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中國民主發展的文化因素

背景與分析特刊第31期李凡【該文章閱讀量：49次】【字型大小：大中小】1、對於文化和民主發展關係的一般看法文化的內容在不同的領域裡有不同的意義，但是通常指社會的知識、音樂、文學和藝術等，但是也可以指社會的整個生活方式，包括價值觀、習俗、象徵、制度和人際關係等。在本章談論中國文化和政治發展和民主發展的關係時，我們所指的文化就是價值觀、態度、信仰、社會的觀念，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人們的行為。隨著世界民主化的進程，通過比較研究，關於民主與文化的討論越來越多，其中所關注的主要問題集中在民主制度和文化之間關係的研究。無論是古代的民主理論還是當代的民主理論，都確認民主需要一整套獨特的公民的政治價值取向。它們大體上包括：節制、寬容、謙恭、功效感、知識、參與等。[1]托克維爾認為民主制度在美國運行良好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民情，美國的民情適宜於民主制度的生長和運行。按照韋伯學說的傳統，亨廷頓、李普塞特、福山、阿爾蒙德等都認為文化傳統對於一個社會的經濟和政治行為有重要的影響，但是同時政治制度和工業化也會使得傳統的價值系統發生改變。英克爾斯更指出，人的觀念的現代性更是現代化的基礎。[2]根據帕特南的研究，在義大利南部建立了地方民主自治制度後，南方的公民共同體精神的缺乏固然影響了民主制度的績效，但是同時與過去相比，經過民主自治制度的長期運行，南部地區的公民共同體精神也有相應的增長。[3]而有的學者通過比較研究證明，政治文化作為一個受其他因素特別是經濟發展制約的因素，是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關鍵的聯繫環節。許多人注意到了傳統文化與民主化的緊張關係，指出雖然現代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文化的表層結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它的深層結構的變化仍然是有限的，因此，民族文化的差異對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以及民主制度的實際運作的影響不可忽視。從歷史上看，世界上的文化體系或文明是多極的，按照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的觀點，當代的主要文明包括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日本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非洲文明。[4]一般認為，西方文明孕育了現代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而非西方的文明能否接受現代的西方文明下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則仍然還是一個未知數。福山在其《歷史的終結》一書中認為，到了20世紀末期，自由與民主的理念已經廣為接受，人們普遍承認自由民主的價值所在。但是在現實中，民主化的進程仍然諸多波折，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和人民都接受民主的原理，但是不能順利的實施。比如拉丁美洲在獨立後雖然普遍接受了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建立了民主的制度，但是民主制度的運行仍然存在諸多的障礙，一些國家則仍然處於非民主的體制下,民主化的轉型仍然是一個未知數。而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則在於民主化和民主體制運行的過程中，存在著文化的障礙。[5]從民主化的實踐看，民主只適合西方國家或是西方有重大影響的國家，而其他國家，比如威權主義統治的伊斯蘭社會，爭取民主的行動非常之弱，可能說明民主只是特殊文化的產物。亨廷頓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其政治態度、價值、信仰、有關的行為模式等，與民主的發展是有關的，它們可以構成民主化的動因或者障礙。但是他指出，文化上的障礙是有界限的。根據與民主的積極關係，亨廷頓給各種文化與民主的關係排了一個序，與民主關係密切的在前，它們依次是：新教、天主教、東正教、儒教、伊斯蘭教、黑非洲文化。對於以儒教為核心的中華文明，他認為儒教是不適合民主甚至反民主的，中國儒教以及在韓國、新加坡、台灣以及受到沖淡的日本，都強調團隊勝於強調個人，強調權威勝於強調自由，強調責任勝於強調權利。[6]儒家社會對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是柏拉圖《理想國》下的由道德修養臻於完善的哲學王來治理國家，對國家實行家長式的管理，在這樣的模式下，對秩序的維持和等級的尊敬是核心價值。政治權力可以由內在的德性培養去轉化，而非由一個外在的制度的建立去防範，對權力的限制沒有正當的理由。在這樣的文化傳統下，很難生出民主的制度和文化。但是同時亨廷頓也認為，經濟發展能夠衝破文化的界限，迫使文化發生變革，也會使各種文化中的民主因素展現出來。[7]從韓國、台灣、日本的民主實踐來看，隨著經濟的發展，信息傳播的發達，教育的普及，政治社群的觀念的改變，儘管是緩慢的，但並非是不可能的。從上世紀末以來，由於文化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問題重新引起了強烈的關注，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講，文化所起的作用被看得非常的重要。因此哈佛大學曾經邀請世界知名的學者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並出版了《文化很重要——價值怎樣影響人類進步》（CultureMatters）一書，在書在前言中，亨廷頓就指出，保守主義的看法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影響社會進步，和自由主義的看法是政治和其它方面例如經濟可以改變文化，這樣的兩個命題都是真理。[8]而這個結論也就成了這個會議的結論，與會的學者贊成這個結論。按照這個結論，文化在人類進步的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從根本上講，一個國家的進步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文化。學者們在這本書中也批評了上個世紀一個非常流行的看法，認為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導致了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發展的困境以及支持這個看法的依賴理論。認為之所以拉丁美洲的經濟不發達，而亞洲特別是東亞經濟的發達就是因為文化的原因。亞洲的儒家文化有支持進步的因素，而拉丁美洲的文化則差。[9]同樣的，按照這個會議的結論，文化也是可以改變的，可以通過政治和其它的因素加以改變，使原來不支持進步的文化改變為支持進步的文化。這看起來是互相矛盾的看法，但是在人類社會中是常見的。一個經常被用來加以做解釋的例子就是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在二戰以後，由於戰爭失敗和政治的改變，從而文化也得到了改變，現在是支持民主和和平的文化佔主導地位。現代化的理論也證明，經濟的發展可以影響文化，例如教育水平的提高，知識的普及、信息的傳播等等，都可以對文化的發展產生影響，從而適應和推動民主的發展。因此，文化對民主的影響，就是在這樣兩種「真理」的互動下產生作用的。這兩個「真理」，應該都和中國的民主發展密切相關的。2、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民主化（1）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爭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儒家文化，儒家、佛家和道家的發展是三教合一，儒家為主。由此可以說儒家文化在歷史上一直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作為本土主流思潮的儒學，受到嚴厲的挑戰與衝擊，但是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與現代化和民主是否相適應的問題，是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關注的問題。圍繞著這個問題，有的學者認為，這裡大致有四種觀點歸納：第一種是主張儒家思想根本上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的，唯有徹底打倒孔家店，才能建立現代國家；第二種觀點認為民主、自由、人權是西方人的東西，不符合東方國情，民主、自由、人權泛濫將使社會國家無法集中意志，一盤散沙；第三種觀點認為儒家思想完全符合民主、科學、倫理，要實行民主，必須從根源推行儒家教育；第四派則認為儒家思想中有濃厚的民主、自由、人權的精神，但是在長期專制政治壓制下，儒家滲入了反民主、自由、人權的成分，甚至變質為專制的護符。[10]第一種觀點，是五四以來，在中國的自由主義之間流行的一種觀點，而第四種觀點，則代表了新儒家的主要觀點。中國的新儒家，以儒學為主體，以宋明心性學為依據，以1958年張君勵、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聯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為當代新儒家運動的主要綱領，致力於開創儒學通向現代政治、社經與文化的系統理論。實際上中國的文化對於中國的民主發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一直是多年來學者和政治家們研究和關注的問題。100多年來對於中國文化問題的討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文化保守主義和新儒家的學者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主要指的是儒家文化對於中國的現代化不僅沒有妨礙，而且會起推動作用。但是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卻對傳統文化採取嚴厲的批評態度，認為恰恰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阻礙了中國在近代社會的進步。這種批評尤其以五四時期為最激烈。魯迅就講中國歷史的字裡行間都是「吃人」的。這種自由主義的傳統在中國1949年以後就停止了，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卻對傳統文化採取了更為激烈的批評態度，不僅徹底否定，而且試圖建造一個人類社會最「新」的文化和社會，以至最終出現了「文化大革命」。自由主義的傳統後來在台灣和海外還有所發展，仍然對傳統的文化持嚴厲批評的態度，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產生現代化和民主。但是從20世紀6、70年代開始，隨著台灣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自由主義的態度也開始逐漸發生了變化。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可以和現代化的進程發生對接的關係，從而融合到現代化中，並發生作用。許多人已經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從本質上講並不是反現代化的，而是可以轉化為現代化的。在政治發展問題上也一樣，中國的傳統文化可以和民主相融合。這是台灣出現政治現代化發展的原因。按照他們的看法，台灣所發生的這種變化，當然也可以發生在中國的大陸。在這些海外的學者來看，儒家，或者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之所以可以和現代化相結合，是因為儒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而不是整體，可以適合現代化並且以致可以推動現代化的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思想界開始活躍，出現了自由主義的思潮，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知識界對傳統文化的批評佔了思想界主導的地位。大部分學者都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無論是幾千年的大傳統，還是1949年後的小傳統都不適合現代化，也不能產生民主，因此必須要開放思想，引進西方思潮，才能產生現代化和民主。這就是所謂「西化」派或「現代化」派的基本看法。這種思想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思想界的主流。儘管這個思想遭到官方意識形態的反對，但是在知識界始終是主導的思想。但是近年來在中國的思想界，保守主義（或者如學者所講是「新左派」）思潮抬頭，認為傳統文化可以適合中國的發展，中國的政治不適宜西方的民主，而應該進行儒家的復興，搞「仁政」就可以了。實際上，當前中國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對這些問題也有許多針鋒相對的意見，但是沒有爭論起來，各講各的。西方國家的學者對於中國文化和現代化以及民主的關係的討論也有許多，但是主流的學者多對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關係持批評的意見。像我們前邊所引用的亨廷頓的看法就是基本持否定意見的。著名的美國漢學家列文森就認為，儒家思想中的所謂「民本」內容，它的基礎是維護「萬世一系」的君主統治，並不具有任何「民主」的含義。[11]儒家思想的本質就是維護專制統治。但是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認為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順利發展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東西相關聯。例如LucianPye指出，重視實際、追求功名、努力工作、重視運氣、滿足需求、重視人際關係等，這些都可以和經濟的發展相關聯。韋伯也承認，中國的文化雖然無法產生資本主義，但是可以適應資本主義，甚至可以比日本人更加適合資本主義。但是同樣的文化內容，也會有負面的作用，例如依賴性、鄙視勞動、順天應人等也不適合經濟發展的需要。[12]而當然這種適合資本主義現代經濟的特性，也在另一個方面表明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和現代化以至和現代政治發展相適應的可能和因素。（2）中國文化和民主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來看，沒有民主的內容。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和文化傳統是專制主義的。這種專制主義的思想體現在價值觀上，也體現在政治制度上。這是根深蒂固的傳統。在中國古代的思想中，出現了一些「民本主義」的思想，從戰國時期開始這種思想就已經產生，就是為民牟利的思想。但是傳統統治者的「民可載舟亦可覆舟」和為民謀利的民本思想實際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和稱老百姓為暴民、刁民而必須加以看管和鎮壓的專制思想是一致的。正是因為統治者知道老百姓的力量之強大，所以才要愚民，所以才要將老百姓嚴格的控制起來，甚至是鎮壓。這整個思想是一脈相傳的。在中國的古代社會，中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和社會規範就是如此。因此老百姓所能走的道路就是要擺脫當民的命運，去參加科舉考試，通過考試再去當官，而考試順利通過之後當官的任務同樣是忠於朝廷和皇上，控制老百姓。這是一個專制文化和制度的基本格局。在中國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出現以後，雖然有些學者批評了專制主義，甚至批評了皇帝，但是仍然沒有跳出民本主義的思想，也無從談產生民主主義的思想。中國的傳統思想從來沒有想到老百姓的民權問題，沒有想到ruleofpeople,只是有民生問題。從老百姓這邊來看也是如此，他們遵守著社會的準則，也就是基於這種專制主義價值觀上的制度，交糧交賦。在被政府（往往是地方政府）逼急了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就鋌而走險，進行造反。造反成功，就當上皇帝，繼續專制主義的一套。因此在中國的歷史上就從來沒有民主的思想出現。「民本主義」只是專制主義的思想補充而已。當然從實際的結果來看，民本主義考慮到老百姓的疾苦，想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狀況，以及「輕徭薄賦」的政策對普通的老百姓而言是有好處的。民本主義基礎之上的「清官」思想就更受到老百姓的歡迎，實際上對老百姓也有好處。不過所有的這一切都不是民主的思想，認識到老百姓的作用，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和將權力交給老百姓是不同的兩回事情。談文化和民主的關係，就一定要談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由信仰、價值觀等組成，它們界定政治行為，確定政治體系的性質，反映了人們對於他們的政治系統的心理取向。[13]政治文化具有穩定性和延續性，阿爾蒙德和維巴通過比較研究，將政治文化分為地域型政治文化、順從型政治文化和參與型政治文化三類。[14]而在現實中公民文化往往是這三種類型政治文化的混合。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更多的是一種順從型的政治文化，崇尚等級與服從，官場內部的拉幫結派、貪污腐敗盛行，官員和老百姓的關係也是命令與服從的關係，老百姓有義務而沒有權利。這樣的政治文化和民主制度是不相容的。民主觀念是在近代傳入中國的，是外來的思想。民主主義的進入中國，帶來了中國思想界的巨大變化。在民主的影響和號召下，中國的近代和現代歷史出現了巨大的變化。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都和民主有關。中國也曾經在1912年出現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普選。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和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在民主的旗幟下產生的，但是在民主的實際道路上都問題重重。因此，從這樣的歷史傳統來看，中國近代歷史已經出現了民主的觀念，也出現了為民主而奮鬥的實踐。這樣的歷史記憶，應該會為中國目前的以及將來的政治發展和民主進程產生一定的影響。而從具體的實踐看，我們認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討論，首先要思考一種官方的意識形態為代表的所謂上層文化和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日常文化的區別。中國的民間社會，固然受到上層文化的深刻影響，但是在現實的生活中會找到他們自己的日常規範。雖然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可能創造出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也不可能創造出民主的政治體制，但是並不表明中國的文化就無法和這些人類的進步體制相適合，並接受這些體制。尤其是中國民間的日常文化更加實際，更加功利，更加少意識形態。因此，這種文化接受人類的進步體制的可能性要比官方的意識形態大的多。因為民主政治，乃是一種平平常常的政治形式，它不靠先驗的理想主義或烏托邦主義，而是靠平常人的平常心、平常智慧、平常理性。而中國的日常文化，特別是它的世俗主義以及實用主義的傾向，對於適應民主的體制和民主的生活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世俗主義是指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在現實生活和今世的幸福上,而不是關心死後的狀況；而實用主義，則是指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的注重實用、效果，以實踐、行為為本位走向，實用主義的一個根本出發點是看待事物的標準在於對人是否有價值，即在於此物能否滿足人的慾望與要求。中國傳統文化的世俗主義，表現在中國並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也沒有出現政教合一的政權，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都具有強烈的世俗主義傾向。這一點，主要來自於佔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的世俗性。對於中國的儒家文化，一直存在能否將儒家文化定義為宗教的爭論，因為中國的儒家文化缺乏西方意義上的宗教性，缺乏終極關懷和對來世的關注。但也正是由於缺乏外在超越的精神，中國的儒家文化著重於現實生活，注重現世修為，這一點也深深的滲透到中國的日常文化傳統中。在歷史的發展來看，儒家文化也接受和適應了外來的文化，例如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等。這些外來文化和儒家都有本質的區別，但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從衝突中最終走向了適應和融合。正是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的世俗主義的特性，使得各種各樣的宗教能夠在中國生存下去並且得到傳播。從歷史上看，除了佔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外，佛教、道教、景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在中國都能夠得到傳播並有一定的信徒，除了中國專制主義政權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對這些宗教的傳播加以限制甚至壓迫和打擊之外，中國的傳統文化，對這些宗教的存在和發展都具有相當大的包容性。中國文化的世俗主義特性，使得中國的文化對於外來的文化，實際上具有比較大的包容性，只要外來的文化能夠給中國人帶來好處，經濟上的或者是觀念上的好處都可以。這種實用主義和世俗主義的態度是中國傳統中的一個特點。[15]這一點不同於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文化。由於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信仰獨一真神的宗教，對於其他的宗教的傳播具有很強烈的排斥性，不容易輕易地接受其他性質的宗教。從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進程來看，由於伊斯蘭文化是宗教性的文化，這就使得民主首先作為一種價值特別是西方的文化價值容易遭到抵抗。因為對伊斯蘭文化來說，文化不僅是一種生活的方式，而更多的是一種與信仰、尊嚴和承認相關的東西，丟掉了傳統文化，也就是相當於丟掉了自己。因而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進程，顯得相當的艱難而緩慢。而對於儒家文化來說，從儒家文化圈中比如台灣、韓國、日本等的民主化的實例來看，儒家文化對於民主，並非是不相容的。中國人無論是信仰本土的宗教，或是外來的宗教，其根本的著眼點是看對自己是否有用，對於中國人來說，可以由信轉為不信，或是由不信轉為信，更或者是有用的時候則信，沒有用的時候則不信。這一點類似於日本，日本對於文化的態度是哪個好就用哪個，哪個有用就用哪個，什麼都接受，什麼都信，包括佛教、基督教和本土的神道教。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民主是應該能夠相容的，民主作為一種工具，作為一種比較好的處理社會問題的工具，是可以為中國人所接受的。從中國具體民主的實踐看，基層幹部和群眾對於民主的認識和理解，並不是從民主的理論和原則的角度，而是從民主的程序和方法的角度，構成民主主要內容的選舉程序、治理程序以及選舉和參與的種種方法與手段，成為基層幹部和群眾對於民主的主要關注點。民主的價值，諸如「參與」、「世俗性」、「寬容」等，也被視為一種純工具性的功能，一種在社會矛盾日益增多的情況下能夠比較好的處理這些矛盾，調解雙方利益衝突的經常性的解決模式。[16]中國文化的世俗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特性，使得民主化在中國的實現所遇到主要障礙，並不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於民主的排斥，或者是與民主文化的不相容。中國文化的世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特性，使得中國的文化對於民主在中國的出現和發展具有相當大的包容性。如果民主作為一種手段和工具能夠比較好地解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政治和社會上的問題，那麼民主在中國所遇到的文化上的障礙，是可以被繞過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自從近代以來，由於面臨著強大的西方國家的威脅和入侵，強烈的救亡意識壓倒了啟蒙，而越來越激進的思想和主張被實用主義的中國人作為救國的良方而引進。自從近代以來，對於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的處理問題，往往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從初始的中體西用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批判傳統文化，主張全盤西化。新中國成立以後，則是大力推廣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17]實際走的是另一個方向的全盤西化道路。但是到文化革命的時候發現走不通了，走不通的原因不是西化的錯誤，而是西化的來源有問題。這一點不同於日本，日本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是可以截然分開的，一方面接受西方文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對於傳統文化也不丟棄，而傳統的保留特別是傳統權威的保留對於西方文化的傳播乃至民主化的轉變和民主體制的運行往往是有好處的，比如日本的天皇制的保留和強化。而中國的情況是執著於探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不相容性，認為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就是非此即彼的關係。這種思想文化上的激進主義傾向，對於民主化在中國的實現，仍然是一個很大的障礙。3、實踐中的文化和民主中國的文化到底和民主有什麼樣的關係，目前見仁見智，說法不一。理論上的討論已經有一些了。我不想從理論上進行這樣的討論，那會沒有什麼結果。就像前邊所引的LucianPye所講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關係一樣，我這裡也試圖將在實踐中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文化和民主的關係做一個框架性的也是經驗性的解釋，從中大致可以看出現實中的傳統文化思想對民主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我們先討論中國文化對民主的影響問題，然後再討論在民主的實踐中，文化是如何被改變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是前邊所引的亨廷頓所講的「真理」。（1）信任問題就像信任問題影響經濟發展一樣，也對民主產生影響。中國是一個低信任度的國家，在社會中，除了家庭之外，中國人難以信任其它人。就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儒教國家是一個低信任度的國家。而人們之間互相信任的程度低，不僅對經濟發展不利，[18]而且對民主發展也是不利的。在對除了家庭之外其他人都不信任的情況下，社會是鬆散的，社會的組織、制度和法治等都難以發展，這不僅在經濟發展中可以看到，在中國民主的發展實踐中也是隨處可見到的事情。（2）家族問題中國的社會以家族為核心，這樣形成了中國社會的一種核心結構和價值，社會成為一個由家族的小團體所組成的聯合。但這樣的結構在經濟上導致了家族主義和權貴主義，也導致了腐敗的大量產生，這是在討論亞洲價值觀時許多學者所公認的。這種腐敗毫無疑問也影響到政治方面。中國政治上的腐敗隨處可見，在國際上雖然不是排在最後，但是也是中等偏高的，這和中國的家族觀念有很大影響。家族觀念導致家族成員之間必須相互幫助，即使觸犯法律，也要有所幫助，這和民主發展所需要的法治精神相違背。（3）人際關係與家族關係緊密連接的是人際關係。中國社會是由人際關係編織出來的複雜的網路所組成，在家族之外就是朋友、同學、同鄉、同事等所編織成的複雜的關係網路。在社會的實踐中，這種複雜的人際關係網路，使得官員們可以得到各種各樣的庇護，也可以通過這樣的網路進行政治鑽營。當前社會上買官賣官之所以猖獗，就和這種人際關係有關。官員上任之後最主要的就是建立自己的關係網路，而這種網路既通上也通下，既保證自己的利益也保持和上面的聯繫，也要保護下級網路的安全和利益，這種複雜的關係網路導致腐敗是必然的。這種人際關係網路不只在官員中出現，在社會中也同樣，醫生、律師甚至於教師等等都利用這種網路尋求利益，甚至於搭上和政府官員的關係。因此，這種複雜的人際關係網路對於民主的實踐實際沒有好處，它所導致的腐敗是全社會性的。（4）官員行為在中國的民主發展實踐中，和民主發展關係最大的是地方官員，前面所談到的三種狀態都和地方官員有關。從整體看，中國幾千年的官員行為沒有發生什麼基本的變化。中國古代是皇帝加政府官僚所組成的皇權官僚體制，由皇帝主導官僚進行統治。辛亥革命以後，皇帝被打倒，但是官僚體制仍然存在。1949年的中國革命，使得中國共產黨加強了這個官僚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儘管有官方的意識形態的看法，例如為人民服務，但是對官僚社會而言這個政權是加強而不是削弱了官僚體制。從實踐中來看，在這樣的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之下，官員們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也就是說，在中國的層層官僚之中，官員們只對上一級官僚體制負責，而不對下一級負責，下一級對上一級而言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力。在中國最下一級的官僚體制中，也就是中國的鄉鎮和城市的區和街道，則直接面對普通群眾，政府有權力要求老百姓按照官員意志去做，他們是「治民」，而不是「民治」，所以不對老百姓負責，仍然對上負責。老百姓對政府只有義務，沒有任何權力，這樣的觀念在中國仍然是普遍的。現實中，官員們對下的責任觀念和老百姓對上的權利觀念基本沒有。除了在一些維權活動進行得比較廣泛和深入的地區，老百姓有維護權益和要求權利的思想之外，基本上政府和老百姓兩方面都沒有民權思想。在許多地方，簡單的政府和老百姓的對話就可以解決的一些問題，但是政府官員就不願意移步就座，也不想和老百姓對話，因為這違背了官場的規則。在他們的心目中，聽話的人是「順民」，是好的，不聽話的就是「刁民」、「亂民」和「反民」，要抓起來。這種官員的行為是民主發展的重大障礙。（5）清官行為在中國長期的歷史文化中，清官思想是一個重要的組成方面。如前邊所說，清官思想可以看成是中國民本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它要求懲治貪官污吏，維護百姓權益。但是這種觀念始終是在專制的思想範圍之內。這種觀念在古代社會是為維護專制統治而出現的，但在當今的社會實踐中，清官觀念可以轉化為一定程度上的民權思想和民主思想。例如許多的地方官員願意為老百姓做好事，做實事，特別是做一些關係到民生的事情。這在一定的時候可以為引入民主觀念打開一個口子，讓老百姓進行討論或者做決定，這在表面是給老百姓做好事，但在實際上是給政府的治理改革打開了一個口子，這對民主發展是有利的。許多倡言民主改革的地方官員，在思想深處都有這種為民辦好事的清官思想。（6）實用主義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實用主義，這種實用主義不僅導致了經濟的發展，而且也可以和民主的發展相關聯。我們在實踐中可以看到，當前中國社會的矛盾很大，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的關係很緊張。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傳統的辦法，要求地方用一切辦法保持穩定。但是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由於是直接面對老百姓，就必須要有具體的辦法解決和老百姓的衝突。當然解決問題的辦法可以有多種選擇，民主的、暴力的、經濟的都可以，有的地方政府在這種情況下選擇了民主的方式，比如民主對話的方式，地方政府治理改革的方式，甚至於用直接選舉改革的方式。這些從解決實際問題出發而實行的民主改革，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做法，是將民主看成了解決問題的工具，[19]這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根據。（7）功利主義功利主義是導致經濟發展的一個文化因素。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是要做出成就，為家族爭光，然後光宗耀祖，揚名天下，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而要達到這種結果，就必須在實際上做出一些可以宣揚出來的好事，立功立業，以至立言立行。這種觀念在當前的政治改革中也可以看到。實際上許多中國的官員都已經感覺到了，中國已經處在一個政治變革的前夜。因此，在實踐中有些人願意走在前面，即使沒有上級同意，也願意冒險，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願意爭第一的觀念在起作用。鄉鎮直選的「第一」，預算改革的「第一」，公推直選的「第一」，鄉一級或者縣一級的「第一」等。甚至於有些地方的官員如果沒有這種「第一」就不願意做事。這無數個「第一」在實踐中是地方官員推動民主改革的一個重要刺激因素，這對中國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和民主發展有利的。可以想像，在未來還有無數個這樣的「第一」在那裡等待著，也會有無數個官員想得到這個功利，這於國於家於個人都有好處。（8）政府主導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除了家庭之外就是國家，沒有中間社會。由於這樣的一個結構，使得老百姓除了相信自己的家庭之外，唯一可以依賴的社會組織就是國家。雖然這個國家在歷史上並沒有取信於民，但是，老百姓只有這種選擇，因此，一切交給政府去辦，或者政府讓做不讓做，對老百姓的行為有很大的影響。西方的老百姓在做行為調查的時候，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很低，但是中國幾乎所有的這種調查都表明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很高。[20]可能實際情況如此，也可能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除了政府之外沒有別的可選。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中國的經濟政治都出現政府主導的狀況是自然的。在這樣政府主導的觀念之下，民主的發展也同樣如此。中國動員式的民主和地方政府創新的民主從哪種角度講都是政府主導的民主，而老百姓則願意介入或者承認現實，在這種觀念之下中國的民主發展主要仍然是動員式的而不是自主表達或者自覺參與式的，這對中國民主的長期發展可能不利。（9）造反觀念在中國長期的歷史中，給了老百姓一個造反的傳統合理理由，那就是如果政府不對，皇帝失德，老百姓有權利「替天行道」，進行造反，建立新的王朝。這就是每一個王朝在統治幾十年或幾百年後會出現農民造反的一個潛在的文化因素。這種在朝廷無道的情況下實行的造反在歷史上被認為是合理的。這種歷史基因在現實也存在，這種基因存在於維權式民主之中，尤其是在農村，許多農民領袖進行維權的時候，理由就是地方政府無道，因此他們進行上訪、抗爭甚至於暴力活動是合理的。從實踐中也可以看到，中國老百姓不大願意和政府進行談判，在他們的心目中，政府或者是好的，或者就是壞的。對壞的政府不能坐下來談，如果談就是背叛。這是一種給造反和改朝換代的做法提供的歷史文化的依據，當然這種對於合理性（legitimacy）的認識也可以轉化為合法的維權式的鬥爭，例如選舉，上訪和抗議等。從上述文化的傳統在實踐中的作用來看，有些對民主的發展起負面作用，例如傳統文化觀念對於民主的制度建設、法治建設都有害，而對於加大政府腐敗以及強化政府主導都會起到作用，而這些對民主發展是沒有用的。但是，也有一些觀念在現實的民主發展中起到正面作用，例如解決問題的實用主義，政府官員的功利主義以及想為老百姓做好事的清官思想，都為民主的發展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因此，在中國的民主發展中，中國文化既有好的作用，也有不利的因素。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中，沒有也不會誕生民主思想，所謂中國式的民主不可能是原生的，這是因為在中國文化中沒有民主的因素。中國文化雖然不能產生民主，但是一些內容可以適應民主，這在中國具體的實踐中已經可以看到。實際上，從世界儒家文化圈的民主發展來看，也是一樣。它們是在適應民主，而且還適應得不錯，例如日本；有的在適應之中不過還沒有完全適應，例如韓國和台灣。而中國的狀況是她剛剛開始學習這個適應的過程，目前的問題仍然是歷史上爭論的老問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這是一個傳統的文化大國遇到新世界而出現的老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已經爭論了100多年，應該是結束爭論而走向實際推行民主的時候了。因為實踐證明，民主對中國的發展有好處。有好處的東西中國人就是可以接受的，拿來「用」就好，而不必在乎什麼為「體」。如果選擇走向民主的話，中國文化經過一個適應期後，應該是可以和民主相融合的，並在這樣的基礎上，找到一個合適的形式，也就是中國式的民主中的「式」（style）之所指。4、社會政治變化對民主觀念的影響以上所講的是傳統文化如何影響民主的問題，下邊要談的是社會和政治民主的發展如何改變傳統文化的問題。從中國民主發展的實踐來看，中國傳統文化是可以改變的，傳統的專制主義的文化可以改變為適合民主發展的文化，這是毫無疑義的。這種變化和中國的社會政治的變化緊密相連，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1）制度變化制度的變化可以改變文化，例如官員行為能不能改變，能不能讓官員從對上負責改變為對下負責呢？或者從過渡的角度而言，變為既對上負責也對下負責呢？實踐中的答案是完全可以的。在中國基層的政治改革中，出現了一系列的選舉制度改革，包括鄉鎮長的直接選舉以及各種類型的公推直選、鄉鎮黨委書記的直接選舉等，有的選舉還出現在縣一級。對這些選舉我們加以關注，尤其是鄉鎮長直接選舉。[21]在我們的調查中可以發現，在實行鄉鎮長直接選舉的南城、步雲和石屏，都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即農民的上訪大大減少，甚至於沒有了。我們進行調查時發現這種現象的出現在於官員行為的變化，在沒有實行直接選舉的時候，官員們對上負責而對下不負責，這是因為他們是由上級任命的而不是老百姓直接選舉的。但是在實行了直接選舉之後，他們開始要對下負責了，這是因為在選舉中為了得到老百姓的選票支持，為了在選舉中擊敗其它候選人，他們不同程度進行了選舉承諾，並在選舉中進行了家訪、親民等選舉活動。因此，當他們當選為鄉鎮長之後，首先要顧慮的是支持他們的選民能否繼續支持他們。這樣一個選舉制度的出現，就自然的改變了官員們的行為，開始要真正的對老百姓負責。當然，由於中國政治結構的特點，他們還要對上級政府負責，而不是一味的對老百姓負責而去反對上級政府，這樣地方官員們就要在上下兩個層面都採取負責的態度。無論如何，這種選舉制度的出現改變了官員的行為。同樣的情況也多少出現在鄉鎮黨委書記的直接選舉上，在其它類型的選舉中也多少有這種情況出現。這就說明制度的變革會帶來官員行為的改變，使得從原來的對上負責的官僚態度轉變為對下負責的民主態度。（2）社會中間層的出現中國傳統上是一個沒有公民社會的國家，除了家庭就是政府，因此，造成了中國的家族問題，老百姓的信任問題等等，老百姓在家庭之外除了相信政府沒有別的選擇。但是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一個公民社會正在出現。在國家和家庭之間出現的這樣一個公民社會，雖然還不強大，但是已經帶來了中國社會觀念的轉變。在維權式民主過程中可以發現，由於老百姓的維權多是對地方政府而發，他們已經開始不信任地方政府，於是進行上訪，這是信任中央政府的體現。但是現在由於社會中間結構的出現，許多維權的老百姓開始尋找律師、公民教育組織和其它維權類型的NGO組織去取得幫助，[22]這樣一種轉變不僅逐漸改變了老百姓的政府主導的觀念、信任的傳統觀念以及家庭觀念，而且帶來很重要的政治觀念的轉變，例如產生對於維權民主橫向的聯繫、自主組織和互相支援的行為、尋求社會中間組織的支持等，這對維權式民主的發展來講是非常重要的。（3）對外開放對外開放是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這個選擇原本是從經濟發展考慮的，但是對外開放的結果也使得中國的政治和觀念對外開放。世界各國政治的情形和變化、國外民主政治的發展開始通過對外開放的窗口為中國老百姓所了解，並且產生了學習和效仿的效果，這些會很大的改變中國人的價值觀和傳統的政治觀念，民主政治的影響就是通過這種對外開放影響到了個人和家庭。[23]對於這一點，論述已經很多了，這裡不再多說。（4）文化社會多元結構的變化對傳統文化的影響由於對外開放政策和經濟發展，中國的文化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不能說這種變化已經改變了傳統，但是很大的改變了中國文化是可以肯定的。廣義的文化包括了知識、音樂、價值觀念、藝術甚至生活方式和文字，都已經從國外引進了很多，引起了中國文化的重大變化，尤其是在城市，特別是在大都會，這種變化非常巨大。國外的流行文化在中國很容易地流行起來。從社會結構來看，經濟的發展已經大大的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單一的工人、農民和幹部的社會結構已經徹底改變，中國人的流動性也加大，不僅大量的農民加入城市工作，加快接觸現代化，甚至於還有一部分人成為今天在國外明天在中國生活的人。西方的宗教在中國的傳播非常廣泛而且速度很快，而中國傳統宗教例如佛教和道教也採取了復興的態勢。所有這些，形成了一個多元的社會文化結構，這種巨大的變化會對中國的民主產生重大的影響。按照國際上對民主發展的理解，一種工具性的而非大一統的文化、社會多元化和強大的中介團體等對民主的發展是起到推動作用的。[24]中國文化開始出現的多樣性的發展變化，特別是外來文化的加入和植根發展，已經深刻的改變了中國單一的文化結構。毫無疑問，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文化變遷和社會多樣性的發展已經帶來了中國文化的多樣性的發展狀態，這對中國長期的民主發展一定會產生很大的影響。[1]燕繼榮.發展政治學：政治發展研究的概念與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80。[2]參見AlexInkeles所著的ExploringIndividualModernity一書，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3。我與他談過多次，他認為沒有人的現代性，不會有民主，但是傳統的人的個性是可以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改變的。[3][美]羅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王列，賴海榕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4][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5][美]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遠方出版社，1998。[6][美]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364-368。[7][美]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374-375。[8]edited by Lawrence Harrison &, Samuel Huntington.Culture Matters. New York :Basic Book, 2000:3[9]edited by Lawrence Harrison &, Samuel Huntington.Culture Matters. New York :Basic Book, 2000:　　[10]何信全.儒學與現代民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8-9。[11][美]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200。[12]Lucian Pye. Asian Value: From Dynamos to Dominoes// edited by Lawrence Harrison &, Samuel Huntington. Culture Matters. New York :Basic Book, 2000:247-255.[13][美]羅納德.H.奇爾科特.比較政治學理論：新範式的探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9。[14][美]阿爾蒙德、維巴.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和民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9-23。[15]中國文化對於外來文化的態度，一開始都反對，認為不是我們的文化，拒絕接受。早年對待佛教是這個態度，以後對待基督教也是如此。到近代社會，大規模的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時候，就更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這種現象的體現。這樣的爭論其實到現在還在影響中國的思想界，但是從實際的歷史進程來看，中國物質和制度的現代化的進程或者說「西化」的進程已經完全滲入了中國，中國實際上接受了西方的外來文化。其實，這就是中國接受外來文化的「條件」，只要有用的有好處的就是可以接受的。[16][美]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8：247。[17]李世濤.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18]現在有些證據顯示，在中國的基督教比較發展的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基督教的信仰有關，直接相聯繫的就是信任問題。例如在溫州地區，由於基督教比較發展，教徒之間信任的程度比較高，因此改變了人們之間信任度低的問題，當地的經濟發展就和這種信任度比較高有關。[19]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經常碰到這樣的事情。地方官員問我們，民主可以帶來什麼，能不能帶來經濟發展，能不能帶來廉政，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如果可以帶來這些結果，他們就會進行民主改革。我們的回答有時不大令他們高興，如我們講民主不一定帶來經濟發展，但是對反腐敗有好處。這樣他們也願意。但是如果沒有什麼看得到的好處的話，他們是不會搞民主改革的。[20]我想這種原因也可能出在問卷的設計上面。從實踐看，老百姓對中央政府還是信任的，但是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並不高。但是這類調查並沒有區分是信任中央政府還是政府，而是籠統的說政府。許多人相信這是指中央政府。[21]中國到目前為止有三個鄉鎮長直接選舉的實驗。步雲選舉的時候我在現場觀察。南城鄉的直接選舉我是兩年後應地方政府的邀請去進行調查的。雲南石屏的選舉是選後一年去舉行的調查。所有的這些選舉我都有研究報告。我們是唯一的觀察到了這些變化的機構。[22]可以以我們為例。目前許多的維權民眾找到我們這個民間研究所的有許多，大都是對地方政府不滿意，但是上訪沒有用，因此希望我們幫忙。我們根本就不認識他們，但是維權民眾口碑相傳，所以找到我們的。[23]我們在選舉中提倡進行秘密劃票，有些地方政府也接受這樣的主張，但是秘密劃票間如何搞，他們不知道。在廣西南寧進行的一次居委會的選舉中，當地的官員從法國總統大選的電視新聞中看到法國所用的秘密劃票間，於是就按照法國的樣子設計了他們的秘密劃票間。[24][美]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45。來源：世界與中國研究所來源日期：2009-7-8 本站發布時間：20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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