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棟生:這是我的一片土地
王棟生:這是我的一片土地
我總覺得，我是個離不開土地的農夫，在春雨中蹲在田頭，抓起一把泥土，用力捏住，讓它從我的指縫中油油地擠出來；我播撒種子時很虔誠，因為每一粒種子都會成為一個世界；即使在烈日下，即使土地龜裂，我還得把汗水灑在我的土地上，因為我有期待，也因為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自己離開這片土地還能做些什麼。
對讚揚教師的種種美好的話語，我往往不是很能接受。一個人做他所熱愛的事，也就談不上什麼「奉獻」；我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也時刻享受自己的選擇，僅此而已。回顧半生從教經歷，我還是那三句話：我是個在教育教學中犯過很多錯誤的教師，我是個不斷在工作中改正錯誤的教師，所以我是個合格的教師。我常常感到，教師是一種適合我的職業。對這一職業，我有自己的理解。
「熱愛」是教師最重要的稟賦
在一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的國度，個人的力量何其之小！雖然人們喜歡說「經歷了時代的考驗」，其實往往不過是一隻隨波漂流的軟木塞。「文革」十年把我的青春時代打了個對摺，這也使此後的我無比珍惜講台，珍惜每一節課，珍惜自由思想的機會。有過「失去」，才更懂得熱愛。
1982年1月我大學畢業，已經32歲，除此前在農村插隊時當過兩年代課教師外，我幾乎沒有被人稱過「青年教師」。我去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報到那天，看到辦公樓前的兩排水杉，最大的一棵直徑有20多公分。現在，這兩排水杉高大偉岸，最大的那棵已經得合抱了。這些年裡，經歷過什麼困難，真懶得說。曾有過幾次誘惑，能離開「這片土地」做其他工作，但沒有形成波瀾，更沒留下什麼遺憾。我沒覺得這是「專業思想牢固」或是「忠誠於人民的教育事業」，我只是認為，語文教師是一種適合我的職業。
在以人為工作對象的職業中，教師最需要「熱愛」的稟賦。我從沒覺得自己是「獻身教育事業」，我只不過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當年我師大畢業時，許多政治上表現積極的同學不肯當教師，千方百計地走門路；一旦脫離，額手稱慶。起先我大感意外，為這些熱心從政的同學感到可惜：畢竟讀了師範，為什麼不願當教師呢？那時教育已經開始走上正軌，正需要大批學歷合格的教師。後來我理解了，教師待遇差未必是理由，重要的是這個職業不適合他，他也不宜做教師。一個人不愛自己的職業，勉強為之，必定誤己害人。
因為對教育的愛，時常會對世風不理解。有一年評特級教師，一些申報者找關係通路子，我為此大惑不解：這是評榮譽稱號啊，怎麼會有這種事？評委
前些時候，找學生談話，了解近期語文複習情況。我對一位學生說：「一個學期以來，你的語文學習好像沒什麼起色。」學生回答：「老師，您可能不了解我。上高中以來，我對語文的感覺和以前大不一樣了。讀了這些書，聽了您的課，我看世界的眼光變了：走在街市，我會注意別人了；我開始發現生活的美好了；我覺得心裡變得明亮了……」他說話的神情十分認真，讓我激動了多日。
我的課代表很愛讀詩，他朗誦普希金時總是陶醉其間。有次家長會後，父母找他談話，說考試成績沒能名列前茅，以後可能考不上某某大學。這位學生流著眼淚對父母說：「這個世界有好多事要我們去做，人生有比分數更值得追求的東西……」在如今這個「只吃饅頭不讀詩」的應試狂潮中，教師有這樣的學生，真的該知足了。教育的快樂哪裡來？就在每天接觸到的這些細節中來！
1987年秋，我帶一個兩年制的「南京大學少年預備班」。由於特殊的背景，這個班的管理與課程有獨立性，學校並不干涉。這就讓我能按照自己的構想實施教育教學。37名學生，來自6個省，大部分來自農村學校，學生體質差、見識少。於是，冬天早上天沒亮，我就爬越大門進學校，到宿舍把學生喊起來，跟我一起跑步。第一學期的每個星期天，我都帶學生去博物館、美術館，到處參觀遊玩，見世面；有經典影片，一定找來組織他們看。天冷了，看到學生沒有棉衣，我替他們每人量好尺寸，到附近的軍用被服廠去買。我還記得商店營業員看我一次買19套尺寸不一樣的棉衣，奇怪地打聽：「你買了去做什麼？」有意義的是我在那兩年的教育教學過程中留下了很多值得研究的個案。在學生二年級時，我出過一道作文題「我們是勞動者的兒女」，在同行看來，可能卑之無甚高論，但我們所缺的恰恰是那種勞動倫理教育。我對來自農村的家長的尊重，讓學生有了自信。對這些來自所謂「底層」的學生，我告訴他們什麼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為什麼人的尊嚴重於一切。20年過去了，按時下的標準，那個班的很多學生是所謂「傑出青年」和「成功人士」。近年，他們在回憶所受的教育時，都認為，高中時代是有生以來最值得記憶的。而我回憶那兩年，並不覺得辛苦，就像農夫習慣了在土地上播種耕作一般，因為我愛這片土地。
教師應當是思想者
我考上大學時已經28歲，按現在的年齡算，博士也該畢業了。在大學讀書，雖然沒有白髮老童生的悲苦，但和一幫比自己小10歲的同學在一起，多少有些不習慣。記得那時大家好像只想著「要把被『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讀起書來近於痴狂，而發表意見卻很謹慎。
「知識分子」不應當滿足於他人告知的知識或思想。特別是教育者，如果自身沒有獨立思考的意識，他的學生也就如同標準的罐子，只能接受機械地灌輸。1978年秋天，我混在高校馬列教師和省級機關幹部中聽胡福明的「內部報告」，胡福明當時是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他執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了全國性的討論。他在報告中說到政治運動傷害了知識分子，說到「大躍進」是錯誤，說到應當替彭德懷平反，說到「文革」是災難，說劉少奇根本不是叛徒、內奸、工賊……坐在我周圍的幾個高校政工幹部在議論，罵他「胡說」，「早晚坐牢、槍斃」。20多年後我見到胡福明，說起當年那場內部報告，我們都為改革開放以來的巨變感慨不已。解放思想，要靠知識分子的自覺；任何行政措施，都不可能讓知識分子真正地有自己的思想。當年胡福明獨立思考、探尋真理的那種勇氣，曾長時間地影響過我。
有時我很不解，一些教師不具備教育者應有的文化和文明素養，但自我感覺卻非常好。上個世紀80年代，學校每星期都有固定「政治學習」活動，幹部讀文件、讀報紙，然後大家討論、表態，說點假話，或者乾脆開「啞巴會」。我當時想過，那種20年不變的「學習」模式也是知識分子缺乏獨立思考意識的原因之一。進入新世紀，管理方式發生了較大變化，又出現了新傾向。一些學校的講壇基本由校長包場，成年累月宣講，不厭其煩；有的學校甚至編印校長語錄，到處張貼校長照片；一些教育行政部門的幹部和校長，嘴裡說一套，行動做一套，教育口號和教育行為嚴重背離……在這樣的氛圍下，教師獨立思考的品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上世紀80年代的環境比較寬鬆，教學任務沒有現在這樣繁重，可以讀一些書。當時學術界開始注意介紹世界先進的教育理念。我讀了一些書，人才觀逐漸變得明晰了。教師沒有正確的人才觀，就不可能實施有效的教育教學。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學校能培養會種水稻的農民和培養出水稻專家袁隆平一樣有意義。有人認為我的話有些「昏」，然而我至今不明白這種觀點有什麼錯。如果讓一個不懂種水稻的人來管農民，立刻能看到災難；同樣，如果我們讓不懂教育的人來管教育，災難則出現在明天。
2004年，南京一家報紙以所謂「高考之痛」為話題，引發了一場大範圍討論。我在《南方周末》撰文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痛陳應試教育弊端。那段時間我遭受的攻訐頗為猛烈，對方顯示出「群眾基礎」，我則像是單槍匹馬。但我堅持認為，課改和素質教育是改造中國教育的唯一道路，教育已經無路可退。幾年過去了，究竟當初哪種判斷是正確的，早已不言自明。當年的討論大家好像不願重提，倒是我時常重溫舊事，如果大家都能明智一些，何至於有今天的困境？
作為面對現實的思想者，會是痛苦的，但這總不會辱沒「知識分子」這個稱號
教師應當是創造者
有時我會想到，未來的教育史在描述我們今天的工作時，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批評，會作出什麼樣的結論。如果我們這一代教育工作者不願對民族的未來負責，必將被未來的史學家釘在恥辱柱上。
基礎教育階段的教學，重在傳授基本知識、基本方法，培養習慣，的確不需要很高深的理論。語文教學受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教師在教學中的創造和發現是有限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小學教師的工作只能是重複單調的。如果教師沒有創造意識，沒有創造的激情，學生從我們這裡學到的只不過是死的知識，我們的工作將是普通工匠都能完成的無趣的活計。在中學教學，三年一個小循環，周而復始，這種簡單的重複會使教學變得枯燥，教師有可能成為生產線上的一台機器。一些教師的「厭教」情緒就是這樣產生的。
教師為什麼不想做一名創造者？
我每天都幻想能遇上一些有趣的事。在課上，我會這樣對學生說：「讓我們來看看窗外吧，天真藍，樹真綠。」冬天，我會對學生說：「讓我們來說說春天的事，好么？」每天都得有些期待，每次上課都想到能不能「再朝前跨一步」，期待有新的發現。如果沒有創造的意識，教師職業有什麼意思呢？我厭惡單調和簡單重複，看到有些教師守著一本發黃的已經破爛的教案，我就為他的學生抱屈，活的語文被他糟蹋了，人的大腦也被他煉成石頭了。
我似乎是一個不太安分的人。1997年1月，學校高三備課組設計活動性課程。我們決定利用寒假讓學生寫一篇社科論文。當時的想法是：學生經過高中三年的寫作學習，有一定的基礎；大部分學生開始關注社會、關注自然、關注自我，他們需要實踐的機會；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研究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實踐的過程；如果他們連這件事也不會做、不敢做，我們的教學是失敗的。這次重要的寫作活動我們沒向學校彙報，在全社會應試教學氛圍下，那樣做是要有點勇氣的。「高三社會科學論文寫作」得到了老師們的支持，家長也很理解。三個月後，全年級學生完成了寫作計劃。學生從中得到了什麼？他們開始能關注一些大問題，他們學會了思考，學到了探究問題的方法，這種興趣延伸到其他學科的學習中……在這次實踐活動結束時，時任校長在大會上誠懇地感謝語文組的創新工作，建議各科教師都向語文組學習。從此，社科論文寫作成為南師附中高三的教學內容，延續至今。那以後的兩年，省內外幾所名校學附中，也搞高三社科論文寫作，宣傳力度很大。當時有同事說：「我們創新，一聲不吭；這些學校怎麼就不肯謙虛一些？」我說，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把一件事做下去。正確的東西能不能堅持，對創新者也是一種考驗。11年過去了，我們每年在做這件事，雖然在應試壓力下各項指標有所下降，困難變多了，但我們仍在努力探索。
2001年起，我參加蘇教版初中語文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在繼承與創新方面，主編洪宗禮契合到位，每每有獨特之見。洪宗禮當時年已六十多歲，竟然有那樣強烈的創新意識，這對我的震動很大。我逐漸認識到，創新是教師的教育使命，也是教師的教育生命。作為老教師，要善於接受新事物，也要善於向所有的人學習。前年，我聽一位青年教師上劉亮程的《今生今世的證據》，教學文本共20多個自然段，在指導學生研習時，她帶領學生用「點評法」，只上了七段，就結束了。按傳統教法，是要把課文講完的。而她如此設計的依據是：這節課上，學生已初步學會了一種研習文本的方法，沒有必要全文講完；再說，蜻蜓點水般的「從頭至尾」，絕對不如有效地教三分之一，讓學生「得其法」。這樣的課既是繼承，也有創新，教師要善於從這樣的課中獲得啟發，拓寬教學思路，走出一條新路來。我在許多地方做教材培訓時，不斷地鼓勵老師們不要跟在名師和教參後面亦步亦趨，要創造性地使用教科書，要建立自己的教學風格，爭取教出一個「我」來。
永遠做一名學習者
我一直覺得自己讀書很少，而且越來越感到自己的孤陋與淺薄。這並非缺乏自信，作為一名教師，我的知識是欠缺的，我的認識常常是有局限的。近年我常感慨：教學多年，剛剛感覺找到一些路數，了解了一些規律，摸索出一些方法，也就是說，好像剛剛知道語文教學是怎麼一回事，卻快到了退休年齡。教學之路如探桃花源，只不過是個無底洞，誘惑你朝前走。
早些年，江蘇省語文教學專業委員會推選我擔任學術委員會主任，我不肯、也不敢接受，以我的才識是不適合擔任這個職務的。後來大家說，就叫「召集人」吧，我勉強接受了。我當時建議改一個字，把「學術委員會」改名為「學習委員會」，那樣我很樂意去做了。可是大家覺得有點標新立異，「學習委員會」，人大、政協才有，我們不能隨便叫。這件事我一直感到遺憾。
學者，可不可以理解為「學習者」？未必不可以。作為一個學習者，不能不讀書。只有多讀書，我們才能始終像一個兒童那樣，睜大了眼睛看世界，才能不斷有所發現。
我讀書一向很雜，並非見異思遷，而是感到語文教學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背景，不雜一點不行。大學期間，我讀完《資治通鑒》，其中有一部分讀了兩遍，還讀了一百多部外國小說，特別是歐美小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讀蘇俄文學，入了迷；現在書多了，讀得更雜。我對很多學科的動態都感興趣，對史學的興趣更是歷久不衰。教師能有一定的學術背景，是學者，那是上上；如力不能逮，做一個有興趣的學習者，永遠不停地學習，不失為中才；再往下便難聽，不說了。教師只要肯讀書，教學就未必是難事。有些老師總是埋怨工作忙，沒有時間讀書，對此我有不同看法。對真正想讀書的人來說，永遠會有時間的。教師能以理智的態度面對各種誘惑，把提高業務修養作為安身立命之本，這是一種態度；如果能熱愛教學，樂在其間，那就上升為一種境界了。我周圍有幾位中青年教師讀書很多，很多新書都是他們介紹給我的。他們經常述說閱讀體會，我從中獲得了許多有益的啟示。這也可能是我能在臨近退休的年齡還能保持讀書興趣的一個原因。
我最有價值的體會是：我知道自己是誰。我可能比別人更清楚自己能做些什麼，不能做些什麼。浮躁的氣氛籠罩著教育界，一些原本沒有能力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卻成了管理幹部，而社會上的歪風邪氣，也刮進了教育界。這些，也在干擾教師的專業發展。當此之際，相對於教學方法而言，有一個清醒的頭腦顯得更重要。
教學是一項有意思的工作，在教學生的同時，教師也獲得進步。我在教學中學到的東西，大於我的付出；我所獲得的遠不只是知識，各種思維方法對我的啟示，都幫助我在發展。我多次遇上這樣的事：一些在我看來比較難的，一直沒有勇氣去接觸的問題，我的學生能用最簡練的方法和平易的語言為我講解。學生有很強的說明能力，這使我對一些不熟悉的學科有了粗淺的了解。這種說明能力，是老師教給學生的，學生學以致用，再用這些方法來教我。
去年秋天，半個月內，先後和張翼健、顧黃初兩位前輩談到教師讀書，張翼健說：「目前語文教育的主要問題是語文教師自己不讀書。」顧黃初說：「教師成了叫別人讀書的人；他自己卻不讀書。」我對目前教師的學習狀態感到擔憂。時下社會的「證治」讓不少教師盲目追求高學歷，炫耀文憑而不肯老老實實地讀書；有些「碩士」、「博士」的文憑甚至是通過錢權交易獲得的。這些人非但沒有學術追求，甚至不具備教學的基本常識；更糟糕的是他們對學術的公開褻瀆，干擾了教師的學習情緒，誘使更多的人去走所謂捷徑。浮躁和不學無術的氣氛籠罩著學校，貽誤下一代。去年在某地調研，有位教研員說：「我們不想用新教材。過去我們編教輔資料，找幾個老師做做就行了；現在換教材，我們還得把教材看一遍。」我聽了很吃驚，作為一個地區的教研員，他竟然連教科書也不願看一遍，那他平時是怎樣「指導教學」的呢？在一次研討會上，有位特級教師竟然不知道什麼是「課程標準」，信口說了一通，鬧出大笑話。當然，也有人對我的奇怪感到奇怪，因為很多教師除了高考，其他任何事都不關心，課改要改什麼，「課程標準」是什麼，他們不感興趣。
教師多讀書，善於獨立思考，勤於探索和實踐，逐漸有自己的教學風格，這就很好了。但我認為教師還得是個寫作者，特別是語文教師，應當把寫作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我在這方面體會比較深。一個熟悉思考與寫作過程、有獨特體驗的教師，他的寫作教學會很有辦法。近年我在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學工作，也由此及彼地聯想到中國教育的一系列問題，寫了一些文章。這些文章的價值有限，但都來自我的思考，也是我的肺腑之言。在《不跪著教書》、《前方是什麼》兩本書中，我從實踐者的角度表達了自己的教育觀，也寫下了對當今教育的憂思。我的確不想給自己的教育生涯留下太多的遺憾，我很在意教育史家的直筆。每想到這些，我更不願意隱瞞自己的觀點。
人的一生能做成的事太少了，所以我珍惜每一天的工作，珍愛我的這一片土地。
作者簡介：王棟生，生於1950年，任教於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語文特級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江蘇省中學語文教育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蘇教版課程標準初、高中語文教科書編委；主編了《新語文讀本·寫作》、《高中文言讀本》、《現代詩文誦讀》和《現代教師讀本》（人文卷）等書，發表20餘篇專業論文；筆名吳非，著有《中國人的人生觀》、《不跪著教書》、《前方是什麼》等。
（王棟生 原載《人民教育》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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