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中東政策錯在了哪裡？

2013年 09月 07日 09:26 Walter Russell Mead《希伯來 經》(Hebrew Bible)一開篇就告訴我們，宇宙曾經完全是「空虛混沌的」。而今年8月，中東地區似乎回到了這種太古的狀態中：伊拉克局勢持續動蕩；敘利亞衝突的戰火已經蔓延至黎巴嫩，國際社會紛紛指責敘利亞發生的化學武器事件；此外，隨著埃及軍方打壓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和街頭示威者縱火焚燒教堂，埃及內戰一觸即發。曾被視為美國總統奧巴馬(Obama)在中東最親密夥伴的土耳其總理指責了埃及國內針對猶太人的暴力行為；而幾乎所有其他方面都認為美國應對此局面承擔責任。奧巴馬政府擁有宏大的中東政策。這一政策方向明確、制定周密並且實施有序。不過很不幸，美國的中東政策終究還是失敗了。美國的中東政策簡單明了：美國希望與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AK Party)和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這樣的溫和伊斯蘭黨派進行合作，使中東走向民主化。這樣的策略具有一石三鳥的效果。首先，通過與這樣的政黨結盟，奧巴馬政府能夠縮小穆斯林世界的「溫和中間派」與美國之間的距離。第二，通過向穆斯林展示追求和平、理念溫和的政黨才能獲得勝利，恐怖分子和激進分子能夠受到孤立，這將使他們在伊斯蘭世界中進一步被邊緣化。最後，這些得到美國支持的政黨可以給更多的中東國家帶來民主，進而改善那裡的經濟和社會狀況，並逐漸消除那些促使一些人加入狂熱恐怖組織的負面誘因。奧巴馬總統（我在2008年把選票投給了他）及其團隊希望這一新的宏大中東政策的成功能夠一勞永逸地向世人證明自由派民主黨人是制定美國外交政策的行家裡手。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任期內給公眾留下的糟糕印象就此將最終得以洗刷；鑒於公眾仍然對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時期外交政策帶來的麻煩心懷不滿，民主黨人在長期內仍將享有優勢，因為選民相信，民主黨更能在惡劣的局勢下領導美國。目前預測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的最終命運尚且為時過早；這位總統的任期還有41個月，另外，中東整體局勢再次發生劇變的幾率很大。然而，為了使中東外交政策取得更好的效果，奧巴馬必須對他的策略進行調整。通過對歷史的審視，現在看來白宮在中東問題上做出了五大誤判。白宮錯誤地解讀了其所支持的伊斯蘭政黨的政治成熟度和能力；它錯誤地解讀了埃及的政治局勢；它錯誤地解讀了自身的中東政策對美國與它最重要的兩個中東盟友（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關係的影響；它未能把握中東地區恐怖主義活動的最新動向；它還低估了不對敘利亞採取行動的代價。美國過去幾年的中東政策建立在下面這一信條的基礎之上，即中東地區相對溫和的伊斯蘭政治運動具備有效運作政府的政治成熟度和行政能力。從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的狀況來看，這個信條被證明是正誤參半的：直到不久以前，土耳其總理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不管他曾經犯過怎樣的錯誤——似乎一直都在以相當有效及民主的方式管理著土耳其。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埃爾多安政府逮捕記者，支持針對政治對手的可疑指控，對敵對媒體進行威脅並殘酷地鎮壓抗議者。正義與發展黨領導層的核心成員看起來越來越狂熱了，他們甚至指責猶太人、念力以及其他神秘力量是其面臨的麻煩日益增多的原因。埃爾多安曾被奧巴馬總統視為他在全球領導人中最好的五位朋友之一，奧巴馬還曾讚譽他是「一位在一系列廣泛問題上的傑出夥伴和朋友」。時過境遷，由於埃爾多安聲稱以色列是導致埃及前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med Morsi)下台的「幕後黑手」，因此埃爾多安受到了美國政府的譴責，美國政府指責他的反猶言論「令人反感」。不過，和穆爾西相比，埃爾多安則是代表了有效管理和明智政策的俾斯麥(Bismarck)式的人物。顯而易見，穆爾西和穆斯林兄弟會並沒有為全盛時代做好準備；他們未能理解自身權力的界限，無力應對處於困境中的經濟，他們對國家的管理既不適當也不系統，以至於數千萬名埃及民眾對推翻穆爾西政權的暴力政變紛紛拍手稱快。執著於陰謀論的妄想狂和無能笨蛋構成了美國宏大中東政策的薄弱基礎。我們本可以用幾乎其他任何方式與土耳其和埃及的領導人打交道，但是與他們結盟看起來是並不明智的。白宮以及美國外交政策領域的很多其他方面在中東問題上還犯了另一個關鍵性錯誤：他們從根本上誤讀了埃及政治變局的本質。就像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將法國大革命誤讀為一次類似於美國獨立戰爭的自由民主運動一樣，華盛頓方面也曾經以為埃及局勢是「向民主轉型」的表現。不過，事情絕非如此。埃及變局的起因是：埃及軍方認為年事已高的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企圖傳位於自己的兒子，把埃及從軍方主導的共和國變成君主制國家。埃及軍方對此進行了反擊；當埃及出現動蕩後，軍方並未對穆巴拉克政府的倒台採取干預舉措。實力遠遠超過聒噪的自由派和拙劣的穆斯林兄弟會的埃及軍方，現在已經為恢復埃及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就踐行的政體採取了行動。現在，大多數自由派似乎已經明白，只有軍方能夠保護他們不受伊斯蘭主義者的攻擊，伊斯蘭主義者也已經明白，軍方仍然掌控著局面。當這些事件發生時，歐美國家全情投入，並試圖推進事實上並不存在的一種民主轉型。下一個問題是，奧巴馬政府誤讀了它選擇的中東政策可能將對美國與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關係的影響——奧巴馬政府還低估了在這兩個國家心懷不滿的情況下，美國在中東的命運將會變得多麼悲慘。與以色列關係的破裂來得較早。在初期那些難忘的日子裡，也就是奧巴馬總統被媒體盛讚為當代林肯(Lincoln)和羅斯福(Roosevelt)的時候，白宮相信它能夠敦促以色列宣布完全停止定居點建設，以重啟巴以和談。這一提議遭到拒絕是奧巴馬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的首次重大並且公開的失敗。並且，其他失敗還將接踵而至。（在過去的兩年中，奧巴馬政府一直在努力修復美以關係；這一努力獲得了一定成效，本可以在2009年啟動的巴以和談目前終於得以展開。）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的破裂在時間上稍晚，並且這似乎也在白宮的意料以外。通過與土耳其和穆爾西領導的埃及的結盟，白宮淡化了其在中東地區的沙特政策，並支持了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爭奪外交影響力的嘗試。很多美國人並不了解沙烏地阿拉伯是有多麼反感穆斯林兄弟會和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者。並不是所有的伊斯蘭主義者都能一概而論；沙烏地阿拉伯一直都認為，穆斯林兄弟會是遜尼派世界中的危險敵人。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重現奧斯曼往日輝煌的雄心（當時遜尼派的中心在伊斯坦布爾）是對沙烏地阿拉伯地位的直接威脅。卡達及其喉舌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積極向土耳其人和埃及人提供金錢、外交以及宣傳方面支持的做法令沙烏地阿拉伯越來越氣惱。鑒於美國對上述軸心國的支持——以及美國並未在意沙烏地阿拉伯有關伊朗和敘利亞問題的警告——利雅得希望抵制而不是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沙烏地阿拉伯與埃及軍方聯手反對穆爾西的疲弱政府，為沙烏地阿拉伯提供了打擊卡達、穆斯林兄弟會、土耳其和美國的絕佳機會。第四個問題是：奧巴馬政府似乎低估了鬆散的恐怖活動和恐怖組織的生命力和適應性。擊斃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是一次重大勝利，但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核心基地組織(al Qaeda)的有效清剿絕對稱不上是對基地組織的致命打擊。如今，捲土重來的恐怖活動在利比亞-馬里戰場、奈及利亞北部、敘利亞、伊拉克、葉門和其他地方都進行著猖獗的活動。對恐怖分子來講，8月份美國關閉20個外交機構是一次重大的精神勝利，這顯示出他們仍然有能力對美國的行為方式產生重大影響。與奧巴馬總統曾經的設想相反的是，我們的敵人招募成員更加簡單、鬥志更加昂揚，獲得資助也更加容易了。最後，出於對敘利亞進行干預所需成本的合理擔憂，奧巴馬政府未能儘早預計出置身事外可能令美國付出的代價。隨著戰爭越拖越久，人道主義代價已經達到了非同小可的水平（即使利比亞未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預，那裡的情況也會比這裡好得多。），民眾以及宗教派系間的仇恨已經達到了刻骨銘心的程度，以至於更多的流血事件、種族和宗教清洗運動幾乎註定將會發生，此外，動蕩的局勢已經從敘利亞蔓延至伊拉克、黎巴嫩，甚至土耳其。所有這些問題都將隨著戰爭的延續愈演愈烈，但是美國出兵干預敘利亞的難度和成本幾乎每天都在增加。不過，除了上述問題，未能及早干預敘利亞局勢（當「幕後操縱」很可能成功的時候）相當於將勝利果實拱手送給了恐怖分子和由俄羅斯、伊朗構成的軸心國，並且已經嚴重損害了奧巴馬政府與重要盟友之間的陣線。俄羅斯和伊朗支持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奧巴馬呼籲推翻阿薩德，但卻未能夙願得償。對於中東各國首都冷酷的現實主義者來說，這毫無疑問地證明了美國總統的極度軟弱。奧巴馬未能抓住俄羅斯和伊朗原本擔憂的美國在敘利亞輕而易舉地取得勝利的機會，這隻能歸咎於奧巴馬的過失。這很危險。就像在美國豬灣事件失敗和不成功的維也納峰會後，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斷定肯尼迪(Kennedy)總統軟弱無能，並繼而在古巴問題和柏林問題上對這位美國總統發起挑戰，現在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和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也相信，與他們打交道的是一位優柔寡斷的美國領導人，並且正在根據這一點調整他們的政策。赫魯曉夫冤枉了肯尼迪，奧巴馬的敵人也同樣低估了他，但是在他們改變觀點前，這種輕視可能會帶來危險局面。如果美國的敘利亞政策讓俄羅斯和伊朗小有斬獲的話，那麼它對恐怖分子來說簡直是天賜之物。戰事拉長已經讓恐怖分子和極端組織將自己塑造成為了對抗什葉派的遜尼派領袖。由他們的殘暴行徑和在伊拉克的慘敗給其名譽帶來的恥辱已經被雪洗，他們在敘利亞展現出的勇氣和理想主義反而提升了他們的形象。在過去十年中基本被切斷的、海灣地區富有的資助渠道和 戰組織(Jihadi)之間的財務紐帶已經重建並恢復了起來。數千名極端分子正在接受訓練和教導，他們不久後將帶著新技能、新想法和新人脈回到自己的祖國。敘利亞的這種發展看起來比阿富汗原本 戰力量的發展還要危險得多；阿富汗位置邊遠並且（被大多數中東人認為）是蠻荒之地。敘利亞位於中東地區的核心地帶， 戰活動的擴大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當前局勢的一個有趣之處在於，當美國的外交政策在中東地區遭遇一次又一次挫折的時候，美國三個最重要的昔日盟友——埃及軍方、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績，在與美國政策相悖的時候，每位昔日盟友都令美國折戟沉沙。結盟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成功上發揮了重大作用；應對目前意見不一的中東盟友可能是奧巴馬政府現在收復失地的最佳希望。在奧巴馬政府努力在動蕩的中東地區收復失地之際，它必須吸取過去四年半取得的經驗和教訓。首先，盟友很關鍵。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軍方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地區盟友的原因是，他們不僅與美國擁有共同的戰略利益，而且他們在地區事務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穆斯林兄弟會以及中東小國就沒有這樣的優勢。如果這三大勢力能夠和你並肩作戰的話，那麼事情往往都會進展得相當順利。如果他們當中的一位甚至多位試圖和你作對，那麼痛苦將隨之而來。奧巴馬政府已經為重建與以色列的關係作出了必要的艱苦努力；它還需增加對埃及軍方和沙烏地阿拉伯王室利益的關注。這樣的關係並不意味著拋棄美國的核心價值觀；而是意味著認識到美國力量的不足，並在我們孤立無援、無法成功的情況下尋求增加盟友。第二，反恐戰役要比我們預計的艱苦。我們的敵人較以前分布得更廣，人數也更多了，並且目前的暴力 戰已經改變了其訴求。在阿拉伯世界、部分非洲地區、歐洲和美國，一系列復興及創新運動目前正在尋求實施破壞的機會。相信通過消除貧困、落後、獨裁或引發這一問題的其他「根源」能夠使其得到解決的想法可以稱得上痴心妄想；我們無法在與中東政策相關的時間框架內消除這些根源。一場惡戰正在等待著我們。美國總統必須為長期鬥爭奠定民意基礎，而不應該寄希望於安撫民眾使恐怖威脅降至最低。第三，現在必須把焦點轉向伊朗。使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連接在一起的紐帶正是對伊朗實力增長的擔憂。建立並實施一種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都支持的伊朗政策將有助於奧巴馬總統重塑美國在中東的地位。這很有可能意味著更強勢的對敘利亞政策。在中東設定規則，但是對違反規則的行為不聞不問不會重建外界對白宮的信任。奧巴馬總統目前面臨的形勢與當年卡特總統在蘇聯入侵阿富汗時面臨的形勢類似。塑造奧巴馬外交政策關鍵因素的預設還未得以確定；時代已經發生了巨變，因而政策必須進行調整。奧巴馬是一位出色的領袖；他的舉動將受到世界的關注。（本文作者是巴德學院(Bard College)國際事務與人文學科教授，他還是《美國利益》(American Interest)的特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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