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天道還是人術?
吳劍文 文匯報2016-04-15第12版
從天道轉為人術之後,易學的精神發生了怎樣的質變,至此瞭然:原本對應天地四時運行規律的曆法書,成了揣摩人心因利制權的權謀術,致使「天道消隱、人術突顯」。「天道消隱、人術突顯」的結果,是科學不彰,偽術滋生。
易學在今日的中國已經變成了一件奇怪的事物。眾人皆知,《周易》是華夏民族的元典,無時無刻都顯出「群經之首」的地位。一旦閱讀文本,卻又讓人輕易地覺出其內里占卦卜運、「拆白道字」的蒼白。人們往往會抱以「理解的同情」,認為所謂「古老的智慧」有其時代局限性,不可厚今薄古,以示風度。有人或會引陳寅恪先生的話為古人辯,「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陳寅恪先生的話,的確是忠厚之論,用於許多地方,都屬貼切。但「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相比,是否就真的可以「可笑可怪目之」? 帶著「文化達爾文主義」的眼光觀照,或許認為理所當然。但這種進步觀,未必盡合歷史真相。
事實上,占卦卜運、「拆白道字」的易學,的確是可以「可笑可怪目之」的。從《周易·繫辭》所言的占卜方式來看,得出卦爻的程序即便再如何繁瑣複雜且故作高深,其與抓鬮、抽籤並無本質上的區別。《聖經·箴言》說:「簽放在懷裡,定事由耶和華」。卜筮的結果,自然也是「聽天由命」的。然而古老的中國人,是否就真的無知無助到要把這樣一本「算命書」置於一切經典之首而膜拜不已呢?
在這一點上,恰恰是儒家集大成者荀子的說法最為切中要害,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卜筮的「忽悠」性質昭然若揭。卦爻辭昭示的天命之於陳勝、吳廣的篝火狐鳴「大楚興,陳勝王」,也僅是各有手段不同罷了。若除去表象的卜筮意義,《周易》還剩下什麼?這才是問題所在。
《周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顯要位置,當然與孔子之推崇分不開。孔子「五十以學易」,後人便也一五一十地學起了《周易》。但後世儒家學者們,多知孔子「學易」之然,鮮知其所以然。孔子明言的「不佔而已矣」,也被後人買櫝還珠。買櫝還珠的結果,是魚目混珠,於是江湖騙子紛紛乘虛而入,掛聖人之學的羊頭,賣迷信之術的狗肉。
孔子所學的《易》是什麼?按《禮記·禮運》所言,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據《史記·夏本紀》載:「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 《夏小正》雲」;鄭玄《禮運》注云:「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陰陽之術,按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言,實為「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所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流傳至今的 《大戴禮記·夏小正》,正是一篇月令曆書。夏商周「三易」,其實是夏商周三代之曆法。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曆法為天文觀察之規律總結,演算日月寒暑之交替、變易,揭出「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的生生不息、古今不易之天道規律。
1973年出土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要》,有孔子天道易學的具體闡述,極為精闢地道出了易學之要。不必說「所謂得一而君畢者」與老子《道德經》「得一」之說若合符節,由此可以上窺孔氏之於老子學說的承接關係;更不必說「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婦、先後盡稱」,「《詩》《書》《禮》《樂》不過百篇,難以致之」等一反孔子自己早年提出且影響後世兩千多年之學說的「驚人之論」。僅就論損益二卦原理的幾句,陳義精卓,已經可以由此窺見易道的真切消息。所謂「益之為卦也,春以授夏之時也;損者,秋以授冬之時也」,便是「卦象對應天象」的明證。無論孔子的具體辨析正確與否,其思考的向度確是符合易道的———即「不卜不筮,而知吉與凶,順於天地之變,此謂易道」。
不卜不筮,那麼傳世的《周易》 中那些關於卜筮的卦爻辭又從何而來?是否出之於《連山》《歸藏》? 《夏小正》是「歲時記」,見不著卜筮之辭的影子,而從1993年王家台出土的秦簡《歸藏》片斷看,其坤卦卦辭是:「寡曰:不仁,昔者夏後啟是以登天,帝弗良而投之淵……」,多為神話傳說的記載,與《周易》大相徑庭,且無爻辭。古老的文獻,經由不同書籍輯錄,流傳日久,文辭略有出入是正常現象,然絕不至相異若此。《周易》卦名與《歸藏》同,卦爻辭與《歸藏》異,只能證明《周易》的卦爻辭為偷梁換柱。
無論人怎樣「與天地參」,如何幻想「改地換天」,宇宙運行模式所產生的人類生活一時一地的季節輪換與寒暑變遷,是「有情有信」,永劫輪迴的。這是真正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天文運行的規律不變,人類按照天道規律所製成的這個現象來生活也就有其規律可言。正如《詩經·豳風·七月》所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七月天氣轉涼,不想受凍,就要準備冬衣,否則「何以卒歲」? 一切生活都有個「常」在,這個天道之「常」,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因人的相參而改變,但你可以在經驗中認識「常」,總結這個「常」的規律,從而安排個更為「合天」的生活。
而人術卻是一種不斷隨機變化著的東西,它產生於人與人的關係往來之中。人各有其天賦、閱歷而鑄就其性格,意志更是屬於「自由王國」而非「必然王國」。所有對人之遭際的觀察預測,都不會是「2十2:4」的必然結果。
這種不確定的生命被拋狀態是難以承受的,無有智慧的人開始求神問卜,正如莎士比亞在 《李爾王》 一劇中所嘲笑的:「人們最愛用這一種糊塗思想來欺騙自己;往往當我們因為自己行為不慎而遭逢不幸的時候,我們就會把我們的災禍歸怨於日月星辰,好像我們做惡人也是命運註定,做傻瓜也是出於上天的旨意,做無賴、做盜賊、做叛徒,都是受到天體運行的影響……」早期的自然哲學家們明白,求神問卜無濟於事,「龜策誠不能知此事」,他們仰賴於觀察自然,但在科學尚屬萌芽狀態的早期階段,僅僅依靠人類昏暗遲鈍的感官,只可能觀察到真實世界的極為有限的現象,對世界的進一步認識,對有限信息進行合理加工與延伸推理,需要一個漫長的累積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則秉著「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的理念,懸置科學,「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人間」,倫理學、心理學由此生,而權謀人術,也自此滋生。
當戰國中期的道家莊子還在講「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時,荀子非之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然而荀子的人學,還只是「隆禮重法」的政治哲學,到韓非子手上,「心術」臻於化境,對人心的相背取捨、利害關係,論述得絲絲入扣,以國民性來觀照,這些論述看起來無懈可擊,因為他完全穎悟人心作惡的陰暗心理,從而在敘述中每每有誅心之論。後世的 《羅織經》《厚黑學》,不過《韓非子》派生的低級權謀術罷了。而這一切人術的源頭,來自周文王對《易》的「創造性誤讀」。
按照康德的說法,形而上學有兩種:自然形而上學和道德形而上學。若用中國名相,或可分為「天道」與「人術」。在科學尚未發達的年代,思想者對天道的抽象,於其力所不及的部分,只能假定。因為思想者假定的結論作於觀察之前(不可能觀察到宇宙全體而對宇宙全體做出抽象總結,只能「窺一斑而推全豹」),故只能暫時「湊數」,未能稱為「絕對」真理。故求知的過程,應是「天以啟人,人以合天」。然而人的僭越之處在於,不是用人術去合天道,而是希冀用天道來合人術。故有人意欲用自己的思維邏輯(還是人術),去彌合天道人術之分,建立貌似天人合一的「同一場」。
周文王演易,做的就是這樣一種用天道來合人術的工作。《周易》之卦名與《歸藏》一致,但卦序全不相同。作為曆法的卦序,是卦象對應天象,這卦序是不可移易的對天道規律的模擬,正如在模擬星空的天球儀上,絕不能以任何人為理由改變星的本來位置。天文「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藤野先生語)。如果可以像洗撲克牌一樣打亂順序,那就與天道全不相干,僅僅是一種智力遊戲。用易卜筮,與撲克牌算命等價,都是把人生無常的吉凶禍福,比附於天文曆法的「天道」規律中,以期望獲得對命運的啟示和預測。但這隻能是比附,而非科學真理與人文公理。無論解釋如何看上去嚴絲合縫,也只是一種「闡釋學」。然而弔詭的是,人們在這樣的一種創造性闡釋中,的確可以感受到實現「自由意志」的過程。因為自由意志的初級階段,就是「任性」。
相傳周文王被囚羑里,重新推演卦序,形成了流傳至今的《周易》上下經卦序系統。《序卦》 一篇,對該卦序系統作了「精神現象學」式的闡釋。研究《周易》的學者多認為,從「乾坤」至「坎離」的上經,對應於天道(曆法);從「咸恆」至「既濟未濟」的下經,對應於人術 (政治)。有意思的是,文王卦序中象徵天道的上經,推演終結於「陷必有所麗」,是麗刑、依附之象,恰恰對應了周文王其時其地的真實處境;而象徵人術的下經,推演終結於「物不可窮也」,是功成事遂、不可終窮之象,恰對應了周文王內心盤算的抱負與計劃。拋棄天道,轉用人術,成為了文王身在牢獄之中而意欲實現其「自由意志」的最後總結。
以另一個角度觀照,也許可以說,人的「自由意志」亦由此誕生。但自由意志,一如西方大哲康德、歌德、黑格爾等人所昭示的,是兼有善惡。西方基督教認為,自由意志導致了「原罪」。那麼中國文化的「原罪」,恐怕要自文王演易始;而「自由意志」,亦自文王演易始。「自由意志」誕生後的歷史,如《尚書·武成》所記載的武王伐紂「血之流杵」,即老子所批判的「代司殺者殺」,成了政治鬥爭的常態。
從天道轉為人術之後,易學的精神發生了怎樣的質變,至此瞭然:原本對應天地四時運行規律的曆法書,成了揣摩人心因利制權的權謀術,致使「天道消隱、人術突顯」。「天道消隱、人術突顯」的結果,是科學不彰,偽術滋生。從西方哲學史看,精神哲學取代自然哲學成為主流後,人成了「萬物的尺度」,修辭學與辯論術流行,而精神哲學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錯誤的「地心說」,取代了自然哲學家阿里斯塔克斯正確的「日心說」,影響後世近兩千年,直到近代科學家哥白尼重新提
出,西方才真正走出思想的「中世紀」。
人術並非沒有其價值與作用,但這作用也限制於人事中,老子《道德經》亦說過,「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沒有科學的宇宙觀作為認識前提,人心在權衡人事中隨機應變的靈活性一旦僭越其畛域,在科學的田地上跑馬,那無論什麼恢詭譎怪的胡說都彷彿可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只是這「理」絕非科學真理,或者人文公理,而是誰的人術權謀更為精擅,誰就顯得更為「有理」。長短其說者,便可「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可與不可日變」,一切相機行事。普通人等待「契機」,聰明人創造「契機」,這「契機」是人事,因為季節的春夏秋冬、月亮的陰晴圓缺等等天道規律,絕不因人所謂行使自由意志而改變。
不過,人術中還有一類生活的方式,也屬於「順道」,而通常被歸為迷信的,尚需辨析:如傳統文化承續至今的一些民俗活動。這與卜卦算命等並不相同。民俗活動,看上去是「封建迷信」的,卻有個自然的道理在。這些儀式、風俗,「與久遠歷史相聯、與現實生活相關」。英國古典學學者哈里森在 《古代藝術與儀式》 一書中論述了周期性的季節現象與「家事有關收成有關的種種」及先民舉行宗教節日間的關係,一切周期性的風俗儀式,都與當地的季節輪換和氣候環境有關。而附著於節日儀式上的「迷信傳說」,則有著「把生活裝點得不十分枯燥」的作用,排泄人們「蘊蓄被壓抑的情感」。光輝燦爛的古希臘神話與戲劇,也正是從酒神節儀式演變而來,後世文學藝術由此淵源而出。這裡的迷信,恰恰是敬畏天道、順應天道規律、又「與日常生活有關係的常識和信仰」,與長短其說的心術,判然有別。
天道的易學和人術的易學,雖然都寄於同一部書流傳,但其適用的範圍、闡釋的方式迥異,若「辯證」地將其視為一體,只能是「合則兩傷」:「天道」成為信口雌黃的對象而不再具有科學的必然性、精確性;「人術」不再擁有徹底的自由精神而受制於封閉的卦爻結構,戴著鐐銬舞蹈。西人喜說「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其實借用於此處也頗為相宜:讓天道的歸天道,人術的歸人術。自由意志雖是以惡開始,但它卻可以在動態的歷史過程中不斷發展、完善自己。將其限制在《周易》之中,等於是還原周文王當年的處境,讓所有的自由意志都先行投入大牢,然後看你是否能完成精神的越獄遊戲。這或許是周文王當年囚於羑里的真實處境,但絕非每個人精神發展的必要階段,因為每個人所要面對的人生遭際與當年的周文王都不相同,文王一己的精神歷程並不具有精神發展範式的普適性,更因為———人的精神「是生而自由的」,它並不需要一個思維定式來一步步安排自己成為統一思想的奴隸。
兩種易學因向度不同,而形成了彷彿在「自否定」的弔詭。在尋找必然性、規律性的天道易學,因為天道的「遍在永在」和「人難盡知」,反而具備了因經驗的累積而不斷更新和發展的可能。彷彿在引發人的自由意志「與天斗與地斗」的人術易學,因為勝者的權力和範式的固化,就成了君臨天下的思想體系,從而禁錮人的自由意志。套用尼採的話說,就是———文王《周易》的體系,僅在它的創立者文王眼裡才是完全正確的,在一切後來的哲學家眼裡往往是一大謬誤,在平庸之輩眼裡則是謬誤和真理的雜燴。然而,無論如何,它們歸根到底是謬誤,因此必遭否棄。「易道廣大」,並非形容易道是無所不包的大雜燴,而是「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因其總結天地四時日月生生不息的運行之規律而作用廣大,其背後有個科學而闊大的宇宙觀與世界觀在。
(作者為中華書局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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