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迷惘：政治與宗教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美國研究》執行主編趙梅 為經濟觀察報《觀察家》撰稿

對很多人來說，最近發生在美國的一些事件令人匪夷所思：美國接連發生種族衝突事件；一向被視為「模範少數民族」的華人也走上街頭，抗議美國司法對華裔警官梁彼德不公；誓言要用「豬血子彈」處決恐怖分子、言論粗俗刻薄且越來越「少兒不宜」的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中強勢崛起。

近日讀雷頤先生的《巴黎的文化地圖》頗受啟發，聯想近年來美國發生的社會文化事件，腦海浮現出一幅美國的政治與社會文化地圖，它是被問題的線條而非地域勾勒出來的。

「特朗普現象」

「特朗普現象」是當前美國最熱門的話題。這位口無遮攔、政策激進、毫無從政經驗的房地產大亨，在共和黨初選中一路過關斬將，大幅領先共和黨內其他參選人。共和黨的核心圈子試圖阻攔特朗普，他卻在「超級星期二」中大獲全勝，斬獲了619張黨內代表票，而目前排名第二的克魯茲才獲得394張黨內代表票，遠遠落後特朗普。看來，共和黨阻擋特朗普的如意算盤落空了，他問鼎白宮的步伐似乎勢不可擋。

導致特朗普崛起的因素是多重的，經濟因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選民對美國政治的不滿和焦慮

特朗普的言論著實令人震驚。他反移民、反穆斯林，誓言「禁止所有穆斯林進入美國」，主張殺戮恐怖分子的家人；他讚賞一篇杜撰的故事——在菲律賓的士兵處決穆斯林前，把子彈上沾滿豬血，以此侮辱了穆斯林；他說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尼·斯卡利亞死於謀殺；他把穿越邊境的墨西哥人稱為強姦犯，主張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牆」；他激烈地呼籲採用酷刑。

特朗普的「豬血子彈」言論激起穆斯林團體的強烈反彈。美國與伊斯蘭關係委員理事會在一份公開聲明中說，特朗普「越過了邊界，從傳播仇恨言論邁向煽動暴力」；教皇方濟各公開批評特朗普針對穆斯林的言行「不是基督徒」所為；墨西哥總統恩里克·培尼亞·涅托稱特朗普的「刺耳」的言論堪比法西斯頭目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今年2月26日，《經濟學人》刊發《炒了特朗普，捍衛共和黨》一文，列舉特朗普有三宗罪：政治不成熟、口無遮攔和缺少治理能力，認為一旦特朗普獲得黨內提名，將玷污林肯的共和黨的聲譽。「特朗普現象」也引起了共和黨大佬的擔憂，2012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稱，特朗普是個「騙子」，集恐嚇、貪婪、炫耀、仇視女性和荒謬於一身，壓根兒就沒有總統的涵養。他的國內政策主張將導致美國經濟衰退，其外交政策會令整個世界更加不安全。「特朗普現象」引起一些美國人的擔憂。共和黨人擔心他無法戰勝可能的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精英們則擔心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的未來走向。特朗普反移民、反穆斯林的言論，被很多美國人視為美國的墨索里尼。

「特朗普現象」並非特例，在民主黨陣營內，以「社會主義者」自居的74歲的桑德斯，也曾一度領先老牌政客希拉里·柯林頓。桑德斯出生在來自東歐移民的猶太家庭，在紐約布魯克林的貧民區長大，是美國任職最長的獨立國會議員。他一貫以「布魯克林的老猶太社會主義者」自居，年輕時狂熱擁抱社會主義，積極投身民權運動。他曾參加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向華盛頓進軍的大遊行，並親耳聆聽金牧師「我有一個夢」的演講。桑德斯對美國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非常不滿，主張向富人增稅，實行全面醫療保險，重建正在消失的中產階級，採取更積極的減排措施以應對氣候變化。桑德斯支持少數族裔、同性戀者和其他弱勢群體的權利，反對排外主義和種族主義。

不過，從美國的政治光譜來看，桑德斯偏左，特朗普居右，他們都不代表美國社會的主流，因為各種極端傾向的流派在美國都不容易成氣候。首先是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在美國難以立足。德國著名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桑巴特在《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中對此進行了分析。桑巴特曾是一位準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該書的德文版出版於1906年，後被譯成法、西、英、日及中文相繼出版。桑巴特認為，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原因是美國工人更「傾向於對資本主義的善意態度」，畢竟是資本主義成功地滿足了他們的物質需求；其次則是他們融入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整合」方式。這一「整合方式」被許多企業中廣泛使用的計件工資制和各種獎金與利潤分享制所推動。

熊彼特後來發展了桑巴特的說法，他認為美國社會主義的難產是因為「普通有資格和受尊敬的工人都是或自認為是企業人，……他們理解並在很大程度上分享著僱主的思維方式」。

另一方面，美國是個移民國家，這一特性決定了美國政治體制、文化和精神的多元。「合眾為一」（源於拉丁文e　pluribus　unum，英文直譯為Out　of　Many,　One）作為美國的國訓，被印在美元鈔票上和國徽的正面，意為：儘管美國社會成員來自世界各地，膚色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各異，但人們相互尊重，承認自由、民主、公民權利、政教分離、分權與制衡、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法治等美國人一致接受的基本原則，這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它把有著不同膚色、不同宗教信仰的美國人凝聚在一起。

當然，在美國建國早期的社會政治生活中，並未實現多元和寬容，印第安人被殺戮、驅趕，黑人飽受隔離和種族歧視，來自拉丁美洲的移民和包括華工在內的有色人種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經歷南北戰爭，憲法第十三、十四、十五條修正案、黑人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等血與火的洗禮，當初被排斥在政治參與外的弱勢群體，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及其他少數族裔和女性等，被逐漸納入政治體制中。一代代的新移民源源不斷地湧入美國，他們艱苦創業，推動美國的社會發展和進步。

特朗普的崛起和「桑德斯現象」反映出美國選民的憤怒和焦慮。桑德斯的選舉前景從他宣布競選時就不被看好，他所秉持的「民主社會主義」在美國受眾很窄，真正支持他主張的選民少之又少。大部分把票投給桑德斯的選民並非支持他的政見，而是要表達對希拉里和她所代表的美國主流政治的不滿。

導致特朗普崛起的因素是多重的，經濟因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選民對美國政治的不滿和焦慮。首先就是對「政治正確」的厭倦。

「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簡稱PC）一詞由美國全國婦女組織的主席卡琳·迪克勞在1975年最早提出。她認為，雖然憲法賦予了女性平等的地位，但在語言上女性受到歧視和侵犯非常普遍，應該清除那些歧視性語言。卡琳的主張得到美國社會的廣泛響應，1960年代民權運動後，民權觀念深入人心，整個社會在反省如何對待弱勢群體，從語言上消除歧視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美國的「政治正確」文化發展至今包含以下主要內涵：不得冒犯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不得冒犯不同宗教信仰或政見持有者；不得冒犯包括殘疾人在內的弱勢群體。

正是「政治正確」導致人們必須對少數族裔、弱勢群體保持高度的敏感性，禁止使用任何冒犯女性、弱勢群體和少數族裔的言辭，這已成為整個美國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美國人，尤其是公共人物，在私下可以暢所欲言，但在公開場合，自覺用「政治正確」來檢視自己的言行。以至於美式英語中出現了一些獨特的「政治正確」的辭彙，如稱黑人為「非洲裔美國人」，聾子為「聽力受損的人」，第三人稱單數時要用「他或她」，「胖子」叫「水平方向受到挑戰的人」。總之，「政治正確」在實踐中有些矯枉過正了，如非洲中心論者認為，歐洲經典作品是罪惡之源，艾滋病是白人種族主義者在實驗室里發明出來用來殺害黑人的，人類文明起源於非洲等等。

其次是對「肯定性行動計劃」的（Affirmative　Action)不滿。「肯定性行動計劃」以總統行政命令的形式於20世紀60年代頒布實行的一項補償性計劃，是美國政府為改善黑人、婦女的社會經濟狀況,　確保有關法律的貫徹實施,　並最終消除就業和教育領域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這一計劃開始於肯尼迪總統，全面實施是在約翰遜政府時期。1961年3月，肯尼迪總統發布第10925號行政命令，提出所有接受聯邦政府合同的企業或商業機構，都要採取肯定性行動來保證申請人的就業和僱員在就業期間的待遇等，不因種族、信仰、膚色或原國籍而遭受歧視。

肯尼迪遇刺，約翰遜接任總統。1965年，約翰遜總統頒布第11246號行政命令，重申肯尼迪在1961年行政命令中有關肯定性行動的語句。「肯定性行動計劃」最初的受益者主要是黑人。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創造性實踐，肯定性行動計劃覆蓋的反歧視人群已擴展到種族、性別、祖籍國和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

「肯定性行動計劃」在促進少數族裔和女性在入學、就業、承包合同等方面功不可沒，但美國社會對它存在與實施的必要性的爭論從未間斷過。反對派認為，「肯定性行動計劃」破壞了美國資本主義秩序的核心精神和美國憲法、《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原則，導致了對白人男性的逆向歧視。因此，通過訴訟挑戰「肯定性行動計劃」的案子不斷湧入各級法院，「巴基案」就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個。

與此同時，少數族裔對「肯定性行動計劃」也頗有微詞。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是目前美國最高法院唯一的非洲裔大法官，他是「肯定性行動計劃」堅定的反對者。他認為配額和特殊照顧政策是錯誤的，違反了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這類善意的區別對待政策等於給少數族裔、弱勢群體貼上了次等公民的標籤。托馬斯大法官以親身經歷證明，他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特殊政策，成為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優秀畢業生。

再次，是選民對金錢政治、政黨惡鬥的不滿。自「水門事件」後，為限制政治黑金現象的蔓延，美國逐步制定了一些對政治捐款進行限制的法規。在此之前，相關法律規定個人政治捐款總額不得超過12.32萬美元。2012年美國大選時，亞拉巴馬州商人麥卡琴向16位競選聯邦公職的候選人共捐款3.3萬美元，並擬向另外12人分別捐款1776美元，但因相關聯邦法律受阻。於是麥卡琴聯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將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告上法庭，要求取消對政治捐款的限制。

2014年4月2日，美國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結果，對「麥卡琴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做出裁決，最終推翻了美國政治競選捐款總額的上限。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在書面裁決中，駁回了奧巴馬政府提出的需要以政治捐款限額來抗擊政治腐敗的反對意見。羅伯茨說，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它當然也要保護政治競選演講，儘管民眾反對。」他還表示，參與選舉國家政治領導人的權利，是美國民主政治中最為基本的權利。羅伯茨說，對捐款的限制並未阻止腐敗，而是「被證明不正當地侵犯了公民行使第一修正案中最為基本的活動權利」。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表明，政治捐款總額限制不復存在，其結果是美國民主的天平向金錢傾斜。

金錢與權力的關係變得愈發微妙,傳統政客們在利益集團政治和「金錢政治」的影響之下,將金主的利益置於選民的利益之上，用利益集團的訴求，綁架了底層民眾的訴求。特朗普沒有任何從政經驗，自費參選，這使得他在選民眼裡有別於衣冠楚楚的政客。特朗普曾直言：「華爾街已經通過政治獻金完全控制了傑布·布希、希拉里·柯林頓和其他候選人，而我的競選，花的是我自己的錢。我只對美國人民負責。」

特朗普在非法移民問題上強硬的立場，也說出了部分選民想說而礙於"政治正確」不敢說的話。美國社會圍繞非法移民問題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目前美國境內大約有1100萬非法移民，其中大部分來自墨西哥等拉美國家。此外，從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來看，目前美國總共有4500萬拉美裔人口，這個數字是20年前的兩倍。預計到本世紀中葉，拉美裔將是現在的三倍，達到1.3億。拉美裔現在還是美國的少數民族，但到2050年，全美三分之一的人口將是拉美裔，屆時，他們將成為美國的絕對多數族裔。大量非法勞動力湧入拉低了傳統服務業的薪資水平,同時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引發普通民眾的不滿。與此同時，美國政治精英則對主流文化的走向感到擔憂。

亨廷頓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發出如下警告：到20世紀中期，美國是一個多民族、多人種的社會，擁有將多種亞文化包含於其中的盎格魯-撒克遜-新教主流文化，以及根植於這一主流文化的共同政治信念。20世紀後期，發生了一些事態，如果繼續下去，美國將可能成為盎格魯-拉美社會。出現這一趨勢，部分原因在於雙語教育政策和「肯定性行動計劃」。其背後的驅動力，來自拉美尤其是墨西哥移民。

特朗普的支持者大部分是白人藍領階層，他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他們是被民主共和兩黨遺忘、不被「政治正確」「肯定性行動計劃」保護的一群人：民主黨為少數族裔、弱勢群體伸張正義，共和黨主張小政府，而在「政治正確」的準則下，「任何冒犯歐洲裔白人的言辭都可以使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他們的境遇每況愈下，卻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社會地位為自己發聲。

美國社會政治學者查爾斯·莫雷在2012年出版的《分崩離析：美國白人五十年，1960-2010）一書中，對一個以白人居民為主的魚鎮的婚姻、工作態度、個人誠信和信仰四個方面進行個案研究，進而對中下層白人進行綜合研究。結果顯示，美國中下層白人的陷落在過去15年間加速了。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下屬的經濟政策項目「漢密爾頓計劃」2015年發表的報告顯示，拋開通脹等其他因素，在1990年至2013年間，沒有高中文憑的美國男性的中位數收入降低了20%，僅有高中文憑的美國男性中位數收入也降低了13%。弗吉尼亞大學美國競選問題研究專家凱爾·康迪克也表示，特朗普利用了美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對於政客精英階層的不滿，緊緊抓住了一點，即美國普通階層並沒有享受到整體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紅利。

無論特朗普是否最終能夠獲得共和黨提名問鼎白宮，但他掀起的這一波民粹主義浪潮，反映出中下層白人的利益訴求。正如《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佩吉·努南所言，特朗普代表了「不被保護者」力量的崛起。

「我不是查理」

2015年1月7日，法國《查理周刊》位於巴黎的總部遭武裝分子襲擊，造成包括多名記者、漫畫家，2名警察在內的12人死亡，多人受傷。事件發生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及多國政要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襲擊行，對死難者表示哀悼。2015年1月11日，全法近370萬人走上巴黎街頭紀念系列恐怖襲擊的死難者,60餘位外國元首、政府首腦或國際組織領導人趕赴巴黎，與法國總統奧朗德並肩參加遊行。

美國對《查理周刊》遇襲事件的反應與歐洲不盡相同。襲擊發生後，奧巴馬致電法國總統奧朗德，表示美國將與法國團結一致，並願意為法國追捕襲擊者提供幫助。然而，奧巴馬卻並未趕赴巴黎「團結集會」遊行。當整個歐洲淹沒在「我們都是查理，都是法國猶太人」的口號聲中時，《紐約時報》決定不刊登《查理周刊》的漫畫，《華盛頓郵報》、美聯社，CNN和很多其他美國新聞機構也都採取了這一立場。此後，《紐約時報》刊發《我不是查理》的評論文章。

當整個歐洲淹沒在「我們都是查理，都是法國猶太人」的口號聲中時，《紐約時報》卻刊發《我不是查理》的評論文章

《紐約時報》等美國主流媒體這樣做並非是懦弱、毫無擔當、缺乏責任感，而是源於美國不同於歐洲的獨特的宗教文化。

美國波士頓大學宗教史教授彼得·伯傑（Peter　Berger)在他的新著中提出「宗教的美國，世俗的歐洲」。他對美國和法國的政教分離進行比較研究。他認為，法國政府為了維護法蘭西核心價值觀，強行推行世俗化政策，結果並未達到和諧社會的目標，反而製造了新的敵人，如法國國民大學2004年通過的《頭巾法案》，嚴禁在公共場合佩戴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宗教標誌，包括基督教的大十字架、猶太教的小帽和穆斯林的頭巾等。違反此法的學校可以開除。《頭巾法案》引發穆斯林的強烈反對，針對此的抗議行動此起彼伏。與法國的情況不同，美國沒有國教，但宗教的影響無所不在。

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宗教色彩最為濃厚的國家，多數美國篤信上帝，多項統計和研究結果都證明了這一點。美國如今有約30萬座教堂、寺廟遍布美國城市和鄉村，約1500多個宗教團體，大多數美國人的婚禮在教堂舉行；美國有1200家宗教廣播的電台、電視台播放宗教節目。

美國實行政教分離原則，即在教會和國家之間建立起一道隔離牆。不論州政府還是聯邦政府，都不得將一個宗教確立為國教，不得通過援助一種宗教或所有宗教的法律。但在實際生活中，政治與宗教從未分離。美國總統就職時手按《聖經》宣誓，美元上印著「我們信仰上帝」的字樣；在美國軍隊里有隨軍牧師、神甫，提供宗教服務；每一屆國會參眾兩院會議都以國會牧師主持的祈禱開始；在美國的醫院、機場、監獄等公共場所，也有宗教人士和場所，提供宗教服務；美國的各種集會上都可以聽到「上帝保佑美國」這一被譽為第二國歌的歌曲。

美國的宗教非常多元。美國移民國家的特質，決定了它在宗教上多元性。然而，宗教寬容和多元在美國經歷了一個非常曲折而漫長的過程。雖然清教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來到北美，然而他們在新大陸建立起了組織嚴密的清教社會。他們似乎忘記了他們在英國被迫害的經歷，轉而對其他教派實行殘酷的宗教迫害。在殖民地社會政治經濟的不斷發展中，移民們逐漸認識到和平來自宗教寬容。1776年，弗吉尼亞議會通過了《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宣布宗教自由的原則。這是北美殖民地第一部宗教自由法。1791年批准成效《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確立了信仰自由原則，不得強迫或影響某人違背本人意願加入或不加入一個教會，或強迫他信或不信奉任何一種宗教。

如今，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美國本土教會和教派、其他宗教及新興宗教，構成了美國的宗教版圖。約90%的美國人宣稱篤信上帝，其中78%的人為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猶太教。基督教傳統是美國的道德基礎。正如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一書中所言，「美國信念」是不提上帝的新教，美國公民宗教是不提基督的基督教。

《紐約時報》編輯迪恩·巴奎在做出不刊登爭議漫畫的決定前，諮詢了多位資深編輯、報社國際部記者的意見。《紐約時報》的另一位編輯回憶道，這個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因為他必須要考慮《時報》讀者的感情，尤其是穆斯林讀者。對他們來說，對先知穆罕默德形象的描繪是褻瀆之舉，那些意在諷刺的描繪就更是如此了。他說，「我們有一個長久以來堅守的、且出於我們有益的準則，那就是，無端的侮辱和諷刺藝術之間是有界限的，大部分這些漫畫都是無端的侮辱。」

在《查理周刊》遇襲的第二天，《紐約時報》刊登了該報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的文章，標題直言「我不是查理」。文章稱，「現在，人們正以言論自由的名義，把查理周刊的記者們當作烈士來讚美，這麼做倒也不無道理，不過，讓我們正視這點吧：在過去20年里，如果他們嘗試在美國大學校園裡發行他們的諷刺報刊的話，他們連30秒都撐不下去。學生和教師團隊會指控他們散布仇恨言論。行政部門會切斷他們的經濟來源，把它們踹掉。」

多元、寬容、篤信上帝，是美國宗教文化的主要特徵。從1585年第一批歐洲移民抵達卡羅萊納海岸附近的羅阿諾克島建立起第一個定居點至今的430多年間，從清教徒為躲避宗教迫害而移居北美，到北美獨立戰爭、兩次大覺醒、南北戰爭、進步主義運動、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到20世紀80年代的新保守主義運動，北美大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的宗教面貌也隨之改變。特別是在「政治正確」的光環下，美國沒有了《查理周刊》那樣的雜誌生存的土壤。這就是為什麼多數美國人不認同《查理周刊》的做法，無論主流還是非主流，美國從未有過這類諷刺宗教領袖或宗教信仰的雜誌的主要原因。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美國研究》執行主編）

本文是《美國的迷惘》上篇，刊於4月4日《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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