅決抵抗。師長鬍璉等抱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給敵以猛烈的反擊。當戰況緊急時，陳誠打電話問胡：有無把握守住陣地？胡堅定地回答說：成功雖無把握，成仁確有決心。竄到清江河以南地區的日寇，曾沿漢陽河到漁洋關。我79軍由湖南調來趕到聶家河，方靖的66軍185師（這年春以18軍199師和94軍185師合編為66軍）也急行軍趕到五峰以東地區，爾後直插洋溪長江岸邊，199師也趕到梁家山、聶家河。敵恐歸路被切斷，於5月31日全線撤退，竄回長江北岸。當時宣稱「鄂西大捷」。

而時任第18軍18師參謀長的趙秀昆後在《抗戰期間武漢失守後的十八軍》中揭示「鄂西大捷」的真相：1943年5月中旬以來，在六、九兩戰區接合部及六戰區正面日寇，調動頻繁，製造大舉進犯模樣，旋即開始向六、九戰區接合部津市、澧縣進攻，在宜都的日軍也進攻長陽。六戰區為加強石碑要塞防守，調整部署，把江防總部在江北的陣地劃歸26集團軍，江防總部集中力量防守江南（含長江）陣地，18軍18師因此由江北調在石牌右側，採取縱深配備，加強防守，而以94軍牟廷芳部連繫18軍防守漁洋關、津洋口地區。5月下旬，日軍在飛機大炮掩護下突破94軍陣地佔領漁洋關要隘。六戰區以機動部隊86軍朱鼎卿部（轄67、13師，正在整編，僅各約1個團的實力）、32軍宋肯堂部（僅約1個師兵力）向該方面增援，向日寇反擊，但未收效，形成全面潰敗，18軍正面遂失去屏障，完全暴露在日軍火力之下。自5月25日起，日寇首先向18師陣地進攻，因敵炮火猛烈，18師接防不久，工事構築不完備，致傷亡甚大，經過幾天戰鬥，該師撤到大朱家坪以南地區，漸危及軍指揮所，石碑要塞也形成孤立，日寇並一度突破11師北斗沖陣地，經過反覆爭奪，並陣亡營長以下官兵數十人，始才敵攻勢阻住，但日軍有越過石碑迂迴三斗坪的勢頭。六戰區後方部隊已抽空，直到重慶都無控制兵力和事先有準備的防線，因而重慶極為震動，深懼日寇乘虛直入川，蔣及軍委會遂決心令18軍留下11師固守石碑要塞，作為反攻時支撐，其餘部隊一律後撤到茅坪、野三關地區組織新的防禦，計劃從其它戰區抽調兵力進行反攻。5月30日江防總部接到此命令後，就來不及先向茅坪方向撤走了，18軍軍部一面作後撤準備，一面規定18師利用夜間向三斗坪方面後撤，一面指導11師如何固守石碑要塞。胡璉一向自吹是靠打仗起家的，接到命令後，寫了「遺囑」，並將鋼筆、手錶和貴重物品捆在作一包，準備送給我於必要時轉交給家屬，作出「要與陣地共存亡」的架勢，但內心卻恐懼異常，一天多次打電話給我，借口什麼「十一師是辭公（陳誠）的根基，這樣使用實在可惜，希望你和軍長研究！」言外之意，是想以18師調換11師守要塞，方天既不敢作主，也不容許作這樣的調整。胡見此議不成，就又說：「你們撤下去後，可不要忘了十一師啊！不能就這樣看著這樣犧牲哇！」方天和我安慰他要他堅持固守，上級會考慮該師的命運的。事後聽說胡在石碑江邊準備了小木船，作了他個人逃命的準備。

18師主力於5月31日拂曉通過軍指揮所附近向三斗坪撤退中，接到後衛部隊報告，說入夜以後，日寇陣地上槍炮聲沉寂，經派人偵察，日軍已利用夜間撤走了，方天喜出望外。因江防總部在後撤中，電訊不通，就直接電話報告六戰區長官部，孫、郭除一面向重慶報捷，一面命令前線各部隊停止後撤，各回原防，並囑18軍派人把撤退中的江防總部追回來。這個指示發出不久，在軍指揮所左後方槍聲大作，方天叫我親自去看看怎麼回事，見羅廣文正在一個谷口上發脾氣，他說：「接到停止後撤指示後，用號音和傳令都制止不住部隊行動，這些鬼兒子象丟了魂一樣的，我氣起來，用輕機槍掃射了他們一陣。」這時部隊在山谷內還是亂鬨哄的，有的走，有的停，很久才平定下來，事後方天抱怨羅的魯莽。不久接到友軍通報，右翼方面日軍也於同夜自動撤走了。

情況報到重慶後，蔣很高興，親自指示林蔚打電話給方天，大意說：你們這次打了一個大勝仗，國內外影響都很大，老頭子很高興，指示要大加宣傳，嘉獎有功將士，並開列報上有功將領姓名，包括參謀長在內。按一般程序上報戰報來不及，你們速擬一簡要戰報用電話直接報到軍令部。方天遂令我親擬戰報，並盡量誇張，以後又經過軍令部進一步加工，6月3日重慶各報就出現了以「鄂西大捷之經過「為標題的如下報導：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發表，此次敵寇以其第三、第十三、第三四、第三九、第四十、第五八等六個師團為骨幹，另附以第十四、第十七獨立旅團所編成之第十一軍，向我鄂西長江之三峽進犯。其司令官且由漢口移駐宜昌指揮作戰，計自上月十八日起敵軍向我鄂西開始進犯以來，連日戰鬥至為猛烈，我軍仍以石碑要塞為軸心，誘敵至要塞地帶，我統帥則特頒手令（註：並無其事）於要塞完備部隊方天、胡璉、羅廣文、趙秀昆、王元直、唐肇謨等諸將領，明示其以此為我國之斯大林格勒，萬為聚殲倭寇之唯一良機，嚴令全體官兵固守要塞，建樹奇功。而各將領乃以願與要塞共存亡，決不辱命，誓報黨國之壯語呈復。故五日來敵軍屢以密集部隊，向我要塞決死猛攻，我完備部隊待其陷於我火網之內以後，予以全部之殲滅，使之無一生還。積屍之多，僅在北斗沖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他要塞周圍各陣地之積屍，此時均無暇統計。此為敵攻擊要塞部隊第三九、第三四等師團死傷之情形。至其野戰部隊，則自二十六日以其第三、第十三等師團，則長陽與鴨子口渡過清江河，向我偏岩與天柱山、兩河口竄犯以後，我某某部隊即於二十七日由五峰、資丘向漁洋關出擊，激戰兩晝夜，卒於二十九日攻克漁洋關~~~~此不僅為鞏固我陪都門戶，實為我軍開闢最後勝利光明之大道，其意義更為重大也。」云云。

以上戰報，是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信口捏造，把如此慘勝比之謂「斯大林格勒戰役」更為可恥。因山地地形複雜，山路崎嶇，就18軍正面而言，日軍至多使用上三四千人兵力，卻誇大為兩個師團。當然，敵亦不無傷亡，但誇大僅北斗沖一地遺屍就有二千三百具，更不是事實，敵人是進攻，且是自動撤走，陣地上不可能發現遺屍，把敵人傷亡誇大為幾萬人，更不可能是事實。

蔣的用意，一來是鼓舞軍隊已經極為低落的士氣，更主要的還是誇大戰果以乞求美援的作用。實際上，當時盟軍對日聯合作戰和我解放區軍民對日寇的牽掣，日寇已成強弩之末，無力再作深入四川的行動。

對「鄂西大捷」國民黨所作文章持續達數月之久，並發起全國性的慰勞鄂西將士活動，由國民黨元老張繼、孔庚分任慰勞團正副團長，在6月26日到恩施六戰區長官部慰勞，陳誠也先期趕回恩施接待。由於鄂西大捷，孫連仲、方天、羅廣文、胡璉都得到最高級的「青天白日勳章」的獎賞，趙秀昆和各師參謀長也得到最高級的獎章，可謂極盡誇張渲染之能事。

再從《民國軍事史略稿》（姜克夫編著）來看，其第三卷的「常桃會戰」中提及：「1943年春季起，日軍第十一軍對第六戰區的竄擾漸趨活躍，其中較重要的有三四兩月間的『沿江戰鬥』，消滅武漢後院洪湖地區的國民黨軍，俘128師師長王勁哉；五六兩月的鄂西會戰，嚴重打擊了長江入川要隘守軍，擄獲停泊宜昌地區的幾十支我國內河船舶，以利日軍長江流域的運輸。」「5、6月間，日軍第十一軍為搶掠我國船舶運輸工具發動了對宜昌西部作戰，其一股沿清江西上，一度圍攻長江鎖鑰石碑，重慶震動。」簡捷記載，也看不出鄂西大捷的要事。而1985年版《中華民國史綱》（張憲文主編）甚至避而未談鄂西戰役。

(此系2007年舊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