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下的粵港澳大灣區二十年

編者按

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和建設被納入國家戰略，也是「一國兩制」實踐的二十周年。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建設的機遇面前，全面認識「一國兩制」有著重要意義。

我院理事長張思平圍繞此議題展開了深入研究，形成《「一國兩制」與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制度創新》內部研究報告。

本報告在堅持「一國兩制」的前提下，從制度、體制、機制、管理和政策創新的角度，研究大灣區未來的方向、功能和前景，探討如何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優勢，大膽進行制度創新，真正實現把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全球一流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最發達、最文明的大灣區的目標，並提出一些建設性、長遠性、方向性的意見和建議，供國家有關方面參考。

今日起，將連續十天推出本報告的精編內容。

今天推出的是第一篇：《「一國兩制」下的粵港澳大灣區二十年》。

「一國兩制」下的粵港澳大灣區二十年

在過去二十年，港澳的繁榮穩定、珠三角的快速崛起與「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未來，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建設中，「一國兩制」也將是不可迴避的重要議題。

01「一國兩制」是回歸後香港、澳門保持繁榮穩定的制度保障

「一國兩制」是我國政府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後，對港澳管理的一項基本國策和大政方針。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公開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

二十年的實踐證明，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不僅有利於保護香港過渡時期的穩定和1997年主權的平穩移交；有利於保障香港的人心穩定和經濟繁榮；有利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和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全局；還有利於中國在學習和借鑒中，逐步走向富強、文明、民主、法治，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回歸二十年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依然是國際性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仍然是全球經濟最自由、開放的地區，仍然是全球著名的自由港，在全球競爭力排名中名列前茅；仍然是一個全世界最自由、法治最完備的社會；仍然對中國改革開放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香港位居全球金融中心三甲，圖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大廈

而在香港先例的作用下，澳門順利回歸，並在十八年來保持著基本的繁榮穩定。

02「一國兩制」是改革開放後珠三角城市群快速崛起的制度紅利

二十年來，珠三角九城市在香港的輻射帶動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的歷史轉變，成為引領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珠三角的經濟總量大體上占整個廣東省的80%，1998年到2016年，廣東省GDP從8350.88億元增長到79512.05億元，增長了10倍；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特區，增長了15倍，與香港經濟總額等量齊觀，已經成為1800萬人口的國際性大城市，創造了世界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的奇蹟。

1998年，深圳GDP為1534.72億元。

2016年，深圳市GDP為19492.60億元。

改革開放後珠三角的迅速崛起，不僅是分享了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體制紅利、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接軌的開放紅利，以及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紅利的結果，更是因為佔據了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分享了「一國兩制」香港繁榮穩定的制度紅利。

03「一國兩制」正在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繁榮發展的制約因素

香港回歸二十年來，「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穩定繁榮、促進珠三角經濟崛起的重要制度紅利。

但同時，從一定意義上講，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一國兩制」又是進一步促進包括香港、澳門與珠三角九城市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繁榮、合作、融合的約束條件和制約因素，對香港和珠三角的發展也帶來了一些困難和問題。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圖為主權交接儀式。

從香港的發展來看

香港回歸二十年雖然基本上保持了繁榮穩定的局面，維持了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國際地位，但目前經濟社會發展仍然存在著一系列問題。

在經濟發展速度上，不用說與珠三角經濟兩位數迅速增長無法相比，即使同在1997年回歸前大體同等發展水平的新加坡相比，也顯然落伍了。

2001年，新加坡GDP僅為香港的一半左右

2010年，新加坡經濟總量超過香港，人均GDP達到5.5萬美元，而香港大體在4.2萬美元徘徊。

香港不僅在經濟總量、增長速度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難，在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動力等方面也存在很多問題，尤其是香港作為國際化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高水平服務型經濟體，經濟腹地對其持續增長尤為重要。

在香港回歸和中國加入WTO之前，香港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樞紐和橋樑，整個中國內地實質上都是香港服務的經濟腹地，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形成，內地與世界經濟聯繫日益密切和直接，香港的經濟服務腹地逐步縮小，對中國改革開放影響在減弱。

因此香港持續的繁榮穩定，維護在國際上的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戰略地位，需要進一步加強與內地的經濟聯繫，擴大經濟服務腹地和發展空間，為其金融、貿易中心提供更廣闊的市場。

▲香港是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圖為香港時代廣場。

從珠三角發展來看

香港回歸後，珠三角也保持了二十年的持續發展的良好態勢，但與此同時，在經濟、社會等方面也遇到了新的瓶頸。

過去珠三角經濟崛起所依賴的四個方面的制度紅利，都在不同程度的弱化，甚至逐步消失。

·市場經濟改革方面

在十八大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包括珠三角九個城市在內，廣東與內地相比基本上失去先行一步的體制優勢，廣東的改革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在改革創新領域乏善可陳，靠「吃老本」維持著表面上的繁榮。

▲深圳是國內有影響力的區域金融中心。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廣東各級的領導幹部在新的改革時期喪失了廣東敢闖敢試的優良傳統以及應有的歷史責任感。

在改革開放和制度創新方面，少了主動的謀劃和思考，多了被動的照抄照搬；少了積極推進改革創新，多了消極落實上級部署；少了從實際出發、大膽探索，多了從文件出發、上傳下達，失去了廣東改革幾十年來應有的使命和擔當。

▲位於深圳市委大院門前的拓荒牛雕像是深圳開拓精神的象徵。

從客觀上講，近幾年，隨著中央反腐敗鬥爭的不斷深入，對各級官員的問責更嚴，在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和各種廉潔要求的同時，官員的合法權益又往往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也影響了各級領導幹部的積極性。

廣東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湧現出一大批不同層次的敢闖敢試的改革家、改革者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已經成為歷史。

▲深港西部通道。

·對外開放方面

廣東作為世界工廠和中國對外開放的先行地區可以說是中國加入WTO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但隨著加入WTO對外開放紅利的逐步消失，廣東對外貿易從2013年起已經連續三年大幅度下降，進出口總額從2013年的近萬億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9407億美元。

在國家部署新時期對外開放的戰略格局中，國家並沒有把發揮珠三角毗鄰香港的優勢放在特別的位置上，而是僅僅划出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各一小片地區，與上海、福建、天津自貿區一樣，進行由國家統一規劃、統一部署、程度有限的自貿區試驗。

▲粵港澳大灣區內現有的前海、南沙、橫琴三個自貿試驗區。

·經濟增長方面

隨著我國本世紀初十年高速增長的結束，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廣東的經濟增長也結束了十多年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從2011年起，經濟增長下降到8%左右。

經濟發展中出現了金融、房地產等領域的泡沫風險，以及部分產業的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問題，傳統製造業產業升級緩慢，經濟增長的動能轉換還沒有完成。

·香港「一國兩制」的制度紅利方面

在這一方面，同樣遇到了一些新問題，面臨著新的突破。曾經為珠三角經濟崛起提供製度紅利的香港「一國兩制」，從某些意義上講，已經成為珠三角進一步繁榮的重要制約。

▲2014年，香港發生「佔領中環」事件。

綜上所述，在香港回歸二十年後的今天，香港和珠三角的經濟社會發展都遇到新的問題：

香港持續繁榮穩定，更好地發揮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功能，急需擴展其經濟腹地和發展空間，開拓更廣闊的市場；而珠三角城市群的經濟發展也需要注入改革開放新動能。

因此，在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在「一國兩制」原則下，進行制度創新，開創粵港澳經濟社會合作和聯繫的新模式，解決好香港發展的擴展空間和珠三角發展的新動能問題，既是粵港澳地區自身加快經濟社會深度調整與轉型、實行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要，又有利於繼續探索「一國兩制」框架下珠三角大灣區區域合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

充分發揮港澳的獨特優勢，促進珠三角的經濟社會進一步繁榮發展，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再邁出新步伐。

應該說，國家在香港回歸二十年之際，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規劃列入國家戰略，提出打造國際一流的大灣區和世界級的城市群的戰略目標，對港澳地區和珠三角以及整個國家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文中數據來源：

世界銀行公開數據、廣東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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