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解讀安倍國際秩序構想：對抗中國 根源何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2017年第3期刊登文章《安倍政府國際秩序構想及實質簡析》，作者是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講師王金輝、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全文約1.8萬字。

王金輝、周永生認為，安倍政府的國際秩序構想，主要包括以價值觀外交為旗幟、創建海洋國家聯盟和維護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三個基本內容。這是其構建國際新秩序的三駕馬車，三者之間彼此關聯，相互依託。其目的是維護日本的既得利益，試圖由日本主導亞太和印度洋地區的未來發展，但損害了地區之內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它帶有很強的對抗性和針對性，是冷戰對立政策在新世紀的某種延續和翻版，實質是以國家實力為基礎，通過維持和組建國際政治、安全和經濟聯盟，謀劃地區和世界的領導地位，追求日本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現實主義外交與國際秩序架構。

王金輝、周永生在文章中指出，日本一直夢想建構國際秩序，二戰中曾提出過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二戰結束以後，日本加入了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陣營，走上了執行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立政策的道路。日本經濟迅猛發展，1988年其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經超過蘇聯，位居世界第二位，國家實力強盛。日本開始提出由自身主導並積极參与國際秩序建構的戰略考量。1990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樹提出建立日、美、歐三極為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構想。但是，由於日本泡沫經濟迅速崩潰，綜合國力無法支撐實現其提出的龐大目標，國際秩序構想隨之擱淺。此後，日本政府領導人在國際秩序構想方面長期保持低調，以追隨美國的國際戰略為主，基本上沒有提出獨立構建國際秩序的想法，即便民意支持率較高的小泉政府時期也是如此。

但是，到安倍執政以後，情況出現了變化。安倍政府重視利用日本現有的地位，實行積極、主動的對外政策，提出了全方位的「俯瞰地球儀外交」戰略為實現這一戰略，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第二次就職後，截至2016年2月，其共計訪問了86個國家和地區，出席了近400場峰會，外相岸田文雄則出訪了65個國家和地區，先後參加了604場國際會議（包括與104個國家的247場外長會議），試圖打造帶有日本特色的國際秩序。安倍第一次執政時就提出了「自由與繁榮之弧」的理念，第二次主政後更加強調構建具有日本特色的國際秩序。安倍政府的國際秩序構想，從政策層面體現在日本《外交藍皮書》之中。具體闡釋為：（1）鞏固日美同盟，（2）深化與周邊國家的合作關係，（3）加強經濟外交。在實踐中具體表現為：高舉價值觀外交旗幟，創建海洋國家聯盟和維護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三個基本架構。安倍政府的國際秩序構想地緣政治色彩明顯，對中國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其主要特點是對中國的孤立、包圍與遏制。

安倍政府的國際秩序構想，是日本國家的國際關係整體設計、安排，也是日本國家的外交實踐和政策推進。它具有多種理論基礎的支撐，並結合了日本自身特點和現實國家利益；既有理論和政策的繼承性，也有安倍本人及政府企圖糅合多種理論、追求最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的國際秩序的夢想和努力。

一、強調「價值觀外交」，強調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是冷戰時期兩大陣營意識形態鬥爭的翻版和延續

今天中國的快速崛起，在某種程度上挑戰了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和民主制度。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一直不為西方國家所認可，始終是它們詆毀和排斥的對象。安倍政府認為，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是目前人類社會最高的價值體系，日本已經擁有了這樣一個最高價值體系。因此，安倍在骨子裡帶有一種價值觀的傲慢。他之所以反覆強調這一價值體系，在於把中國等一些國家定義為它的對立面，進而為這些對立國家貼上標籤，醜化為獨裁、專制和暴政的國家，彰顯所謂日本的高尚和正義。這實際上是一種把自身打扮成高大上、把對方污衊為醜惡假的國際政治鬥爭伎倆，從而提升本國國際政治地位和樹立國際政治形象。至於本國是否真正達到了自由、民主和法治，對安倍來說，這是次要的問題。安倍政府強調的政治架構，主要是發達國家的政治模式，最重要的政治模式是所謂民主政治體制，再加上自由、人權和法治多重要素的補充與配合。在這些方面，日本本身屬於發達國家當中的優等生，強調這些要素，就是在強調日本的強項，發揮日本的長處。

安倍政府把自己打扮成亞洲民主政治的代表，對中國為代表的所謂「非民主政治體制」 國家試圖施加外交上和輿論上的壓力，並拉攏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進行包圍和打壓。日本巧妙地利用周邊國家對中國強大的恐懼、疑慮和防備，把印度、澳大利亞及一些周邊國家聚集在所謂共同價值觀的旗幟下，對中國進行黨同伐異。其主要目的是主動擔當在亞洲的反華先鋒，共同聯手制衡、打壓、遏制中國，藉助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契機，提高自己在亞太地區地緣政治中的地位。安倍的這種做法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色彩，是冷戰時期兩大陣營意識形態鬥爭的翻版和延續。

二、以價值觀聯盟為紐帶，建構海洋國家聯盟，擁有強大的海上武裝力量，控制海洋通道，擁有足夠的海上貿易船隻，進而實現本國的壟斷利益

安倍政府要建構的海洋國家聯盟，充分吸取了近代海權理論大師馬漢的思想：要控制世界，必先控制海洋；要控制海洋，必先擁有強大的海上武裝力量，有足夠的海上貿易船隻，進而控制海洋通道，從而實現本國的壟斷利益。安倍要建立海洋聯盟的主張和政策推進，幾乎是馬漢海權思想的日本翻版。2007年8月，安倍訪問印度在國會發表演說時表示，「作為海洋國家，日本和印度在維護海上通道安全方面有重要的利益」，「我們擁有共同的根本價值觀如自由、民主和對基本人權的尊重以及戰略利益」。「如果日本和印度以這種方法聯合起來，這個『大亞洲』將逐漸演變成一張覆蓋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大網，把美國和澳大利亞也包括在內。」

但日本深悉其國力有限，沒有實力主導和控制世界海洋。因此，安倍政府認識到，首先，日本要依靠美國的力量，它認為「日本和美國是擁有共同價值觀和戰略利益的強大聯盟，日美聯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的關鍵，它為維護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穩定與繁榮發揮著主要作用，日本歡迎美國亞太地區再平衡政策，未來兩國將密切合作，在該地區構建新秩序中發揮領導作用」。其次，通過海洋聯盟，聯合其他海洋國家，拉入澳大利亞和印度，利用南海地區與日本具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打造海洋國家聯合體，來實現日本主導海洋秩序的目標。通過把這些海洋國家聯合起來，將形成日本海上運輸通道的重要戰略支點和網路，有利於其控制海上通道，進而封鎖和阻遏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大陸國家。

作為一個海島國家，日本的海上軍事實力不可小覷。目前，日本海上自衛隊兵種齊全、裝備先進，是亞洲乃至世界最強大的海上力量之一。日本政府計劃在2017年度預算案中，將海上保安廳的經費提高至歷史最高的2100億日元（約合126.5億元人民幣）左右，將比上年度的1877億日元增加200億日元，主要用於新造數艘大型巡邏船。此外，日本海運發達，其船隊規模長期居於世界前兩位，2015年以4135艘、2.42億載重噸列世界第二位，其中干散貨船、液體散貨船和集裝箱分列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五位，特種船、雜貨船穩居世界第一位。從結構看，平均船齡僅8.1年、平均噸位5.8萬載重噸，分別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1年、高43%，長期保持了船舶技術的先進性。其中商船三井、日本郵船和川崎汽船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海運企業。

當然，安倍政府的海權目標是有限的，其野心還沒有大到要控制整個世界海洋的程度，其政策目標主要局限在亞太和印度洋地區，要實現的是區域海洋控制的目標。安倍政府企圖通過海洋聯盟來制約大陸國家，是近代地緣政治學尤其是海權政治理論在21世紀用於亞太、印度洋地區國際政治鬥爭的延續。其核心目標是，利用日本國家的海洋特點和海洋方面的長項，維護日本在亞太和印度洋地區的獨特國家利益。

三、維護由歐美日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主導國際經濟秩序

經濟基礎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要素。作為國際秩序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安倍無法忽略對這個層面的考慮。與21世紀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的蓬勃發展相對，日本經濟「失去了20年」。安倍作為日本的領導人，內心當懷著一種深層的落寞。他既對日本回天乏術的經濟感到某種無以名狀的失落，又對中國等新興工業國家的經濟崛起懷有疑懼。按照日本現有的力量，已無法阻擋新興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普遍崛起，只有讓世界經濟的發展重新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以發達國家壟斷的遊戲規則主導世界經濟的發展才能夠對新興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崛起發揮某種延緩、遲滯和抑制作用。因此，安倍號召發達國家重新奪回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政策邏輯。這種戰略構想和政策從本質上而言，是疑懼和敵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崛起。

安倍政府關於國際經濟秩序的構想與其「價值觀外交」緊密相連。2015年4月29日，安倍首相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指出：「亞太各國，儘管歷史背景各不相同，應在日本與美國的帶領下，建立起不為任何國家恣意左右的、公平、充滿活力、可持續發展的市場。在太平洋市場，知識產權不應受到侵害。不應對苛刻的勞動條件、過重的環境負荷視而不見。只有對這些說不，才能將自由、民主主義、法治，我們所奉行的共同價值觀向世界傳播並紮根於世界。」從安倍的這種表述當中人們可以看到，安倍的世界秩序構想不僅局限於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還包括市場經濟領域的價值觀。安倍政府要在市場經濟領域也佔有道義與價值的制高點，並以公平、充滿活力、可持續發展、知識產權不受侵害、不能有苛刻的勞動條件、不破壞環境的發展等作為發達國家衡量和審判發展中國家的標準與尺度。安倍政府的這些標準是有所指的，暗含了對中國等國家不符合這些標準的責難。日本推動TPP和日歐自貿區談判，意味著另起爐灶，重新確立新的世界經濟規則，把中國隔離在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之外。對於這兩個地區中的發展中國家，日本並不是想在經濟上與其打成一片，更主要的是要通過確立新國際經濟和貿易的機制，從而主導未來國際經濟規則和秩序。在今天經濟全球化，國家利益共生、共存和共享的背景下，面對中國的快速發展和振興，日本仍無法理性看待和接受這一事實，也反映了其狹隘的島國意識和對華的敵視態度。

此外，日本在對外援助方針上的改革，有利於日本獲得更多的國際項目，從而可以發揮日本經濟的技術、服務和經營強項，為日本企業贏得更多的國際商機，幫助日本確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主導地位。但從世界經濟的實際情況而言，國際經濟由發達國家絕對主導和控制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1900年前後，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當中的份額約達90%左右，2000年前後，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當中的份額約達60%左右，2014年，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中的份額已經下降到了45%左右。從大趨勢而言，發達國家的份額仍將長期地持續下降，這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大趨勢。中國和新興工業國家的崛起，就是發展中國家成長的突出表現，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也都出現了較大的改善。非洲國家正處在經濟已經起飛和起飛的前夜。奈及利亞、安哥拉等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都相對較好。發達國家想要完全主導世界經濟發展，不僅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安倍政府設想的維護以及重塑由發達國家完全主導和控制國際經濟秩序是不符合潮流的。

安倍政府的國際秩序構想，是以價值觀外交為旗幟組建政治聯盟，聯合相關海洋國家組建軍事聯盟掌控未來國際安全秩序，以經濟外交重塑國際經濟規則，維護髮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三位一體的架構。在這三個方面中，「價值觀外交」作為主線貫穿于海洋軍事聯盟和經濟外交之中，海洋聯盟為「價值觀外交」的實施提供重要安全保障，經濟外交則為其「價值觀外交」和日本實現充當海洋聯盟的領袖地位提供雄厚物質基礎。

安倍政府的國際秩序構想，實質是維護日本的既得利益，並在此基礎之上，試圖由日本主導亞太和印度洋地區未來發展的戰略架構及政策實踐。毫無疑問，這種戰略架構及政策實踐，有利於日本和部分發達國家，卻損害了地區內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儘管安倍政府在外交政策和國際戰略上不斷翻新花樣，倡導所謂「價值觀外交」、海洋國家聯盟、發達國家主導國際經濟秩序，拼湊戰略聯盟、菱形聯盟和開展「俯瞰地球儀外交」等，但萬變不離其宗，其本質仍然是西方發達國家一貫奉行的現實主義政策，即以本國實力為基礎，通過維持和組建國際政治、安全和經濟聯盟等手段，謀劃地區和世界的領導地位，追求日本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現實主義外交與國際秩序架構。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參考消息網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