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巴黎｜2015法國熱銷書與文化事件

迷失巴黎

--2015法國熱銷書與文化事件

文｜東門楊

原發於｜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 聲明：感謝允許轉發，轉載先請私信聯繫 -

恐怖，2015

2015年，法國在年初和年末分別經歷了兩次重大恐怖襲擊。如果說1月7日《查理周刊》遇襲激起的是全民空前的團結與捍衛言論自由的熱情——四百萬人走上街頭，十幾國元首齊聚巴黎，大街小巷，媒體網路，「我是查理」的口號鋪天蓋地。那麼，11月13日晚那場沒有確定目標，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則正在改變法國社會和它所崇尚的價值理念。這次連環襲擊讓從底層到精英的幾乎所有法國人陷入了一種不知所措的震驚中。在恐襲的第二天，總統奧朗德即定義這是一場針對法國的戰爭，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賦予軍隊、警察和特工人員在第五共和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權。他在凡爾賽宮向參眾兩院發表演講（事實上，法國憲法有規定，為確保議會獨立，禁止總統在議會發表講話），授命總理瓦爾斯組織修憲，剝奪那些擁有雙重國籍的恐怖分子的法國國籍。緊接著，法國航母「戴高樂」號奉命駛向地中海東部，與俄羅斯聯手，加入到打擊敘利亞極端份子的行動中。

2015年是左派社會黨執政的第三個年頭，奧朗德領導的政府成為卻法國歷史上最為尷尬的左派。他們通過標榜「公平、正義」吸引選票、取得執政權，但面對經濟的一再衰退，只能硬著頭皮「打左燈，向右轉」。社會黨內以保守和強硬著稱的瓦爾斯被任命為內政部長，繼而又接任總理之職。他在國內安全和移民問題上，都堪稱冷酷和強硬，就像他在新年獻詞中所宣稱的：「自由的本質是安全」。在經濟方面，曾經的羅斯柴爾德銀行的高級投資顧問埃曼努爾·馬克宏被任命為經濟部長，很快就推出了以自由市場為基調的「馬克宏法案」，旨在簡化企業裁員程序，延長原法定三十五小時的每周工作時長。2016年伊始，被稱為「政府中最後的真左派」的掌印大法官、司法部長克里斯提那·托比拉宣布辭職，表示自己再也無法承受此屆政府與自己政治理念的衝突。

一開始，除了擁護左派的理念，人們更多是因為看不慣前任右派總統薩科齊的傲慢、武斷、專橫而投票給社會黨。但奧朗德上台後的表現卻讓民眾產生了更多的疑慮。薩科齊執政時代，人們還可以咒罵、批判、諷刺，可現總統奧朗德從言談舉止到決策無不溫吞、空洞，讓人看不透、說不清，難以置評。法國經濟的表現也如同總統的表現一樣，一直在緩慢復甦的泥潭裡艱難掙扎，三年來經濟平均增長率只有0.4％，2015年的表現稍好一些（1%），可仍未達到歐盟國家的平均值1.6%，而失業率則始終高居不下。2015年度兩本最受矚目的政治預言小說：《屈服》和《2084》，無論是對社會的走向，還是人類的未來，都不約而同地流露出一種深深的悲觀情緒，將人們內心中的焦慮具體而微地再現出來。

屈服，2022

維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新書《屈服》上市與《查理周刊》遇襲竟恰巧在同一天，不得不令人驚嘆這本書巫術般的能量。儘管出版社不得不取消和推遲此前已經計劃好的所有發布會、見面會、座談和簽售，這本政治預言小說還是迅速地成為輿論的焦點，五天內便銷售出十二萬冊。米歇爾·維勒貝克無疑屬於當今法國最重要、最暢銷的作家，同時也是最為國際化的一位，幾乎所有的作品都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出版。

《屈服》

維勒貝克 著

而在華語文學界，海天出版社早在2000年就翻譯出版了其著作《基本粒子》，文匯出版社出版了余中先譯的《一座島的可能性》（2007），人民文學則出版了他獲龔古爾獎的小說《地圖與疆域》（2012）。台灣的「大塊文化」更是一口氣連推四本維勒貝克的小說：《一座島嶼的可能性》、《無愛繁殖》、《情色度假村》、《誰殺了韋勒貝克》。然而，儘管維勒貝克進入華語文化界的時間不短，但由於譯者與出版社都各行其事，最終落得一書兩名、一人三姓。讀者若不小心，還以為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作家和作品。事實上米歇爾·烏洛貝克、米榭·韋勒貝克和米歇爾·維勒貝克原本是同一個人,《基本粒子》與《無愛繁殖》，《地圖與疆域》與《誰殺了韋勒貝克》則是同一本書。

確實，維勒貝克是一個不斷「製造麻煩」、挑撥大眾神經的作家。在這本題為《屈服》的小說中，他為法國不遠的未來描繪出一幅令人深感憂慮的全景式畫面：2022年的總統大選中，極右派「民族陣線」與伊斯蘭溫和派「博愛穆斯林」平分秋色，傳統的左右派政黨在第一輪便被淘汰出局。左派社會黨無奈與博愛穆斯林結盟，法國人最終選出一個伊斯蘭領袖為總統，默罕默德·本·阿貝。以和平、博愛、和解為宗旨的本·阿貝，任命中間黨派的領袖貝魯為總理，成功地彌合了社會的分裂，並且使經濟走上復甦的軌道。但作為這一切的代價，整個國家面臨著伊斯蘭化：一夫多妻被確立為合法；婦女喪失工作權力，出門必須罩黑紗；大學轉為私有，在穆斯林財團的控制下，要取得教師資格須皈依伊斯蘭教。形勢越來越嚴峻，猶太人紛紛移民以色列……

《查理周刊》遇襲當天的頭版頭條就是諷刺維勒貝克新書的漫畫，說他「2015年會掉光牙齒，2022年不得不開始過齋月」。遇襲之後，《屈服》隨即成為敏感話題，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何出版社取消了所有的宣傳計劃，作者被警察部門迅速列入需要保護者的名單之中。不出意料，對《屈服》的激烈批判也隨之紛至沓來。總理瓦爾斯在恐襲後就立即宣稱：「法國不會"屈服』，我們不是維勒貝克。」Canal+頻道的書評人阿里·巴度（Ali Bad-dou）直接控訴維勒貝克的寫作是對穆斯林的挑釁。「這本書讓我作嘔，伊斯蘭恐懼症被稀釋在一本法國大作家的書里，而這本書通篇都是詆毀穆斯林的種族主義言論。」《讀書》雜誌的記者杜布斯認為，維勒貝克只是投機地選擇了一個大家深感焦慮的主題。「他所謂的政治虛構僅僅為讀者製造了一種幻覺。事實上，只不過是以前那些虛假挑釁的繼續。」在杜布斯看來，維勒貝克所有小說的主人公都是同一個人，有著一份小工作，正常的薪水，沒有愛好，沒有朋友，除了不確定的性關係和一些微不足道的習慣，沒有任何想法與慾望，在極端的虛無主義、對世界的冷眼旁觀與刻薄嘲諷中虛度時光。

無論怎樣的批評，也阻擋不住《屈服》的熱潮，至去年底，這本小說僅在法國的發行量已達七十萬冊。很快，維勒貝克便跳出國界，成為國際性的話題。與法語版同時推出的德語和義大利語版《屈服》同樣在三周後登上了這兩個國家暢銷書排行榜的首位。這種狀況在出版界、文學界是從前所未有的。評論家阿蘇利納（Pierre Assouline）說：「拋開對小說的評判，僅僅看它在歐洲的成功，我們便不得不承認維勒貝克的超凡能力，在幻想與荒誕的描述中，他對整個社會作了清清楚楚的透視。」當年十月，《屈服》英文版在美國上市。《紐約時報》不顧情面地評論道：「法國人真的需要時間才能明白《屈服》的真正價值所在。」美國媒體大多十分不理解維勒貝克會被看作是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e），對他們來說維勒貝克更多的是對今天法國的厭煩（franco-phobe），他所有的嘲諷都源自內心深處的鄉愁。

維勒貝克也曾在電視節目中為自己辯護，說他只是將內心中的景象描述出來，他不提供原因，只作某種展現。而且，讀者都有自己的判斷力，作家沒必要為他的讀者擔心，否則那就是文學的末日。他還說自己描述的景象還是在民主框架下的一種溫和的變革，桑薩爾的《2084》要比他悲觀得多。

末日，2084

「年度好書」的評選是法國《讀書》雜誌每年最重要的活動，它的權威性決定著它的影響力。年度圖書被分為十多個門類，包括文學、藝術、科普、生活等等，而「年度好書」只有一本，不受門類限制。2015年的「年度好書」頒發給了上文提到的阿爾及利亞法語作家布阿萊姆·桑薩爾（Boulalem Sansal）的《2084》。這一結果並不出人意料，《2084》自去年八月出版便在評論界掀起了一陣旋風，兩個月後它幾乎入圍了法國當年的所有文學獎項：龔古爾獎、雷諾多獎、聯合文學獎、費米娜獎，並最終捧得由法蘭西院士評選出的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

正像維勒貝克所說的，這本副標題為「世界末日」的小說比《屈服》中的景象更加令人窒息，如果說在《屈服》中，2022年，主人公佛朗索瓦還能保持著自己玩世不恭、冷嘲熱諷的心態。那麼在《2084》中，所有人都將生活在一種真正的宗教集權統治之下，「桑薩爾預見了一種極端主義的勝利，這並非海市蜃樓，他的描述儘管恐怖，但卻真實可信」。同樣是政治預言小說，這一點從它的標題就可以看出來（顯然是對喬治·奧威爾《1984》的呼應），桑薩爾比維勒貝克更加絕望，他將想像的邊界推得更加遙遠，《屈服》也許只能算是《2084》的序曲。

《2084》

阿萊姆·桑薩爾 著

在2084年，舊世界早已不復存在，曾經的一切被一場名為「戰車」的聖戰碾碎和消滅，其時整個地球都是「阿比斯坦」帝國的領土，而無邊無際的龐大帝國就在唯一的全能大神尤拉和他的代理人、先知阿比的統治之下。帝國監管著社會的各個領域，社會中的每個個體必須絕對遵循約拉律法，阿比斯坦構建在對單一神衹的狂熱與臣服之上，個人思想被全面禁止，人們要做的只是順從、遺忘、監視、忍耐、漠然，求知與思考都被視為犯罪，因為它們與異端相連，意味著將遭受酷刑與折磨。人們擁有新的語言（足夠的貧乏，以抵制思考）、新的食物、新的作息、新的穿著。這是一個駭人的奧威爾式的社會，除了朝聖，人的流動被完全禁止，居民只能生活在自己的街區，從事被指定的勞作，他們對此外的世界漠然無知，對他們來講阿比斯坦意味著永恆：它一直存在，而且將永遠存在下去。

書中，桑薩爾將阿比斯坦形容為「一個完美的世界，這裡沒有未來，有的只是過去和傳說，全部被收錄在一本創世奇談里；這裡只有一個永恆的真理，那就是全能的神衹。」桑薩爾雖然並未提及「穆斯林」或「伊斯蘭」，但他的影射卻清清楚楚，他所針對的就是穆斯林中極端原教旨主義的泛濫。這種泛濫觸動著整個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神經。就在小說出版幾周後，巴黎便遭受到新一輪的恐怖襲擊。儘管這並非為作者所願，但「恐怖襲擊」卻成為了《2084》一個完美的註腳。

事實上，《2084》的成功，除了作者觸及到了敏感的話題與時事之外，似乎還有其他更為複雜的原因。桑薩爾阿爾及利亞作家的身份和他不斷講述自己為了真理、為了未來棄官從文的經歷也為他贏得不少青睞。桑薩爾1949年出生在法屬殖民地的阿爾及利亞，受過良好的法式教育，獲得經濟學博士，曾經經商，也一度在政府中擔任高官。1999年，他棄官從文。由於對原教旨主義的不斷關注和批判，使他在阿爾及利亞成為一個「問題」作家，一個受到審查的作家。而在擁有六百萬移民的法國社會，對極端穆斯林的反思也被限制在政治正確的框架下。比如維勒貝克，就很容易被人扣上種族主義的帽子。桑薩爾這個有著穆斯林背景、來自穆斯林社會的作家，對自己族群和信仰的批判使他很容易在西方世界找到欣賞他的讀者與批評家。桑薩爾將自己的作品視作一口警世鐘，但這口鐘的聽眾並非是他家鄉的阿爾及利亞人，他要將它敲響給法國人聽。

向著東方的指南針

龔古爾獎的評委並不像法蘭西院士那樣，以捍衛法蘭西傳統與精英文化為己任，《2084》雖然進入了他們的初選名單，但這種對駭人聽聞的、有悖於西方價值的未來世界的批判性描述，最終並沒有獲得青睞。傳統上帶有左派傾向的龔古爾獎，似乎更認可作家馬迪亞斯·埃納爾（Mathias Enard）對於中東伊斯蘭世界的想像，以及他所提供的調和東西方矛盾衝突的方案。2015年的龔古爾獎頒給了這位有著深厚的東方學背景的作家的作品《指南針》。《指南針》的作者埃納爾出生在1972年，畢業於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主修波斯語和阿拉伯語，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在中東學習、生活和旅行，足跡遍布黎巴嫩、敘利亞、伊朗、土耳其。作為一個東方學家，他所有的著作，無論虛構還是非虛構，都侵染著東方色彩和背景。這本《指南針》也不例外，只不過更富有野心，表現得更加的博學，是集作者所學、所見、所思於大成的作品。

《指南針》

馬迪亞斯·埃納爾 著

埃納爾試圖回到面向東方的起點，重新構建起一種在西方社會中對東方的認知。因此，在《指南針》中敘述者一再追問：究竟什麼是東方學？這是否只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感念？這是否只是一種西方人的發明？然而東方從哪裡開始？它又從何處而來？它的地域幅員究竟如何？在小說的開篇，他寫到，「我們是兩個鴉片吸食者，各自都在自己的煙霧中，看不到外界的一切，孤立著，永遠不理解對方」。西方與東方二者間交織的迷霧不停地困擾著故事的主人公——一個年輕的奧地利音樂學家，弗朗茲·利特爾。如果我們讀過埃納爾已翻成中文的小說《和他們說說戰爭、國王和大象》（2015），對這種有意牽連起東西方世界的情節設置便不會感到陌生。

在維也納的一間公寓里，利特爾被諸如此類的問題糾纏著無法入睡。而小說也便是主人公人生中一次失眠的記錄，故事從夜晚23點10分開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點結束，持續了不到七個小時，可行文卻足足有四百頁。為病痛、失眠、旅行、死亡所累的利特爾，睡意不停地被思緒所打斷，他於是開始反覆地檢索自己的一生，自己為音樂和東方所著迷的生命。

他曆數那些歷史上東方學的大師，自己也儼然成為了他們的後繼者，一個研究西方古典音樂中東方元素的專家。他也引導者讀者和他一起在伊斯坦布爾、德黑蘭、大馬士革、阿勒坡漫遊，與這些東方學的探險家和學者相遇。「旅途」中一個身影始終伴隨在他的左右，這個人就是他思念的情人薩拉，一位正在婆羅洲古晉做田野調查的東方學學者。《西方與東方之間的他者觀種種》便是薩拉的論文題目。在音樂學家眼中，薩拉就象徵著東方，一個可遇不可求的他者，一個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邊的對象。

埃納爾說，當他寫作《指南針》時，哲學家列維納斯所描述的「他者」不斷浮現，他的寫作也可以說是「他者」理論的一種實踐。「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多年來就有的想法，我經常會思索那些關於他者的問題，那種源於自身中的他者，那些他者與自我間的限度與邊界。」就像利特爾研究的音樂，或者他所迷戀的姑娘，伊斯蘭所代表的東方與他自己所在的西方總是糾纏在一起的，我們很難將兩者條理清晰地區分開。解決東方的問題，事實上就是解決西方自身的問題，只有重新認識並接受西方自身中的東方，才能觸摸到西方世界的癥結，同時治癒東方的疾病。

不但如此，《指南針》並非只停留在想像與虛構當中，現實中敘利亞的戰事，恐怖主義的襲擊，西方大國的介入，種種消息也不斷回蕩在作者的行文當中。他在採訪中也一再地提及：「我們不能否認今天的暴力。要把它們記錄下來，要試著去理解它們，但重要的是要知道並非所有中東的阿拉伯人都是聖戰分子。」如今中東的局勢越來越牽連著整個歐洲的走向，敘利亞、伊拉克的殘局，極端主義的復興，恐怖主義的襲擊，戰亂難民的遷徙，每一項都變得與歐洲息息相關。西方世界似乎已經在疲於應對中失去方向，政策左右反覆搖擺，國家之間也相互推諉。《指南針》雖然並不能為西方社會提供現實的策略方案，但至少如它題目所標示的那樣指出了一個明確的方向。

復始，2016

2016年伊始，一月末的巴黎陰多晴少，雖然街上依舊人群熙攘，卻掩不住蕭瑟之感。來到共和國廣場，在瑪麗安娜塑像之下，兩個月來對恐怖襲擊中死傷者的紀念一直沒有中斷。鮮花、蠟燭、卡片、標語簇擁在一處，來憑弔的人默默佇立，然後靜靜離開。計程車行至伏爾泰大街，原本色彩艷麗、滑稽，戲仿中國風的巴塔克蘭劇院（Bataclan這個詞本身即指快樂嘈雜），如今大門緊閉，一片肅殺之氣——這是去年11月13日恐襲中最為慘烈的一處。幾條街之外，就是原《查理周刊》總部。偶然路過那裡，街上很冷清，編輯部早已搬離，只剩下牆上的一塊紀念銅牌。銅牌上刻著幾個法國最優秀的諷刺漫畫家的名字，他們在幾分鐘內被全部射殺。遭遇襲擊的「小柬埔寨」餐廳仍然在歇業當中，或許主人已沒有勇氣重新開張。走到它的總店、相隔兩三條街的「柬埔寨」餐廳，卻發現裡面人頭攢動、座無虛席，似乎一切如舊，世界照常運轉。然而2015年，對於法國來講終將成為一個歷史的節點，許多事情無可避免地改變，或者即將改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