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界奇女子凌叔華與徐志摩的一段情緣
| 核心提示:徐志摩稱凌叔華為「中國的曼殊菲爾」。曼殊菲爾作為一個異性的外國女作家，徐志摩對她一直懷著一份特殊的情感，稱讚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鵑鳥，嘔出縷縷的心血製成無雙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責任是犧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幾分的美，給苦悶的人間幾分藝術化精神的安慰」，而對於曼殊菲爾的外貌，徐志摩更是驚為天人，說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凈，我其實不能傳神於萬一；彷彿你對著自然界的傑作，不論是秋水洗凈的湖山，霞彩紛披的夕照，或是南洋瑩徹的星空，你只覺得它們整體的美，純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說的美……」 |
本文摘自《民國十大奇女子》作者:肖素均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民國書生」陳西瀅
1924年5月，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問中國，這在京城文學界引起的騷動不亞於颱風登陸。一幫負責擔任接待泰戈爾的文化人脛骨商討後決定，為大詩人搞個不落俗套的茶話會。5月6日下午，凌叔華得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這場世紀大聚會，她穿梭於名流之間，談吐珠璣，風華絕代，傾倒了在場所有男人，其中就包括陳西瀅，凌叔華日後的丈夫。
陳西瀅本名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江蘇無錫人。留英博士、學者、評論家。大凡知道陳西瀅這個名字，多是因為他被魯迅罵過。照中國人慣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壞人。於是，各種讀物乃至中學教科書里都把他視為壞人。這便是陳西瀅「名氣」的由來。
事實上，多年的留學經歷使陳西瀅看慣了英國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對中國的一切都帶著幾分偏見而看不入眼。他對中國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滿，卻又同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有質的區別。他字裡行間那種理智的態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時代相呼應的熱度，讓人很難接受。
所以，陳西瀅與魯迅的論戰，無論從結局上還是道義上，他都是一個失敗者，「失敗得讓人難以同情」，而失敗的結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閻晶明評價，陳西瀅的過於「理智」，使他在人們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動」，也就是魯迅所諷刺的「正人君子」和「紳士」。
他與魯迅交惡之後，寫新文化運動以來的10部著作時，只選了兩個短篇小說集，一為郁達夫的《沉淪》，一為魯迅的《吶喊》。他評時有敬意也有鄙薄:「魯迅先生描寫他回憶中的故鄉的人民和風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在批評時指出「還是一種外表的觀察，皮毛的描寫。」後又說:「到了《阿Q正傳》，就大不相同了。阿Q是一個type，而且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與李逵、魯智深、劉姥姥是同樣生動，同樣有趣的人物，將來大約會同樣不朽的。」但話鋒一轉:「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的其餘的文章。」接著便數落魯迅先生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
作為評論家，陳西瀅的可貴之處在於用一桿秤稱世人，立論為公。他評論好友徐志摩的作品，在肯定他的文字貢獻的同時，也尖銳地指出藝術上的毛病:「太無約束，堆砌詞藻。」對徐志摩的譯作《渦堤孩》，責其不忠於原著，批評他「跑野馬」。
有人評論說，陳西瀅的這種作風，頗有伏爾泰的「我和你意見不同，可是我寧可犧牲我的生命也要保護你發言的權力」之風。陳西瀅的女兒陳小瀅說，父親告訴她，在30年代初的一次文壇聚會上，他與魯迅邂逅，兩人還禮貌地握了一次手。
與徐志摩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緣
徐志摩一生為四位女性所困:張幼儀、林徽因、凌叔華和陸小曼。
徐志摩與張幼儀系奉父命而結合，以仳縭告終；與林徽因相見恨晚，是一廂情願；陸小曼與徐志摩終成眷屬後，卻又悲劇收場。因此，《不容青史盡成灰》作者劉紹唐認為，「僅有凌叔華本最有資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婦的」。
1924年泰戈爾訪華，徐志摩侍奉大詩人左右。凌叔華是作為燕京大學學生代表去歡迎泰戈爾的，由此同時認識了徐志摩和後來成為其丈夫的陳西瀅。
據說，泰戈爾曾對徐志摩說過，凌叔華比林徽因「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北京歐美留學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會。後將聚餐會擴大為固定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上世紀20年代社交公開已蔚然成風，林徽因、凌叔華和陸小曼夫婦都入盟成為新月社的常客。
這時，最為新月社主要成員的徐志摩自然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接近當時最富盛名的三位女人。林徽因當時已有婚約在身，因此對徐志摩自然是以禮相待，而凌叔華和陸小曼卻都因欣賞徐志摩的才氣，而與之越走越近。徐志摩雙美在側，自然高興非常，他雙管齊下，與陸小曼、凌叔華同時交往並通信。但畢竟，陸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顧忌。而凌叔華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對凌叔華的才貌很欣賞，他為凌叔華的第一部小說《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為人作序。他的處女詩集《徐志摩的詩》出版扉頁上的題詞「獻給爸爸」，就是出自凌叔華的手筆。於是二人的交往便越來越密切了，相識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兩天一封，再加上聚會，可以說這顯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誼。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極深。
徐志摩稱凌叔華為「中國的曼殊菲爾」。曼殊菲爾作為一個異性的外國女作家，徐志摩對她一直懷著一份特殊的情感，稱讚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鵑鳥，嘔出縷縷的心血製成無雙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責任是犧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幾分的美，給苦悶的人間幾分藝術化精神的安慰」，而對於曼殊菲爾的外貌，徐志摩更是驚為天人，說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凈，我其實不能傳神於萬一；彷彿你對著自然界的傑作，不論是秋水洗凈的湖山，霞彩紛披的夕照，或是南洋瑩徹的星空，你只覺得它們整體的美，純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說的美……」
當然，也許人說詩人就喜歡誇張的語言，可詩人誇張的程度往往和情感的程度相一致。
這樣的一種才貌雙全的也許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國的曼殊菲爾」這項桂冠，他卻頒給了凌叔華。
然而徐志摩對凌叔華的感情，卻又是那麼地霧裡看花，一種比朋友更親，比戀人略淡的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看他們含含糊糊地交往，彷彿感覺原來其實是「粉蝶無蹤，疑在落花深處」的知己。
凌叔華也很豁達，在與徐志摩噓寒問暖的同時，也與陳西瀅音問不斷。其間，當陸小曼活躍於徐志摩的視線後，徐志摩漸為陸小曼的艷麗、熱情所融化。在那段時間內，徐志摩同時在兩個女人中周旋，喜劇，或曰悲劇也就緣此開場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國，住在上海新新旅館，同時迭接凌叔華、陸小曼兩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前往看望徐志摩，陸小曼的丈夫王賡亦同時往候。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歡凌叔華，因此當徐申如到來得時候，即說:「叔華有信。」然後就把放在枕邊的一封信拿給父親看。徐申如打開信來閱讀，站在徐申如身邊的王賡也跟著看，這時，徐志摩發現王賡的臉色大變，於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邊。這才發現，凌叔華的信仍在，拿給父親看的是陸小曼的信，徐志摩當下便失了聲色，他知道自己闖禍了。
序幕一拉開，以後的故事逼得角色們將劇情發展下去，很快便進入了高潮。不久後，陸小曼與王受慶離婚並回到北京。自此，徐、陸的關係急轉直上，不久就結婚了。誰也難否認，這封「陰錯陽差」的信把徐、陸逼到牆角，他們不得不快刀斬亂麻做出唯一的抉擇。
後來，徐志摩親口對好友蔣復璁說:「看信這一件事是『陰錯陽差』，他總認為王受慶與陸小曼離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責任。」徐志摩也無愧男子漢，敢做敢當，娶了陸小曼。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陸結婚，給王賡發一喜帖，王賡竟還送一份禮品，不失君子之風。
凌叔華後來也曾公開澄清「拿錯信」事件，她說:「說真話，我對徐志摩向來沒有動過感情，我的原因很簡單，我已計劃同陳西瀅結婚，陸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八寶箱」之秘
凌叔華、徐志摩的情感糾葛本可以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公案，可是卻極少有人願意提起，或許是關於徐志摩的感情方面做的文章已經太多，或許是這牽涉到一些當事人，人們就不願意提起。
林徽因和凌叔華都與徐志摩的關係非同尋常，「新月社」聚餐會期間，她們一度接觸頻繁。凌叔華租居過林家舊宅，林徽因父親曾經甚至想請凌叔華作林徽因的家庭教師。
凌叔華較之冰心，倫理上多些叛逆，而對照林徽因，又未能完全掙脫傳統道德羈絆。凌叔華的情感生活最能說明問題，她強烈地追求所愛，並付諸大膽行動，最終卻不能義無返顧，造成情感生活缺憾。
凌叔華的性格，不像林徽因的率直任性，也不像冰心的矜持內斂。她溫順隨和得多，但又摻入一絲心機，染上一點「俗」氣。她的小說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獨放異彩，經久耐讀，隨著社會前進讀者將與日俱增。日後的「八寶箱」事件，使得兩位才女在這場糾葛中暴露了各自弱點，可謂兩敗俱傷。徐志摩的「八寶箱」其實曾兩次寄存於凌叔華。第一次就是1925年徐志摩外出旅行那一次，當時他與陸小曼的戀情引來滿城風雨，徐志摩打算去歐洲避避風頭。行前要將裝有日記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謂「八寶箱」交予自己最信賴的人保管。因當時陸小曼處境同樣不好，而且箱內有「不宜陸小曼看」的東西，於是便交到了凌叔華手中。因為徐志摩確信:「只有L(凌叔華姓氏的第一個字母)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不久後，在武昌的凌叔華曾託人把箱子帶給上海的徐志摩。徐志摩又把箱子寄放在了硤石老家。後來，徐志摩客居胡適家中，從老家拿回箱子，但感覺放在胡適家不便，所以他便再次把箱子交給那時從武昌回到北平的凌叔華再次保管。
只是，再次寄存時，箱子里多了幾樣東西，首先是陸小曼的兩本初戀日記，寫於1925年徐志摩歐遊期間。徐臨行前囑咐陸小曼把他遠行後她的所思所念記成日記，等他回來後當信看。陸小曼從那時起便開始認真記日記，把日記本當作愛人的化身，一個人的時候便去親近、訴說。不過據凌叔華證實，那裡面有不少牽涉是非處，其中罵林徽因的最多，也有關於胡適和張歆海的閑話。除了陸小曼的這兩本日記和徐志摩1925年由歐洲返國、坐西伯利亞鐵路途經俄國時寫的幾篇稿件之外，「八寶箱」里新添的什物還有徐志摩寫於1925年和1926年間的兩本日記及他兩次歐遊期間寫給陸小曼的大量情書——大部分是英文的，文筆極其優美。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飛機失事喪生，有關這個小箱子的秘密也被宣揚了出去。徐志摩一生風流浪漫，對他的私人日記及他和女友們往來的書信，很多人都充滿了極大的興趣，紛紛打起了這個「八寶箱」的主意。
當然，最想得到這個小箱子的兩個人還是陸小曼和林徽因。
陸小曼想爭取到編輯出版徐志摩日記和書記的專利，為此特於1931年12月26日致信胡適，信中寫道:
「……他的全部著作當然不能由我一人編，一個沒有經驗的我，也不敢負此重責，不過他的信同日記我想由我編(他的一切信件同我給他的日記都在北平，盼帶來。)……還有他別的遺文等也盼你先給我看過再付印。我們的日記更盼不要隨便給人家看。千萬別忘。」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寫道:「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託了他許多事情，件件要你幫幫忙。日記千萬叫他帶回來，那是我現在最寶愛的一件東西，離開了已有半年多，實在是天天想它了，請無論抄了沒有先帶了來再說。文伯說叔華等因徐志摩的日記鬧得大家無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為何老不帶回我，豈也有別種原因么？這一次求你一定賞還了我吧，讓我夜靜時也好看看，見字如見人。也好自己騙騙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
而「愛忠誠，愛自己的家勝過一切」的林徽因不知何故，似乎比陸小曼更想得到這個箱子。林徽因於是親自登門到史家衚衕凌叔華的寓所向凌叔華索取，不料遭凌叔華婉拒。只好轉而求胡適幫忙。
胡適以編輯委員會的名義鄭重其事地寫信給凌叔華，要凌叔華交出「八寶箱」。凌叔華很勉強地把「八寶箱」交給胡適差來的信使。
凌叔華在1983年5月7日致陳從周的信中說:
「至於徐志摩墜機後，由適之出面要我把徐志摩箱子交出，他說要為徐志摩整理出書紀念，我因想到箱內有陸小曼私人日記兩本，也有徐志摩英文日記兩三本，他既然說過不要隨便給人看，他信託我，所以交我代存，並且重託過我為他寫『傳記』。為了這些原因，同時我知道如我交胡適，他那邊天天有朋友去談徐志摩的事，這些日記，恐將滋事生非了。因為陸小曼日記內(兩本)也常記一些是是非非，且對人名也不包涵。想到這一點，我回信給胡適說，我只能把八寶箱交給她，要求他送給陸小曼。以後他真的拿走了……」
但胡適從凌叔華手中接過了這個小箱子，並沒有送給陸小曼，而是送給林徽因。
在得到「八寶箱」18天後，胡適又緊接著寫信給凌叔華，責備她把徐志摩的兩冊英文日記藏為「私有秘寶」，並指出她的這一做法開了人人私藏徐志摩書信的先例，會影響到全集的編纂工作。凌叔華最後似乎把餘下資料交出，已不得而知。「八寶箱」公案也因此在凌叔華和胡適、林徽因等幾位朋友的關係上投下了一層陰影。
凌叔華最後發現胡適把日記交給了林徽因，而非陸小曼，感到很對不起徐志摩。凌叔華曾寫信給胡適說:「前天聽說此箱已落入林徽因處，很是著急，因為內有陸小曼初戀時日記兩本，牽涉是非不少(罵林徽因最多)，這正如從前不宜給陸小曼看一樣不妥。」
「八寶箱」的至今何處？卻眾說紛紜。陸小曼曾不無幽怨地說，「其他日記倒還有幾本，可惜不在我處，別人不肯拿出來，我也沒有辦法，不然倒可以比這幾本精彩得多。」「別人」是誰，陸小曼既不便明說，其實知道得也不很確切，不過總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華兩人。
然而，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否認他母親存有這些日記；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也表示從未見過這方面的東西。凌叔華也否認自己私藏了「八寶箱」內的任何東西，晚年時幾度致信陳從周為自己洗冤辯白。凌叔華聲稱，她當年就交出了全部案件，包括陸小曼的兩本日記和徐志摩的兩本英文日記在內。
本來還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華與林徽因卻因為「八寶箱」事件交惡，兩人從此再不往來。
如今，與「八寶箱」有關的所有人都已作古，這段由一個箱子引發的迷案，也慢慢成為歷史長河中又一個再也不可能解開的謎團。
南下武漢，經歷「後方」
1926年6月凌叔華從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以優異成績獲該校金鑰匙獎，任職北京故宮博物院書法繪畫部門。7月，她與陳西瀅結婚；凌叔華在婚前寫給胡適的信中特別講了這件事，信中寫道:「在這麻木污惡的環境中，有一事還是告慰，想通伯已經跟你說了吧？適之，我們該好好謝你才是。……這原只是在生活上著了另一種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與勉勵，在藝術道路上扶了根拐杖，雖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過心境少些恐懼而已。」凌叔華很明白地表達出自己對這樁婚事的期望與滿意之情，對陳西瀅的信賴與滿意之情。
1928年10月，陳西瀅應聘到武漢大學任教，凌叔華一同前往。當時，二人對武漢這個城市不看好，認為這是個不宜久居的地方，凌叔華更希望到法國去，以使自己的繪畫得到發展。所以，剛到武漢時的凌叔華難免增添孤寂之感。她寫信給北京的胡適講:「自來武昌，一冬愔愔的白過了。」
不過凌叔華的創作倒是未曾停頓，她被譽為「新月聖手」即是在到武漢之後的三年之內。從題材上看，這時期的作品還是以以往的北京生活與體驗為主，說明在這段時期里，她還沒有從情感上進入到新的環境中，同時，也還未在此得到令她有深切感觸的東西。
此後，另外兩位女性的到來使她的生活有了豐富的色彩。一位是袁昌英，另一位是蘇雪林，她們分別於1929年、1931年來武漢大學任教。這二人都是凌叔華與陳西瀅的故交好友，蘇雪林曾在法國學畫，與潘玉良是同學，與長於書畫的凌叔華自然是極易靈犀相通；袁昌英是文學家，她的女兒又拜凌叔華為乾媽，所以，她們的到來，使一度感到孤單鬱悶的凌叔華多了交心抒志的同道。就在1932年，武漢大學新校址在東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陳西瀅與凌叔華夫婦喜遷珞珈山新居，寓所名曰「雙佳樓」。珞珈山乃武漢風光秀麗之地，山勢舒緩而曲徑通幽，臨湖瞰江而氣象生動，在這裡，或面對山光，或眺望水色，都往往有詩情畫意融入胸懷。凌叔華與袁昌英、蘇雪林常在此談詩論畫、說文解字，自然而然地營造出了人文與環境的諧趣，成為一道美麗的風景。於是，當時她們也便有了「珞珈三傑」的美稱。
凌叔華的心境與生活狀態漸漸有所變化，她走出家門，遊歷了不少地方，結識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文化圈子以外的普通勞動者，不再有往日的孤寂。她在1933年寫給胡適的信中說:「這兩三年我腳沒有停過，我的耳目不在城裡在鄉里，我比我們的朋友多認識一些真的中國人，他們是平凡窮困的人。」
1935年2月，《武漢日報》社聘請凌叔華創辦《現代文藝》副刊，她應約出任主編。凌叔華在發刊詞中寫道:「若其讓文化永落人後，豈非像蠟制人體模型一樣，雖然具有美麗的軀殼而缺少靈魂嗎？……我們把這片沙漠造成錦天綉地的樂園吧。」不到兩年時間，《現代文藝》便吸引和團結了如蘇雪林、袁昌英、陳衡哲、冰心、沈從文、朱光潛、徐志摩、朱湘、卞之琳、巴金、胡適、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牽動了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心。10月，武漢大學成立戰時服務團婦女工作組，凌叔華積極加入其中，並隨工作組赴漢陽鸚鵡洲傷兵醫院慰勞抗日傷兵。回去之後，感觸良多的她寫了一篇題為《慰勞漢陽傷兵》的通訊，寄到《國聞周報》發表。年末，因戰爭形勢的發展，武漢大學由武昌珞珈山遷往四川樂山，凌叔華一家也搬至「後方」。1938年3月，凌叔華、陳西瀅一同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4月，凌叔華與胡風等96人聯名發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旨趣》。這期間，凌叔華以一個知識女性的良知與熱忱關心著抗戰，同時也留心觀察與體驗著後方民眾的生存境遇與生活狀況。抗戰期間，凌叔華寫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創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說《中國兒女》，以表達她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徑的義憤和對祖國家園的熱愛之情。10月21日 10:07鳳凰網歷史綜合【大 中 小】【列印】 共有評論5條與朱利安，一段悲傷的戀愛往事
凌叔華的魅力男人們無發抵擋，對女人似乎也通殺。1967年，蘇雪林在《其文其人凌叔華》一文里說:「叔華固容貌清秀，難得的她居然『駐顏有術』。步入中年以後……她還是那麼好看……叔華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說話時，眼光常帶著一點『迷離』，一點兒『恍惚』，總在深思著什麼問題，心不在焉似的，我頂愛她這個神氣，常戲說她是一個生活於夢幻的詩人。」一個以刻薄著稱的女人，居然可以這樣以情人的口吻稱讚另一個女人。
在那個年代，凌、陳是十分難得的自由戀愛結合的伴侶，且志同道合，簡直是人人羨慕的神仙眷侶。只可惜沒有不滅的神話，他們七年之癢過了，十年之劫卻沒躲過去。
1935年，凌叔華平靜的婚姻生活被一個年輕的英國詩人朱利安。貝爾打亂。
朱利安是英國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侄子，他的母親凡尼莎·貝爾也是一位知名畫家。朱利安是一位有才華又有激情的青年詩人，他1935年應邀來武漢大學任教時，才年僅27歲。
朱利安與凌叔華在珞珈山相識，彼此都鍾情並擅長文學、繪畫等藝術，有共同的志趣，自然而然便多有往來。不久之後，這個浪漫的外國小子，就狂熱地愛上凌叔華。朱利安從離家上學起，就喜歡給母親寫長信，每個星期總有一封兩封。信里坦陳生活中的一切，這些信件很有文學史價值。朱利安在信中提到女朋友時，一向用的是編號，凌叔華是K，即第十一。
如此不同背景的兩個人，墜入情網容易，理順關係就極難。而且，對此事凌叔華一個字沒有留下，這段「歷史」只剩下朱利安的「一面之詞」。
情事的過程有些曲折，也有些模糊不清，但最後的結果卻是明顯的，那就是「東窗事發」。1937年，朱利安與凌叔華的事情在武大鬧得人人皆知，朱利安作為「丟盡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從武大文學院辭職，回到英國。
朱利安回國後不久，不顧母親和阿姨的強烈反對，赴西班牙參戰。在馬德里守衛戰中，德國法西斯的飛機炸中了他開的救護車，彈片切入胸腔，朱利安重傷身亡。死亡造就完美的情人，女人在回憶中慢慢老去，這是最圓滿的愛情故事，凌叔華得到了。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這都是中西文學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頁，一個摧心蕩腑的愛情，一樁卷進太多現代文化名人的悲劇。
朱利安去世後，凌叔華開始和弗吉尼亞·伍爾夫通信，經弗吉尼亞的鼓勵，不愛透露隱私的凌叔華開始用英文寫作，回憶自己童年的生活，寫好一部分就寄給弗吉尼亞。通信最終因弗吉尼亞的自殺而終止。
1944年陳西瀅赴英工作，凌叔華跟隨前往。到了英國後，凌叔華找回了自己寄給弗吉尼亞的小說，後來以《古韻》的名字在英國出版。該書一經出版，很快即引起英國評論界的重視，成為暢銷書。詩人維特·薩克維爾·韋斯特在該書的英文版序言中說:「她(凌叔華)成功了。她以藝術家的靈魂和詩人的敏感呈現出一個被人遺忘的世界，在這個世界，對美好生活的冥思細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對於美的渴望。她的文筆自然天成，毫無矯飾，卻有一點惆悵。因為她畢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個古老文明的廣袤荒涼之地似乎非常遙遠。」
多年後，一位旅英女作家虹影根據在英國發表的有關朱利安·貝爾的材料撰寫了一本講述朱利安在20世紀30年代來到中國後，與凌叔華及其丈夫之間的三角戀愛。該書1999年由台灣爾雅出版社推出中文繁體字版，並在瑞典、荷蘭、法國譯成不同語言出版。客居英倫，家國情深
1946年冬，陳西瀅成為國民黨政府駐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常駐英國的代表；1947年，47歲的凌叔華便帶著女兒小瀅途經美國而抵英，與丈夫陳西瀅一同在英國倫敦定居，住在亞當森街14號，開始了她客居異國他鄉的生活。
在大洋彼岸的英倫，凌叔華無法用自己的母語寫作，所以，除了完成並出版她的英文自傳體小說《古韻》之外，便主要將精力與才情傾注於繪畫藝術與講學之中。1956年到1960年，凌叔華應新加坡新創辦的南洋大學之聘，擔任該校中文系中國近代文學和新文學研究教授，課餘時間還熱心輔導文學青年進行創作。
之後的幾年，凌叔華先後在倫敦以及歐洲其它國家和美國等地舉辦了多次畫展，並在英國多所大學進行了中國書畫、中國近現代文學方面的專題講座。其中，轟動法國巴黎以及歐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東方博物館舉辦的凌叔華個人繪畫，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畫家如董其昌、倪瓚、陳老蓮、石濤、鄭板橋等人的作品與文物古玩展覽。
客居異國的日子，凌叔華一直思念與眷戀自己的祖國。1970年3月29日，與凌叔華相伴了40多年的丈夫陳西瀅因病在英國去世。此後凌叔華愈加感到遠在海外的孤獨，她在與巴金、蕭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均表達了自己希望回國安度晚年的想法。
1985年9月，吳文藻先生的不幸謝世，凌叔華遠在異國他鄉亦寫信來安慰冰心，並在信中表達了自己思念故土的心境:
「冰心，大作收到，吳文藻治喪委員會來示，十分難過。想到三年前回去，在你家午飯，文藻是如何健康安逸態度，只不過三兩年，便已隔世，永遠不能暢敘了！人生本來如夢如客，希望你在這苟酷無情的日子裡，多想想快樂的往事，目前苦惱，努力忘記它吧！我本來想到今年十月回國還可以再找到一些老友相聚，以了心愿，不想只在一二個月內，先是鄭林庄後是文藻，天道是無情的，還說什麼？以前，我每次回國，總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風落葉，一回相見一回稀了。好了，你已經夠難過，我不應再招惹你了！我現定十月二十左右回國，回到北京後，第一個要見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撥冗見我 ……」
1989年12月，凌叔華終於回到了北京，住入石景山醫院療治腰傷。1990年3月25日，她在醫院裡，在親朋好友、文藝界新聞界人士以及醫護人員的祝福中度過九十華誕。同年4月，凌叔華曾患有的乳腺癌複發並轉移。5月16日，她從數日的昏迷中醒過來，向親人和醫護人員請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於是，由救護車陪護，凌叔華躺在擔架上遊覽了童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園。眺望過白塔後她喃喃地說:「山湖美！柳樹美！白塔美！」禁不住潸然淚下。之後，凌叔華又回到九十年前她出生的地方——史家衚衕，如今已改建為幼兒園。此時，那兒的孩子們已列成整齊的隊伍，手捧獻花歡迎她。凌叔華曾在《古韻》最後一篇的結尾處寫道:「我多想擁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麼幸運啊！」現在，她終於如願。這離別人世前所作的短暫的「觀光」，表達出一個在中國古老文化的熏陶中成長起來、而又深諳西方文化的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心愿。「落葉歸根」，她的身心都有了歸屬與安頓。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遊北京後的第六天，凌叔華在北京逝世。正像她性格的溫婉與畫趣的淡雅一樣，她的離去也是平和寧靜的。如一株蘭草散盡最後一縷幽香，亦如一片樹葉離開枝柯飄落於地，顯得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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