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發展——學派、論戰、理論

　　 【內容摘要】80年代初，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比較研究成為學術界的一個重點和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內容。冷戰結束以後，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爭則佔據了主要舞台。本文從學派、論戰和理論三個方面概括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最新發展。還評價了幾種有代表性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如軟權力、地緣經濟學、兩枝世界政治理論、文明衝突論、世界秩序新論等。

　　 【關鍵詞】西方 國際關係理論 學派 論戰

　　 如果說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一次論戰（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是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前期的歷史產物，第二次論戰（傳統主義與科學行為主義）是冷戰後期的歷史產物的話，那麼，目前仍在繼續的第三次論戰（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既反映了一種"歷史的終結"--冷戰的結束，也折射出另一種"歷史的開端"--冷戰後時代的到來。在世界從冷戰結束到冷戰後的歷史性轉變過程中，國際關係理論領域充滿著反思、修正、探索和爭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際關係理論目前正處在一個極其不確定的階段， 這使它面臨著更多的挑戰。"（註：JamesDougherty & Robert Pfaltzgraff, Jr. , Contending　Theories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FourthEdition),p.5.）研究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發展， 對於我們準確理解和掌握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新現實主義的興起

　　 英國學者馬洛特·賴特在80年代初指出："國際關係理論領域最近出現的令人欣喜的發展是現實主義的恢復。70年代初，現實主義學派在支配國際關係理論學科20年之後，開始敗下陣來。它遭遇到來自各方面的攻擊--行為主義學派、多元主義學派、全球主義者和激進派。然後，到了70年代末，現實主義學派重整旗鼓，在"新現實主義"的旗號下進行了反擊，並逐步顯示，它正恢復昔日的支配地位。現實主義的"復興時期"開始了。"（註： Margot　Light　&　 A.　J.　R.　Groom,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p.74.）哈佛大學著名教授斯坦利·霍夫曼在評論漢斯·摩根索的現實主義時，也曾生動地敘述過："現在需要的是尋求一種新的現實主義，它既承認世界處於無政府主義狀態，又努力通過各方面的合作和集體行動來改變現有的戰略，以防止大動亂和核戰爭。"為權力而鬥爭"的現實主義已經不夠了，結合權力鬥爭和世界秩序的新現實主義必定會出現。"（註：Stanley Hoffmann,"Re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The AtlanticMonthly,November 1985.）這一新的理論思潮始於1979年問世的《國際政治理論》。該書作者肯尼思·華爾茲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國際政治學教授，60年代他曾以《人、國家與戰爭》一書蜚聲西方學術界。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提出新的"結構分析模式"及其結構分析的"三要素"，即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取決於構成體系的原則，就國際政治而言，亦即無政府狀態；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取決於國際社會不同單位的功能；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取決於國際社會不同單位的功能；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取決於單位之間實力的分配。華爾茲教授的結構分析理論因而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它最關注的問題是，如何區別國際政治體系及其互動的組成部分，即國際政治的基本單位。它立論的核心是，"只有結構的變革才能改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質。"（註：Margot Light & A.J.R.Groom,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 p.82.）戴維·鮑德溫對此評價很高，認為華爾茲提出的"體系層次"和"單位層次"是一個突破，奠定了"新現實主義"的基石，就如漢斯·摩根索在50年代提出的權力與利益理論為現實主義奠定了基石一樣。　（註：David Baldwin,Neorealism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 p.13.）詹姆斯·多爾蒂和羅伯特·法茲格拉夫也指出："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強調體系結構和單位結構，從而提供了全面發展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註：MargotLight　&　A.　J.　R.　Groom,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Handbookof Current Theory,p.87-88.）從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軌跡來看， 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代表了過去半個世紀國際關係理論領域的兩個主要理論流派。80年代初，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比較研究成為學術界的一個重點和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內容。華爾茲從理論角度提出了五個方面的區別：1.新現實主義提出了體系結構的新概念，即將國際政治視為一個定義精確的結構體系，"這是新現實主義與傳統現實主義的根本區別"。2.在國際關係的因果關係上，現實主義強調世界由互動國家組成，"原因"是趨於一個方向，即從互動的國家到由它們的行為和相互關係產生的"結果"。這在摩根索的現實主義"六原則"里體現得最為明顯。而新現實主義強調，"原因"並不只在一個方向上發生，而是在兩個方向上，即國際政治的單位層次和結構層次上，結構影響單位，只有通過區分結構層次和單位層次的因果要素才能充分地研究和了解互動國家。3.關於對權力的解釋，傳統現實主義認為對權力的追求根植於人性，權力是國家追求的目的，而新現實主義則強調權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國家目標的有用手段，國家追求的最終目標是安全，而不是權力。華爾茲指出："這是對現實主義的重要修正"。此外，傳統現實主義還認為，權力首先意指軍事實力，而新現實主義則"將權力的概念視為結構的根本特點"，認為權力應是國家的"綜合實力"。4.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都認為，不同國家行動方式不同，因而所產生的結果也不同。但是，現實主義強調互動單位的作用，而新現實主義強調結構對互動單位的影響；現實主義強調無政府狀態，但否認這是一種特徵性的結構，而新現實主義認為"自治"是在結構層次上無政府狀態的對應物。現實主義者強調了國家的異質性，他們相信國家行為和結果的差異直接產生於單位構成的差異，新現實主義者認為這一假設不可取，他們提出一種理論以解釋結構是如何影響行為和結果的。5.從研究方法來看，傳統現實主義著重歸納綜合方法，而新現實主義則偏重推斷演繹方法。（註：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pring/Summer 1990.）理查德·范伯格則從政策取向的角度進行比較，認為：1.和現實主義一樣，新現實主義也強調，民族國家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組成單位。2.新現實主義注意到，政府在控制私人公司，特別是跨國公司和銀行方面，現在遇到很大的困難。3.新現實主義比傳統現實主義更加註重經濟因素。4.傳統現實主義通常把注意力放在歐洲，而新現實主義更加註重第三世界。5.新現實主義反對全球遏制戰略，而主張美國與其他國家發展結盟關係。6.新現實主義主張限制美國對外政策中意識形態的作用，認為意識形態不應該支配美國對外政策。　　（註：　Richard　　Feinberg, TheIntemperate Zone: the　Third　World　Challenge to　U.S.ForeignPolicy,p.22-25.）

　　 二、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新現實主義在新形勢下努力克服以摩根索為代表的傳統現實主義的局限性，將權力與道義、秩序與霸權、衝突與合作、政治與經濟結合起來研究，使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得到了拓展。然而，到80年代初，對新現實主義的批評也開始出現了。批評者認為，新現實主義仍然堅持"以國家為中心"，在以國家為中心的模式中，國際組織的作用極其有限；新現實主義忽視相互依存的作用，其體系結構分析也有所偏頗。批評者主張國際關係理論應超越民族國家，注重國際機制和國際組織，注重經濟、環境和相互依存。

　　 正如麥克爾·伯恩克斯所說："探求一種更好的理論的過程構成了第三次論戰。這是國際關係領域迄今出現的最生動豐富、最激動人心和最有發展前景的一次論戰。"　　　 （註： 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1989)33,p.235.）開始時，爭論的一方是新現實主義， 已不言而喻，但另一方是什麼學派，並不清楚。1986年，羅伯特·基歐漢主編了一本書，收錄了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的若干章節和新現實主義的贊同者與批評者的文章。基歐漢在書的前言中說，希望此書使人們更意識到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性和生命力。書名題為《新現實主義及其批評者》，其中的批評者是什麼學派，仍不得而知。直到1988年，約瑟夫·奈在《世界政治》雜誌撰文首次使用"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第三次論戰時的兩個對峙學派的名稱才"塵埃落定"。

　　 奈的這篇文章是關於羅伯特·基歐漢的《新現實主義及其批評者》和理查德·羅斯克萊斯的《貿易國的興起》的書評，標誌著國際關係理論界開始從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比較轉到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比較，並對後者作了初步的小結。約瑟夫·奈認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在理論觀點和方法上的區別，首先表現在國際關係的角色問題上。新現實主義強調國家為中心，國家是最重要的國際關係的角色；而新自由主義在承認國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時，更重視其他角色（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等）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其次，在軍事安全問題上，新現實主義認為，對國家來說，權力、安全和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軍事實力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自由主義則認為，由於國際關係趨於緩和，軍事威脅可能降至次要地位，軍事實力的作用相對減弱，國際合作領域明顯擴大。再次，雙方都重視經濟因素，但新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必須依靠自身的實力，以維持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為此目的甚至可以付出較高的經濟代價；新自由主義則視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為同樣重要，並對新現實主義的"自助"主張提出質疑。最後，在研究方法或層次方面，新現實主義是一種體系結構（structure ）層次上的分析方法，重點在體系角色之間的權力分配上；而新自由主義是一種體系過程（process ）層次上的分析方法，強調研究體系角色相互作用的權力模式。 （註：Joseph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Politics, January 1988.）

　　 1989年，羅伯特·基歐漢的又一本專著問世，題為《國際制度與國家權力--國際關係文集》，進一步提出了新自由主義關於國際體系的理論主張。他指出：雖然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均贊成通過把握國際體系的性質來解釋國家行動，但是新現實主義的結構概念"過於狹隘"， "過於局限"。　　 （註：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8.）他認為， 世界政治的"制度化"將對各國政府的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國家決策和行為只有通過對合作與紛爭模式的分析，才能加以準確的界定和評估。　　他將這一分析觀點稱為"新自由制度主義"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這種制度的安排不同於體系結構分析，它主要包含以下三個內容：1.加強政府實施自身承諾和監督別國遵守協定的能力；2.增加談判各方之間信息和機會的交流；3.維護國際協議的一致性。 （註：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落實上述機制或制度安排的基本形式是：政府間組織或跨國非政府組織，國際機制和約定俗成的共識或協定。基歐漢強調說，新自由主義對國際關係的分析"更為全面和精確"。他提出的"新自由制度主義"不是單純地替代新現實主義， 而是希望從內容和形式上涵蓋它。 （註：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p. 15-16.）基歐漢從制度分析而不是結構分析提出的這一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主張，把第三次論戰引向了深入。

　　 三、第三次論戰的深入

　　 進入90年代後，一批北美、西歐、北歐的中青年學者脫穎而出，給第三次論戰帶來了新的理論思路。於是，除了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外，還出現了相對主義、後實證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或建構主義等研究理論和方法，　有人總稱之為"批判理論"（註：John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4/95,p.7.），並將其與"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相提並論。在對兩個主流學派進行評析和批評的過程中，"批判理論"把第三次論戰再次推向深入。

　　 1992年，三位青年學者巴里·布澤、查爾斯·瓊斯和理查德·里特合著出版了《無政府狀態的邏輯：新現實主義到結構現實主義》。該書對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進行了綜合分析，並提出"深度結構（deep structure）理論"。其涵義是：1.除了權力分析之外，國際政治結構的界定還應考慮"規則、準則、機制和國際制度安排"。他們批評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太囿於體系單位的實力分配。2.國際政治結構應包括無政府狀態和等級制狀態。新現實主義認為，只有在國家結構內才存在等級制；而"深度結構理論"認為，只要存在享有主權的單位，國際等級制狀態就會延續。3.布澤、瓊斯和里特指出，華爾茲在分析體系層次和單位層次時偏重前者，而他們提出，國際關係理論應象對體系結構層次一樣，對單位層次傾注熱情和關注，並密切體系和單位兩個分析層次之間的"聯繫"（linkage）。4.布澤、 瓊斯和里特還"力圖擴大新現實主義的研究範圍， 以能包括競爭和合作。"（註： MargotLight & A.J.R. Gro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Handbook ofCurrent Theory, p.85-87.）

　　 這期間，由於受到歐洲、北美流行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 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和解釋學（hermeneutics）等思潮的影響，在第三次論戰中出現了兩場交鋒：理性主義對反思主義（rationalism vs. reflectivism）和建構主義對解構主義（constructivism vs.deconstructivism）。這兩場交鋒的結果，使後現代主義，即建構主義佔了上風。筆者最近一二年在美訪問期間，見到斯坦利·霍夫曼教授和羅伯特·傑維斯教授時，他倆均提及，研究第三次論戰，除了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以外，還應注重建構主義。日本獨協大學的星野昭吉教授也專門提到，從90年代起，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正逐步相互靠近，而作為一種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或建構主義與其形成了新的論爭。該理論思潮的代表人物有亞利山大·溫特、約翰·拉吉、埃蒙納特·艾德萊、麥克爾·巴納特和彼得·卡特贊斯坦恩，其中影響較大的是耶魯大學亞利山大·溫特教授。溫特在1992年《國際組織》春季號上發表的關於強權政治的社會建構的論文中，最早提出建構主義的理論主張。他指出，建構主義雖反對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性主義核心，但卻認同它們的科學方法。建構主義的哲學基礎是客觀唯心主義，它認為，對社會生活和國際關係最終起作用的不是物質本身，新現實主義所說的國際體系的結構最終是由賦予這些結構以實際意義的"社會意義的結構"（　　　structure ofsocial meaning）決定的。這種社會意義的結構不是某一個人、團體、國家的主觀臆斷，而是舉世公認的一種社會事實。由此，均勢不再有意義，有意義的是威脅均衡（balance of threat）， 即並不是實際存在的東西阻止政治家發動戰爭，而是政治家認為實際存在的東西起到了這一作用。也就是說，安全困境是否使國家間趨向於對抗，要看國家對無政府狀態持何種態度，要看國家間的姿態和意圖怎樣。無政府狀態脫離了國家賦予它的意義就無任何實質內容可言。而強權政治只是國家之間關係的一種可能，它不是無政府狀態的本質屬性，因此原則上轉變強權政治的可能性並未被排除。（註：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92;　and"Collective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2, 1994.）

　　 1993年，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戴維·鮑德溫主編的《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當前的論戰》一書出版。撰稿者均是活躍在第三次論戰中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包括羅伯特·基歐漢、羅伯特·阿克塞洛德、亞瑟·斯坦恩、查爾斯·利普森、鄧肯·斯納特、羅伯特·波威爾、約瑟夫·葛里格、海倫·米爾納、斯蒂芬·克萊斯納和麥克爾·馬斯頓多諾等。這本書是迄今為止關於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論戰最系統、最全面的總結。鮑德溫在該書第一章里就言明："在一定意義上，這本書是《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一書的續篇。"　（註：David Baldwin,Neorealism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p.3.）他擷取六個要點對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進行了比較分析：1.新現實主義過分強調"無政府狀態"而忽視"相互依存"。相比之下，新自由主義並沒有把無政府狀態的程度和結果看得太嚴重。新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對國家行為有著很大的制約作用，而新自由主義則不然。2.與新自由主義者相比，新現實主義者認為實現和維護國際合作更加艱難，國際合作更加依賴於國家權力。該書的作者毫無例外地同意這一看法，並認為歐洲聯盟的未來發展將成為國際合作論的一個重要驗證。3.新現實主義強調從國際合作獲得相對得益，新自由主義則強調絕對得益。葛里格指出，新自由制度主義者最大限度地追求實際或潛在的絕對得益，而忽視了相對得益的重要性。利普森認為，相對得益在安全問題上比在經濟問題上顯得更為突出。4.新現實主義注重安全目標，其代表人物葛里格指出，國際無政府狀態要求國家更關注相對的權力、安全和生存問題；而新自由主義更強調經濟問題，認為在經濟領域比在安全領域更有可能開展國際合作。5.新現實主義強調實力而不是意圖，認為"實力是國家安全和獨立的基礎。"而新自由主義則強調基於國家利益考慮的意圖，基歐漢辯解道，一些國家對別國追求利益行為的"敏感性"，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受了那些國家意圖的影響和驅動。6.新自由制度主義代表人物基歐漢認為，國際機制、廣義上來說國際制度，對國際政治具有重要意義。新現實主義並不否認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認為新自由主義誇大了其作用。（　註： David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Contemporary Debate,p.4-8.）

　　 目前，雖然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論戰仍在繼續發展，但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以更冷靜更客觀的態度來審視這場論戰及其兩個主要學派之間的關係。爭論雙方的代表人物均強調，雖然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分歧，但是不應將其誇大。多爾蒂和法茲格拉夫說："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要幫助人們懂得國際關係的話，它們就必須尋求共同之處。"（註：James　Dougherty　 &　RobertPfaltzgraff,　Jr. ,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A Comprehensive Survey,(Fourth Edition), p.62.）基歐漢認為兩者可以尋求到匯合點。他承認，他的自由制度主義觀點"就是同樣多地從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借鑒過來的。 "（註：David Baldwin,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p.11.）約瑟夫·奈則強調，這場論戰"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國際關係史上代表傳統理論的兩個主要流派之爭的再現。……事實上，這兩種理論及方法可以互補。 "（註：Joseph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88.）

　　 50多年前，現實主義學派鼻祖之一萊茵霍爾德·尼布爾把理想主義者比為"光明的孩子"（Children of light）， 把現實主義者比作"黑暗的孩子"（children of darkness）。這兩類"孩子"的"後代"--新現實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如今在國際關係理論領域裡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起著不同的作用。面臨21世紀的世界是充滿著繼承和變革的世界，因而，國際關係理論界的任務應該是使兩者實現互補和綜合。"這兩派理論對我們理解變化中世界的國際政治都是有用的和必需的。"（註：Joseph Nye,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Harper　Collins　CollegePublishers,1993,p.5,p.195.）

　　 四、新的理論思路和模式

　　 最近幾年，圍繞冷戰的結束以及大國關係的調整，西方國際關係學者對原有的國際關係理論進行了較為徹底的反思，並通過將第三次論戰進一步引向深入，為理解後冷戰時代的國際關係現實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思路和模式。如"軟權力"概念、"地緣經濟學"、"兩枝世界政治理論"、"文明衝突理論"、"世界秩序理論"等，就是其中最集中的反映。

　　 "軟權力"概念：

　　 奈認為，在信息時代，"知識就是權力"。（註：Joseph Nye and William Owens,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6.）誰能領導信息革命，擁有"信息權力"優勢，誰就能在未來世界格局中占居領導地位。隨著政治、經濟、文化和信息的全球化，傳統的權力結構開始發生變革。"軟權力的新形式正在出現，特別是在文化、教育、大眾媒介等方面，軟權力的性質是無法用傳統的地緣政治學來解釋和評估的。 "（註：Joseph　Nye,　Soft　Power,ForeignPolicy, Fall 1990.）在奈看來，"軟權力"是一種"合作型"的權力，而"硬權力"是一種"對抗型"的權力。"軟權力"是一國使別國"想其所想"的能力，而"硬權力"則是一國使別國"做其所想"的能力。他認為，"軟權力"的源泉主要有二：一是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二是國際機制的規則與制度。因而，所謂"軟權力"也就是一國通過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強制力在國際事務中實現預想目標的能力。奈認為，在後冷戰時代，將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使用自己的"軟權力"資源塑造國際形勢，影響他國的優先決策和利益界定。

　　 "地緣經濟學"：有人又稱之為"經濟／生態政治學"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地緣經濟學研究所所長盧特瓦克教授。

　　 盧特瓦克認為，①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國際關係已從地緣政治學轉向地緣經濟學。②原有的冷戰機制和體制已不再適用。③冷戰結束帶來"安全"概念內涵的擴大。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有政治和軍事，更有經濟和生態環境。④地緣經濟學主張以經濟和生態優勢控制世界上不同地區的變化取向。在某種意義上，誰掌握了國際經濟和生態優勢，誰就在國際事務中擁有較大發言權。（註：Edward Luttwak,The　Theoryand Practice of　Geo- Economics, from　Armand　Clesse, RichardCooper and Yoshikazu Sakamoto (ed.),The　International　System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West Order, Dordrecht: 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1994,p.220,p.236.）

　　 "地緣經濟學"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認為世界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三個相互競爭的經濟集團：①日本率領的環太平洋經濟區；②美國領導的西半球經濟區；③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區。並強調："在未來的競賽中，三個經濟霸權中的每一個都傾向於超過其他兩者。無論哪一個實現了這種超越，都會位居領先，都會象英國主導19世紀，美國主導20世紀那樣，主導21世紀。"（註：Lester Thurow,Head　to　Head:The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Europe and America,New York:Morrow,1992,p.246.）

　　 "兩枝世界"理論：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革命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化浪潮。一時間，全球化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話題，它同樣也引起了國際關係理論學者的極大興趣。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羅斯諾教授認為，冷戰的結束使世界進入了充滿動蕩和變革的時代，全球化與地區化、一體化與分散化、繼承與變革是當今世界面臨的三種基本矛盾。他強調，自二次大戰以來，世界政治經歷了從"兩極"到"兩枝"的演變；出現了"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無政府體系"與"多中心國際體系"相結合的"兩枝"格局。（註：James Rosenau,　Normative　Challenges　in　a　Turbulent World,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1992. ）但兩者並非平分秋色，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以國家為中心的"無政府體系"在世界政治中的支配地位開始削弱，而強調全球相互依存的"多中心國際體系"的地位卻日益突顯。

　　 "文明衝突"論：最近，"文明衝突論"的始作俑者亨廷頓，又出版了一本專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對他的"文明衝突觀"進行了更全面、更深入、更詳盡的闡述，從而在學術界再一次掀起了軒然大波。因亨廷頓而起的這場關於"文明衝突"問題的爭辯，涉及的範圍之廣、影響之深堪與坎南的"遏制論"相提，稱得上"世紀之辯"。

　　 亨廷頓在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在後冷戰世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極和多文明的政治。"（註：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96,p.21.）亨廷頓之所以把冷戰後的世界看作是多極和多文明的，就在於他認為：①隨著冷戰的結束，人們的政治忠誠指向發生了從國家到文明的深刻變換。②冷戰後，文明之間的衝突大大多於文明內部的衝突。亨廷頓還強調，"在當代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國家正在取代兩個冷戰超級大國，成為吸引或排斥其他國家的首要支柱。……文明核心國既是文明內部又是文明之間秩序的源泉。 ……是以文明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的核心要素"。　 （註：Samuel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96, p155-157.）亨廷頓不僅把文化和文明看作是國際關係中的關鍵變數、國際事務中國家行為的重要基礎，而且看作是國際衝突的首要原因。這是亨廷頓文明範式的核心和命脈所在。

　　 "世界新秩序"研究：冷戰結束後，許多學者熱衷於探索如何建立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各種模式。

　　 基辛格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秩序會出現一個似乎自相矛盾的特點：一方面愈來愈分散；一方面又愈來愈全球化。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這個新秩序會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民族國家體系，而不象冷戰時期嚴格劃分的兩大陣營。彼時至少會有六大強權：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可能再加印度，另有許許多多中小型國家"。（註：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96, p.7.）他強調，在這樣的國際體系中，秩序只能象過去那樣建立在協調和平衡相互衝突的國家利益之上。

　　 奈的"世界秩序新論"認為，世界秩序是國際關係結構變革的複雜過程，是大國之間權力穩定分配的結果。決定冷戰後世界秩序走向的主要因素是民族主義和全球主義的交互作用，由此可能導致世界秩序模式有：①回復到兩極世界（美國-俄羅斯）；②多極世界（美國、日本、西歐、俄羅斯、中國）；③三大經濟集團（北美、西歐、東北亞）；④單極霸權（美國）；⑤單極指導下的多層次相互依存。奈認為，只有第五種才是最現實、 最可行的世界秩序模式。　（註：　Joseph　 Nye,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Theory and History,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993,p.190-192.）此外， 關於世界新秩序的理論探索還有巴尼特和卡瓦納夫的"地球村"模式（註：Max Singer and Aaron　Wildavsky,The RealWord Order,Chatham,N.J.:Chatham House Publishers,1993,p.3.）、辛格和違達夫斯基的 "和平區" 與 "動亂區" 並存模式 （註：MaxSinger and Aaron Wildavsky, The Real Word Order, Chatham,N.J.:Chatham House Publishers,1993,p.3.），以及哈克維的"新兩極模式" （註：Robert Harkavy,Images　of　the　Coming　InternationalSystem,Orbis,Fall 1997.）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