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定律和清朝皇帝的仁慈英明

謊言定律和明清評價問題作者 杜車別　　一、謊言定律對大部分人的作用不容忽視　　　　　　有人心者看上面兩部分內容的時候就應該心生憤懣和奇怪：　　　　　　侵略有害，壓迫可憎，這是最基本的道理，為什麼我還要如此長篇大論，不厭其煩的進行論證？什麼時候反對外來侵略，反對民族壓迫，正視歷史在中國居然成了需要長篇闡釋才能讓人明白的深奧思想?　　　　　　反抗侵略的英雄烈士應該被紀念歌頌，被廣泛宣傳，侵略的屠夫，投敵的漢奸應該被無情的譴責鞭撻，這同樣是最天經地義的事情，為什麼在現在的中國，居然成了可望而不可求？甚至大反其道，屠夫漢奸成了歌頌美化的對象，烈士遺民被遺忘歪曲，黑白顛倒，是非混淆，這樣的咄咄怪事又是因為什麼？　　　　　　拋開一些情緒化的論斷不說，造成以上所說奇怪現象的自有其深刻的心理原因。　　　　　　戈培爾說「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為真理」，不妨稱其為謊言定律。說它是定律只是激憤之語。然而這句名言，確實很深刻描繪了一種常見的心理現象。許多悖離事實的判斷，許多充滿謬誤的觀點，僅僅因為它們被重複的次數多，不需要更多邏輯的推斷，不需要更多事實的佐證，就能成為大部分人恪守的信條，甚至被視為金科玉律。如果有人指出其謬誤，提出不同論斷，則反而被視為胡說八道，奇談怪論，甚至被當成怪物看待。　　　　　　常說人是理性的動物，事實上這話只適合於少數人，對大部分人，說他們是盲從的動物或許更合適一些。許多人自以為在用自己的頭腦判斷是非，其實卻不知道早就淪為被愚弄被操縱的傀儡，有許多時候，大部分人行為特徵比起實驗室的小白鼠更精準不變，並不比按照固定程序運行的機器人更高明。這也為是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黑白顛倒，是非混淆，令人憤懣卻又無可奈何的事情！人們頂禮膜拜，心神嚮往的不過是小丑甚至禽獸，而真正高尚，值得尊敬的人物，卻往往被埋沒，甚至被大部分人唾棄鄙視！　　　　　　如其不信，可以做個試驗，隨機抽取一群普通人，分成兩組，讓他們評價同樣的人和事情，而且這人和事情原先他們都一無所知。在一組裡不斷用電視或電影，以及演講的方式向他們重複這個人是事情是多麼好，多麼值得讚賞，而另一組裡則相反。持續一段時間後，必然會出現這樣的結果，一組裡的大部分人都會成為這個人和事情的支持者，另一組大部分人則成為反對者。真正能用自己的頭腦，分析灌輸給自己的信息里的矛盾之處，並自己主動去設法獲取更多更完備的信息，從而提出質疑，甚至最後得到相反立場的人，只能是少數。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可以被任意操縱任意愚弄的可憐蟲而不自知！還洋洋自得，動輒群情洶洶，動輒以真理捍衛者的面目出現，這也是人間可憐又可悲的滑稽事。　　　　　　　　　　　　　　這個「謊言定律」和明清評價有什麼樣的關係呢？和我上面論述的兩部分內容有什麼關係呢？　　　　　　　　　　現在許多千方百計美化滿清，為滿清累累罪行辯護粉飾的人，和已經滅亡近百年的滿清也並無實質的利害關係，從民族身份來說，他們中大部分人應該都屬於純正的漢族，即便是滿族的人，使用的語言文字和生活習俗也都和漢人沒有實質區別了。　　　　　　應該說他們是真誠的，他們自認為自己是在維護真理。他們之所以如此不遺餘力的為滿清統治辯護，正是因為謊言定律與奴性的歷史積澱共同作用的結果。　　　　　　試想一下，如果謊言重複一千遍就可以成為真理，那麼謊言被重複了一百年以上，那結果又如何？更何況這種重複還是在屠刀淫威下強制進行，稍有異議就被砍頭凌遲。在滿清統治下，尤其是康雍乾的大部分時間裡，不單是對清朝不滿言論被揭發會家破人亡，甚至不歌頌清朝主子的輝煌業績，本身就構成足以殺頭的罪過。在這樣的統治下，平民百姓、文人學者為了保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重複著皇帝英明聖武，大清輝煌盛世的頌詞，天長日久，這種屠刀淫威下的謊言，就已經如刻印在矽片上的電路一樣刻印在大部分人的腦子裡，抹之不去，擦之不掉。謊言口口相傳，代代相傳，於是康熙乾隆這些人是明君聖主，康乾是所謂的盛世，被一些人當成了理所當然的事實。　　　　　　奴性沒有被根除，一代代積澱下來，許多人頭腦里先天刻印著對滿清的好感，他們需要外界輿論宣傳來和頭腦里已經刻印的紋路發生共鳴，激發快感，這就是他們拚命美化滿清的深層動機，一旦頭腦里的這種好感受到觸犯，他們勢必就如同自己受到觸犯一樣，奮袂而起，調動起全部的腦細胞和神經興奮點，搜羅找出種種理由來捍衛刻印在頭腦中對滿清的好感。、　　　　　　我們從小被灌輸，從環境里接受的信息就是清朝的皇帝多麼英明聖武，仁慈善良，品德高尚，而明朝的皇帝又多麼殘暴病態，荒淫無恥，低能昏庸。大部分人也對此深信不疑。提起明朝的皇帝來就一副鄙薄不屑的嘴臉，提起清朝的康熙乾隆之流就心酣神迷，心神嚮往。　　　　　　可揆諸事實？又如何呢？　　　　　　二、明朝皇帝與滿清皇帝一些簡單事實的對比以及評價上的黑白顛倒　　　　　　常說明朝的朱元璋朱棣殘暴，可稍加考察，發現他們殺的大多是功臣權貴，達官貴人，總計不過是幾萬人。而真正對平民百姓，他們是三令五申，在軍事行動中不能濫殺無辜，約束手下將領不得屠城。即便如此，按照嚴格的標準，說他們殘暴也是沒有錯的。　　　　　　可是相形之下滿清的皇帝又如何？奴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這些屠殺無辜上百萬上千萬，動輒屠城的劊子手，倒是沒看見多少人譴責聲討他們的殘暴。還有被一些人奉為明君聖主的康熙，乾隆，這些人手上，哪個不是沾滿了無辜平民的鮮血。康熙的平定三藩，屠殺平民無數，至少在百萬以上，在他統治下實行了十幾年的沿海遷界同樣奪取數百萬平民的生命，象這樣的皇帝用最寬鬆的標準來看都是最殘暴最病態的禽獸，然而主流輿論對這樣率獸食人的禽獸皇帝是怎麼評價的？再如乾隆，他發動的上百文字獄，讓眾多無辜者家破人亡，被凌遲，被砍頭，被流放，被毀屍挫骨，他所謂十大武功，哪一次不是喪心病狂的屠殺大量無辜平民，其中最嚴重者，如平定新疆的准格爾，把一整個民族，不分老小，不分男女，全部屠殺罄盡，殘暴程度，實行種族滅絕的徹底程度可以讓後世的納粹都咋舌瞠目，然而一般人對這樣的禽獸皇帝又是怎麼評價的？　　　　　　不消說，隨便拉個人出來，讓他評價一下明朝朱元璋朱棣，和滿清的康熙乾隆，結果必然是前者如何殘暴變態，後者如何仁慈善良英明（其實看看金庸鹿鼎記里最後那段牽涉明清皇帝對比的言論就行了）。　　　　　　在這樣彰明昭著的事實下，仍舊會有這樣的黑白顛倒，是非錯亂，夫復何言？只能讓人慨嘆，這世界豈真有是非可言？　　　　　　倘若不是一些人真的心理下賤無恥到認為人的生命有高低貴賤之分，因為朱元璋殺的大多是地位高的人，生命價值高，所以是殘暴，而滿清皇帝殺的大部分都是無辜平民，生命沒有什麼價值，所以殺得再多，都無所謂，都不算殘暴；那麼確實只能說是謊言定律發揮的驚人作用了！　　　　　　　　　　　　　　再比如，明朝有名的壞皇帝是所謂正德皇帝明武宗，為什麼說他壞呢？主要是他喜歡出遊以及修建豹房兩點，不妨同清朝的康熙乾隆對比一下！　　　　　　以喜好出遊而論，明武宗想要出宮一次，真是千難萬難。好容易瞞著大臣，偷偷出去，被發現了，結果還是不得不回去。他想要到江南去，結果無數大臣上諫，拼死拼活不讓他去，廷杖了許多低級官員，沒用！更多人頂上去反對他阻止他，最後是因為寧王叛亂，他才得以找到正當借口去了一次。　　　　　　而康熙乾隆又如何，《清史紀史本末》的記載　　　　　　「康熙朝籍閱河為名，有六度南巡之舉，至乾隆時，循其舊例，南巡者亦六度，東巡者七，西巡者五」 [1]　　　　　　康熙，乾隆之流南巡是被頌為美談佳話的，甚至如今有些人一提起所謂乾隆爺下江南真是眉飛色舞，唾沫四濺，然而實則這兩個皇帝每次南巡，沿途就如蝗蟲過境一般，百姓被搜刮一空，苦不堪言。　　　　　　也曾經有人進諫，結果如何呢？　　　　　　「其時朝臣中亦未始無阻駕請迴鑾者，然一經抗論，斯嚴譴隨之，……尹會一視學江蘇還，奏言上兩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嚴諭詰之曰：『汝謂民間疾苦，試指出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坐謫戍」　　　　　　「紀昀嘗從容為帝言，東南財力竭矣。上當思所以救濟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 而後朝臣皆相與結舌，吞聲無復有為民請命者矣」[2]　　　　　　就是乾隆的皇后出於好意進諫，也沒有好下場　　　　　　「帝在杭州嘗深夜微服登岸游，後力諫止。至於泣下。帝謂其病瘋。令先程回：及迴鑾，後將以病廢，刑部侍郎覺羅阿永阿欲諫，以母老躊躇。母諭之。阿永阿涕泣別母，侃然上疏。帝大怒曰：阿某覺羅近臣乃敢蹈漢人惡習。博一己之名。召九卿議罪……乃戍阿永阿黑龍江。斥汝誠舊養，而後得以不廢。至是後崩，諭所有喪儀不便復循皇后大事辦理，止可照妃例行。御史李玉明復上疏請行三年喪，亦戍伊犁，二人先後卒於邊」[3]　　　　　　再說豹房，明武宗修改豹房，也是算做他荒淫無道的證據。那豹房的規模究竟有多大呢？根據學者考證，「按:皇城西北兩牆毗連之地，原為各類倉庫的所在地，那麼豹房官窗便只能占騰禧宮以北、贓罰庫以南、畜豹豹房與百獸房以西及皇城西牆南至西安門之十庫以東一帶之地(圖一)。根據《乾隆京城全圖》和現代地形圖所顯示之街道的痕迹來推測，其地的範圍，東西約闊二百米，南北長二百至二百五十米。豹房宮廊及宮殿的建造，自正德二年始，至正德七年尚未完工。《實錄》該年十月甲子條載:『工部言，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費價銀已二十四萬餘兩，今又添修房屋二百餘間。』」[4]。　　　　　　也即佔地面積4公頃左右，耗銀20多萬兩。　　　　　　康熙乾隆在皇宮以外也造了很多建築供他們享樂遊玩，與之相比如何呢？　　　　　　首先康雍乾時期造了一個圓明園，搜索一下介紹可知，圓明園由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三園組成，總面積達350公頃。陸上建築面積和故宮一樣大，水域面積又等於一個頤和園。始建於康熙，擴建於雍正，完成於乾隆。其中圓明園的名字就是康熙親自所題。　　　　　　僅從面積來說，這圓明園就是故宮的近5倍，豹房的近90倍，至於耗資則更是天文數字，難以估計。從清朝建造的頤和園就耗銀高達三千萬兩白銀計算，遠比之闊氣豪華的圓明園耗費上億兩白銀恐怕不是誇張的估計，總之豹房耗費的20多萬兩銀子與之相比，不值一提是沒有疑問的。　　　　　　還有一個很著名的就是承德避暑山莊。同樣搜索一下介紹，「 避暑山莊佔地564萬平方米，環繞山莊婉蜒起伏的宮牆長達萬米」，也就是564公頃，比圓明園還要多出200多萬平方米，將近八倍於故宮的佔地面積，百倍於豹房的面積。「始建於1703年，歷經清朝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耗時約90年建成」。　　　　　　那其耗資多少呢？在《清史紀史本末》中有一處提及「二十四年，夏五月，帝在木蘭，先是沿途建設避暑山莊七十二處，圈地數十里，雜植時花，分置帝榭，所費約計億萬」[5]。所費億萬隻是個約數，但足可想見其耗費驚人程度。而且所謂圈地數十里，這數十里的地方上應該原先就有百姓居住，清帝為了建造自己享樂場所，掠奪了大量百姓的土地，房屋、財產，也當屬無疑。　　　　　　圓明園和避暑山莊僅僅是舉其犖犖大者,若是其他清帝零碎建造的遊樂之地,更不勝枚舉！　　　　　　或許有人說之所以武宗修建豹房是荒淫，是因為他建豹房是為淫樂，而清帝在圓明園，避暑山莊則是正常的休息辦公。可事實果真如此么？　　　　　　揆諸史實，其實明武宗的行為倒有更多值得體諒的地方。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研究所研究員 James Geiss（中文名：蓋傑民）所撰《明武宗與豹房》一文，對此作了相當深入的辯正分析，指出了傳統史料中對明武宗醜化的不實與歪曲誇大之處。按照他的分析：　　　　　　「武宗此舉，亦在試圖恢復一種在十六世紀初已幾乎完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氣氛。他的畜豹行獵，實為恢復明朝軍力及帝王的勇武作風，這是大政的一部分。面對當時朝廷中文官們(特別是大學士們)的反對，武宗於是決定避開現行的行政體系，另在多房設立唯己意是從的行政組織。」　　　　　　他認為「可是豹房具有這一行政作用的實情，往往被官方載籍所隱諱。從官書所載，只能見到豹房中追求享樂生活的一面，但詳加考究，這些記載實被別有用意的偏見所歪曲。」　　　　　　「皇城內教場之設，也在此時。其地在豹房西北，接連皇城北牆(圖一)。武宗親自操練士兵，《實錄》中有明確的記載。但這一記錄，也和其他有關武宗武事的記載一樣，被《實錄》纂修官歪曲成為兒戲：　　　　　　『上又自領閹人善騎射者為一營，謂之中軍，晨夕操練，呼噪火炮之聲，達於九門。浴鐵文組，照粗宮苑，上親閱之，其名日過錦，言望之如錦也。諸軍悉衣黃瓜(罩)甲，中外化之，愚金排盛者，亦必加此於上，一廠至市並細民，亦皆披化之』。　　　　　　 「但在他種史實的對比之下，我們確實難以全盤接受上引關於武宗軍事操練行動的描述。例如正德十二年(1517年)應州之役，擊敗蒙軍，便可以說明。此是十六世紀明方騎兵消滅及驅走為數不少的蒙軍的唯一戰沒，但《實錄》纂修官卻只選記了明軍傷亡較重的一方面，甚至說成『乘輿幾陷』。　　　　　　「其他有關武宗豹房中生活的記載，也同樣存在著蓄意歪曲。這些記載透過對細節的微妙描述，暗示武宗如非墮落，即是無能。可是，紀錄中偶爾出現的矛盾，使我們至少能從某些細節中發現其所描述的武宗形象，有些方面是虛構的。這些矛盾，使我們對其他細節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也不能不產生疑問。」[6]　　　　　　如果說康熙乾隆之類建造圓明園和避暑山莊，只是為了他們淫樂更方便，倒更符合事實一些。因為他們不象明代皇帝一樣，要躲避文官集團對權力的限制，無論在哪裡辦公實質都一樣。據說滿清為了保持其血統不受漢人污染，備作嬪妃的秀女都是來自滿蒙或其他非漢族出身，而在這些園林山莊中，清帝之淫樂可擺脫此限制也。　　　　　　總結以上出遊和建造享樂場所的比較，同樣性質的行為,滿清的康熙乾隆均十倍乃至百倍於明武宗。然而不消說，明武宗因為有了這些行為，被當成是荒淫昏庸乃至變態被抨擊；而滿清的皇帝的這些行為則是成了佳話美談，乃至在閻崇年這類人的嘴裡成了所謂對園林藝術的貢獻。　　　　　　再舉一個對比的例子，明代長期以來最受詬病指責的一點就是宦官弄權，東廠錦衣衛橫行。　　　　　　明代的宦官和東廠錦衣衛為什麼如此受人痛恨呢？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不受文官政府的控制，直接受皇帝指使，對皇帝負責，皇帝的旨意對他們來說就是行動的法令。他們的存在本身是對文官利益集團造成了威脅，甚至直接的損害，所以格外遭受痛恨。　　　　　　但實際上，明代的宦官和錦衣衛也遠不是為所欲為，肆無忌憚，相反依舊是受到很大限制，重重製約。　　　　　　以宦官弄權而論，明代真正控制實際政治權力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來也不到二十年。我們不妨把幾個有名的大太監當權的時間列舉一下　　　　　　王振當權從正統七年（1442）張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之變，他在亂軍中被殺，滿打滿算也總共才橫行七年的時間。　　　　　　汪直從成化十三年設立西廠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廠被撤消，總共也不過橫行了四年時間，而且即便在這四年里，他也遠不是能夠隨心所欲。　　　　　　劉謹得勢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親自除掉，也不過就四年時間　　　　　　嘉靖到萬曆年間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宦官弄權的事情，最被人詬病的可能就是萬曆徵收礦稅使用的太監，但這些太監不過是奉命行事。他們本身的身份地位也相當低下，甚至被地方市民暴動打死打傷了，萬曆皇帝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無可奈何。比如在武昌，太監陳奉手下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動市民打死，萬曆最後反而把陳奉解職。　　　　　　接下來就剩下天啟年間最後一位能夠拿的上檯面，也是弄權最甚、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賢了。但就是這個大宦官，他真正掌權的時間，從天啟四年算起，到天啟七年也不過就是三年的時間　　　　　　天啟前期主要是東林黨控制政權，天啟4年，副都御史楊漣上疏痛斥魏忠賢的時候，魏忠賢還不得不嚇的屁滾尿流向熹宗哭訴。直到天啟4年內閣首輔東林黨人葉向高主動辭職，大批魏忠賢親信進入內閣，這時候魏忠賢才算真正大權在握。　　　　　　以上列舉的明朝幾個有權有勢的大宦官，把他們幾個當權時間全部加起來，也總共不到十八年的時間，把這短短十八年的時間和明朝一共將近三百年的時間相比，哪個是主體，幾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看來，明朝卻幾乎成了大部分時間都是宦官橫行的朝代，這和事實相比，可謂荒謬已極！這就如同用十年文革來代表整個解放後中國歷史一樣。有些人把這加起來不到十八年的時間，誇張再誇張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個明代都是暗無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縱一般。以至一般妄人，提起明代就只能聯想到宦官橫行，以偏概全，信口雌黃，愚弄世人，可謂莫此為甚！　　　　　　再說動用錦衣衛，也遠非一些人想像的那樣隨心所欲，相反要受到輿論的極大監督和限制。實際上明代的皇帝要用進行廷杖，或把官員投入詔獄，往往要背負巨大的精神壓力，頂住輿論的瘋狂攻擊，所以不到實在不得以的時候，不會輕易用這些手段。看正德和嘉靖被明代當時的輿論醜化成什麼樣子就可見一斑！哪個皇帝願意被輿論說成一文不值，被罵成狗血噴頭的？所以萬曆在立太子的問題上，和群臣對抗了多年，最後卻還是不得不屈服！　　　　　　我們再來看看清朝，表面上看清朝沒有太監橫行了，也沒有東廠錦衣衛了，實際又如何呢？實際上清朝的情形，是所有的官吏都變成了類似明朝的太監（當然，唯一的區別就是生理沒有閹割，但行為方式是完全一樣了），也都變成了東廠和錦衣衛的特務。其恐怖黑暗程度是明代所根本無從想像的。　　　　　　　　[1] 《清史紀史本末》黃飛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本 2003年5月第一版，第255頁　　　　　　　　[2] 同上書，第256頁　　　　　　　　[3]黃飛鴻編《清史紀史本末》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影印本 2003年5月第一版，第254頁　　　　　　　　[4]蓋傑民（James Geiss）《明武宗與豹房》，《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5]黃飛鴻編《清史紀史本末》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影印本 2003年5月第一版，第253頁　　　　　　　　[6]蓋傑民（James Geiss）《明武宗與豹房》，《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三、康雍乾百多年統治每一年都遠比明最黑暗的魏忠賢時代要黑暗恐怖得多　　　　　　　　　　如果說明代的太監總共橫行了不到十八年的時間，那麼滿清統治下，在鴉片戰爭前的近兩百年的時間裡，每一年都相當於明代太監統治最黑暗最恐怖的魏忠賢時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魏忠賢橫行跋扈的那三年時間裡，真正的受害者還只限於一些東林黨的上層文官，真正因此遇難被害死掉的人可能還不到二十位。那麼在滿清的統治下，其恐怖統治的受害者，不是僅僅局限於官員文人，而且深入民間，上至高官下至布衣，都是處於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狀態，如果考慮滿清的屠城遷海之類罪行，受害者人數在幾千萬乃至上億，如果不考慮的話，受害者的人數也成千上萬。　　　　　　如果說在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賢時代，尚且有張溥記載的《五人墓碑記》中描繪的情形發生，蘇州市民可以群起暴動，把前來抓捕周順昌的閹黨使者打倒在地，把蘇州巡撫追打得躲到廁所里去，而最後追究下來的結果只是處死了五人，效果卻是「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而在滿清的順治康熙乾隆統治時期，其恐怖黑暗高壓統治之下，能夠想像發生類似的事件么？清初一個哭廟案，僅僅是一些士子百姓到文廟孔子牌位前痛哭抗議清廷爪牙的橫徵暴斂，完全沒有任何暴力行為，就導致多人被捕，十八人被斬首，其中就有有名的金聖嘆，如果是類似明天啟時期那樣暴力毆打政府使者，驅趕政府官員，那恐怕清廷就直接以造反論處，進行屠城了。即此一點也可見，滿清統治下的幾百年時間，比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賢時代也要黑暗恐怖百倍。　　　　　　明代的魏忠賢之所以要殺楊漣、左光斗、魏大昌等人，是因為這些人確實上疏對他進行赤裸裸的攻擊辱罵，相比之下，清朝的乾隆和他的奴才比起魏忠賢來要狠毒得多。別人好心給他們提建議，他們都會喪心病狂的將其虐殺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妨從滿清成千上百件冤獄裡，隨便挑選幾個來介紹一下，看看所謂的康乾盛世究竟恐怖黑暗到了什麼程度？　　　　　　　　　　1、乾隆時期駭人聽聞的暴虐恐怖統治　　　　　　比如山西候選吏員嚴譄請大學士舒赫德向乾隆代奏的奏摺，目的無非是讓乾隆澄清吏治，懲治貪官，「略進片言，請嚇貪官勿得擾民」[1]，舒赫德與乾隆一夥頓時如臨大敵，馬上將嚴譄抓捕，並搜查其住所，於是又查出一件沒有來得及上交的奏摺，「其中有議立正宮，並納皇后，以皇上年過五旬，國事紛繁，若仍如前寵幸，恐非善養聖體，是以故加挺撞輕生等語」[2]。大概乾隆荒淫無度的劣跡，走漏了一點風聲。類似這種性質的上疏，在明代幾乎是不當回事的。皇帝要麼虛心接受建議，要麼就是不理睬，要麼斥責幾句，然後讓上疏人得個犯顏直諫的好名聲。　　　　　　乾隆一夥是怎麼料理的呢？敢說所謂康乾盛世其實是貪官橫行，人民困苦，已經是犯了清廷大忌，更何況還涉及了乾隆自己的劣跡。「實在是『亂民之尤，罪大惡極』」[3]，於是「旋即下諭，謂其『污衊聖躬，實堪髮指』，『總之嚴譄一犯膽敢書寫無稽之語，詆毀聖躬，情罪實為重大，審明之日即當按律問擬，處以極刑』」[4]。光給予嚴厲懲罰，乾隆是絕對不會滿意的，他一定要在精神給予對方以重大羞辱才能饜足，於是使用了「擰耳、長跪、打板、摺指，嚴夾」，嚴刑拷打，逼迫嚴譄招供其消息來源和上奏動機，最後嚴譄招供說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時在山西本籍，即聞得有此事。人家都說，皇上在江南要立一個妃子，納皇后不依，因此挺觸，將頭髮剪去。這個話說的人很多」「後來三十三年進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頒詔。將禮部參奏，致被發遣之事。一想到人孰無死，若不做些好事，留個名聲，就是枉為人了。…心裡妄想，若能將皇后的事進個摺子，准行領詔，就可以留名不朽……再則希冀有些好處、或藉此可得功名，這個念頭也是有的。」[5]　　　　　　追查消息來源自然是乾隆為了知道自己的劣跡是怎麼泄露出去的，以便更好防範鎮壓，至於讓對方招供動機，則是便於將其打成求取功名的卑污之徒，既然是為了求取功名而上奏，自然是人品卑下，懲罰人品卑下者，不但不是拒諫，反而是正人心，樹世風的高尚行為。　　　　　　最後嚴譄的結局是按「大逆」：凌遲處死，家屬從坐。然後由乾隆皇帝假惺惺改為斬立決，家屬免坐。你看我乾隆是多麼仁慈善良，本來是把你凌遲處死，現在只讓你砍頭，真是天恩浩蕩。到此不但是肉體上征服消滅對方，而且也精神上全面勝利，真可謂圓滿無缺。比之明代皇帝動輒飽受群臣指責詬病，被醜化得不成人形，真是天壤之別。　　　　　　也難怪黃裳先生髮議論說「看來嚴譄是受了明末議國本議大禮風氣的影響，覺得這些都是國家大事，不妨議論，並可得到好名聲的。不知新朝定鼎一百年來，最討厭的正是明末這些『清議』，嚴禁的也是立黨結社及因此而形成的宗旅勢力。這些都是他不明時勢的取死之道。」　　　　　　類似因為上書被處死的有吳英之獄，乾隆四十五年，已經六十歲的廣西人吳英，「投遞所著《策書》一本，內容有請蠲免錢糧，添設社倉、革除鹽商、盜案連坐、禁止種煙、裁減寺僧五條」，結果是廣西巡撫奏報「妄稱皇上遵太后遺命各省錢糧其恩未遠，其澤未長，併疊犯皇上御名，殊屬喪心病狂，……應比照大逆凌遲處死」，除此以外，三個兒子，一個弟弟，兩個侄子，也連坐斬立決。[6]　　　　　　在清廷這些所謂明君聖主統治下，通過正規途徑上諫的人，戰戰兢兢，惟恐不小心就招來凌遲殺頭之禍。如果偏偏憋了一肚子的話想要說，那該怎麼辦呢？於是有人想出了一個法子，假託當朝官員的名義，寫了一個奏稿，批評乾隆的過失，並且做成是已經給乾隆批複過的樣子，是抄錄出來的邸報新聞。一般的下級官吏和普通百姓分辨不出真假，信以為真，看到有人居然在乾隆這樣人類歷史上也空前絕後的暴君昏君治下，為民上書，指摘其過失，而乾隆居然還能虛心閱覽批複，自然興奮異常，紛紛抄錄傳播，以至於當時邊遠偏僻地區都有流傳。這就是清朝歷史上轟動一時的「偽孫嘉淦奏稿案」　　　　　　在1998年到1999年的八期《歷史檔案》上登載有中國歷史檔案館整理的《乾隆年間偽孫嘉淦奏稿案史料選》一到八，略略看下其中的內容，真是可以讓人慨嘆無窮。滿清主子的暴虐和其奴才的恐懼有時真是出於人類的想像力之外　　　　　　編選者王澈在前言里說「乾隆十六年前後，一份假託工部尚書孫嘉淦名義的奏稿在社會上流傳著。奏稿指斥乾隆帝南巡擾民及金川用兵，直書『五不可解十大過 』，並遍劾滿朝權貴。十六年七月。雲貴總督碩色密奏此事後，乾隆帝下令追查，結果在全國十七個內地行省中都發現了偽稿的蹤跡，牽連者竟達千人以上。現從館藏宮中硃批奏摺及軍機處錄副奏摺中選輯部分史料，供研究參考。」[7]　　　　　　在《清史紀史本末》對這個案件也有記載。「魯生遂與時達等偽為嘉淦諫止南巡，疏累萬言，指斥乘輿，遍劾閣臣鄂爾泰，張廷玉等，傳播遠近。……此案文武吏牽連獲罪者幾及千人，蔓延至於七八省，而嘉淦自是亦不自安，未幾以憂卒」。　　　　　　也即被冒名的孫嘉淦在這個案子爆發後，被活活嚇死了，可見乾隆之統治恐怖到什麼程度。如果通過正常的途徑可以表達意見的話，那麼當事人自然不必採用這樣的手法。大概實在是想說的話憋的太厲害，但又沒有膽子用真名，所以才冒他人之名。但作者可能對滿清凶虐的程度仍舊是缺乏充分估計，以至這個案件牽連眾多無辜受害。最初的作者被抓到後凌遲自然是不必說了。就是看過和傳抄過人都有罪，輕者受幾個月皮肉之苦，重則因為恐懼和受不了拷打一命嗚呼。　　　　　　以常理而論，既然是偽冒成奏稿的形式，那麼文中內容，就算再激烈，也在一定尺度限制以內，否則被人一眼看穿，無從偽冒了。雖然未見原文，但從當時一些涉案者的供詞來看，也可以驗證這一點。比如《陳公綬供折》里「又供:小的見了錢玉珍的稿底，還道是真的，也平淡得狠〔很〕，自然京報有的，不曾抄存，仍給錢玉珍放在瓶口子里的。」[8]　　　　　　有趣的是，即便這樣以奏稿形式包裝表達的內容，就已經讓滿清的大小奴才嚇的魂不附體，屁滾尿流。看看相關官員給乾隆的奏摺中所用的詞句，簡直可以想見他們膽戰心驚，戰慄發抖，咬牙切齒賭咒發誓表忠心的嘴臉，不妨隨便摘抄幾句。比如《雲貴總督碩色為報提塘吳士周稟內偽稿事奏摺》中說　　　　　　「臣批閱之下，不勝駭異。伏思我皇上宵吁勤勞，明並日月，現在薄海內外莫不熙同風，即賞功罰罪亦無不執中至當。今傳播詞內種種妄誕，不一而足，則顯系大惡逆徒逞其狂悖，平〔憑〕空捏造，希圖妄行傳播，不法已極。臣恨不能寢皮食肉，……此等逆徒，雖凌遲不足以蔽其辜，臣不勝痛恨之至」　　　　　　同一人另一奏摺內：　　　　　　「臣查閱所抄傳播逆詞，竟系平〔憑〕空捏造謗毀聖主，臣恨不能寢皮食肉。……臣自披閱逆詞之日，忿氣滿胸，切齒痛恨，晝不能食，夜不能寢，輾轉思維，恐其傳至滇省惑亂人心。……再，此事關係重大，恐致遲誤，臣用火牌馳奏，合併陳明。謹奏」　　　　　　篇幅所限，不一一列舉，大抵凡是官員就這一事件給乾隆上書，都必定大表自己如何切齒痛恨，食肉寢皮云云。不過一則內容特別有意思，似乎乾隆底下的官員奴才被這個案件已經嚇得近於神經衰弱，草木皆兵，處於崩潰的邊緣了，甚至連手下人員為了辦案，作為證據抄送稿子，都足可讓他們覺得罪孽深重，魂飛魄散。《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為參奏抄騰偽稿上呈之參將李兆事奏摺》中說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接提標中軍參將李兆呈報拿獲僧人亦蕃傳抄偽稿一案，將搜獲偽稿照抄一紙，上蓋參將衙門印信，票繳到臣。臣拆閱之下，不勝驚駭。此等大逆之詞，為臣子者，即寓目尚且不敢，而參將李兆竟將搜獲大逆之詞抄膳，用印呈送，昏饋糊塗，實出臣意料之外。臣現將抄送原折密行咨呈軍機處查收銷毀，一面密咨撫臣潘思集、提臣譚行義嚴查該營上下衙門，如有混行抄送存案之偽稿，悉行查出，匯送撫臣咨呈軍機處查銷。至參將李兆雖系武夫，周知大禮，然見此大逆之詞，竟行抄臘呈送，昏饋糊塗至此已極，豈堪仍居將領之任，為備棄表率。除經摘印委員接署外，相應據實參奏，請旨將李兆革職。仍欽遵十月二十九日所奉署鎮遠總兵唐開中一案諭旨，救交該部，侯究出首惡全案完結之日，分別請旨」[9]　　　　　　隨便看一下裡面的奏摺標題，那些看過或傳抄過這個稿子而被抓捕的人，因為害怕自殺就有好幾位，如《浙閩總督喀爾吉善等為查明在押案犯包琳自縊事奏摺》，《江蘇巡撫庄有恭為報偽稿案內李柱國等供詞及施秉乾自盡事奏摺》，而這些人大多不過是湊巧看過或傳過這個稿子，並非是真正作者，清廷凶虐恐怖到如此駭人聽聞的，恐怕在人類歷史上也找不出第二個相似的例子來。　　　　　　發表自己的意見，隨時有被清廷凌遲或殺頭的危險，那麼對古人的意見表示一下贊同，總應該沒有事情了吧？不然！滿清的仁慈英明之君是不會這麼寬容的！　　　　　　黃裳先生在《筆禍史談叢》里就舉了這麼一個案子「有時不必出於自作，批點前人之作也可以構成罪案。程明諲因妄作壽文，圈點成語，被問官捉住，問道： 『《後漢書"趙壹傳》內五言詩二首，你何以獨取『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二句，密加圈點，且批『古今同慨』四字』」[10]　　　　　　可見直接批評滿清固然有罪，不是批評，只是不頌聖，發幾句牢騷，有戳穿滿清所謂盛世謊言的嫌疑同樣有罪。直接表達自己的意見有危險，就算批點古人的意見同樣有危險。這就是滿清統治下恐怖黑暗所能達到的程度，明代的魏忠賢怎敢望其一二？　　　　　　最後照例是官員奴才們奏請將程明諲照大擬凌遲，然後乾隆大發慈悲，將凌遲「改為斬立訣」　　　　　　類似的案子還有一個，「山東的地方官從一個鄉下讀書人家裡抄出了幾部禁書，此外還發現所批的晉江統之《徙戎論》，當作要案上奏，結果得聖諭，『斬立決』 了。讀書人在舊書上寫些批語，發點議論，原是平常事，為什麼會招來如此的嚴懲呢?首先是因為江統的文字，但他是古人，只索罷了，現在今人又來加批，稱之為 「意思深長」，這就不可恕了。……江統的原文結尾說:『以四海之廣，上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上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新為長也』這裡所議論的夷夏之防，正是清初的大避諱，以清之臣民竟自賞識這樣的文字，自然是大逆無疑了。」[11]　　　　　　黃裳這裡沒有提到這個鄉下讀書人的名字，這是應該補上的，此人是魏塾[12]，他敢批點《徙戎論》，確實比批點《趙壹傳》性質要嚴重得多了，將其從凌遲改為斬立決，從乾隆一夥一貫的作風來看，倒也確為名副其實的寬大處理了。　　　　　　不過以上都是被人揭發，官方抓住抄家審查後的結果，如果預先把自己的作品送審，應該不至於被處死了吧？也不然！　　　　　　比如，乾隆三十二年，蔡顯因為恐懼於清廷文字獄的淫威，又自以為所著書中並無什麼干礙之處，於是「赴松江府呈首自著《聞漁閑閑錄》一冊」。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奏聞給乾隆，結果真是豬羊入屠夫家，鮮肉送虎狼口。乾隆豈能放過自己主動送上門來的獵物。經過他仔細檢閱後，找出罪狀「如稱戴名世以《南山集》棄世；錢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及題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烏腸國，風雨龍王欲怒嗔等，則是有心隱躍其詞，甘與惡逆之人為伍」，原來在滿清主子看來，就算對他們的行為不加任何評論的記述，就已經是大罪了。　　　　　　於是蔡顯在被嚴刑拷打之下「不能置辯，惟稱草野無知，原有寓意，今天奪其魄，自行敗露，罪該萬死，實無可辭」[13]　　　　　　其後「接刑部議覆，將蔡顯依律凌遲處死，長子蔡必照擬斬立決，次子包大、三子大慈保同伊妾朱氏及未字女三女俱解給付功臣之家為奴」，最後大概他又大發慈悲，將凌遲改為斬首了。而「高晉、明德亦以平日既不能預發其奸，迨自行敗露，而又未能悉心簽出，而自請交部議處」[14]　　　　　　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實在太多，不可能一一列舉，這裡引用黃裳一些話，「 在乾隆中，詩文中最忌諱的是明字。李驎的(虹峰集》內有「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東方兮，照八荒兮，民悅康兮，我思孔氏兮，夜未央兮」 都是大逆不道的證據。戴移孝《碧落後人詩集》案中，連其祖父遺詩中「長明寧易得」句也認為是「悖逆顯然」。官民的忌諱明字可以說是達到了神經錯亂的地步。就連因私仇誣陷者也由此而捏造出莫須有的書名來如卓長齡等《憶鳴詩集》案（『憶鳴』者諧音『憶明』也）」　　　　　　　　　　黃裳說他們忌諱「明」字達到神經錯亂的地步，其實若說滿清的奴才被主子的暴虐難測嚇得神經錯亂或許有之，但滿清主子頭腦應該還是清醒得很，他們就是要刻意製造這樣人人自危，戰慄發抖的恐怖氣氛。　　　　　　司馬相如在《上林賦》里提到皇家打獵，光是被盛大陣勢嚇死和累死的野獸飛禽就無數。而康熙乾隆這些暴君希望的就是自己統治下的人們都象被圍獵的獵物一樣在恐怖氣氛中觳觫發抖，戰戰兢兢，不用他們費力就自投羅網，戰慄而死。　　　　　　　　　　2、康熙時期同樣黑暗　　　　　　以上所說都是乾隆時期的情形，或許有人認為康熙要比乾隆好一些，其實也不然。康熙前期，滿清統治尚未完全安定，所以還不敢把網收的太緊，純粹屬於飢鷹饒半截肝腸掛，凶屠放片刻豬羊假，但恐怖氣氛也已經足可以把大部分人嚇得心悸膽破。如果真以為康熙是個什麼仁善之主，那就大錯特錯。　　　　　　2002年第2期的《清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從陳四案管窺康熙五十年前後的社會控制》[15]　　　　　　根據該文介紹「陳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於四十六年（1707）帶領妻子兒女及親戚一百三十餘口外出逃荒，賣藝被人誣告搶劫。經過審理，辦案官員得出的結論是『伊等無軍械，且於地方並無滋事，至於班漢傑等人衣服，亦未搶取』」　　　　　　結果這個案件被康熙得知後，大為不滿，康熙不滿的最關鍵一條理由就是陳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陝西以來，「每年督撫俱報豐稔，陳四顯然出語欺訛」，於是「令刑部再議』」。　　　　　　康熙既然讓再議，那些辦理案件的官員，自然再不敢得出陳四無罪的結論，結果十月，刑部議定「陳四等因『鴆黨搶奪』被判斬立決，其他陳四的家人俱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原任督撫，以及一大批相關官員以「縱容滋蔓」，溺職等罪過，降五級，降四級不等。」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來對付一個賣藝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說法是陳四等人成群結隊，「即使無謀反之行，未必無謀反之心」。　　　　　　這種邏輯自然比莫須有還要高明，你這個陳四既然不識好歹敢給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說你「未必無謀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麼是否真的是陳四無中生有，明明是豐稔，他偏要說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舉了一些雍正時期的紀錄，我們從中可以對康熙時期人民生活窺見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陝曾經記述『（山西）安邑、夏縣、臨晉、蒲州素稱富饒，三十年來，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閭左者十倍正供，桁楊桎梏至賣兒貼婦己償還，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見雨雪者數年矣，歲歉無收，赤地千里。弱者轉溝壑，強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離無告，此天時之災也。不但貧者饑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雖富家亦岌岌無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鍾琪任川陝總督時，其《請減丁銀疏》曾道：『皇上御極以來，比年豐收，從前逃荒之民，到處皆漸次復業，而惟延安府不敢來歸，抑且現在者皆雲思去』」　　　　　　雖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員的記述，但汪景祺所謂的「三十年來」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時期，而岳鍾琪所謂的「從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時期逃荒的。　　　　　　由事實可見，那個被康熙殺頭的陳四並沒有「出語欺訛」，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語欺訛」了。　　　　　　康熙和他的孫子乾隆一樣了，為了維護所謂盛世的謊言，是絕對不惜幾條人命的。任何敢於戳穿他們謊言，給他們的所謂盛世煞風景的人，都是自尋死路　　　　　　王成蘭說得比較客觀，陳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統治者一貫的恐懼，……於是不惜採用屠戮手段進行震懾企圖以此來維護『盛世』的繁榮」　　　　　　　　　　還有一個《南山集》案的受害者戴名世也是中了自己錯覺和幻想的害！他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頃余有志於先朝文獻，欲勒為一書。所至輒訪求遺編，頗略具。而今僑寓秦淮之上，聞秦淮一二遺民所著書甚富。當其存時，冀世有傳之者而不得，深懼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孫。余詣其家，殷勤訪謁，欲得而為雕刻流傳之。乃其子孫拒之甚堅，惟恐其書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嗚呼，祖父死不數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如仇讎，其終必至於磨滅。……」[16]　　　　　　這段話是好證據，表明康熙時期，滿清的凶焰已經讓大部分人戰慄危懼，所以才有戴名世所說的「子孫拒之甚堅，惟恐其書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祖父死不數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如仇讎」的現象發生，而戴名世卻天真的認為滿清文網已寬，這只是那些遺民子孫不孝而已。可悲的是，他最終就死在了自己的天真上。　　　　　　他為南明爭正統說了這麼一段話「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愈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探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僅僅志其梗概，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為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己盪為清風，化為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征，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嘆也哉!」[17]　　　　　　他為南明爭正統，自然被滿清頭目如康熙之流切齒痛恨！他所謂的「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話音未落，以康熙為首的清廷統治者就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最後落了個斬首的結局，家人和親友都被發配為奴！

　　3、明代更開明，所以皇帝更被醜化，清代極端黑暗，所以皇帝被無限美化　　　　　　縱觀以上列舉乾隆康熙兩朝的冤案暴行，我們應該已經可以得到明確的結論。黃裳先生說「翻看《清代文字獄檔》，其中有些案子論性質都是可以歸入《笑林廣記》一類的。然而讀了以後卻笑不出來。那結局往往是很悲慘的。人的價值已經賤如泥沙，而掌握著人的命運者也已墮落在禽獸之下。」[18]　　　　　　又說「清代文字獄為什麼會出現大量『幾乎無事的悲劇』.看來實在是必然的。上面是皇帝，手下跟著一批奴才，老百姓全是蟲蟻，被隨意捉來玩弄，像貓逮住老鼠一樣.並不立即幹掉，只是盡情擺弄，直到盡興時才一日咬死，還得趕在他剩下一口氣之前。」[19]　　　　　　這樣的評論確實很精要。明代太監和錦衣衛始終只是少數，大部分時間掀不起什麼風浪，而到了滿清統治下，則幾乎人人都化為太監，人人成了錦衣衛特務，而這樣說，似乎還侮辱了明代的太監與錦衣衛，因為從瘋狂暴虐，神經錯亂，以及想像力豐富的程度來說，他們還實在不能與滿清統治下的這些臣民，這些奴才走狗相媲美，不能望其項背。　　　　　　除了我們上面部分論述的乾隆康熙時期的文字獄情況之外，這種恐怖黑暗的情形，也可以從當時出使清廷的朝鮮使者的記載那裡窺見一斑。　　　　　　「他（指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清廷的朝鮮使者閔鎮遠）在路上又遇見一個自稱是明皇室後人的讀書人，也說:『見老爺們所著衣冠，不勝欽羨，吾之所著，即與牛馬何異?』然後，小心翼翼地把筆談問答的紙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嗚咽曰:恐有人竊聽，慎之慎之』。」[20]　　　　　　「在這種『避席畏聞文字獄』的氣氛中，朝鮮人敏感地察覺到一種學術和思想的窒息，他們很形象地記載了清人的謹慎小心。比如，前引王鵠亭與朴趾源說了『禁書事』後，朴趾源注意到他急忙把筆談的紙撕掉，免得留下違礙的證據；潘庭筠聽到洪大容銳『宮中大事』，就大驚失色，『隨書隨裂，舉措慌忙』，他承認自己是 『平生怕死之人』，但是就是這個自稱『怕死』的人，卻寫下了一句『茫茫宇宙，舍周何適』。但是，當人問他這句話的意思時，他又轉回來銳:『此乃草率之語，大指亦不過謂中華乃萬國所宗，今天子聖神文武，為臣者當愛戴歸依之意而已。尊周所以尊國朝也。』這番言不由衷的話讓洪大容感到『蓋漢人於當今，反同羈旅之臣，謹慎嫌畏，其勢然矣』」　　　　　　「朝鮮使者在和中國學者筆談時，發現漢族文人與外國人的交往，常常是很犯忌諱的事情。《薊山紀程》卷三紀載，江西人王庶績與朝鮮使者徐長輔說，中國人與外國人的交往，是干犯律例的，『生於斯，長於斯，即得受此一番拘束』，而且在筆淡中，凡是『其稍涉忌諱者，或裂而取之，或全取之』，他們儘可能不留任何證據。比如，在和周應文討論衣冠式樣的時候，因為把『明朝』字樣『低一字以示尊之之意』，一個姓蔣的六十歲老監生就在看後立即毀去，使得洪氏很感慨，『漢人之畏慎每如此』。而朴趾源更明白地總結說，清朝皇帝鉗制輿論的用心良苦，而漢人深自掩飾的心思也相當深刻，凡寫幾行文字都要『鋪張列朝之功德，感激當世之恩澤』，常常『開口稱頌，舉筆諛佞』『與人語，雖尋常酬答之事，語後即焚，不留片紙』，所以『漢人之心苦矣』。」[21]　　　　　　在這樣年復一年的強制性的頌聖中，頌聖從強制變成了習慣，從被動變成了主動，從難受變成了欣然，從噁心變成了舒服，於是謊言也就變成真理，於是人們真以為自己歌頌的那個對象是所謂的聖人明君，自己所處的社會是什麼繁榮盛世！　　　　　　當時間流逝，康熙乾隆時代的人都死掉了，後代人沒有親身經歷，就更把謊言信以為真，不再分辨那些頌聖的言辭究竟是在什麼環境下形成的。　　　　　　可以說，如果把康熙，乾隆這類禽獸皇帝放在明代那樣開放的輿論環境下接受考驗，那麼他們比起明代最糟糕的皇帝，所能得到惡評，應該多百倍千倍。　　　　　　　　　　然而，現在我來說清朝所謂最好的皇帝都比明代最差的皇帝都要糟糕，人品都要惡劣，我豈非要被大多數人視為瘋子，視為偏激？儘管在我看來，這確實是最接近事實真相的判斷。　　　　　　把公認明代最糟糕皇帝之一的明武宗和康熙乾隆比較一下：明武宗可以說動受掣肘牽制，遠不能如意；清朝的康熙乾隆基本是隨心所欲，想出遊幾次就出遊幾次，想建造多奢華的遊樂場所就建造多奢華。　　　　　　明武宗的行為在當時就受到大臣們肆無忌憚的非議抨擊乃至醜化誇大，即便試圖用廷杖來懲戒那些阻止他的官員，結果也依然不奏效，相反，那些受到懲罰的官員成為輿論的英雄，道德的楷模，他們的行為更被推崇，乃至起來進諫皇帝的人一波接一波，前仆後繼，成為風尚；而在清朝康熙乾隆時期，那些試圖勸諫皇帝的人，不但沒有好下場，而且被羞辱的無地自容。　　　　　　從這兩點不同來說，應該講是明朝的皇帝權力更受限制，明朝的大臣人格更獨立，明朝的輿論更自由，是明朝的優越進步的地方。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也正是因為這兩點，醜化明朝皇帝的言論可以毫無阻礙的宣揚傳播，而在清朝那裡，只有阿諛頌聖的言辭才能保存流傳。結果反而造成了，在一般愚人那裡，同樣性質的行為，程度要輕得多的明武宗被評成荒淫無道，而程度要嚴重得多的康熙乾隆，自然還是他們心目中的明君聖主。　　　　　　在滿清的屠刀下，不要說皇帝暴行，惡行的充分揭露，就是一些正常的批評，建議都難以存留；不要說對滿清社會黑暗醜陋的徹底批判，就是稍微對所謂的盛世有些異議，結果就是家破人亡。人們戰戰兢兢，觳觫發抖，恐懼不安，惟恐說的哪句話，寫的哪個字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除了頌聖，還是頌聖，別無選擇。　　　　　　明代在皇帝的同時代，各種醜化攻擊的皇帝的言論就可以自由散布流傳，甚至直接呈送給皇帝看，而清代尤其是康熙乾隆時期，這類言論一經發現，不僅發布這些言論的人要遭受凌遲砍頭，即便僅僅閱讀傳播，都難逃罪名。　　　　　　明代不但各種私修史書里可以充滿對本朝歷代皇帝的批評非議乃至造謠污衊性質的攻擊，就是官修史書比如明實錄里也往往充滿對皇帝行為的蓄意歪曲醜化，對一些過失誇大渲染；而清代呢，私人修史，自然是清廷主子奴才嚴厲打擊的對象，官方欽定的史書自然更是謊話連篇重重粉飾！　　　　　　結果因為明代空氣更自由，更進步，更開放，更寬容，所以明代被醜化得厲害，因為滿清更專制，更落後，更封閉，更殘暴，反而被美化粉飾得天花亂墜！　　　　　　但以上說的這些有什麼用？愚人們是不會去管事實真相究竟如何的，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習慣接受的印象究竟如何而已！於是絕大部分人心目中，康熙乾隆依然是英明聖主；黑暗窒息，人民極度貧窮的社會依然被吹噓成所謂輝煌盛世。而真正繁榮，富裕，寬鬆，開放的大明，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卻依然是黑暗壓抑專制的代名詞，是宦官橫行，皇帝都殘暴變態的社會！　　　　　　這就是謊言定律的神奇作用！大部分人被愚弄而不知，還自以為對歷史很了解，人之可悲可憐，一至於斯！在明清評價的問題上，謊言定律真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1] 王彬《清代文字獄紀略》，見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 中國書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53頁　　　　　　　　[2] 引自黃裳，《筆禍史談叢》，第35頁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王彬《清代文字獄紀略》，見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 中國書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64頁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年間偽孫嘉淦奏稿案史料選（一）》，《歷史檔案》，1998年第1期　　　　　　　　[8] 同上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年間偽孫嘉淦奏稿案史料選（五）》，《歷史檔案》，1999年第1期　　　　　　　　[10]黃裳，《筆禍史談叢》，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9頁　　　　　　　　[11]同上，第52頁　　　　　　　　[12] 王彬《清代文字獄紀略》，見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 中國書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62頁　　　　　　　　[13]黃裳，《筆禍史談叢》，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4頁　　　　　　　　[14]王彬《清代文字獄紀略》，見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中國書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47頁　　　　　　　　[15]王成蘭《從陳四案管窺康熙五十年前後的社會控制》，《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6] 轉引自黃裳，《筆禍史談叢》，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77頁　　　　　　　　[17]王彬《清代文字獄紀略》，見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中國書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37頁　　　　　　　　[18]黃裳，《筆禍史談叢》，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8頁　　　　　　　　[19] 同上，第45頁　　　　　　　　[20]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 2005年第10期　　　　　　　　[21]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 2006年 01期　　　　　　　　　　　　　四、對明清重新評價，尤其是恢復明朝名譽的重大意義　　　　　　但對於那些不甘心被謊言定律所束縛的人，對於那些希望自己的頭腦不被長期以來一直被灌輸的那些東西所誤導的人，還是應該大聲疾呼一下，必須徹底拋棄原來那些印象，必須對明清進行徹底的重新評價，這是不容輕忽的問題，而並非可有可無的事情！　　　　　　對明清朝的重新評價，所牽涉的並不僅僅是這兩個朝代本身，牽涉的更是一系列更為嚴肅的問題，牽涉到究竟如何評價中國文化，究竟如何看待一個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後果，牽涉到中國文化究竟應該如何繼續發展！　　　　　　對明清的重新評價，不僅僅是不斷揭露批判滿清的醜惡黑暗，不僅僅是明確明朝與清朝的本質區別，徹底駁斥一切試圖把明清合論的做法，更重要的是為明朝徹底正名，徹底洗去潑在明朝身上的髒水，是還原明朝在中國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或許有些人也同意對滿清的揭露批判，但一提到明朝，卻依然是鄙夷不屑的態度，認為就算明朝比滿清好一些，那也好的有限。他們心目里中國的鼎盛輝煌時期應該是漢唐，強漢盛唐才讓他們熱血沸騰，心神嚮往。　　　　　　然而這樣的看法，本質上依舊是謊言定律遺毒未消的結果，本質仍舊是在歪曲歷史真相，依舊是在為滿清這類政權張目。　　　　　　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從事實的分析看，這類看法本身就是建立在長期灌輸的成見偏見之上，經不起事實的核驗。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文化，科技，思想等等諸多領域，宋明比起漢唐都有著巨大的本質性進步。再從對外的開放以及影響程度來說，漢唐也根本無法與明朝相比擬，從國家保持強盛的時間來說，漢從漢武帝之後就已經衰落不振，唐從安史之亂後更是名存實亡，藩鎮割據，而明朝在其接近滅亡的萬曆時代，依然能出兵朝鮮，驅趕日本侵略者，這是無從比肩的。從弊政來說，漢唐的外戚宦官權臣軍閥的勢力遠比明朝厲害百倍，僅以宦官一項，漢唐的宦官可以廢立皇帝，可以直接掌握兵權，明代宦官望塵莫及。至於社會活力，開放程度，明朝更是遙遙領先。　　　　　　那為什麼在事實對比如此明顯的情況下，大部分人依然會把漢唐作為中國文明鼎盛的觀念視為金科玉律呢？　　　　　　這本質上還是長期有意識灌輸得來的結果，本質上還是奴性長期積澱的結果！在滿清時期，任何對明朝的讚頌都是有殺頭危險的，就如黃裳先生所說「官民的忌諱明字可以說是達到了神經錯亂的地步」。既然當時直接指摘清朝的黑暗有殺頭的危險，讚頌明朝同樣有殺頭的危險，那麼相對來說比較安全的是批評明朝的缺點，而這種批評的主觀動機倒還未必是迎合滿清主子，而是人的自我保護本能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視為一種病態的發泄與轉移。既然懾於滿清屠刀淫威，對當時的黑暗恐怖不能說半個不字，那麼從明朝歷史中搜羅一些陰暗醜陋處，大加鞭撻，也算是找一個發泄鬱悶不滿的出口。而在大面上依然不失以前朝之黑暗醜陋來襯托本朝之輝煌聖明，決無危險之虞。　　　　　　而清廷的主子如康熙乾隆之流在這個過程中還不妨給明朝來一些冠冕堂皇的讚揚，「慷慨」的給幾句好評，比如 「治隆唐宋」之類，甚至臣子奴才們對明朝人事評價過於貶低的時候，還可以訓斥一下，顯示一下自己的「寬廣」氣度，「公正」心胸。當然這只是主子的特權！如果哪個奴才會錯了意，真的誠意去讚頌明朝的話，那恐怕一隻腳就已經跨入閻王殿了，不落個凌遲的結局，只被砍頭就該叩謝天恩了。甚至詩歌里隱約帶到一丁半點 「一世無日月」「天所照臨皆日月」「翹首待重明」 「長明寧易得」都會招來殺身之禍。　　　　　　而當大部分文人學者，乃至普通百姓的注意力在幾百年的時間裡幾乎都只能集中在明朝的陰暗缺陷之處的時候，即便所具體列舉出來之陰暗缺陷都確為真實，那麼這種對事實的一邊倒選擇性陳述已經構成了對歷史真相最大程度的歪曲，已經造成了大部分人對明朝最惡劣的偏見。　　　　　　對許多人來說，既然讚頌明朝很危險，而漢唐離的比較遠，讚頌一下，危險相對小許多。久而久之，所造成的輿論就是，漢唐成了所謂中國文明的鼎盛，而明朝則被貶低的一文不值。　　　　　　而滿清的主子奴才或者現在那些為滿清張目的人，也樂見這種輿論的形成。因為按照這種輿論，中國由漢族建立的文明實際上是在漢唐以後，不斷走下坡路，不斷倒退衰落，不斷僵化保守，是已經缺乏活力的文明了。　　　　　　按照這種邏輯，既然漢族文明已經是倒退衰落的文明，缺乏活力的文明，走下坡路的文明，那麼外來野蠻民族的侵略，征服奴役，就不但是罪惡的，反而是所謂的「輸血」，是帶來「新鮮血液」，侵略無罪，征服有功，漢奸進步的結論自然水到渠成，理所當然了。　　　　　　或者有些人退一步，承認滿清統治的黑暗停滯，也可以順水推舟，把責任退給漢文明本身，說成是明朝的延續，依然可以為滿清的侵略奴役開脫罪責！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說，為明朝正名，牽涉的不僅僅是明朝本身，而是「究竟如何評價中國文化，究竟如何看待一個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後果，牽涉到中國文化究竟應該如何繼續發展」，可以說明朝是整個中國歷史的關鍵和樞紐所在，不理解明朝，就根本談不上理解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化！　　　　　　應該大聲疾呼，用事實來擊破那些竭力貶低明朝的謊言濫調，來還明朝之真面目！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人民最富裕的時期，即便到了明朝晚期，末期，北方發生嚴重自然災害的情況，看看一些明人的筆記，南方依然是繁榮如盛世。　　　　　　明朝也是中國歷史上人們精神最為自由，思想最為解放的時期。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出產思想家質量最高，數量最多的一個時代！象王艮這樣從鹽丁出身，而成為天下聞名，世人尊敬仰慕的平民思想家，乃至被稱為聖人，更是秦漢以來所未曾有的。東林黨人領袖顧憲成曾經這樣描繪過王艮以及他在明人心目中地位「弟聞泰州一灶丁，公然登壇唱法，上無嚴聖賢，下無嚴公卿，遂成一代偉人。至於今，但聞仰之，誦之，不聞笑之，呵之也。」　　　　　　由一個灶丁一躍而成為明朝的一代思想偉人巨人，學生弟子遍布天下，甚至其他學派黨派（東林黨是王學之對立產物，而泰州學派本身是王學的分支，而且走的更遠更激進）的領袖也不得不敬佩稱讚歌頌，這也是只有在明代才可能發生的現象，在任何其他朝代都是無法想像。　　　　　　此外如王廷相這樣徹底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陽明這樣的唯心主義思想家，何心隱這樣的狂俠思想家，高攀龍顧憲成這樣的政治思想家，張溥這樣的在野政治領袖，戚繼光這樣的軍事思想家，徐光啟這樣的科技思想家，徐霞客這樣的地理思想家，吳有性這樣的醫學思想家，還有唐伯虎，徐文長，湯顯祖，吳承恩，袁中道，馮夢龍等一系列千古流芳的藝術家，還有方以智，王夫之，傅山，顧炎武，黃宗羲，朱舜水等等明朝社會生長培育出來的人物，群星璀璨，讓人眼花繚亂。　　　　　　為什麼明朝如此富有活力生機的社會，卻被醜化歪曲成黑暗壓抑停滯的社會，這是值得許多人深思反省的問題！　　　　　　現在的人對明的感情已經太淡薄，淡薄的近於涼血！　　　　　　現在的人不知道，如果說中國人最應該感謝歷史上哪個朝代，那就是明朝。是明朝讓中國在經歷蒙元侵略統治之後重新崛起，是明朝恢復了中華衣冠制度，典章文物，審美情趣，是明朝把中華文化發揚到一個新的高度，是明朝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全面展示中華文明輝煌燦爛的程度，是明朝保留和激揚了中國人的骨氣，剛勁之氣。對比一下原本同樣站在世界文明顛峰的阿拉伯文明，在經受蒙元侵略之後，卻沒有類似朱元璋一樣的人物重振雄風，至今陷於愚昧保守，至今淪為西方附庸的局面，難道我們居然吝嗇於對明朝的這一點感謝！　　　　　　　　　　現在的人無法理解，為什麼那些烈士遺民對明朝提出過如此多的批評，但他們對明朝的感情濃烈的似乎任何化學溶劑都無法稀釋！　　　　　　明遺民歸庄在明亡後所作的《萬古愁》以「混沌元包，卻被那老盤皇無端羅唣。生喇喇捏兩丸金彈子，撮幾粒碎塵鐃」開頭，磅礴噴洒，淋漓痛快地嘲盡了從盤古開天闢地到明建國以前的歷代聖賢帝王，惟獨說到明朝的時候，文辭一改嘲虐，傾注了濃烈的感情！　　　　　　「唯有我大明太祖，定鼎金陵早。驅貔虎，禮英豪，東征西討，霧散煙消。將一片不見天日的山前山後，洗凈得風清月皎；將一番極齷齪不堪的異言異報，生劈開中華夷獠。真箇是南沖瘴海標銅柱，北碎冰崖試寶刀。更可喜十七葉聖子神孫，一個個垂裳問道，食旰衣宵。　　　　　　「誰知道天地變，孽芽萌，生幾個翦毛，挾幾把短刀，不提防竟衝破了崤岷道。望秦川欃槍正高，指燕雲旌旗正搖，一霎時把二百七十年神京生踹做妖狐淖。　　　　　　「痛痛痛，痛那十七年的聖天子，掩面向煤山吊。痛痛痛，痛那掌上珍的小公主，一劍向昭陽倒。痛痛痛，痛那有令德的東宮，生砍做血蝦蟆。痛痛痛，痛那無罪過的二王，竟做了一對開刀料。痛痛痛，痛那詠關雎效脫簪的賢國母，橫屍在殿階前，沒一個老宮娥來悲悼。痛痛痛，痛那受寶冊坐長信的懿安後，隻身兒失陷在賊窩巢。我恨恨恨，恨只恨這些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青誥，烏紗罩首，金帶橫腰。今日里，一個個稽首賊廷，還揣著幾篇兒勸進表。更有那叫做識字文人，還草幾句兒登極詔。那些不管事的蠢公侯，如羊如豕，多押在東城奧。夾拶著追金寶。嬌滴滴的女妖嬈，白日里姿淫嬲。俊翩翩的縉紳兒，多牽去做供奉龍陽料。更可恨九衢萬姓悲無主，三殿千官慶早朝，萬劫也難逃。」　　　　　　王夫之在《黃書》也對明朝和歷朝做了對比，對明代皇帝做了公正的評價，「明興，家法忠質，宮廷清潔，無別館離宮之崇飾，無龍舟、步輦、馳道旁午之游觀，無置騎飛舸，千里割鮮、銅狄花石之供，無算車、料產、均輸、酒酢、子母責息之利謀，觀道盡矣。而貪沿下游。極重不復者，法教不施，而風俗苟簡也」[1]　　　　　　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明代的問題不是皇帝太貪婪，或者政府對民間剝削太嚴重，而是「貪沿下游」，這個「下游」指的是什麼？或許不能確切知道，但理解為下層的官員，乃至普通的商人百姓，應該說八九不離十　　　　　　明遺民王余佑（號五公山人）寫的這首詩也可以看出起對明朝深厚的感情　　　　「為避風波鎮閉門，安心不說舊朝恩。無端夢起蘭根土，自取青山拭淚痕」[2]　　　　　　明遺民顧夢遊說「餘生曾作太平民，及見神宗全盛治。城內連雲百萬家，臨流爭僦笙歌次。」[3]　　　　　　馮夢龍在明亡後迅速編印的《甲申紀事》中記載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上至朝臣，下至普通平民的忠烈之士殉國的事迹，其中有一則是來自他家鄉。「吳門許文學琰，字玉重，……欲向貴人求起義不得，號慟求死」，三次自殺，一次投江，被人救起，「投繯門側」，又被救歸，結果「家人進餐，先生怒甚，其嚼甌咽之，喉腫，絕粒五日，又作一絕而逝」。　　　　　　馮夢龍為此作了好幾首詩以作悼念，其中一句詩是「合眼休言萬事空，無窮幽憤郁胸中」[4]　　　　　　明朝的遺民林古度「兒時一萬曆錢，佩之終身」，他有詩說「登高空憶梅花嶺，買醉都無萬曆錢」[5]　　　　　　大學者，大思想家，也是明朝的遺民傅山有詩說「苦楚四十年，矢作崇禎人」[6]　　　　　　可是又有幾個人知道這些在歷經滿清森嚴文網之後僥倖保存下來的明遺民對明朝的讚頌之辭呢？又有幾個人知道當時人民對明朝的深厚感情呢？倒是對從遺民那裡摘錄出來批評明朝的文字津津樂道，渲染不已。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被污衊的最厲害的朝代，被醜化的最厲害的朝代，被糟蹋的最厲害的朝代，但卻恰恰是中國歷史上最值得驕傲與自豪的朝代。　　　　　　為什麼李自成的義子乃至義孫，最後成了擁護明朝最堅定，抵抗清軍最頑強的力量，為什麼他們在南明時期，不再打自己的旗號了，而完全成了忠於明朝的力量。這未嘗不是出於內疚，未嘗不是出於贖罪！　　　　　　到最後彈盡糧絕，重重圍困，山窮水盡的時候，任何其他功利的想法實際上都已經不存在。當我們說李來亨的茅麓山的時候，他不是作為李自成的孫子，而是作為在整個大陸都已經淪陷的時候，仍舊打著明朝旗號抗清的明軍將領，他們是「明軍」！甚至姚雪垠的《李自成》的結尾，寫到這最後一曲悲歌的時候，反覆強調的也不是他們的闖王余部的身份，而是強調他們的明軍身份！這其中用意何在，讀者自當深思。　　　　不理解明朝，也就不可能理解明末那些遺民，那些抗清烈士的行為和他們的感情！　　　　　　不為明朝正名，所謂的傳統文化的復興，所謂的愛國主義熱情，始終不過是玩弄清朝以及他的後繼者袁世凱、蔣介石之流尊孔的把戲！　　　　　　　　[1] 王夫之，《黃書.大正第6》，《船山全書》第十二冊，第530頁　　　　　　　　[2]時志明著《山魂水魄——明末清初節烈詩人山水詩論》，鳳凰出版社，2006年7月，第357頁　　　　　　　　[3] 轉引自範金民《明代南京經濟探析》，《南京經濟史論文選》第27-38頁　　　　　　　　[4] 《馮夢龍全集.第十三卷》，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217-218頁　　　　　　　　[5]時志明著《山魂水魄——明末清初節烈詩人山水詩論》，鳳凰出版社，2006年7月，第330頁　　　　　　　　[6] 同上，第3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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