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需要的是開放與公平而不是特設性保護

李俠汪品先院士在《漢語被擠出科學，還是科學融入漢語》一文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問題，即如何看待文化的生存環境問題。汪先生的很多提法和觀點也是當下社會，或者說是整個華語世界都很關心的問題，其中有些觀點筆者也是深有同感，如文章題目中展示的漢語在當下科學與教育事業中所遭遇的尷尬處境等，的確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但汪先生文章更多地是強調漢語危機的果，屬於文化子系統層面的表現，筆者希望借著這個契機談點造成這種現象的宏觀原因，以此深化關於當下漢語文化困境的討論，即如何客觀地評判文化的宏觀發展環境問題。當下國內學界的一個主要關注點是漢語在某些領域的式微，是否會導致一場毀滅性的「去中國化」現象的出現？以及由此引發的很多猜測與擔憂，如話語權之爭或者文化霸權等很多嚇人的話題。如何釐清與看待這些問題，就是當下急於梳理的問題，否則會引發很多棘手的深層精緻偽問題。鑒於此，筆者談點文化的生存環境與進化問題。在世界文化的大系統中，中國文化是一個子系統，那麼子系統的生存與發展條件問題就是本文關注的基礎，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那些漂浮於社會思想表層的認知混亂現象也就迎刃而解了。中國文化的現狀給出一個簡潔的診斷：中國文化受眾規模巨大、文化生產力一般，系統的存在狀態是半開放系統，由此觀之，中國文化的體檢表總體來說應該是處於「亞健康」狀態，遠沒有到「去中國化」的階段，因此，當下對於中國文化未來的擔心大可不必。在筆者看來，一個文化子系統的生存與發展至少需要如下三個基礎性條件：其一，文化的受眾規模。換言之，如果一個文化的受眾規模很小，那麼它在整個文化體系中的地位就會處於比較邊緣的地位（以色列現象可以看作是其文化產出率比較高的特例）；其二，文化的生產力問題。如果一個文化子系統不能持續地產出優質的思想成果，那麼這種文化的影響力就會逐漸衰落下去，從而影響它的擴散與傳播，更有可能危及它的傳承與發展。試想如果我們的文化沒有在歷史上產生四大發明以及其他眾多優秀思想成果，我們還會被認為是世界文明古國嗎？其三，文化系統的存在模式，它事關文化子系統的發展與未來的命運。文化系統有三種存在形式：孤立系統、封閉系統與開放系統。按照耗散結構理論的說法，如果一個文化子系統是孤立系統，它與外界沒有任何交換，那麼這個系統的最終命運就是滅亡，在全球化時代，已經不太可能存在完全孤立的文化系統；如果是封閉系統，即該文化只從外界吸收物質與能量，而不吸收信息，那麼這個文化子系統就是一個退化系統，它的最終命運就是被淘汰；相反，如果一個文化子系統是開放系統，那麼它不僅從外界獲得物質、能量還有信息，那麼在自組織機製作用下它就會發展出一個進化系統。但是，我們要清晰認識到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化存在的三項基礎條件的權重在發生變化，過去那種單純依靠受眾規模來維繫文化的生存與發展的模式，是文化發展低級階段的策略。在文化發展到高級階段（後工業化社會），體量規模因素在文化發展中的重要性在顯著降低，相反，文化生產力表現在文化的發展與影響力指標中的權重在逐漸加大，這是競爭時代的重要特徵。為了維繫文化系統的持續生產力，系統的開放性的作用成為文化進步的必要條件，由此，新的文化發展條件權重的過渡期排序是：生產力、體量規模與文化系統的存在狀態。結合這個模式，不難發現解決當下中國文化式微的出路：提升文化的生產力與保持文化系統的開放性。提升文化生產力與保持文化系統的開放性之間又是一個明顯的因果關係，換言之，如果沒有文化系統的開放性，文化生產力的提升是沒有保證的。開放性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開放提供了信息在各子文化系統之間的自由流通以及各子系統之間形成有效競爭，競爭是文化進步的最重要的驅動力。這裡又涉及到一個老話題，即是否存在文化戰爭問題？其實，根據已有的研究，當兩個文化子系統相遇的時候會發生三種情況：衝突、濡化與同化。如果一個文化子系統的硬核是封閉的，那麼兩種文化相遇時會發生衝突，當今世界上的那些極端原教旨主義文化在遭遇其他文化時，經常發生這種情況，對於中國文化來講，其文化硬核具有包容性與彈性，因而不存在這種情況。再加上中國文化體量之大，是任何其他文化所無法完全同化的，這方面中國歷史上存在諸多案例，僅就還不算久遠的清朝來說，滿族文化最後被漢族文化完全同化，而不是相反。所謂文化的濡化現象是指兩種文化相遇時相互吸收，從而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這種情況就是中國文化在遭遇其他文化時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看看漢語中逐漸增多的外來詞現象，以及漢語詞逐漸走向世界的過程，已然說明這種濡化現象。文化是有結構的，其最核心之處的價值規範層次很難被完全替換，更有可能的是在交流中被豐富與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關「去中國化」的擔憂基本上可以判定是一個精緻的偽問題。這不是一個主觀自信問題，而是一個客觀事實問題。毋庸諱言，當下的中國文化發展的確面臨一些新的困境，這個困境總的來說就是文化生產力長期處於產出貧乏狀態，如何提升文化生產力，是當下最應該關注的核心所在。從宏觀層面來講，任何文化都兼具三種功能：對於群體提供認同感，給社會提供秩序安排，為人類創造豐富的精神產品，滿足群體的需要。基於這種考慮，中國文化為了提升自己的產出率和影響力的首要問題是，保持開放系統，讓文化在競爭中快速進步，而不是一遇到異質文化的挑戰，就以危機方式處理，並就此提出特設性保護措施。換言之，如果一種文化不能在競爭中完善豐富自己的激勵功能，只能靠特設性保護來維繫生存，那麼這種文化也不值得保護，甚至保護都是無法維繫其長久存在的。文化是自然進化的結果，中華文化能歷經千年而不消亡，足以證明其自身擁有強大的吸納學習能力，因此，只要保持系統與群體心態的開放性，自然會在競爭中強大起來。中國歷史上的「胡服騎射」之所以能流行起來，以及近代以來有關正義、自由、平等、契約等理念的輸入，恰恰證明開放與學習能力是文化生命力的體現，這種變革不但沒有消弱原有文化，反而豐富了文化體系及其生產能力。相反，拋棄那些「三寸金蓮」等扼殺人性的封建理念，並沒有消弱中國文化，反而使中國文化呈現出勃勃生機。反觀歷史，中國文化的大衰落、大退化時期大多與閉關鎖國等狹隘的特設性保護政策有關。開放性只解決了文化進化的動力機制問題，能夠讓進化真正得以實現的制度保證就是公平機制。汪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印度現象，這是一個很好的視角。印度的高端科技都是用英語表達的，但印度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並不是特別大，中國會不會在文化上成為第二個印度？這個問題提得好，要解決這個問題只需要制度設置體現公平原則即可。中國科技界目前的評價體系從制度設置上就存在缺失公平，甚至是存在明顯歧視性的政策安排，從而導致用中國納稅人提供的科技投入所得到的最好成果最先獲得思想啟迪的卻是外國人，相當於在變相地豐富另一個文化子系統的影響力，原本這些思想產品是最應該先讓中國人獲益並實現群體思想激勵的，然而，現實卻是我們需要把這些最新的知識產品再通過轉手貿易輸入進來，從而帶來雙重損失的局面。汪先生所擔心的「漢語擠出科學，還是科學融入漢語？」只要對漢語和英語成果公平對待即可，相信印度現象就可以避免。這種厚此薄彼的扭曲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夠暢通無阻，除了反映我們對自身的評價體系不相信之外，它還滿足了一種政治虛榮的需要：我們急於想讓世界承認我們。影響力是文化產出的績效問題，當你的文化總是能夠給世界提供最多的新思想與最高端的科技產品，極大地提高了整個社會的發展水平與群體福祉時，你的文化影響力自然會提升。否則，虛弱的本質很塊就會被發現，這也是我們近年來實行大外宣效果不理想的深層原因。想想神州大地上那一列列飛馳而過的高鐵，比什麼宣傳都更能展現文化的影響力。最後，再來說說文化的話語權與文化霸權問題。文化的話語權是以文化的優質產出為基礎的，不是簡單爭來的，沒有大量的優質文化產品與高端科技產品作支撐而幻想話語權，那無異於緣木求魚。聯想近年來美劇、以及以韓劇為代表的「韓流」的盛行，無一不是以它們的產品的比較優勢實現的，反觀我們生產的諸多浪費錢財的「抗日科幻神話劇」，基於此怎麼會有話語權呢？其實，回顧三十多年波瀾壯闊的改革，我們的進步已經讓世界開始關注我們，我們的努力使亞洲避免了非洲化，已經為亞洲爭來了一份榮譽，但我們原本應該做得更好，這其中留下的眾多經驗和教訓也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素材，如果不是諸多潛在的無形限制，相信我們是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產品，而非淪落為土豪盛行的文化沙漠之地，思想的貧困比精神的貧困更難於處理。只要看看三十年來港、台、大陸三地歌手的表現，不難發現，我們缺的不是有天賦的歌手，而是缺好的作品。為什麼好的作品少呢？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文化霸權主義是一種很糟糕的文化異化現象，也是文化沙文主義的體現，其實，那種自負恰恰扼殺與違背了文化的自由競爭精神，有些類似於文化壟斷，這不足取。總之，產出是硬道理。回到科技界，科學史的研究已經證明，世界近代史上的五次科學中心的轉移，每一次背後都有文化變革先行的影子，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由此帶來整個社會思想觀念的變革與社會的巨大進步，這體現在思想產品的繁榮與成果產出的快速增加方面。中國的文化變革應該本著開放、公平與自由的精神，在文化領域設置最低思想基準線，主動去除各種制約思想自由發展的障礙與藩籬，相信擁有龐大受眾的中國文化會釋放出長期被壓抑的創造力，並煥發出勃勃生機。我們有過諸子百家、有過新文化運動，那時的繁榮都與文化的開放、公平、自由有關。（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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