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後果

06-18

（本文是十月革命座談會發言之一，作者金雁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十月革命的解釋體系面臨的困境

說我們都是「十月革命」的後代應該沒有什麼錯，這場在世界土地上1/6的革命過去90周年了，至今沒有令人滿意的詮釋體系。過去十月革命被說成是「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這話是托洛茨基說的，他下面還有一句話：「開闢了鐵與血的新紀元」，這個一般我們都不提），社會主義革命的普遍模式，以此為題材的著作以數十萬計。蘇聯僅1958-1959年就發表了7千部著作，多是內容重複的應景之作。就連搞十月革命史的明茨也說，沒有一部像樣的總結性著作。白俄學者說得更坦率，「每個獨攬大權的領袖人物，實際上自己就是歷史學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統治是最沒有歷史成果的，克倫斯基說「蘇聯關於十月革命的歷史著作都是贗品」。西方普遍認為「缺乏邏輯、太貧乏無力和殘缺不全了」，蘇漢諾夫等社會主義者認為「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總之，至今還沒有一部客觀的、科學的、接近於歷史真相的十月革命史。

二、為什麼能夠發生革命？

我認為，十月革命與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論述的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沒有關係，革命是突然爆發的。俄國是後發資本主義國家，1861年剛剛起步，進入20世紀還在慢慢爬坡，和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不沾邊，與最後的、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不靠譜。當時產業工人只有300萬，佔總人口3%，但是比較集中，絕大部分在彼得格勒、烏拉爾、中部工業區，彼得格勒有40萬人，佔12%，60%是集中在500人以上的企業，這在其它國家是少見的。在這樣的條件下，列寧創造了與馬克思不同的革命前提：馬恩認為建設社會主義需要高度發展的經濟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這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高一個層次的前提；而列寧把這個邏輯順序倒過來了，說馬克思說的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絲毫不排斥在發展的形式和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俄國就不是像經典馬克思主義那樣，先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建立起物質基礎，然後使上層建築與之適應，而是恰恰相反，先用革命手段取得社會主義，然後發展經濟趕上別國——理論上叫「逆向操作」。列寧說：「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在我國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新的文明呢？」過去說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其實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篡改馬克思主義。他本人當時對革命即將來臨也表示過懷疑，說「我們這些老頭子看不到未來的革命了」。他根本就沒有想到一國可以勝利，認為十月革命只是歐洲革命的一個導火索，沒有世界革命做後盾俄國革命是沒有辦法成功的。當時有一點說得不錯，十月革命「是各種矛盾的總爆發」。 1905年革命是一個關鍵。20世紀初俄國在農奴制改革以後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宗法式的農村公社與市場機制的矛盾越來越明顯。當時俄國有兩個總理大臣（維特和斯托雷平），荷蘭血統的自由派貴族維特（當過財政大臣和總理大臣）主張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相配套，他從03年開始修改農民立法；斯托雷平（1911年被民粹派暗殺）主張用警察方式以鐵腕解決農民問題，先搞經濟改革，他的典型語言是「哪裡富足了，哪裡就會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日俄戰爭失敗，國內的革命情緒大漲，維特忙於日俄合約在國外奔走，國內的保守派一度得勢，於是發生了「1·9流血星期日」。這一事件在社會上造成極大的影響，沙皇的威信掃地（以前俄國是傳統皇權主義的，沙皇一直是慈父的形象，「抑強扶弱」，是弱者的沙皇，「流血星期日」打破了人們對沙皇的幻想），緊接著革命爆發。為了調查1·9事件，沙皇命令成立由各方人士參加、工人占相當比例的調查委員會，「蘇維埃（совет）」一詞是古俄語（同拉達、杜馬一樣），來自於村社議事會的協商傳統，意即「以公眾的民主決策」為首選，立憲民主黨人提出借用這個古老辭彙命名新的人民協商機制——調查委員會，後來在05年革命中人們就用它命名群眾選舉產生的權力機構。蘇維埃存活了五十天。 05年革命當中，維特要求群眾運動克制、冷靜、在法律的程序下運行，只要給他時間，他一定會儘力而為，但是托洛茨基說，我們不需要沙皇的配合，維特的憲法是虛偽的，我們24小時就能喚起整個俄國。這樣使俄國的變革錯過了一個上下互動的絕好時機，沙皇下決心鎮壓，自由派右轉。05年革命是失敗了，但是沙皇也象慈禧一樣，鎮壓了戊戌變法，卻成為革命遺囑的完成者。所以沙皇公布了1905年10月17日法令，政治上開禁，允許杜馬存在（杜馬是以西方議會為設想的），給予公民言論自由、結黨結社自由等等，當然有一定的條件限制（比如工人的四十五票，農民的十五票，資產階級的三票，等於地主的一票），但是它畢竟拉開了這個閘門。二月革命是自發的。蘇漢諾夫說，「沒有一個政黨直接參加了革命的準備工作」。列寧是四月十七日回國的，托洛茨基是五月十七日，二月革命的時候他們都不在場。二月革命是因為麵包脫銷出現主婦們搶購而突然發生的事件。政權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轉到臨時政府和蘇維埃手中。二月革命在彼得堡死了6個人，全國一共死了1315人。正如列寧在幾個月後指出的，這次奪權是「輕而易舉的」。1917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彼得格勒蘇維埃是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統治著，由於孟什維克的組織要更好一些，又有有才幹的政治家，是能夠左右蘇維埃的「大夥伴」。但他們迴避了掌握政權，有兩點考慮：1、象05年革命中那樣，工人階級沒有經過訓練，管理不了國家；2、他們擔心極端的激進勢力會分裂進步勢力；3、按照馬克思的傳統理論，俄國正在進行的是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不能掌握政權。7月以後馬爾托夫提出過成立「民主主義政府」的建議。但是這並不排斥革命的先決條件在此前的奠定。杜馬是革命催生的合法母體。1905年沙皇迫於形勢的壓力批准了以「杜馬命名的俄國議會，它是以各國議會做楷模，具有在某些領域裡使君主和政府必須服從的力量，」 1905年8月6日沙皇政府頒布了由內務大臣布留根主持制定的《國家杜馬憲章》、《國家杜馬選舉法》，標誌著沙皇首肯了憲政改革的部分內容。1905年10月17日宣言以後，沙皇表示進一步發展普選法原則，召開國家杜馬，任何法律未經國家杜馬認可不得生效。沙皇政權披上了立憲的外衣，因此《10月17日宣言》被看作是俄國政治現代化與國家法制化的標誌，終於在專制制度上打開了缺口，俄國多年的立憲主張已經部分實現了。《宣言》以後出現了100多個政黨，社會主義政黨都浮出水面公開活動。此後十幾年是革命黨最好的演練時期，甚至可以說是沙皇的讓步為自己下台鋪平了道路，正應了那句話：「亡國之君一般是仁君、弱君」。沙皇提供的杜馬鍛煉了反對派的組織能力和宣傳能力，列寧說「沒有1905年革命，就沒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杜馬是革命的母體和掩護所。正如人們評價的，「任何一個不好的制度最糟糕的時候就是它開始自我修正的時候。」沙俄在經過搖擺、遲疑、時斷時續的19世紀以後終於在1905年革命之後開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修正，雖說晚了幾十年，但效果仍是極其顯著的。反政府的力量逐漸擴大。首先是分裂教，談十月革命時我們很少提到歷史最久遠的「分裂教徒」。早期俄國的東正教有很多的薩滿教、自然崇拜的成分，不像希臘正教那麼規範，自由度很大。1666年大牧首尼康進行宗教改革，嚴格按照希臘正教統一所有的宗教活動，儀式、聖書、頌詞、祈禱等，統一宗教的目的是為了強化中央集權，結果導致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分裂運動」，出現過幾萬人的自殺狂潮，大批人員從中央區逃離到北方凍土地帶，他們約佔人口的1/10。接下來幾百年他們就是為與沙皇抗爭而活著，每次農民起義當中都有他們的身影。這些人始終不認同沙皇，是俄國歷史上最早的反對派，而且文化程度比較高。分裂教派只有一個信念：我的勤勞，我的積累財富是為了弘揚真正的上帝，我不認同現在官方的東正教，東正教在民間。他們聚斂財富去資助教徒和一切反沙皇的力量。大家都在想布爾什維克那麼多年在地下活動，他們的經費從哪裡來的呢？其實很大一部分就來自於分裂教徒。分裂教徒和布爾什維克的聯合，使得布爾什維克可以在地下到處活動，到處都有老百姓掩護。十月革命的時候，分裂教徒達到1000萬人，這是一支多大的力量！著名的莫羅佐夫家族就是分裂教徒，1915年該家族的工廠中有6萬工人，私人資產在1億盧布以上。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的大本營普梯洛夫工廠就是他們家的，所以能夠把那麼多工人組織起來，就是因為廠主是分裂教徒，允許建工人組織，建赤衛隊，建反沙皇的力量。薩·季·莫羅佐夫與高爾基私交很好，05年革命呼籲廠主向工人妥協，要求集會、結社的權利，他自殺以後把財產委託高爾基的妻子捐獻給俄國社民黨（1918年6月整個家族的企業被全部沒收）。關於這筆錢還有一樁公案。那個時候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又不分，莫羅佐夫給的是整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沒指定給哪個派別，所以兩派都爭。高爾基跟列寧私交甚好，之所以列寧一直沒有跟高爾基發生衝突，這也是個原因（其實他給加米涅夫的信中經常說：「讓高爾基下去。」我們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時把這作為列寧主張跟工農兵相結合的例證，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他在給加米涅夫的信中說：現在我要向孟什維克動手，高爾基老在給他們求情，我又不能對高爾基怎麼樣，因為他在世界上有影響力，我們還要讓他爭取外援，爭取資金，他老待在首都我就沒法動手。所以「趕快讓他下去，只要他趕快離開首都去哪裡都可以」）。這筆錢最後一直鬧到委託第二國際考茨基、蔡特金、梅林三個人來掌管，其中考茨基向著孟什維克，蔡特金向著布爾什維克，最後錢還是讓布爾什維克拿走了。我介紹這個公案，主要想說明很多表面看冠冕堂皇的爭論（如布、孟政見之爭）掩蓋了其中有利益爭奪的因素。其次，波蘭人、猶太人、喬治亞人。布孟兩派雖然都是知識分子佔優勢（其中猶太人、喬治亞人、波蘭人數量很大，因為這三大民族在受壓迫的少數民族中知識分子比例和接觸西方的人最多），但是成分卻有很大的不同，在孟什維克中猶太人和喬治亞人比重很大，出席二大的57名代表中猶太人佔了25名。革命隊伍中猶太人多很容易理解，因為沙俄長期以來的排猶傳統，尤其是19世紀末尼古拉二世加大了打擊猶太人的力度，把猶太知識分子都推到了對立面（20世紀初沙俄有530萬猶太人）。至於為什麼他們在孟什維克中佔了絕大多數呢？孟什維克深受西方社民黨的影響，而猶太知識分子一貫同俄國以外的世界保持聯繫，他們往往定居在世界性強、包容性大的移民城市，生存的經歷使他們能包容自己隊伍里的不同意見，傾向一種鬆散的聯盟。1903年，孟什維克同崩得派（現代猶太語Bund，聯盟的意思，全稱是「立陶宛、波蘭、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建立了密切聯繫。崩得派的方案被否決以後退出俄國社民黨。幾年以後，崩得派的領導人總結經驗說，他們在組織上、思想上同孟什維克如此接近，這樣繼續分裂下去對雙方都無意義，1907年甭得再次加入俄社民黨，從此與孟什維克結盟，一直到十月革命兩派一直密切合作不分彼此，以至於無法把崩得的領導人同孟什維克的領導人區分開來（斯大林把孟什維克稱為「猶太幫」）。喬治亞雖是山地國家，但它並不閉塞，城市化程度是當時俄國中最高的，19世紀末城市人口就佔30%多，而且這個民族歷史上以反抗波斯、土耳其和俄國的統治而著稱。成功的無政府主義宣傳（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激進主義」）。在俄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進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繫。從這個意義上說，「巴枯寧是第一位俄國知識分子，沒有巴枯寧，就不可能產生別林斯基的左傾，車爾尼雪夫斯基也不可能成為傳統社會主義思想的繼承人。」由於俄國歷史發展中專制國家的農奴制壓迫形成的社會鴻溝以及分裂教派的偏執行為，導致俄國知識分子中的「社會責任感」和「力求極端」內在衝動的特點十分突出。19世紀40年代以文學批評為主導的整個過程都過於政治化了，與沙皇政府相對立而產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義、無神論中充滿了絕對化的血腥和虛無主義的無根基性。文化激進主義典型的口號是「不要調和！」它與社會激進主義遙相呼應，人人爭相與溫和、中庸對立，從否定國家到否定一切秩序，於是在俄國思想史上興起「旋風效應」，向激進主義每邁出一步，就伴隨著更加嚴厲的批判與否定。否定過程導致文化連續性的中斷與思想視野的縮小，官方對知識階層的打壓和禁令，賦予了思想蒙難者聖徒般的光環與榮耀，進一步促使青年人對激進主義產生更大的興趣，促成了革命黨情結。統治階級出於維護自己利益和對革命的懼怕實行反動政策，對革命者進行嚴酷鎮壓，又進一步導致革命情緒和行動的高漲，於是形成緊張對立的惡性循環。知識分子的政治激進主義、文化激進主義與民眾本能的社會激進主義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這是因為知識階層在上層改革需要糾偏的情況下缺位和民粹大潮湧起時的草率的引導促成了民眾的政治情緒和社會革命化。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社會情緒「激進化」和「雅各賓化」，政治緊張、民族緊張和社會緊張極大加劇，像膿瘡一樣在俄國社會積存了數十年，等待著瘡口破裂的一天。這給民粹主義化的布爾什維克黨提供了趁亂而起的機會，因為他們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則不具備感染民眾的能力，「在革命風暴中，採用溫和的、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原則的人是永遠無法獲勝的，民主原則對動蕩的革命時代是不適用的，革命時代總是那些採取極端手段的人、熱衷於鐵腕的人可以獲勝，只有專制才能結束混亂和無政府狀態。」俄國「革命民主主義」的稱呼不對，它只有革命沒有民主，革命的方向是明確的，社會主義革命，革資本主義的命。它即便有民主也是宗法性的「村社民主」，小共同體的民主，和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民主有很大的差別。它與自由主義的區別在於：1、反對溫和、漸進、非暴力，對托爾斯泰那種「用仁愛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持堅決反對的態度，這是19世紀70年代革命民主主義與托爾斯泰分手的真正原因；2、認為西方的民主是「虛偽的」，不如「人民專制」；3、反對資本主義，不承認它的進步性。它的致命點在於反對沙皇專制雖然很堅決，但是把舊時俄國理想化作為參照物，所以反掉了沙皇專制就會重建布黨的專制。車爾尼雪夫斯基反對現存社會的情緒十分強烈，列寧非常欣賞他摧毀舊制度的果敢和勇氣，十月革命前無政府主義與布爾什維克關係最密切，他們是抱著十足的決心推翻臨時政府的。十月革命後雙方差距的拉大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變了，而是布黨變了，無政府主義對自己的盟友非常失望：布黨在每一個領域裡恢復等級高壓控制，人民委員會在革命詞句下壓制爭取自由的行動，軍官不是選舉而是按照沙皇的軍隊原樣克隆了一個，工人也沒有按自己要求的那樣管理工廠，農民的地方組織被架空，或者是通過他們強制征糧。無政府主義也在鎮壓之列。無政府主義主張「破壞的合理性」。為了大多數人的幸福，給他們建立「天堂」，把「群氓」領出黑暗，拒絕做這一點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惡」，都應當無情地消滅。「破壞」現實就是掃除「惡」。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壞現實的衝動在俄國人看來是一種和諧的自然狀態，甚至不要求創造和建設，只要求破壞——破壞是創造的手段之一。經過幾個世紀的奮鬥，知識分子在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下變得焦慮、急迫和不計後果。無政府主義認為，新的社會制度當然要有物資保證，但它是通過破壞來達到的，只要從少數佔有財富的人手中剝奪這些財富，還給另一部分人，自然就獲得了物資保證。所以俄國知識分子「堅定有餘、寬容不夠」。文學界喜歡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如果掌了權，很輕易地可以成為「新沙皇」。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說，「革命如果需要我們可以再造一個沙皇」。托爾斯泰倡導的寬容是個例外，因此他為整個俄國知識界所不容，直至被開除教籍。19世紀後半葉，民粹派「恐怖主義」在俄國盛行，1874-1880年的6年間，沙皇流放的「民粹派恐怖分子」就達1.7萬人，他們宣揚「破壞的合理性」而不屑於做「溫文爾雅」的理論家，認為「幹革命」比「宣傳革命」要重要的多。僅在1905-1907年革命的兩年半時間裡，社會革命黨就搞了200多次恐怖活動，以至於這一時期，沙俄的政治苦役犯與流放者中，該黨成員佔了大部分。二月革命後帶有溫和色彩的孟什維克和「社民黨化」的社會革命黨都難成氣候（俄國的孟什維克就其思想淵源說，是最接近馬克思主義原本思想的一批人，它可以說是一直沒有「本土化」、「民粹化」的馬克思主義派別，但是在俄國也是最吃不開的人，到如今都沒有恢復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戰爭加劇了破壞的社會心理。俄國軍隊丟棄了前線，跑回了俄國，武裝的農民像一股狂潮湧回家園，沒有希望、沒有食品、沒有紀律，這是一個毀壞的時刻，社會在腐爛的時刻，社會在瓦解，在燒毀地主莊園的同時對地主進行殘酷的懲罰。軍隊的崩潰導致千百萬逃兵的出現和前所未有的犯罪的猖獗。戰爭使俄國的流氓活躍起來，戰爭又使流氓心理擴大，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數百萬士兵、水兵、逃兵和從德軍佔領區逃出來的難民，在這樣一個深厚的社會土壤上，無政府主義傾向迅速增長，軟弱的臨時政府不能有效的給予抵制。戰爭導致社會結構瓦解，使人民大眾冷酷無情地拿起槍桿，他們習慣了殺人不受懲罰，動搖了政權的權威，暴力法則取代了法律的威力。動亂時期的象徵就是到處都是帶槍的人，他們從前線回來剝奪地主的財產，國家處在農民和士兵暴動，醉漢們的無法無天和無政府狀態。所有這一切為實現「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這一荒唐口號創造了條件。秩序、保守、溫和、法律都成了罵人的話。列寧對孟什維克說，「群眾比你們左一千倍，比我們左一百倍，斯托雷平改革。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著村社和民眾的「保護人」的角色，當時的國策宣布：「村社是俄國人民的特點，村社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它是凝結俄國人民生活的水泥」。亞歷山大二世曾提出過一個著名口號，「俄國的一切不是為了強者，而是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當局認為，專制政權「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農民，農民是國家保守力量的支柱」。1905年以後，沙皇丟掉「抑強扶弱」的口號，放下了為「民」做主的旗幟，改而實行「保住地主，扶植富農，犧牲貧弱，分化農村」的改革（即斯托雷平改革），以明顯反道德的「原始積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國的資本主義道路。政治上專制主義的反動與經濟上自由主義的進步奇異地混合在一起，結果雖然有了「經濟史上的黃金時代（1907-1914年）」，農業生產的繁榮成為俄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現象，但是這場以權貴利益為出發點的改革同時也為自己種下了苦果，這就是「反對骯髒的進步」的十月革命。傳統的惰性再次發揮出它巨大的威力。斯托雷平不公正的經濟改革導致農民從沙皇的基石變為最大的反對力量。早在1914年，有一份著名的備忘錄就已經預見了未來的事態發展：他的起草者是極右的保守派杜爾諾沃，他堅決反對斯托雷平改革，認為太自由化、太西化了，這場改革如果再與戰爭聯繫起來，社會革命就不可避免了。「萬一失敗了，決不能忽視可能是敗在與一個像德國這樣的敵人的戰鬥中，一場最極端形式的社會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果真給他說中了，但是現在人們早已把這個老冬烘的警示忘掉了）。一戰前的「黃金時代」無人能夠否認，但它是以社會的緊張加劇作為代價的。二月革命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十分強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國有土地、大莊園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貴族自己不住在鄉下，而是由管家經營）。農民要求恢復公社的「斯托雷平農民」（獨立農民的另一種稱呼）的權威，重新確認農村公社。這種戰鬥精神是農村本身的內部源泉湧現出來的，雖說當時湧現出的「自發奪地鬥爭」，其實對「貴族莊園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經過農村公社來組織和協調的」。斯托雷平不但瓦解村社，還有一個措施給十月革命埋下伏筆——移民政策。經濟上這的確是一個不錯的辦法：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區過剩的人口，又可以發展西伯利亞等地的經濟。但是瓦解村社遭到農民反對（農民已經習慣用村社的「平均」來抵償自己的貧困），而移民不但遭到了當地的反對，由於組織不好又出現了「迴流」移民——一貧如洗和極度不滿的農民，成為十月革命中的中堅力量。考茨基有一句名言：「我們的政策不應優惠農民，就像不應優惠封建主義一樣。」農民越多，叛離馬克思學派的人就越多。斯托雷平改革促使農民反沙皇，向後看，與1905年革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說農民反資本主義使他們有了社會主義要求，其實是想回到過去的民粹主義要求，這也是很多人說十月革命是民粹主義大釋放的理由。一戰造成的外部條件。因為一戰，俄國20%的青壯男人都在軍隊里，1917年俄國總人口是15360萬，在海陸軍中服役的1100萬，佔全國人口的7.2%，軍人在國家的地位非常重要。俄國打輸了日俄戰爭不到十年又投入一場更大的賭博，到1917年俄國約有600萬人在戰爭中喪生、受傷、致殘、以及被俘，在2月-10月這段時間又增加了100萬。但是臨時政府不肯締結和約，和平成為首要問題。這越發加重經濟上的困苦和秩序上的混亂，「戰爭及其所造成的疲憊不堪的人民空前的困苦為爆發社會革命提供了土壤。」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理性溫和的政黨逐漸喪失民眾，擁護激進的社會政治變革的人增多，妥協、讓步、協商都成為貶義詞，在相互對立的兩端沒有迴旋餘地。布爾什維克學說中囊括了一切趨勢：工人的反資本主義情緒，農民的反私有制情緒，由於戰爭困苦而產生的反戰情緒，對公正的企盼和根深蒂固的集體傳統——布爾什維克的確從現實潮流中抓住了幾個關鍵問題。拖延戰爭結束和等待時局平靜進行政治社會變革的常識都會被民眾的浮躁急迫所否定，從1917年夏天開始，反戰的士兵開始自稱為「布爾什維克」，軍官的報告也把他們與布爾什維克等同起來。這時的「布爾什維克」等同於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的分化組合以及列寧為最高目的的多次調整。當時被革命形勢推向前台、成為俄國最強大政治勢力的，是兩大左派（當時通稱兩大「社會主義政黨」）——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這兩黨內部都有明顯分化：社會革命黨傳統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義」推進「人民專制」起家的極左黨，但這時它的主流已經在斯托雷平時代「社會民主黨化」，只有其堅持原教旨民粹主義的支派，即所謂「左派社會革命黨」還帶有「人民專制」色彩；社會民主黨本是傳統的「革命憲政」主張者，其中的孟什維克此時仍然持有俄國馬克思主義正統的革命憲政理念，而布爾什維克儘管已經在「超民粹主義化」的路上走得很遠，但仍然保留有社會民主黨傳統的「革命憲政」話語，其「激進」主要表現在不斷指責別人拖延憲政進程（列寧本人當時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認為「在自由的國家裡，管理人民是通過政黨的公開鬥爭以及它們之間的自由協議來進行的」）。在二月革命後的一段時間，列寧指責臨時政府拖延立憲會議選舉，但並沒有要求「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在蘇維埃中的影響也不大。後來他兩度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但其含義只是1：蘇維埃取代臨時政府來承擔籌備召開立憲會議的責任；2：排除以立憲民主黨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主導的「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亦即左派多黨聯合政府。他並沒有說要用蘇維埃取代立憲會議，相反他仍然強調蘇維埃只應該在立憲會議之前臨時掌權。因此，經過斯托雷平時代的政治分化與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後，傳統的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即俄國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之分野已經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戲劇性的分野：兩黨的各一部分（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結盟，反對兩黨各自的另一部分（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與社會革命黨主流）。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前者更多地體現了當年以民意黨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義或超民粹主義傳統，而後者更多地體現了當年普列漢諾夫開創的俄國馬克思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正統（但是在1917年內，雙方都還沒有脫離「革命憲政」話語）。以上各點，是十月革命得以爆發的基本背景或者條件。

三、1917年自由主義為什麼會被擠下舞台？

1905年革命是自由主義唱主角，列寧曾說「當時的杜馬是世界上和歐洲最革命的議會」，「立憲民主黨既能說服莊稼漢又能說服小市民，」主流是自由主義的。到了1917年，卻幾乎沒有了他們的立足之地，究其原因是自由主義向右轉。1、10月17日法令在沙皇的政治體制上打開缺口，自由主義對沙皇的讓步歡欣鼓舞，馬克拉科夫說：「儘管還有些不完善之處，但是比絕對專制前進了一大步，值得認真對待」。他們與孟什維克有相象之處：立憲民主黨渴望俄國民主化，孟什維克渴望俄國工人運動歐洲化；2、05年的暴動使他們感到暴民政治的可怕以及擔心革命的代價可能會把以前所有的文明積累摧毀。它逃離了天然的盟友，從05年的立場上向後縮，在保守派和革命派之間做出「第三條道路的選擇」，結果在沙皇的鐵板和革命的鐵鎚的雙重打擊下被打得粉碎；3、1915年沙皇在戰場上失敗以後，把更多的自由主義吸收進來管理國家，他們主張強化國家權力加強國防、防止革命，引起了人民的不滿；4、雖然他們一再強調要搞土地改革，又害怕社會變革會影響到軍隊的供應；5、他們對戰敗總結時認為指揮無能，因此要「擰緊螺絲帽」，而列寧認為是普遍厭戰，竭力瓦解軍隊和後方的士氣。自由主義者的聲音抵不過布爾什維克的有效宣傳；6、自由主義的渙散、教條、缺乏應變能力；7、對戰爭問題的考慮：不割地、不賠款、不與德國單獨議和，認為那樣做有損俄國榮譽與尊嚴，是對民主法國和英國的背叛，因為德國的勝利會導致君主制復辟和革命的滅亡；8、他們沒有想到危險會來自左面。立憲民主黨歡迎列寧回國，孟什維克為列寧與德國的關係百般辯解，他們曾設想，革命先推出溫和的黨，在群眾的壓力下推出極端的黨，以極端的黨對抗掉沙皇以後，極端主義是群眾厭惡的，理性溫和的黨將再次上台。臨時政府的無所作為有各種原因：社會和他們自己都缺乏充分的準備。他們希望通過法制渠道解決問題，希望聯合社會上的積極力量（協商模式、立憲會議），可是在排山倒海的政治自由的局面下他們做不到；臨時政府有「權力恐懼症」。用切爾諾夫的話說「先前的大多數革命都是激烈的爭權奪利的競技場，而我們俄國革命有時卻退化為爭取放棄權力、爭取將權力推到別人肩上的鬥爭」。另一些人認為在戰爭期間所有的黨派必須相互讓步結成神聖同盟。還有一些人認為，社會主義太年輕，如試圖執掌權力，就肯定失敗；對國家制度不尊重的氛圍。盧那察爾斯基在一封信中說「臨時政府根本不能勝任繁重的日常事務，它甚至連綱領都沒有」。立憲民主黨的領導成員迪爾科娃說「從3月到10月存在的臨時政府未建立任何政權，未制定任何國家措施和綱領，它把一切都推給了立憲會議」；過於依賴蘇維埃。「屈從於社會主義的目的」，拿不出有效可行的方案。李沃夫的臨時政府是不自覺幼稚的無所作為，策列鐵里的臨時政府是說服基礎上企圖理性的無所作為，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是想簽合約、先召開立憲會議、以國內問題作為借口的無所作為，孟什維克是死守「資產階級革命」教條的無所作為（早在幾年前孟什維克就制定了革命的理論：俄國經濟落後，社會主義條件不成熟，應該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條件，執政的應該是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要特彆強調的是，孟什維克其實是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俄國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被列寧稱為「教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的普列漢諾夫後來是孟什維克；世所公認的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普列漢諾夫建立的勞動解放社所有成員，除早逝的伊格納托夫一人外後來都是孟什維克；與馬克思、恩格斯有過交往的所有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參加第二國際1889年巴黎成立大會的全部俄國代表，凡是活到1903年以後的也都是孟什維克。由於以上的原因，自由主義終於在1917年被擠下歷史舞台。

四、並不「震撼」的冬宮之夜

在二月革命後直到1917年年底，包括所謂「十月革命」的前後，俄國政壇上的鬥爭焦點除了對外關係上的「和平」與經濟上的「土地」外，政治體制上就是儘快召開還是推遲召開立憲會議的問題。雖然蘇聯時期的官方史學聲稱那時出現了「無產階級的蘇維埃」和「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兩個政權並存」的狀態，然而實際上，二月以後相當時期內布爾什維克不但並未在蘇維埃中佔優勢，也並不主張「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而只是強烈指責臨時政府拖延召開立憲會議。甚至在他們控制了彼得格勒蘇維埃並據以發動推翻臨時政府的「十月革命」時，雖然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也只是把它作為革命措施，而並未宣布蘇維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當時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明確宣布：「工人和農民的臨時政府在立憲會議召開之前掌握國家政權」。他們繼續指責臨時政府終於宣布的立憲會議選舉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稱只有蘇維埃才能保證立憲會議選舉如期舉行。在十月革命前兩周，列寧指示布爾什維克控制的軍隊要給士兵放假，以便組織他們回鄉進行「關於立憲會議的鼓動工作」，爭取農民選票以便「在立憲會議中獲得多數」。在十月革命前夜，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工人之路》以通欄標題向人民發出號召：「把唯一徹底的和堅忍不拔的革命黨——布爾什維克選進立憲會議！」就在俄歷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宮、奪取政權後的次日召開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上，列寧不僅重申臨時政府不願召開立憲會議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強調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才是唯一有權決定國家問題的機關。他並且信誓旦旦地保證，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失敗，他們也將服從「人民群眾」的選擇。可見正如「土地」（廢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復農村公社）與「和平」（退出世界大戰）一樣，「立憲會議」在當時的俄國實際也是眾望所歸無人反對。各方爭論的似乎只是「快慢」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蘇聯時期被描繪為連續體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其實並不存在。從二月到十月，動蕩中的俄國實際共經歷了五屆黨派構成不同的短暫政府，其主導力量從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會主義者」，總的趨勢是一個比一個更「快」的主張者輪番得勢。十月之變產生的蘇維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個更「快」的主張者上台。實際上，這個變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經開始：俄歷10月24日，在各黨派召開的共和國預備議會上，社會主義者已佔多數但尚容納了幾個立憲民主黨人的克倫斯基聯合政府受到抨擊，兩大社會主義政黨提出議案，要求「通過一項法令把土地移交給土地委員會」、「堅決支持建議與盟國宣布和談條件並開始和平談判的對外政策」，這兩項要求與蘇維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與「和平法令」幾乎如出一轍。該議案以123票對102票被預備議會通過。此舉相當於對聯合臨時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沒有當夜的冬宮事件，它也將導致出現一個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而這正是布爾什維克在兩周前提出的主張。由於列寧的堅持，儘管中央委員會中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盧那察爾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對，布爾什維克黨還是退出了預備議會，並趕在「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出現前搶先奪取了政權。雖然布爾什維克採取的是類似軍事政變的手段，可是當時俄國處在非常時期，前五屆政府也並非經過全民選舉，而且期間還有「四月危機」、「七月事件」、科爾尼洛夫兵變等非常事件，與之相比，十月冬宮之夜「水兵與士官生的衝突」也不算多麼激烈。其實，在農民出身的俄軍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權主義和保守傾向的時代，「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並無軍官特權的「軍人知識分子」曾是俄軍中最富進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黨人事件以來他們一直是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後他們中多數還傾向社會主義——自然是民主社會主義。在反沙皇、甚至反對右翼自由派方面他們與布爾什維克並無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後初期自由派主導臨時政府時他們與布爾什維克關係良好，當時彼得格勒軍事學校社會主義者士官生聯合會經常請布爾什維克人士在他們舉辦的「社會主義理論講座」上作演講。只是在社會主義黨派主導聯合臨時政府後，由於不滿布爾什維克的「暴力傾向」，他們才成為「冬宮之夜」的「反革命」力量。實際上，這天晚上奪權與被奪權的雙方多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黨內同志」——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人，只是被奪權的最後一屆臨時政府成員多為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和主流派社會革命黨，而奪權的是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在一般人看來，雙方的差別還不如前幾次政府更替的雙方明顯。所以，儘管當時在彼得格勒的美國記者約翰·里德後來對「十月革命」的報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為題而聞名於世，但在當時，這場變革不要說對「世界」，即使對彼得格勒人而言也並不是多麼「震撼」的。起義當晚，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發布《關於臨時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稱：起義「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勝利。」而軍事革命委員會任命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政委別雷舍夫事後報告說：軍艦「在彼得保羅要塞打出信號彈之後發射了幾發空彈，準備視情況決定是否需要打實彈。結果無需如此，因為冬宮很快就投降了。」在赤衛隊湧向冬宮大門時，由冬宮的防衛長官帕里琴斯基親自打開宮門，並把他們帶到了臨時部長正在開會的地方。一直反對暴動的溫和派布爾什維克黨人盧那察爾斯基在當時的家信中也不無寬慰地記道：「事變竟輕易實現」，「暫時犧牲極少。暫時。」顯然，這場「暴力革命」幾乎是波瀾不驚地就成功了。而成功者當時也相當低調。蘇維埃政府當晚成立時自稱是「工人和農民的臨時政府」，人們也將其作為「第六屆臨時政府」來接受。應當說，支持布爾什維克當晚行動的人並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連布爾什維克黨內都有相當一批人反對以這種方式奪權。他們當然支持以一個對蘇維埃負責的政府取代臨時政府，但既然以蘇維埃的名義做這件事，總應該由蘇維埃授權。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實，「在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前夕就奪取政權，這一點我想誰也不知道。」於是正如盧那察爾斯基所言：「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甚至連國際主義者，都斷然抵制我們。市杜馬對我們十分惱火。市民、知識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這樣，……」「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膽寒的孤立」。但儘管如此，並沒有什麼人想採取實際行動與布爾什維克對抗。當時俄國人普遍相信，二月以來的革命形勢在動蕩中持續發展，而其目標就是立憲會議。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和會議的召開，將意味著「革命憲政」大功告成，俄國將出現一個全民選舉產生的、因而是有權威的而非「臨時」的民主共和憲政政府，到時俄國的政局就會走上正常軌道。可以設想，如果布爾什維克當時不是以召開立憲會議為號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憲會議，那它的奪權必然會「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五、「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劇變來自兩個月以後。原來列寧一直認為，選舉時誰執政，誰來召開立憲會議是至關重要的。顯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權在握的情況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傳鼓動工作，「革命憲政」會批准他所做的一切。縱觀列寧從1905年到1917年使用「君主立憲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立憲君主制」（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монархия）、「民主立憲制」（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革命立憲……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變化，把立憲制放在詞尾是為了強調「立憲」，用立憲作形容詞是為了強調「君主制」。「君主立憲」與「立憲君主」是同一制度的兩種叫法，意思相同但側重點不同：立憲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種，與其他的君主制並列在一起，君主立憲是把它看作立憲制的一種，是同民主立憲制並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時他對君主立憲還是比較稱讚的，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要內容，「俄國掀起的立憲運動，當代人還沒有看到過類似的當前這樣的政治活躍局面」，「專制制度不可能和這個階級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統治階級的利益是必要的」，「無產階級應當支持資產階級的立憲運動」，「無產階級的地位使它成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是極其有利的」。在這個過程中列寧還專門把「自由派」與「反動派」區分出來。孟什維克認為「召集立憲會議是革命的徹底勝利」。……十月革命當中，列寧多次說：「自由派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力圖使革命半途而廢，把君主制保留下來，由君主即舊政府來召集立憲會議，實現君主立憲制。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則力求把革命進行到底，徹底廢除君主制，由臨時革命政府來召集立憲會議，實現民主立憲制，即民主共和國。」然而事態發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爾什維克掌權的條件下，選舉按期於11月12-15日進行，25日大致的得票結果，布爾什維克獲得23.9%的選票，在703個席位中，只獲得163席，遠遠低於社會革命黨所獲40%的選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憲會議召開前最終結果揭曉：在總共707個席位中，布爾什維克得到175席，佔24.7%，只略高於最初結果。而社會革命黨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佔40席），孟什維克16席，立憲民主黨17席，各民族政黨86席，其餘幾個席位屬於幾個小組織。這就是說，布爾什維克在他們主持的這次選舉中只得到四分之一的議席，即使加上與布爾什維克結盟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列寧方面也只佔有30％的議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黨社會革命黨，即使不算它的左派，僅其主流派就佔有370席，已經明顯過半。顯然，布爾什維克輸掉了這次選舉，而且輸得很慘。其慘還不在於得票少，而在於這是在它當權條件下、由它組織的選舉。它沒有理由、而且的確也並未指責這次大選有什麼舞弊、賄選一類的污點。後來布爾什維克反對的理由只是說立憲會議的選舉是根據臨時政府的法律進行的，而這個法律現在已經過時。這個理由顯然太牽強了：既然這次選舉本來就沒有合法性，你為什麼又組織了這次選舉呢？考茨基也認為：「在立憲會議居於少數之後，才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其實布爾什維克在選舉過程中已經感到不妙，並通過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法令，授權那些選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願的地方的蘇維埃可以暫停選舉、召回已選出的代表並組織改選。然而，受到「革命憲政」思維影響的各地蘇維埃並沒有行使這一不得民心的權力。於是列寧的人民委員會政府又在立憲會議預定開會日（11月28日）前，以到達的代表太少為由宣布推遲會期。當天一些立憲民主黨人示威抗議這個決定，要求「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結果遭到嚴厲鎮壓。立憲民主黨事實上被取締，其當選代表或被殺被捕，或逃亡。直到一個多月後，立憲會議才在排除了立憲民主黨人的情況下於1918年1月5日召開。會前列寧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嚴，並調集忠於布爾什維克的軍隊進入首都。開會當天，布爾什維克代表建議立憲會議按人民委員會要求把權力交給蘇維埃並自行宣布解散，多數立憲會議代表拒絕了這個蠻橫的要求。布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遂先後退出會議。其餘多數代表在暴力的威脅下一直堅持到次日凌晨4時，終被布爾什維克調來的軍隊驅散。當天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即宣布解散立憲會議。這一天，主要由孟什維克組成的（聯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致全俄公民書》，這個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開頭、以「社會主義萬歲！」結尾的聲明指出：「立憲會議被以武力驅散了。……甚至早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打算做出解散立憲會議的決定之前，立憲會議就已經被解散了。布爾什維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憲會議，隨後便關閉了塔夫利達宮不讓任何一位立憲會議成員進入。只是在這以後，才要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布關於解散的命令。因為自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以來，蘇維埃的全部作用歸結為在『人民委員會』的決定上蓋上一個印章。沒有任何『蘇維埃政權』，有的只是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權，以及追隨他們的那些武裝隊伍的政權。」這一天，除布爾什維克以外的各社會主義黨派，即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人民社會黨還聯合發表傳單，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羅曼諾夫和特列波夫槍殺過要求召開立憲會議的工人。今天，當勞動人民經過12年鬥爭之後，立憲會議已由人民選舉產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為立憲會議而遭到自稱是工人階級代表的那些人的槍殺！」從此，「沙皇專制式的黑暗時代開始了。」「公民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被剝奪了。」「工人的旗幟被撕毀、被燒掉了。」與這份傳單類似，沙皇時代素來同情布爾什維克的左派作家高爾基，也在這一天激憤地寫下了《1月9日與1月5日》一文，嚴厲譴責布爾什維克的暴行。他也把當天發生的慘案比之為點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殺和平請願工人的「流血星期日」，並悲憤而又絕望地說：布爾什維克的「來複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羅莎·盧森堡說「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經強烈地要求召開立憲會議」，而十月革命後的立憲會議選舉又「是根據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進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爾什維克卻「毫無敬畏之念，乾脆宣布投票結果毫無價值」，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考茨基說：「蘇維埃組織優於普選，在於它更加專斷，它可以把一切它看著不順眼的組織排除在外」。「我們的布爾什維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歐洲普遍發生革命這張牌上，因為這張牌沒有拿到手，他們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權力，即實行專政來代替他們所缺乏的條件。」顯然，1月5日事件給俄國社會造成的「震撼」遠遠超過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冬宮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以來「革命憲政」進程的延續，斯托雷平改革的失敗就註定了自由派的失勢和社會主義者的上台，事實上這個變化在7月和9月兩次臨時政府更迭時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沒有冬宮事件，自由派徹底下野和「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的出現也是勢在必然。儘管布爾什維克的奪權手段招人非議，但既沒有馬上激化社會矛盾也沒有導致什麼反抗。克倫斯基政府已在冬宮事件前一天的預備議會上遭到實際上的不信任投票，產生「第六屆臨時政府」並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宮的克倫斯基等一些臨時政府領導人曾試圖組織反奪權，但因沒什麼響應者而不了了之。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控制的全俄鐵總等工會組織曾對布爾什維克的「政變」持異議，並威脅要罷工，但在立憲會議選舉如期進行後即宣布與蘇維埃政權和解。由於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稱俄國前途最終取決於立憲會議，人們也就在等待立憲會議結果的心態下大體平靜地接受了既成事實，這兩個月因而在傳統上被稱為蘇維埃政權「凱歌行進」的時期。但驅散立憲會議就不同了。它把「革命憲政」進程完全倒轉過來，成了革憲的命，堪稱是二月革命後俄國歷史進程的又一次劇變。按後來「列寧主義」的說法，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粉碎了「資產階級民主」。而按布爾什維克以外的其他社會主義黨派的說法，則是「民主革命」的毀滅和「專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種說法，這一變化作為「民主」與「專政（專制）」的對決都可謂超級「震撼」。你可以說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對派的立場）說是反革命，但唯獨不能說這變化的意義比十月事件小。蘇聯時期的黨史和歷史教科書總是說：「人民一致擁護解散資產階級立憲會議」的決議，這種掩蓋事實真相的烏龍說法實在是太難以自圓其說了：既然「一致擁護」何愁布爾什維克不能高票當選？既然要求「解散」為何當初去踴躍投票？既然「一致」為什麼內戰中任何人都高揚著「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的大旗？這顯然都是事後拿「人民」來給布爾什維克強權做遮羞布。事實上，所謂十月革命後相對平靜的政局，即蘇維埃政權「凱歌行進」的局面，正是在這場「一月劇變」後被打破的。俄國的國內矛盾自此迅速尖銳化，不久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殘酷內戰。關於這場內戰各種「官書」上有著許多定義，但是列寧1919年致羅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個坦率的說法值得一提：列寧認為當時的內戰是「蘇維埃政權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的鬥爭，即反對反革命立憲會議的鬥爭」，「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的世界性大崩潰，無論在哪個國家，沒有國內戰爭就不會有進步。情願者命運引著走，不情願者命運拖著走。」於是十月革命剛剛完成接著就演變成一場「骨肉相殘的國內戰爭悲劇」。從某種意義上講，內戰是一場圍繞「立憲」的戰爭，列寧政府的反對派最著名的口號就是「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而內戰中出現的許多反蘇維埃勢力也都以民主立憲為旗幟。包括大量的左派勢力，也在「既不要列寧也不要高爾察克」的口號下成了反對派，他們要求在「左派」專政與右派專政之外選擇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劇變」前的蘇維埃。「專政」與「民主」的衝突如此尖銳，以至於布爾什維克方面當時抨擊「民主」常常連「虛偽的」、「資產階級的」等限制詞都不用，乾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立憲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說法，並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時期」、「民主反革命緩衝地帶」、「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別」等一系列術語。「專政」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後的劇變乃至於斯！這當然不是說後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力量都是立憲會議的支持者或所謂民主派，而是說：二月革命以來人們期待的憲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動，打破了俄國社會當時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種矛盾都集中爆發出來。各支民主派（後來被稱為「資產階級民主派」，但當時布爾什維克更常稱之為「民主反革命」）都打出立憲會議的旗號反對布爾什維克，先後在伏爾加河流域的薩馬拉、烏法等地形成很大勢力，在喬治亞等地還建立了孟什維克領導的民主共和國。更嚴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後懾於當時人們對民主的認同而一時蟄伏的各種舊俄勢力，現在隨著憲政民主前景的破滅也堂而皇之地出來搶奪江山：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遺產憑什麼就是你的？「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局面於焉形成。繼「一月劇變」布爾什維克驅散立憲會議後，4月烏克蘭哥薩克首領斯科羅帕茨基驅散了二月革命後出現的烏克蘭議會（中央拉達），12月初軍閥高爾察克驅散了從伏爾加河遷移到鄂木斯克的立憲議會委員代表大會，二月革命後曇花一現的民主權威至此蕩然無存。而二月革命以來對「混亂的民主」不耐煩的人們，在混亂變成內戰後也就各立山頭「收拾殘局」。加上乘亂而起的民族分離運動、外國支持的勢力，俄國一時陷入了空前殘酷的兵燹戰禍中，數百萬人死於非命。……

1994年莫斯科高校出版社出版的《俄國政黨史》這樣評價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上的所作所為：他們「放棄了建黨時候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觀念、背離了他們原來追求的政治變革的目標，這是成為後來政治衝突和流血事件的根源」。 1917年2月開始的進程本來是由傳統專制向憲政民主的轉型，結果到1918年1月後演變成「專制」到「專政」之間一場改朝換代式的戰亂。繼1905年後俄國歷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實驗，就這樣以更慘痛的內戰以及內戰後的「專政」告終了。

據《十月革命座談會發言選編》(一)，五柳村2007年7月5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