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被身份糾結的舌頭|共識觀

共識君按

在多元文化和複雜族群環境下成長或生活，你的舌頭會成為各種語言爭奪的對象，這就是帕蒂古麗所說的「被語言爭奪的舌頭」的含義。

被身份糾結的舌頭

程映虹

一、帕蒂古麗：你是維族人，為何說漢語？

在烏魯木齊二道橋的街頭，我用漢語問一位榨石榴汁的維吾爾族老大娘：「石榴汁多少錢一杯？」大娘用她灰綠色的眼珠在我身上從頭到腳滾了一遍，不緊不慢地反問：「你明明是維吾爾族，為什麼對我說漢語？」我以為她不會認出我是她的同族。我剛從南方回來，一身的江南打扮，民族特徵早已被二十年的南方歲月淡化，我不知道是什麼泄露了我的民族身份。那一刻我的吃驚多於尷尬。我沒想到的是，這樣一個同族的老大娘用詰問的方式，將多年來遊離於我的民族身份一下子重新歸還給了我。我站在她面前，像是突然站在了一面鏡子前，清晰看見了那個被這片土地認可的自己。

帕蒂古麗

這是帕蒂古麗「被語言爭奪的舌頭」一文中被很多評論者推薦和讀者咀嚼的段落。帕蒂古麗在新疆長大，父親是維吾爾族，母親是回族，從小與哈薩克族為鄰居，在這個多語種的環境中她接觸和使用過多種語言，最終接受了漢語教育，形成了用漢語思考和表達的習慣。成年後，她最主要的生活和工作經歷都是在漢族地區，並在浙江餘姚從事了多年以漢語為媒介的新聞工作。帕蒂古麗出版過長篇小說和數本散文集，「被語言爭奪的舌頭」獲得了2014年的人民文學獎。和其他作家相比，身份和認同的焦慮—尤其表現在不同語言的衝突和交集中而非地域或社會地位的差異--是帕蒂古麗作品中一個突出的主題。她自小就因其混血的身份而得了「二轉子」這個外號，其褒義是聰明漂亮能說多種語言，但也有雜種和變種的貶義，端視由誰在什麼語境下使用。

在讀到帕蒂古麗這段文字時，我正好在看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後殖民主義簡述》(Postcolonialism—AVeryShortIntroduction)，作者羅伯特·楊是牛津大學英語系的著名教授。在這本書中，我看到了兩個和帕蒂古麗在烏魯木齊二道河橋頭的遭遇異曲同工的場景，雖然它們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背景大不相同，但卻都和語言和外貌與身份之間的差異和衝突有關，而這種差異和衝突又都是在「他者」眼中呈現出來的。不但如此，兩位當事人也是非主流族群，西方世界中的所謂有色人種，但他們卻用主流語言即英語和法語思考和寫作，成了歐美知識甚至思想界的大人物。順著這本書提供的線索再擴展一下，這兩個場景的歷史和文化內涵或許可以給帕蒂古麗在烏魯木齊二道橋的遭遇和感想提供一個參考系。

二、黑人作家蘭斯頓·休斯：在非洲被當作「白人」

第一個人物是美國黑人作家和社會活動家蘭斯頓·休斯(LangstonHughes，1902–1967)。休斯是20世紀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重要人物。在那個運動內部，他代表了在合法鬥爭範圍內最激進的一端，認為以杜波依斯等人為代表的黑人上層知識分子是用迎合西方主流趣味的文化表現和思想觀念來提高黑人的地位，例如所謂「哈萊姆文藝復興」，不過是用黑人文化的元素來豐富西方文藝的形式和內容。而他是眼光向下，反映黑人底層社會的真實生活場景，突出和張揚黑人下層階級的思想和感情。

蘭斯頓·休斯

休斯的這個選擇是對他父親的反叛。他出身於美國南方一個黑人小業主家庭，父親鄙視黑人文化，詛咒非裔生活方式，甚至痛恨身上的黑人血統。全家為了逃避美國的種族歧視移居墨西哥。休斯長大後回到美國讀書，成名後獲得過多項美國主流社會的榮譽和頭銜，但他並不想「拔高」自己，融入白人文化，而是堅稱以身為黑人為榮，力求做原汁原味地道地道的黑人，在日常生活的言行舉止中保留和發揚公認的黑人做派和非洲元素，身體力行所謂「黑人姿態」(Negrotitude)。他謳歌黑色，不但是膚色，也連帶黑夜和黑土地，認為黑色是生命的原色，是最美麗的色彩。

和很多美國黑人知識分子或社會活動人士一樣，休斯在猛烈批判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同時，一直懷有強烈的非洲情結，把那塊「黑色大陸」浪漫化和理想化，總想著有朝一日到那裡去尋根，在那裡找到自己的兄弟姐妹，重新獲得在西方被剝奪或者被壓抑和扭曲的身份認同。不但如此，在他眼裡非洲大陸也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他青年時期很多著名詩歌都是謳歌黑人身份和獻給非洲大陸的。

1923年，二十齣頭的休斯從紐約港搭上一艘貨輪前往非洲。他一上船，就爬到甲板的最高層，把隨身攜帶的一大摞西方文化和文學經典統統拋進大海，用他的詩句來說就像卸下了「壓在心頭的數百萬塊厚磚」，靈魂獲得了解放，從此全身心擁抱自由，重新獲得做人的感覺：他要回到非洲了，要踏上故土了，要和兄弟姐妹們歡聚一堂了。

休斯在西非的法屬塞內加爾登岸。踏上這塊土地後，他急切地展示自己的黑皮膚，告訴見到的非洲父老鄉親：自己來自美國，但和他們一樣是黑人，美國有種族歧視，他在美國的處境就像他們在西非一樣。所以自己是他們的兄弟。但讓他詫異的是，無論他怎麼表白，怎麼炫耀自己的黑皮膚，這些非洲人都呵呵地笑著，搖著頭，固執地重複著一句話：「你，白人。你，白人。」

震驚之餘，一位來自奈及利亞在當地工作的黑人告訴休斯，在塞內加爾人眼中，所有外來的黑人都是在那裡幫助白人的，和白人站在一起，所以都被看成是白人。休斯後來說，非洲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把自己看成是白人的地方，而就是這個地方卻一直被自己認為是故土。這個遭遇給他的認同帶來了極大的困惑。在後來的很多年裡，他的寫作很少涉及那次非洲之行，除了這段被黑人兄弟姐妹認定是白人的經歷。

塞內加爾的黑人把外來黑人視為白人，在社會分類和認同概念上完全突破了種族的藩籬，置階級於種族之上，在世界近代史上並非罕見，尤其在一些種族和階級關係複雜的殖民地。19世紀中期，以黑人奴隸為主要勞動力的西班牙殖民地古巴面臨廢奴運動的強大壓力，引進了大量華人契約勞工，為廢奴做準備。在當地黑奴眼裡，這些和自己並肩勞作的中國人是「白人」，因為他們不是奴隸，有收入，契約到期後就有人身自由。同樣的，20世紀初，當華工被運到南非後，在當地黑人眼裡他們也是「白人」。膚色是殖民地和奴隸制度下黑人觀照世界、區分親疏的一個主要概念，但這些事實說明，他們清楚地意識到膚色不過是人身自由和社會地位的外在表現，一旦它和後者不一致，他們絕不會被膚色本身所迷惑。

三、法國黑人思想家法蘭茲·法農：自己認同法國但法國不認同他

第二個人物是在中國知名度很高的法蘭茲·法農，二十世紀最激進的反帝反殖反西方思想家。法農出生於法屬西印度馬提尼克島的一個黑人中產家庭，父親是黑人奴隸的後裔，但卻是當地海關官員，母親家族祖先中既有非洲黑人、也有印第安土著和法國人的血統。出於人權意識形態和帝國國家利益雙重考慮，法國對海外省的居民不分人種和膚色給予法國公民身份，馬提尼克島就是其中之一。在那裡，法農的家庭和其他非洲裔或者阿拉伯裔的家庭一樣，都鼓勵子女學習法國文化，認同法國民族，做一個法國人。法農接受的是法語教育，在巴黎和里昂的大學醫學院學習醫學和精神病學，後來去阿爾及利亞行醫，在那個法國的殖民地完成了思想上的轉變。法農只活了三十五歲就因白血病辭世，但此前已名滿天下。

法蘭茲·法農

法農所遭遇的那個場景發生在他作為學生剛從馬提尼克島這個法帝國的邊緣地區來到帝國的文化中心之一里昂求學時。當他走在馬路上時，很多人在看到他之後都會對其他人說：「看，來了個黑人。」這讓法農很吃驚，因為在馬提尼克島上，他一直以為自己是法國人，和非洲人相比屬於淡膚色的，更不用說他的法語表達能力是出類拔萃的。他從來沒有意識到在「自己國家」的本土的人們的眼中自己竟然也是黑人—或者還是黑人—而不是自己一直自以為的「法國人」。換句話說，他認為自己認同法國但法國不認同他。

從自以為知道自己是誰，只是想了解他人，世界是一個供自己觀察並賦予意義的客體，到忽然醒悟自己原來並不明白自己是誰，剛剛從別人那裡知道。不但如此，他人才是主體，自己是他人眼中被觀察的對象，就和這個世界上無數亂七八糟的客體一樣都是那個主體眼中的他者。這樣一種認知轉變和身份落差，對於一個極度敏感的知識分子來說其心理震撼是很大的。

但問題更在於--羅伯特·楊說--法農後來認識到，一個他者，一個被譏笑性的凝視所注目的對象，一個被他人的食指點戳的物體，這些不過是外在的被客體化。真正成問題的，是這種外在的被客體化轉化為內在的意識甚至下意識，用來進行自我定義、審視和規訓。法農認為這就是西方的文化和教育在非西方知識分子中所產生的後果。通俗地說就是洗腦，自我奴化，用西方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始終意識不到自己真正的身份，或者下意識地在自己被強加和被灌輸的身份和本來的身份之間掙扎。這些被洗腦、被奴化、被西方化的知識分子如果沒有經歷或者置身於一個特定的情境，例如休斯和法農自己在塞內加爾和里昂所經歷的，可能終其一生也意識不到這種身份的異化或者扭曲，雖然他們可能會有身份和認同方面的困惑和茫然。

休斯和法農所經歷的這種身份認同的矛盾和掙扎，在非殖民化的過程和制度化的種族主義猖獗的歷史條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那場激烈的為了民族獨立和種族平等的鬥爭中，建立在文化、語言甚至膚色之上的身份成了劃分不同陣營的界限和不同政治集團手中的武器，敏感的種族身份意識是政治覺悟的表現和政治認同的基礎。但即使在那個時候，對種族身份意識的過度敏感也已經凸顯出其消極的一面。種族身份不過是政治生活和社會存在的一個方面，對它的敏感應該可以有很多東西來沖淡，最有效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和自由主義的普世人權觀念(這二者或者在原則上或者在策略上也需要考慮或者強調種族問題)。如果沒有這二者的中和，對白人種族主義的仇恨會陷入種族主義本身的泥淖，只不過變換了色彩而已。

法農的成名作《黑皮膚，白面具》是50年代初用法語寫作的，它深刻分析出身殖民地的有色人種知識分子在法國的處境和內心掙扎。這本名著的問世中還有一件軼事。法農將書稿投給一家由著名的反法西斯和反殖民主義作家和哲學家讓松(FrancisJeanson1922-2009)擔任高級編輯的左翼出版社(éditionsduSeuil)。讓松很感興趣，約他面談。讓松是白人，當他開口誇獎書稿時，法農打斷他的話，嘲諷地模仿白人種族主義者的語氣說：「"一個黑鬼寫的，不錯啊！』是吧？」在法農的這個極其無禮的反應背後，無疑是強烈的種族對立意識和長期以來的身份糾結。讓松非常生氣，立即要他離開編輯部。讓松後來說，他對法農的斥責反而贏得了法農終生對他的尊敬。正是這個嚴厲斥責法農的白人大知識分子，後來對初出茅廬的黑人青年法農的書稿精心編輯，而且堅持要法農用「黑皮膚，白面具」這個絕妙的書名。今天世界上知道這個書名的人，遠遠超過了讀過它的內容的。

四、有色人種的寫作與思考，成為「西方文化」內在的一部分

讓松對法農的支持和賞識，不過是所謂「白人世界」中千千萬萬支持有色人種為爭取自由和獨立的鬥爭的事例之一罷了。這種支持的基礎中，普世人權的原則要比出於相同階級地位的同情更重要，它為有色人種的解放和平等的鬥爭贏得了超越社會階級和階層、甚至國界的支持。而讓松對法農的斥責則說明，有色人種或弱勢群體對種族區別和自身地位不分場合不看對象不是就事論事的過分的敏感，不但於己無益，而且是從一個相反的角度複製了種族主義的偏見和態度。

更重要的是，以法農和休斯為代表的所謂「有色人種」的寫作和思考，早就成為20世紀「西方文化」內在的一部分，一個來自某個特定族群的具有深刻的批判性的部分。它也像西方文化的其他部分那樣帶有本身的問題，沒有哪一個部分是完美自足的。二十世紀西方世界的一個深刻變化就是族群和文化的平等和多元，這和社會政治與經濟制度的變化同樣重要，意義可能更為深遠。所以，法農和休斯這樣的知識分子，應該說也是「西方知識分子」的一個類型和一種代表，無論是他們使用的語言，接受的對象，表達的觀念，或者在整個「西方文化」中佔有的地位和影響，都是如此。「西方文化」中既有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也包含對它們的分析和批判，而在後一個方面，白人知識分子和有色人種的知識分子同樣深刻和無情。

不要說在今天，即使在休斯和法農的那個時代，如果不是充分地利用那個自己從中成長和獲得成功的文化，在那個文化中擴展自己的影響，而是在觀念和行為上自外於這個文化，硬要在這個文化內部劃一條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把自己推到這個文化的對立面，強化種族和族群的身份意識和基於這種意識的自我和他者的區分，只會毫無必要地增加鬥爭的難度，不但不是一個聰明的鬥爭策略，而且也人為地增強了人類社會身份和認同問題的複雜性。

馬丁·路德·金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敬意和接受，就在於他並非要通過他領導的運動強化黑人在美國的獨特身份和認同，而是堅持美國黑人的自由和平等就是美國夢的一部分，要非裔美國人和其他族裔的美國人在這個共同的「夢」中真正和諧相處。非裔美國人和美國社會之間的關係不是我和你的關係，而是「我們」內部的關係。無論種族主義問題仍然有多麼嚴重，金博士的這個觀點至今仍然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主流觀點：這個國家是我們參與創造的，我們是它的一部分，我們就是美國人，我們要爭取的是在這個國家應得的地位和權利，而不是製造異化和強化對立甚至推翻這個國家。今天對現實中司法實踐的不滿和抗議，並沒有使得美國黑人社會運動的主流質疑和挑戰這個國家的憲制。

對種族、族群和文化身份意識的過度敏感、對所謂的主流文化和自己的族群文化之間差別的人為擴大和強調，視它們的關係為掌握「霸權」的前者對弱勢的後者的欺負和洗腦，這種姿態在族群和移民問題更加複雜的今天，尤其在一些西方國家，越來越表現出它的消極作用甚至破壞性，成為一些以少數和弱勢面貌出現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武器。它利用所在的那個社會的政治正確性既合法地生存、繁殖和發展，又在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上另搞一套，不但蓄意構築和鞏固排他的封閉性社群，自外於這個社會，而且無視這個社會已經在觀念和制度上對歷史的公開的徹底的清算和對某些特定群體巨大的政策傾斜和政治寬容，用文化特殊性和宗教神聖性腐蝕甚至否定這個社會通過痛苦的歷史經驗而產生的共同價值觀，以不忘歷史為名要這個社會繼續為歷史付出代價。

五、 被爭奪的舌頭：個人身份並非先天本質化且不可改變

回到帕蒂古麗在烏魯木齊二道橋的那個經歷。休斯和法農可以說和帕蒂古麗一樣都是「二轉子」，尤其是家庭血緣關係複雜的法農。和休斯和法農的經歷相比，帕蒂古麗的「二轉子」身份、尤其是她的「被語言爭奪的舌頭」和它們在國家和族群政治的層面上相距甚遠。休斯和法農強調的是種族身份和種族政治，而帕蒂古麗感受到的是「民族特徵」—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既可以指種族也可以指族群但更偏向強調文化差異的概念—給個人帶來的身份困惑。但它們的共同之處是都反映了個人在不同的文化和群體之間穿越時感受的認同矛盾，這是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非常普遍的社會和心理問題。這個問題在某些國家有更直接的國際移民背景，但在另外一些國家主要反映的還是國內複雜的族群關係。

就和休斯和法農並非白人知識分子但卻是英語或法語世界知識分子—或者廣而言之「西方知識分子」--一樣，帕蒂古麗不是漢族知識分子，但卻是漢語知識分子和中國知識分子。帕蒂古麗以非漢族的身份在漢語寫作取得的成就不但為漢語做出了貢獻，說明對一種語言的爐火純青的應用，對這個語言背後的那個文化最細微精妙之處的體會，即使是像漢語這樣意蘊深厚的古老語言，也並非只有出身於這個文化並屬於這個文化的人才能做到，而且還從她的族群背景出發，為我們了解漢語的人本意義、人性內涵從而是一種文化的包容力提供了參考。

例如，在「蘇醒的第六根手指」中，帕蒂古麗說「我清晰地記得幼年時在漢語學校里學到"亡羊補牢』這個成語，熟悉畜牧生活的我，不難理解它的意思，這個詞中最讓我感動的是一個古代的漢人對畜牧人群的體恤，從而讓我產生了類似擁有共同經歷般的親切感。以至從學校回到家裡，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醒父親檢查羊圈。人一旦從一種文化中獲得認同和收益，就會隨之對這種文化產生心理認同。」她對自己那個只認識幾個漢字的父親對「眾」這個字的理解更是有趣。他父親說「"眾』裡面有三個人，就是有我、有你、還有你媽；有回族、有哈薩克族，也有維吾爾族。』父親的話語暗含了漢字的"眾』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的一種深刻的感激和認同。」

但這種認同又決不是輕鬆地步入一個美妙的烏托邦，而是一種搶佔和爭奪的結果，這個痛苦的過程在帕蒂古麗筆下非常感性地得到了表現。「文化對人的爭奪不單單發生在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化之間，即使在同一民族和相同地域間相同的文化，也在相互撕扯中爭相給對方打上自己所認同的印記。。。爭奪是一種本能，也是生存的法則。爭奪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歷史對真相的爭奪，權利對話語的爭奪，自然對環境的爭奪，時間對生命的爭奪，不可知的明天對人命運的爭奪......而文化爭奪不是像從你手裡搶一樣東西那麼簡單，它首先從對語言的一種搶佔開始，搶佔你的舌頭、眼睛、喉嚨。深入你的身體，搶佔你的味覺、嗅覺，繼而搶佔你的思維、搶奪你的精神世界，整個過程，被搶佔的對象可能毫無察覺，即使察覺也無力阻止。大多數人應對一種強勢文化衝擊的姿態是束手跟從。」

然而，衝突就是交往，「交往本身就是人類具有偉大意義的事業，人與人、種族與種族交往中產生的一切不適和疼痛感，都是人類在交流中必須付出的代價。」最終「多一種語言，一個人的交流範圍可以成千上萬倍地擴大，這不是吃虧了，而是佔有了一種優勢。語言是一條精神得以前行的路徑，可以帶你走出去，讓思想走得更遠。在漢語里，這叫出路。出路對於一個人是何等的重要，幾乎是存亡攸關的大事情。」

從帕蒂古麗對「爭奪」的鋪陳中，我看到的是個人在文化環境下面臨被塑造時的無奈；但從她的「出路」中，我卻看到了個人對文化環境的最終掌握甚至支配。二者都是真實的，它們之間從對立到相互轉化，漢語中叫做反客為主。這與休斯和法農的感受和最終結果有異曲同工之處。休斯用非裔的視角豐富了英語寫作和美國文化，法農用非裔視角豐富了法語寫作和法國文化，兩人都自外於「西方」，但最終都成了「西方知識分子」，其影響超出了非裔美國人和非裔法國人的世界，成為所謂「當代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一部分。但他們對這種語言和這種文化的感情都是複雜的，緊張的，一度是抗拒甚至敵對的。

在與文化的較量和融合中，人是有主動性的，最終是你選擇了一種你認為最有吸引力或最有用的文化，或者是一種混合型的文化。文化塑造人，人也創造和支配著文化。文化和人一樣，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都是可塑的。今天以西方主要語言為代表的文化不要說和幾百年前相比，就是和冷戰時期相比也大不同。以漢語為主的文化更是這樣。它們的變化都離不開以「他者」身份進入的使用者的貢獻，例如休斯、法農和帕蒂古麗。對這些人來說，不知不覺之間，文化改造了你，你也進入那種文化甚至成了它的主人。當你用那個文化的語言表達出你被那個文化改造的痛切經驗時，你就為那個文化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你也改造了它，甚至成為它的大師—豈止僅僅是一條個人的「出路」。作為在美國生活的雙語寫作者，當我閱讀擁有複雜語言背景的帕蒂古麗的其他作品時，我深深地為漢語寫作中產生了這樣獨特的優美深刻的文字而感動，同時也很自然地想到從80年代至今難以計數的以中文為母語的英語寫作者對於當代英語寫作的貢獻。

和文化一樣，人的身份和認同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個世界上不存在一個先天的本質化的不可改變的個人身份。帕蒂古麗在烏魯木齊二道橋被那位維族老太太識破的，並不是那個「本質上不可改變」的她，而不過是曾經的她，也是現在的她的一部分。在一個浙江餘姚的漢族人眼裡，就會看到她身上餘姚漢族社會留下的紋理，而且更多地可能還是通過她當下的工作和社會活動，而不僅僅是偶爾一瞥之下得來的印象。

人的身份和認同是一個流動的概念，就像一條河流一樣，既有沉底的河床，也有分層次甚至不同色彩的水流。游泳的時候，當你腳觸到河床時，你會覺得安全和踏實，但很快你就會離開它，既讓水流裹挾你前行，同時你也學會操控和利用水流，你不會停留在原地不動，因為那雖然安穩，但不是你游泳的目的。很多人之所以會有所謂「尋找真正的自我」這樣的感嘆，不過是因為他們的人生經驗太過豐富罷了。

在多元文化和複雜族群環境下成長或生活，你的舌頭會成為各種語言爭奪的對象，這就是帕蒂古麗所說的「被語言爭奪的舌頭」的含義。但是當這場爭奪戰最終見分曉之後，你的舌頭可能又會糾結於各種不同的身份，我稱之為「被身份糾結的舌頭」，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之下，例如帕蒂古麗在烏魯木齊的二道橋。你會吃驚、尷尬甚至結巴或者失語。但是歸根結底，如果你有這樣一條「被身份糾結的舌頭」，我想還是應該為此感謝生活，因為你在這個日益趨同的世界上有幸以這樣一種更為複雜和多樣化的方式存在。

(原載《南方周末》2016年3月18日，發表時題為「被身份糾結的舌頭—休斯和法農的故事」。本文為完整版，作者授權共識網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